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薪斗争与教育独立运动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全国大小军阀仍互相攻战，政府各部门之间也是各自为政，互不协调，握有实权实惠者肥厚，清水衙门自清贫。在相互争夺地盘，不断攻战中消耗了大量财力、物力，一贯清水衙门的教育界被挤到了末路。自1919年下半年开始，北京教育界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政府常常拖欠教育经费，甚至完全停拨。为自身生活所迫，为维持教育事业的进行，1919年12月，北京中等学校以上教职员联合会成立，屡次在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开会，并派出代表向府院及教育部陈请，要求清偿积欠。名为全国最高学府、京城唯一国立大学的北京大学也是朝不保夕，经费数月无着，教职员工屡屡函请予以解决。1920年8月份以后校长蔡元培也屡次致函教育部反映“同人等已有断炊之忧，若不设法维持，于教育前途殊多窒碍……务祈速予设法，以济眉急……”“本校辍发薪资已经三月之久，……米面价格昂贵，度日甚为艰难。在校同人……近日已俱沦于艰窘之境而典当一空，告贷无路……”为使教职员工得以安心供职，维持学校正常运转“恳请均部将积欠本校经费从速拨给，俾得转发实为公便”。

北京大学当年为京师唯一国立大学，情况尚且如此，其他学校情形可想而知。为解决教育经费问题，北大当局经常开会商讨解决办法。在1921年3月12日的会议上，黄佑昌等教授提议“一面罢工，要求政府指定教育经费；一面向法庭起诉，追求积欠薪水”，并指出“教育经费不过占政府支出百分之一，政府反不一为筹措，致国家数千万之收入，尽供彼辈武人政客之挥霍。此时非实行停止职务，诉之国民殆无其他办法”。胡适教授发言认为“现在根本问题，在政府各部各以本部之收入为私产，彼此不能相通。如农商部、交通部皆以本部之收入为其私产。此次国立各校，其经费之支绌为向来所未有。政府于固有之学校不予以维持，而交通部反自新设交通大学。同属国家机关，而畸轻畸重若是……”会议全体赞成“自3月14日起暂行停止职务，要求政府于直辖各铁路收入项下，拨付教职员积欠薪俸及国立六校常年经费……”其他国立各校教职员亦于3月14日起暂行停止职务。

经费艰窘状况各校大致相同，为协调行动以求解决。3月15日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北京美术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等国立八校代表二十余人齐集前京畿道北京美术学校开会。讨论结果是组织成立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并投票选举马叙伦（北大教授）为主席，由主席指定女高师代表李贻燕为文牍股办事，美术学校代表吴起凡为庶务兼会计股办事，北大代表李大钊和美术学校代表徐谨为新闻股办事。会议议决：“（一）要求指定确实款项，作为教育基金；（二）要求清偿积欠修薪。并推定北大代表马叙伦、陈世璋，法专代表姚憾，于十七日赴府院交涉。会议拟定了停职宣言。与此相呼应，北京学生联合会则在北高师开会，讨论应付办法，与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协调行动。”《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停职宣言》中指出：“政府本有教育经费的预算，国民本有教育经费的负担，这种经费到哪里去了？……各校的教育经费比从前愈形困迫……学生终日皇皇，觉得学校停闭就在旦夕，不能安心求学。教职员终日皇皇，迫于饥寒，没有法子维持生计，亦不能安心授课。”宣言列举政府种种使用经费不当之处，且独克扣教育经费，并指出：“似乎政府不维持教育，不是没有力量，乃是没有诚意，不是不能，乃是不肯。”

教育经费拖欠，各校校长压力很大，各校教职员屡屡向校长呈函反映，校长对教职员的实际困难看在眼里但无力解决，除转呈教职员函件外，别无办法，不得已校长们也联合行动，组成以蒋梦麟为首的校长团，配合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上书民国总统、国务总理、教育部，说明情况，晓以利害，请速解决。3月30日的校长团呈文如下：

为呈请事。窃自各校教职员停止职务以来，迭经设法疏通，无如积欠日深，信用屡失，空言搪塞，未见谅解。前曾报大部，请予维持，瞬逾旬日，仍无切实解决之法。数千学子，同时辍业，为作育人才计，为国家前途计，均可令人悲观。梦麟等忝膺校长，既未便坐视，又无法进行，瞻顾彷徨，急切无似。除呈报大总统、国务总理请示谕知外，为此谨呈大部，恳请迅予维持，俾免教育停顿，并乞迅示只遵，事机紧迫，毋任屏营待命之至。谨呈。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蒋。北京高等师范校长邓。北京女子高等校长熊。北京法政专门校长王。北京医学专门校长张。北京工业专门校长俞。北京农业专门校长吴。北京美术学校校长郑。

几经交涉，政府拖延应付，经费不得解决，各校教职员生活已无法维持。因此，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第12次会议通过决议，自4月8日起全体向各校校长辞职，并通电全国，发布总辞职宣言，申明不得不辞职之苦衷，指出破坏教育之责在政府不在教职员。在致全国通电中称：“对教育经费的解决，政府始以空言应对，继乃置之不问，教职员为国家维持教育之心，遏而莫申，为青年弥补求学之力，用而已尽，在万般无奈之下，不得不涕清离职。”教职员辞职宣言更是情真意切，宣言说：

我们上月十四日停止职务的时候，已经郑重的宣告，政府如果没有维持教育的确实办法，我们断然不愿再和政府苟且敷衍，贻误青年学子。近日我们屡次和政府谈判，请他筹拨教育经费，清还从前积欠，政府答复依然是一句空话。我们要求政府切实答复的时期满了，政府依然不理，就可以证明政府实在不要维持教育了。

两三年来，因为政府不肯设法维持教育，我们在物质上精神上，已经受了很多的痛苦。我们所以隐忍着不肯决然舍去的原故，一则不忍抛开这一般纯洁的青年学子；二则不愿离开了我们多年所做的教育职业。凡可以曲全的，都曲全了；凡可以迁就的，都迁就了。总盼望政府拿出点良心来，维持教育。谁知到了今日，真是山穷水尽，学校亦不能开门了。我们虽要含含糊糊敷衍下去，已不能的了。我们再不忍牺牲着青年学子的宝贵光阴，为政府敷衍门面，为我们敷衍乞丐的生活。

我们实在惭愧，不能忍着饥饿去为国家尽力于教育事业；我们实在惭愧，不能帮助青年学子成就了他们的学业；我们实在惭愧，不能够特别想出一个维持教育的方法来。想来想去，只有辞职的一路了。我们现于四月八日全体辞职。以后怎样维持教育，全在国人了。

全体教职员迫于生计不得不停止自己的教育事业向各校校长辞职，各校校长因无法维持校务，于1921年4月15日呈文辞职：

为呈请辞职请迅予派员接替事。窃校长等自上月十四日教职员停职以来，一再呈请大部设法维持，一面尽力疏解，始终未得要领。然犹苦心孤诣，勉为支持。不遽辞职者良以教育为国家命脉所关，苟有解决之法，必当竭尽绵薄，以维国本，校长等区区愚忱，谅邀洞察。惟昨奉次长交到经费及偿还积欠办法两条，恭读之余，以为与教职员所主张相差甚远，贸然转达必无效果。校长等一再思维，委系无法解决，不得已公呈大部，恳请辞职，应请迅予批准，派员接替，俾释重负，毋任迫切待命之至。谨呈

教育部总长

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蒋梦麟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邓萃英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熊崇煦

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校长王家驹

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代理校长张黻卿

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校长俞同奎

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校长吴宗栻

北京美术学校校长郑锦

八校长总辞职后，北京教育界震动，各中小学校一面为声援八校，一面也因自身经费问题，相继举行罢课。国民北京政府迫于形势于4月30日通过解决办法三条，答应每月拨发八校经费共22万元，分四批清还积欠经费40万元。八校教职员本着维持教育，不使青年学子荒废光阴之苦心，准备勉为复职。但十多天过去了，国务会议通过的解决教育经费办法并未付诸实行，稍为缓和的形势再次紧张。5月23日，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发表第二次辞职宣言和敬告国人书。历数民国以来，“祸乱迭起，军阀割据，国家统一之局荡然无存，在此分崩离析之中，犹能萃全国之精英于一堂，卓然维系民族精神之统一，而不致随政象颠沛者，惟有教育事业耳”。“今政府不思如何维持教育事业，反而摧残维系民族精神的基础。始以京师各校经费三条办法应付，复以空头支票相欺”，面对如此失信之政府，“吾辈至此，苟不与之决绝，士气何存”。于是再次提出全体总辞职。在此期间，八校校长屡屡致函总统、总理及教育部请辞，始终未获批示，北京教界一片茫然和愤怒。在奔走数月卒无效果的情况下，心力俱瘁的师生员工们遂有至新华门请愿之举。1921年6月2日，各校学生代表22人到国务院求见总理张绍曾，请愿维持教育，不但没有见到张，反被卫兵拘留新华门内不得归。消息传开，教育界同人忍无可忍。6月3日，八校校长、教职员、学生数百人同到新华门请愿，求见总统黎元洪，被卫兵拒于门外，并无理推打代表，致同行之教育次长马邻翼，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教授马叙伦、沈士远、李大钊，法专校长王家驹，医专校长张焕文、教授毛成，高师教授黄人望，女高师教授汤璪真、职员刘兴炎以及法专、美术、女高师学生何玉书、封挺楷、王本仪、梁惠贞、赵树林等30余人重伤，百余人轻伤，史称“六三”事件或“六三”惨案。

受伤住院之马叙伦、张焕文、王家驹、汤璪真等被监禁，由军警严守，不能探视，并扬言要清除激烈分子，解散教联会、学联会等。“六三”之后，各学校周围、教育部门前常有警探活动，形同戒严。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辞职的“挂冠教授”马叙伦，不堪忍受非法监视而宣布绝食。

6月7日之后，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辞职教职员全体、八校辞职校长、北京中等各校全体教职员等纷纷发表宣言，通电全国，在社会各界的支援下，政府迫于形势，教育部派专人进行调停并向教育界道歉、慰问，答应经费问题则实行4月30日国务会议议决办法三条……八校教职员遂于7月28日发表复职宣言。该宣言言简意赅备速前因后果，全文如下：

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辞职教员全体复职宣言

同人等前以八校教育经费无着，起而与政府为严重之谈判，嗣以不得要领而一再辞职，邦人君子，虽曾函电纷驰，以为援应，而终无效果。京内小学以上诸同学，深虑首都教育，从此沦亡，相率呼号请愿于政府，又复屡遭困阻，而无由申。同人等睹此情形，万不能忍，遂于六月三日，与八校校长及京内小学以上诸同学，同赴新华门为最后之请愿，竟至横遭殴击，演成流血之惨剧，此诚国家之不幸，而教育史上之伤心纪念也。六三之后，全国人士，同声愤慨。奋起而为同人等之后援，而教育界二三耆宿，亦出而尽力疏解于其间，政府至此，遂不能不有自忏之表示。关于教育经费之保障，则除按四月三十日，阁议办法，及六月七日财交教三部订明办法办理外，更由政府筹出价值二百万元之证券，存储银行，为京师学款之准备金，存据交教育部取执，而以由民国十一年八月份起，每月由盐余项下拨出十万元作抵。关于六三事件之处理，政府亦于七月二十四日，派员慰问教育界，致其歉忱。此虽不能认为满意之举，但同人等以停职以来，莘莘学子之光阴，所损失者，既已甚巨，而暑假内各校举行升学试验，为期亦复甚迫，若再迁延不决，将由此而益重青年学子之损失，更无以副社会教育恢复原状之期待，故遂委曲求全，于七月二十八日宣告复职。至于停职期间，各校同学所蒙之损失，其责任固非同人等所当负，惟情谊攸关，同人等亦当谋种种方法，藉资补救，以诸君同学求学若渴之殷望。同人等此次为保障教育经费运动，而遭武力之迫压，致劳全国各团体多方支援，以作同人等后盾，同人等谨致其感谢之诚，并望国人此后对于政府，时时加以监督，俾国家教育，不致再有动摇，教育前途之幸，抑亦国家之幸也。

八校校长蒋梦麟、邓萃英、熊崇煦、王家驹、吴宗栻、俞同奎、张黻卿、郑锦函电全国宣告“北京国立八校，已于二十八日恢复原状，校务照常进行……”至此，历时四月的索薪斗争告一段落。

可是由于国民政府并没有实行解决教育经费的根本办法，只在形势急迫时应付一下，对付三五个月，经费又无着落。因此八校校长于1921年12月27日又呈文辞职，因生活无着，1922年6月8日，八校教职员呈文总统及国务总理要求罢免交通总长兼代教育总长高恩洪。8月23日八校教职员联席会义全体代表决定总辞职，同时八校校长再三再四向总统黎元洪递辞呈……

这种因教育经费困难，政府有意应付无意解决造成的北京教育界索薪斗争时断时续，直至1930年10月。在此期间，学生学业大受损失。1922年9月10日，国立八校学生代表在国立法专成立八校学生读书运动代表联席会，为争取教育经费维持学习，配合和支持教职员的索薪斗争。京校学生读书运动一直开展到1928年10月。

长达数年的索薪斗争和读书运动表明，如何保障教育经费是个问题，今天是京师教职员索薪，明日也许在他处重演。为避免此恶果，著名教育家北大校长蔡元培于1922年2月发表《教育独立议》一文，主张教育应完全由教育家办理，不受教会、党派干涉，国人因此有教育独立之议，并成立全国教育独立运动会，该会宣言于1922年2月23日刊于《晨报》。宣言称，“教育事业，不仅为一国文化之所系，亦即人类精神生活之所寄托者也。近年以来，兵燹频仍，政潮迭起，神圣之教育事业，竟飘摇荡漾于此卑污龌龊之政治军事之漩涡中，几濒破产。此吾人不能不作‘教育独立’之呼声，以期重建精神生活之工具也。拨其大旨，约有三端：教育经费之应急谋独立也；教育基金之应急谋指定也；教育制度之应急谋独立也……”

虽然教育界认为“凡此三端，均吾人精神生活基础之所关，吾国本存亡之所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教育独立只能说说而已。

（原载《北京革命史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