第二节 理论及文献回顾

一 国外的理论及文献回顾

“创新理论”由熊彼特（Schumpeter, Joseph A. , 1912）首次提出并用于系统研究经济发展的实质、动力与机制，探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模式和周期波动，预测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强调生产技术的变革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把这种“创新”和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看作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特征，并把创新赋予企业家来完成。于是，熊彼特将技术进步、企业家活动和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在研究方法上，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理论的重大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支理论上：其一是Nelson和Winter（1982）开创的、用演化的视角关注异质性及结构变迁的演化新熊彼特主义理论；其二是以Romer（1986, 1990）和Aghion与Howitt（1992, 1998）为代表的，在新古典框架下纳入水平产品创新或垂直质量改进过程的熊彼特主义内生增长理论，即新古典熊彼特主义增长理论（Mulder et al. , 2001; Alcouffe & Kuhn, 2004）。

1．演化新熊彼特主义的创新理论

20世纪初的马歇尔以及美国制度学派代表人物凡勃伦等曾主张用进化的思想来解释经济变迁，熊彼特也认为其所描述的经济动态发展是一种进化过程。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市场竞争与生物学自然选择过程类比的争论（Alchian, 1950; Friedman, 1953; Winter, 1964）使经济学的演化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Nelson和Winter合著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1982）出版之后，演化经济学才正式形成。该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熊彼特理论的启发，因此也被称为新熊彼特主义经济理论。

演化经济学认为，从新奇产生到转化为创新，最终成为推动经济体系增长的动力，这一过程不但是历时的，还跟特定的空间维度有关。空间是影响从新奇到创新产生与扩散的一系列社会、文化与制度环境。国家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则是围绕着创新在空间网络中表现的特征进行研究的。

国家创新体系是Freeman（1987）在研究日本经济增长和技术追赶成功的原因时提出的。按照他的定义，国家创新体系是公共和私人部门之间的机构网络，其中包括政府、企业研究与开发、教育和培训、独特的产业结构等四种要素。在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和产业集聚的背景下，国家在经济、科技创新等方面的重要性相对弱化，而区域的重要性却日益凸显，区域创新体系逐渐替代了国家创新体系而成为主要研究对象和实践基础。

从区域创新的角度来看，新增长理论的不足是没有明确的创新网络特性，而研究的只是单个企业的创新行为；也没有把创新与某个区域的特定因素联系起来，而是把创新行为作为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现象来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日益全球化和地区化的背景下，新经济的浪潮席卷全球。特别是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的突出表现，再一次使创新成为焦点。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研究创新行为时研究者开始从单个企业创新的研究转向某个地区或区域的网络化创新行为的研究。

Feldman和Florida（1994）总结了这种区域创新行为的研究，他们认为，创新行为研究的地理的、组织的和经济的视角可以分为三个流派：第一种研究的是R&D投入与技术产业的地点选择及其空间分布问题。这个学派的一些学者认为这些技术产业的集聚与其说是计划和有意识的战略选择倒不如说是偶然的、意外发生的“历史事件”。在这个流派里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如Nelson（1993）、Lundvall（1988, 1992）、Freeman（1992, 1995）等。第二种是以大量案例分析来阐述区域创新复合体（Regional Innovation Complexes）的本源及其发展。Feldman和Florida指出单个案例分析的缺陷是无法从创新的地理视角更广阔的概念来发现一些普遍意义，尽管案例分析从企业层面的创新分析转向了社会化的创新过程分析。第三种研究的是在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地理集聚（geographic agglomeration）的作用。地理产业化（geographic industrialization）的概念表明了技术变革和产业发展过程的实质是一种空间过程，创新是特定地方的资源、知识等要素和人力资源集聚产生的结果，而不是单个企业产生的结果。

这种结合的方法，集中体现在近年来国际上关于区域创新系统的研究里面。Autio（1998）指出区域创新系统包括两个子系统：应用和开发子系统，主要是关于企业的（尽管不仅仅是企业）；生产和扩散子系统，主要是有关公共组织的，如大学、研究机构、技术转化组织和负责区域创新计划和政策的区域和地方管治机构等。国际上对于区域创新的分析，Cooke是个代表人物。Cooke（2001）指出区域创新系统的五大要素：区域（region），这是从介于国家和地方之间的层面——区域层面或中间层面（meso-level）来研究创新系统；创新（innovation）；网络（network），指系统内各个实体互惠信任的客户关系和合作关系的总和；学习（learning），这是制度性的学习（institutional learning），即厂商和创新组织的学习需要或伴随着制度变革、文化变革、规则和习惯的变革等；互动（interaction），指的是厂商和系统内其他创新组织相互之间关于创新的正式和非正式协商和沟通的常规方法，以便它们能够联合起来学习和探索具体思想、实践集体和个体的经济和商业活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Cooke（2002）指出，成功的区域经济包括以下一些重要的共同之处：集聚经济、制度化的学习、联合管治、邻近资本和互动的创新。

创新体系的理论对一些国家的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根据传统的观点，创新是一种公共品，政策的侧重点是对创新进行补贴。根据创新体系理论的观点，各种创新主体之间，以及在科学生产领域的科学家之间、大学和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最终决定了新知识、新技术产生的速度和方向，因此，政策的侧重点转向关注相互影响的创新主体创造新技术的能力和提升经济体系将创新成果付诸应用的能力。目前在创新体系方面出现了的研究成果主要是理论推测和经验研究的混合体，有待发展出统一的理论及方法论框架以供进行系统的经验研究。

2．新古典熊彼特主义的创新理论

演化新熊彼特主义力图把存在于经济组织、决策规则、商品及生产方法中的多样性和适应性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探索其演化过程的机制。与此相对照的是，在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分析那里，这些问题仅仅被当做给定的前提。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思路下，偏好、消费集合、技术和制度等因素是外生的；而根据演化经济学的观点，经济体系在运行过程中就会引起偏好体系、技术、制度环境等初始条件的变化。因此，经济研究不应局限于分析既定经济条件下的均衡状态，而应探讨旧的体制如何被打破和新的框架如何被建立的问题，并在这种创造性破坏的基础上研究经济变迁和评估社会福利变化。

Romer（1990）开拓了关于内生技术变化增长思路的研究，此后，Grossman和Helpman（1990）, Aghion和Howitt（1992, 1998）, Segerstorm、Anant和Dinopoulos（1990）从不同的侧面推进了这一研究思路，把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模型化，从而形成了新古典熊彼特主义增长理论。这样，在新古典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内部发展出了表达内生经济变迁思想的熊彼特主义经济理论。在这些模型中，技术进步是有目的的R&D的结果，而且这种活动以获得某种形式的事后垄断力量作为奖励。这些模型的共同之处在于：技术进步或创新是企业有意识的R&D投入的结果；而创新的垄断利润为企业的R&D投入提供了市场激励；长期的经济增长率取决于经济中投入的R&D资源。

R&D模型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产业组织理论中Dixit-Stiglitz模型（1977）对规模收益递增及不完全竞争的简洁处理。D－S生产函数的形式为：

其中，xj表示第j种中间产品的产量，代表物质资本总存量。

这一函数形式最早被理解为一种效用函数（Spence, 1976; Dixit和Stiglitz, 1977），描述了消费者偏爱多样化的消费，表示消费品品种的增加将导致消费者效用水平的提高。Aghion（1982）将D－S型函数理解为一种生产函数，描述了中间产品品种增加可以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过程：当不存在技术进步时，即中间产品品种n固定不变时，最终产出Y是关于资本和劳动L的一次齐次函数，资本积累的上升将导致其边际产出递减；当存在技术进步时，即n不断增加时，由于不同中间产品相互独立，技术进步提高了资本的收益率，使最终产品的生产呈现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

以R&D为基础的增长模型主要有两种：一种为将创新理解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种类增加的水平创新模型。另一种为将创新理解为产品质量升级的垂直创新增长模型。代表性模型为：Romer的“内生技术变化增长模式”; Aghion和Howitt的“熊彼特式创造性破坏技术变化增长模式”; Grossman与Helpman的“产品质量阶梯内生技术变化增长模式”。

在Romer的模式中，知识或技术是经济主体利润极大化的投资决策的产物，具有非竞争性和部分非排他性。这种知识以产品设计的形式出现，并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进入生产：第一是新设计可以用来生产新的中间品，从而提高最终产品的产出；第二是新设计具有溢出效应，从而提高研发部门的知识积累。由于创新以新的中间产品表示，而新中间产品与原有的中间产品之间既非互补关系，亦非替代关系。因此，创新的外部性主要是对于新知识生产的正的外部性。Romer模式的另一个重要突破为，在中间品生产部门引入垄断力量，解决了垄断力量与完全竞争准则相悖的传统观点，建立了一个垄断竞争的均衡模式。

Aghion和Howitt模式扩展了Romer对水平产品创新的研究，引入产品质量提高的垂直产品创新。该模式继承了熊彼特关于增长是一个创造性破坏过程的基本思想，认为创新不仅有正的外部性，同时还存在负的外部性，即新产品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旧产品的淘汰。一方面，创新增加了知识的存量，提高了新知识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创新使原有的知识过时，对现有的知识所有者具有负的外部性。同时，两个连续创新之间的时间间隔是不确定的，研究过程的不确定性使增长成为受困扰的过程，但增长是受扰动而又随时保持均衡的过程。据此，Aghion和Howitt预见，平均增长率和增长率的差异是创新规模、技能劳动禀赋和研究生产率的递增函数，是有代表性的个人时间偏好的递减函数。

在Grossman与Helpman的模式中，经济增长源于中间品质量阶梯的不断爬升。在众多产品中，每一种产品都有一个随机爬升的质量阶梯，这种爬升在部门之间是不均匀的，质量爬升的成功与企业家的研发努力成比例，而研究是对利益刺激的反应。成功的创新者可以获得垄断利润但也终止了前一任研究者的垄断利润，因此垄断地位是暂时的。这种对垄断利润的追逐及其暂时性刺激了产品的更新换代和经济增长。Grossman与Helpman考察了资源基础、创新、国际贸易与长期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协调了水平产品创新和垂直产品创新的互动关系，为理解内生增长的微观机制提供了诸多见解。

3．新熊彼特主义中的演化和新古典思想的融合与完善

演化熊彼特主义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熊彼特主义增长理论都发展了熊彼特经济变迁理论的主要思想，两种模型有着重大的差异但也存在不少融合。

在研究方法上，新古典熊彼特理论在描述创新过程时偏好强一致性的数量模型，因此舍弃掉了一些个体现实因素；演化新熊彼特理论信奉创新过程的微观复杂性，并采用了较为折中的方法。

在创新机制上，演化观点认为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是众多系统因素交汇融合的辩证历史过程，复杂且变化多端；而新增长理论将其描绘为类似时钟工作的有规律的过程，是易于通过R&D方法调整的稳态增长模式。

在政策建议方面，尽管演化理论和新古典熊彼特增长理论都认同技术政策的重要性，但在技术政策实施的难易程度和确定性问题上存在分歧。新古典熊彼特增长理论认为技术政策与增长模式之间存在清晰的因果关系，效应不随时间而改变。而演化理论认为复杂的历史环境起到关键的作用，随机因素对政策效果影响巨大，政策制定非常困难，但不是不可能。

专注于“新增长”和“内生增长”问题的新古典熊彼特增长理论最近开始转向更“现实”的模型，关注一系列之前只受演化新熊彼特主义重视的现象，两种理论开始走向融合。

新古典熊彼特模型重视一系列演化新熊彼特理论拥有但被主流经济学家忽视的技术进步的现象：主张R&D和技术进步本质上是随机现象，强调技术外溢对长期增长的重要性。

新古典熊彼特模型所隐含的技术政策对增长的作用也与演化主义的看法一致，但与主流经济理论所崇尚的市场效率并不吻合。

一些新古典熊彼特理论模型（Aghion与Howitt, 1992）利用时间序列的数据展示了经济增长可变性，这正是演化理论所关注的主题。

新古典熊彼特理论模型中帕雷托形式的概率分布（大规模的创新是不可忽视事件）的应用，对“强不确定性”提供了一种直观的建模方法，使两种理论的关系更为密切（Sornette和Zajdenweber, 1999）。

关于R&D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传统研究一般通过在传统的包含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生产方程中加入“知识存量”指标。通过估算不同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从而得出R&D投入对生产率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估算方法被应用到不同层面：企业（Griliches和Mairesse, 1984）、部门（Verspagen, 1995）、国家（Griliches, 1986）。这些文献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关于R&D外溢的实证研究。由于知识的部分公共品特性，它不仅可以被投入者使用而且可以被其他人使用。因此，在构建生产方程时，外溢通过引入两种R&D存量来实现：厂商（或部门、国家）自己的R&D投入，其他厂商（或部门、国家）的R&D投入（Verspagen, 2000）。在每个层面上，这些研究一般得出R&D投入的社会回报率高于私人回报率的结论。每个厂商可以从其他厂商的R&D投入中得到好处，在国家层面上，每个国家的生产率增长也得益于其他国家的R&D投入。因为知识外溢的复杂性，这些研究几乎不涉及外溢的具体传导机制。这些传导机制包括贸易、劳动力流动、技术联盟或者纯粹的知识在空气中的传播。

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引发了对创新与增长有关理论的潮水般的实证研究。绝大多数的研究采用了Maddison（1995）数据或者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比较研究中心的Penn World Tables（PWT）（Summers和Heston, 1991）对各国稳态的经济增长率进行的验证，以期得到有别于Solow外生经济增长模型所得到的经济增长率的广泛跨国差异的结果。但是，这些研究更多的是基于数据驱动而不是理论驱动，缺乏一个总体框架对指标选择提供合理的依据。尽管如此，这些研究得到跨国稳态经济增长率差异的结论，国与国之间稳态经济增长率是有条件趋同的，这为后发国家通过技术进步进行赶超展现了一幅令人振奋的图景。

然而，Jones（1995a, 1995b）的研究表明，R&D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与内生增长模型的理论预期不一致：战后的数据显示，R&D人员投入自1960年开始上升，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或者不变或者同期下降，这被称为“Jones批判”。Jones（1995a）据此提出半内生增长模型，该模型与实证现实能够更好地吻合，但在该模型中内生增长只有在人口增长中才会发生，并且其创新过程不同于Romer、Grossman与Helpman、Aghion与Howitt（1992）基于R&D的内生增长模型。传统的基于R&D的内生增长模型将知识的增长假定为R&D投入人员的线性函数，而Jones认为，R&D投入人员的边际产出递减。这个假定的基本思想是：由于市场空白领域广阔，最显著的创新一般首先产生；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市场变得相当拥挤，成功创造出新产品以填补市场空白的难度越来越大，研发投入产出的效率下降。

从演化增长理论的视角来看，Jones批判似乎源于过分强调基于R&D的内生增长模型中的稳定增长状态。内生增长模型关于R&D人员投入、创新产出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基于均衡行为和弱不确定性的假定。在更灵活的演化世界中，R&D、创新和增长的关系就不那么严格，随着新的技术发展，它们的关系随时间而改变。从这个视角来看，Jones所观测到的R&D人员投入与TFP增长的特殊关系可能跟该特殊的历史环境有关，在未来仍会改变。

“Jones批判”表明舍弃掉其他因素，单纯考察R&D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关系显然存在偏差，R&D投入与TFP的增长的关系无疑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在关于R&D投入与生产率增长的国际内生增长实证研究模型中融入新因素的传统源于Griliches（1979）。这些研究聚焦于R&D外溢的国际传导途径。Coe和Helpman（1995）假定这些R&D外溢包含在贸易品中，因此可以用贸易流来作为代理变量。Coe和Helpman的实证分析表明TFP和贸易流关系显著，因此贸易是知识外溢的重要途径。后续的研究表明若用其他代理变量可提供不一样的解释：Lichtenberg和Van Pottelsberghe（1996）指出FDI会导致知识外溢，Verspagen（1997）强调部门之间的知识外溢，而Keller（1998）对不同的单一代理变量提出质疑，建议采用一个随机的衡量指标。这些实证结果对知识外溢的接受国的吸收能力表现敏感。

R&D投入与生产率关系的传统实证研究与新增长理论在Eaton和Kortum（1999）的模型中得到了有趣的融合。在该理论中，内生的R&D和技术扩散对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都起到了推动作用，虽然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差异巨大。此研究方法和结论与早期的技术鸿沟模型（Nelson, 1968）有不少共同之处。Fagerberg和Verspagen（2002）用战后跨国数据对此类模型的重新估算说明创新相对于纯粹的模仿是经济增长的更重要源泉。类似Eaton和Kortum的此类模型将新增长理论引向和基于历史分析的演化理论有更多共同之处的方向。

二 国内的理论及文献回顾

在演化新熊彼特主义和新古典熊彼特主义创新理论中，创新是复杂的经济环境因素和企业有目的研发投入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创新导致企业利润的差异引起了市场和产业的结构变迁，这种结构变迁又推动了总体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国内有关影响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基于区域和产业角度对创新能力的测算；第二，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因素分析；第三，政府政策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比较。

1．基于区域和产业角度对创新能力的测算

（1）基于区域的角度。古利平等（2006）用中国1985~2002年的创新投入产出数据采用C－D函数进行OLS回归，结果发现我国专利对科研资金的产出弹性较高，创新资金的投入产出弹性为0.465，接近于美国0.3~0.6的研究结论，而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投入产出弹性更高，达到1.021。陈广汉、蓝宝江（2007）通过对我国1998~2004年各省市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表明各地区R&D经费内部支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作为竞争程度的衡量）对发明申请数都有正面影响，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的影响非常显著，从而为一些省份研发支出多而发明专利申请量较少提供一种解释。苏方林（2007）对中国省区研发进行地理加权回归，结果发现从东到西，研发支出对产出的弹性呈现明显的地域阶梯状。唐德祥等（2008）将技术创新作为影响经济增长技术效率的根本因素，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1998~2005年面板数据进行了SFA经验分析，发现三大区域技术效率差距逐渐扩大，并对区域差异的路径依赖作出了解释：研发通过前向、后向、侧向和自身的技术关联效应和渗透扩散效应，依赖塑造核心竞争力、提高要素利用率、优化产业结构和改善进出口结构等传递路径，形成了三大经济区域之间的技术效率差距。吴延兵（2008）分析了国内技术引进与国外技术引进对生产率的差异性，发现国外技术引进对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国内技术引进并没有显著影响。同时也发现，我国自主研发的吸收能力较低，阻碍了对引进技术的学习和消化进而影响了生产率增长。由于区域间不同的技术发展水平以及创新能力基础，这种影响力在不同区域又是不同的。

（2）基于产业的角度。姚洋、章奇（2001）在产业水平上用1995年工业普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技术效率更高，大企业比小企业效率更高，企业研究支出对技术效率有正向效应而公共研究支出效应为负。Hu等（2005）运用中国1995~1999年每年约10000个大中型制造企业数据，研究表明，R&D产出弹性为0.027~0.029。把所有企业划分为高科技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两个样本后，高科技企业的R&D产出弹性为0.064，非高科技企业中R&D对生产率并没有显著影响。张海洋（2005）运用中国1999~2002年34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检验了自主R&D与外资活动对内资工业行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R&D对生产率和技术效率有不显著作用或副作用，只对技术进步有促进作用。吴延兵（2006）运用中国四位数制造产业数据对R&D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估计两种不同的生产函数模型发现R&D对生产率有显著正影响，在控制了市场因素（企业规模、市场集中、进入壁垒和产品差异性等）和产权因素（产权结构）的影响后，R&D与生产率之间仍旧表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此外，R&D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也依赖于产业技术机会，高科技产业的R&D产出弹性显著大于非高科技产业的R&D产出弹性。邱斌等（2008）在2000~2005年面板数据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变量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变化规律，发现研发对生产率存在正的影响。

2．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因素分析

（1）行业特征因素。周黎安、罗凯（2005）运用中国1985~1997年30个省级水平的面板数据，应用动态面板模型方法对企业规模与专利数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规模对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企业规模对创新的正向关系主要来源于非国有企业，而不是国有企业。他们认为，企业规模与创新的关系要以一定的企业治理结构为条件，单纯的规模化和集团化并不一定能够保证企业的创新能力。安同良、施浩、Ludovico Alcorta（2006）在江苏省制造企业调查问卷的基础上，考察了企业所处行业、企业规模以及企业所有制等因素对企业R&D行为的影响。统计分析表明，行业是影响企业R&D支出强度（R&D支出/销售额）的重要因素；小企业、中型企业和大企业的R&D强度存在着倾斜的V形结构关系；外国企业的R&D强度最高（3.11%），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R&D强度最低（1.53%），股份和有限责任公司以及港澳台公司的R&D强度位于两者之间（2.81%）。吴延兵（2007）运用中国四位数制造业数据实证检验，发现企业规模与研发投入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并计算出当企业规模为25亿元时，研发强度最大，但目前中国企业距此尚远。吴延兵（2008）运用中国四位数制造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市场结构、产权结构对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集中度和创新强度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但在绝大多数制造产业中，二者之间主要表现为一种非线性正相关关系；对几乎所有的制造业而言，企业规模和创新强度之间也主要呈现为一种非线性递增关系。关于不同性质产权结构对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产权明晰的法人资本对创新有促进作用，而产权模糊的集体资本对创新有阻碍作用。

（2）技术外溢特点。蒋殿春、夏良科（2005）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高技术行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的途径。其主要结论是：FDI的竞争效应不利于国内企业创新能力的成长，但会通过示范效应和科技人员的流动等促进国内企业的研发活动；在国内企业中，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有所不同，受FDI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国内企业的科技活动会对外商投资企业产生“挤牙膏”效应，激发其更强的创新动力；国内企业在与外资的技术创新竞争中很难占据上风。尹静、平新乔（2006）分析了中国30省市以及制造业行业之间的技术溢出特点，发现地区间的技术溢出会使该地区制造业行业的研究开发投入上升，且专利申请数量上升。魏守华、姜宁、吴贵生（2009）结合内生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有关国际技术溢出理论，分产业维和区域维运用1997~2006年面板数据分析了创新内生努力和本土技术溢出对长三角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3）创新体系特征。王珺（2004）的研究认为在“中国制造”由国际分工链条中的低端逐步走向高端的过程中，创新能力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在挖掘企业提高创新能力的多种途径中，产业集群应是一个有利于加速创新活动的重要组织机制。吕文栋、杜龙政（2005）则分析了区域化和国际流对企业集团的网络化创新的影响，而且分析了企业集团横向化和纵向化视觉的网络化创新机理。易余胤、盛昭瀚、肖条军（2005）建立一个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企业在自主创新与模仿创新之间选择的影响因素，包括创新的风险大小、创新成本以及模仿成本高低等。李习保（2007）基于区域创新系统的分析框架，根据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1998~2005年的创新活动数据，以职务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作为创新产出的指标，实证分析影响我国区域创新能力差异的效率因素，并解释导致这种差异和区域集聚的制度原因。他的研究发现，导致我国区域创新能力差异日益扩大的原因主要在于不同地区之间创新效率差异的扩大，而影响创新效率的因素包括区域创新主体的构成、政府的支持以及与工业结构有关的创新环境。由于企业的创新能力存在区域集聚趋势，随着各地区研发投入模式向以工业企业为主体转变，区域的总体创新能力在空间分布上亦日趋集中。因此，创新主体的构成变化和企业创新能力的地区差异是导致我国区域创新系统整体绩效的集聚趋势加剧的根本原因。

3．政府政策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比较

（1）激励创新的财政政策效应比较。柳剑平、郑绪涛（2007）利用一个三阶段的博弈模型对战略贸易政策下的R&D活动补贴措施进行分析表明，当R&D活动的国际溢出处于较高水平时，各国政府有必要对本国企业从事的R&D活动采取事前补贴措施；而当R&D活动的国际溢出处于很高水平时，各国政府有必要对本国企业从事的R&D活动采取事前补贴和事后征税搭配的措施，并针对目前高新技术产业R&D活动国际溢出水平较高的情况提出了政策建议。严成樑、龚六堂（2009）选择在一个资本积累和创新相互作用的内生增长模型中从两个方面考察政府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当政府税收收入全部用于生产性公共支出时，各种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及相对于生产性公共支出，政府对资本积累或是研发的补贴是否更能促进经济增长。研究的结论是：当政府通过征收更多的税收为生产性公共支出融资时，消费税税率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劳动收入税税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一个倒U形关系，公司收入税、资本收入税税率与经济增长率负相关；相对于生产性公共支出，政府对资本积累或是研发的补贴可能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2）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和宽度的问题。董雪兵、史晋川（2006）通过构建累积创新框架下的拍卖模型来探讨知识产权制度的社会福利效应，比较各种具体制度的效率及在各种特殊的产业中的应用保护。基于存在领先厂商情况下累积创新过程中的创新竞赛问题的分析，可以得到三种不同策略情形下的社会福利函数，并确定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适用范围。研究结论的应用扩展表明：以生物技术、电子和医药等为主的行业，适用比较严格的保护制度进行保护，如专利制度；以计算机软件、音乐、书籍和期刊等为主的行业，适用比较宽松的保护制度进行保护，如版权制度。易先忠、张亚斌、刘智勇（2007）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研究表明：由于中国相对技术水平较低，技术进步以模仿国外技术为主，自主创新对技术进步的促进效应不强，现阶段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利于以模仿为主的技术进步，但随着中国相对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自主创新对技术进步的作用将逐渐凸显。寇宗来、张剑、周敏（2007）探讨了最优专利保护宽度的决定机制。在一个三阶段博弈模型中，社会计划者首先制定专利保护宽度，然后各厂商进行专利竞赛，最后市场对专利产品进行非侵权模仿并导致Salop垄断竞争。模型分析表明，在创新阶段，专利保护宽度对应于专利利润，决定了市场的创新激励；但在垄断竞争均衡中，它又对应于非侵权模仿成本，决定了总的模仿成本和消费者购买产品的交通成本。这两种功能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是相互冲突的，而最优保护宽度正是在两者之间进行权衡的结果。

（3）政府对创新环境的培育。王一鸣、王珺（2005）从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来研究产业自主创新的，他们认为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既有外部环境因素，也受到内部条件制约。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企业要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强化创新激励机制，培育内部创新文化，整合利用外部技术资源；政府要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加强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通过规划促进技术链的整体突破，加大对共性技术的直接投入，促进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合作。王永齐（2007）基于劳动力由R&D企业转向其他企业或建立新企业从而引起技术扩散，而新企业的建立势必涉及融资这一事实，认为金融市场效率变动在促进劳动力流动进而引起技术扩散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他通过模型分析和数据检验指出：融资效率的提高将增强资本的可获得性，会促进R&D企业内部人力资本学习水平上升，进而提高人力资本由R&D企业流出转而建立自己的企业，从而加速技术扩散。这意味着融资效率的提高使得R&D投资产生的技术扩散效应同时增加了R&D企业和非R&D企业的产出，即增加整个社会的边际产出。

由此可见，虽然国内外关于影响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研究成果丰硕，但基于特定行业特征、经济基础、发展模式和制度背景，结合消费需求特征和企业技术选择，有针对性地探讨珠三角企业创新决定因素的相关研究还相当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