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儒的名义和儒家起源

儒学编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这是一般公认的历史事实。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经发生过一场辩论。胡适在1934年发表了一篇洋洋洒洒五万字的长文《说儒》。这篇文章首先对章太炎的《原儒》提出疑问，表示不满。然后论证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他们穿的是殷服，行的是殷礼，他们的人生观是亡国遗民柔顺的人生观。再次说明儒的生活以治丧相礼为职业，孔子的贡献就是把柔懦的儒改变为刚毅进取的儒。

胡适是针对章太炎提出问题的。太炎的《原儒》认为儒有达名、类名、私名三种不同的含义。首先要说明太炎的《原儒》并不是一篇专门探讨儒家起源的文章。他从文字训诂开始，征引故籍，说明在古书中“儒”有几种不同的含义。平心而论，他讲的还是比较全面的。

章太炎据《周礼·天官》“儒以道得民”郑玄注说：“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胡适对此提出两点怀疑：一是认为“《周礼》本身就很可疑”，他不相信周代有专习六艺的儒。二是郑注乃“东汉晚年学者的说法”，不足为信。但奇怪的是胡适却对东汉许慎《说文》“儒，柔也，术士之称”的说法深信不疑。这里涉及史料的鉴别和应用问题。《周礼》固然不是周公旦之作，但《周礼》再晚，也晚不过许慎，即使说《周礼》经刘歆伪窜，但刘歆也比许慎早。何况《周礼》经许多学者研究认为，它的成书最迟也不晚于战国时代，其中反映了不少的周代社会政治情况。怎么对这种资料就不可以加以抉择征引呢？

关于“儒是殷民族的教士”，胡适还举出几项证明。他说儒服是殷服。胡适引《礼记·儒行》说：孔子“长居宋，冠章甫之冠”。《士冠礼》云：“章甫，殷道也。”周代的冠叫“委貌”，殷代的冠叫“章甫”，夏代的冠叫“毋追”。委貌比较矮小，章甫较大，毋追形制最大。穿衣戴帽有时代性，有地方性，有习惯性。只要是当时通行的衣帽服饰，穿戴什么都行。章甫虽为殷冠，但周朝的人还戴这种帽子，所以孔子弟子公西华说：“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论语·先进》）因之就不能从“冠章甫”得出“儒服只是殷服”的结论。春秋时列国并存，各国的冠服可能有所不同。《礼记·儒行》说：“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可见孔子的“冠章甫”是为了入乡随俗，正如我们到少数民族地区，也做几件民族服装来穿，这只能说明孔子是“圣之时”，入乡随俗的性格，他自己也否认有所谓“儒服”。孔子损益四代，主张“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论语·卫灵公》）。他的中心思想则是推崇周文化，所以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胡适为了证明儒出于殷的假说，把《周易》也说成殷民族的卜筮书。固然殷代的迷信很重，遇事都要占卜问神，从地下发掘出来的大量卜辞可证。但殷商占卜用龟甲牛骨钻孔灼之。古称《三易》，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孔子说：“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礼记·礼运》）《归藏》首坤与《周易》首乾，其体系截然不同，胡适臆断说《周易》是殷人卜筮之书，真可谓大胆的假设。他又以“儒”为商祝之一。但不论“商祝”“周祝”，从未见有称之为“儒”的，这种论证岂不就落空了吗？至于他根据《说文》儒训柔，从而引申出柔弱、柔顺的亡国遗民的人生观，这也纯属一种推想。亡国遗民，一般来说至少有几种类型。一种是亡国之后，甘愿做顺民、奴隶，服从于征服者，这种人生观可能如胡适所说是柔顺的。一种是亡国之后，不甘心失败，处心积虑，时刻企图复辟，这种人生观往往富于反抗性，死而无悔。还有一种人，亡国之后，弃旧迎新，适应新统治者的需要，当个奴才，也可升官发财，保其爵禄。大多数的人则是“抚我则后，役我则仇”，他们只要求生活改善，不被奴役，并没有必要为一家一姓效忠的义务。怎么能把亡国遗民的人生观一概归之于柔顺、柔懦呢？至于说孔子的贡献就在“（1）把殷商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仁以为己任’的儒；（2）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所谓“殷商部落的儒”乃系胡适的虚构，并不存在。而以“刚毅进取”四字来概括儒家的特点既不周延，也很片面，这里就不再详细分析了。总的来看，胡适《说儒》的主旨是要想证明“儒”本是殷民族的奴性宗教，古已有之。他立论的基础建立在孔子与耶稣的对比上，认为孔子和耶稣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胡文发表后，许多人不同意他的看法，郭沫若、冯友兰、钱穆、李源澄等都纷纷写文加以驳斥。胡适一向是标榜“考据”的，要是说“儒”在殷商时代早已有之，可惜的是从甲骨文里，找不出一个“儒”字，不仅殷墟甲骨文中没有，连周代的金文里也没有此字，这就很难证明胡适的结论是正确的。何况他的实用主义考据学的方法和举出的证据都经不起认真推敲，看来孔子建立儒家学派这个案还是翻不了。

《周礼·天官·太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案《地官·大司徒》师氏以三德三行教国子。三德：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三行：一曰孝行，二曰友行，三曰顺行。保氏的职务是“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由此可见“师”和“儒”都是周代学校里的教官，他们是教师，职务就是教育贵族子弟。师即《天官·太宰》中的师氏，儒即《地官·大司徒》中的“保氏”。因此又称为“师保”，如《左传·成公九年》说：“师保奉之。”但是细分起来，师和保又有区别。一、师氏的任务是培养学生的德行。二、保氏的任务是培养学生的知识技能，授以道艺。三、师、保都是王室诸侯的官职，教授培养的对象是“国子”——王子及公卿大夫的子弟，都是贵族子弟。所以周代的学校是贵族的学校，教育是贵族的教育。因此《周礼·太宰》郑玄注云：“师，诸侯师氏，有德行以教民；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这里说的“师儒”都是学校的老师。所谓“六艺”即指礼、乐、射、御、书、数或《诗》《书》《礼》《乐》《易》《春秋》，两者都叫“六艺”，前者是小学教育的内容，后者是大学教育的内容。所谓“教民”都是指教贵族的子弟而言。“师以贤得民”，郑注以“德行”来解释“贤”字，就是指道德品行高的人。“儒以道得民”，“道”即指“道艺”。《周礼·天官·官正》职云“教之道艺”。《地官·乡大夫》职云“察其道艺”。“道艺”复词，艺即道也。《春官·大司乐》云：“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这是指师儒执教于成均（大学）。总的来说，就是在周代的贵族学校中以德行、知识、才艺教王子及公卿大夫元士子弟的称为“师儒”，换言之，周代的儒就是以六艺教国子者。而在殷商的历史里，并无此种迹象，所以胡适在《说儒》里费了很大气力，想论证“儒”起源于殷代，结果由于证据不足，这种大胆的假设，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周室既衰，官失其守，学术下移。孔子“从周”，正是继承了周代学校的这一传统，以六艺教弟子，开私人讲学之先声，所以称这个学派为“儒”。六艺盛于齐鲁，故《左传·哀公二十一年》载齐人之歌曰：“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儒书”即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而言。《论衡·超奇》篇言“能说一经者为儒生”。这是符合周代“儒”之原意的。

《论语·雍也》:“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君子儒即荀卿《儒效》篇所谓“大儒”。他们不仅精通六艺，而且能举而措之天下，具有治国平天下的大才。《荀子》所谓“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能够“知通达类”，“以一持万”（《儒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能掌握原则，执简驭繁。荀卿以周公、仲尼、子弓为大儒，这是“君子儒”的典型。“小人儒”亦即小儒，即荀卿所谓“俗儒”“陋儒”。他们以治丧、相礼为业。《墨子·非儒》说这些儒“贪于饮食，富人有丧，乃大悦喜曰此衣食之端也”。《荀子》所谓“偷儒惮事，无廉耻而嗜饮食”（《非十二子》），“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其衣冠行为已同于世俗矣”，“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足以揜其口，则扬扬如也；随其长子，事其便辟，举其上客，亿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也”（《儒效》）。俗儒也就是贱儒、小人儒。胡适说：“君子小人的界限很难画分。”（《说儒》）其实春秋以前君子、小人是有严格的区别的，界限是很明确的，在《论语》中君子、小人之分也是很严格的。两者不仅身份不同，在道德、人格上也有严格的界限，胡适这一看法，显然是违背历史实际的。

孔子自称“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他是多才多技，精通六艺的。《汉书·儒林传》说：“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孔子正是继承了这个传统。他终生从事教育，并且把周代贵族教育的内容——《诗》《书》《礼》《乐》《易》《春秋》全部继承下来，整理编辑为教材，以六艺教弟子，为私人讲学之滥觞。孔子之后，其弟子皆以六艺设教。司马迁说：“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史记·儒林列传》）孔子弟子以千百数皆奉其教，传其学，故儒家学派兴起。

“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墨子书中有《非儒》篇，他另外创立“墨家”学派。《墨子·公孟篇》记墨子谓程子（即程繁）曰：“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悦，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毁儒也。”可见墨子已经把孔子学派正式称为“儒之道”“儒者”。庄周说：“故有儒墨之是非。”（《庄子·齐物论》）孟轲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孟子·尽心下》）。在战国时儒、墨并称“显学”。

根据以上论证可见，儒本是周朝学校中的教师（教以六艺），称为“师儒”。周室衰微，官失其守，学术下移，儒者流散各地，有的以治丧相礼为业，以求衣食，这就是所谓“小人儒”。孔子以私人办学，讲授六艺，继承了周代“师儒”的统绪，加以发扬光大，创建了儒家学派。因此“儒”之名在孔子以前虽已有之，并不始于孔子，但儒家学派则创于孔子，这就是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