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文艺美学教研之舶来影响

第一节 中国译介西方文艺美学概略

一 新中国成立前国内对于西方文艺美学的译介

20世纪以前，中国对于西方文艺学美学的译介是非常有限的。在19世纪中后期开始的大规模的“西学东渐”浪潮中，在一些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人文科学的著述中偶尔涉及有关西方文艺美学思想的些许片段，但都不成体系。中国基督教圣公会早期的华人牧师、上海圣约翰书院的早期创始人之一颜永京于1889年将美国学者约瑟·海文的心理学著作《心灵学》译成中文，该著在论述“直觉能力”（颜氏译为“理才”）的部分，有专章译述西方美学中有关美的观念和审美认知的见解，将美学翻译为“艳丽之学”，审美能力为“识知艳丽才”。该专章分为两节，约7000字，总题为“论艳丽之意绪及识知物之艳丽”（论美的观念与审美）。

颜永京之后，在译介西方文艺美学方面有突出贡献的是王国维。1903年到1904年的两年间，王国维发表了《论教育之宗旨》《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思想》《叔本华与尼采》等论文，介绍席勒、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和美学思想。他还以叔本华哲学和美学思想为指导，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和《红楼梦》，发表了《孔子之美育主义》《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论性》《释理》《红楼梦评论》等论文。从1905年开始，王国维重新研读康德的著作，重点是《纯粹理性批判》，并兼及他的伦理学和美学著作。到1907年，王国维对康德哲学和美学思想前后进行了四次研究，并涉猎了其他西方哲学家和美学家的论著。在这段时间里，王国维没有发表系统介绍康德哲学和美学思想的文章，只有《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文的基本美学观点来自康德。王国维根据康德和其他西方哲学家和美学家的思想，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总结学术思想和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发表了《论近年之学术界》《论新学语之输入》《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文学小言》《屈子文学之精神》等文章。在美学和文学理论方面，王国维1903年到1907年所发表的论文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和价值。其具体表现为：首先，王国维是西方美学思想的热情介绍者。席勒的美学思想、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和康德的美学思想都是通过王国维的介绍而为中国学术界所了解的。在当时，这些思想学说既是离经叛道的，又是惊世骇俗的。他的介绍包括美的本质、美的分类、美的创造、审美教育和艺术价值等方面。其次，王国维以西方美学和文学思想为武器，尖锐地批评居于统治地位的传统文学观念和腐朽没落的封建文学。从康德、叔本华美学思想出发，王国维提倡文学超功利、超政治，具有独立地位和不朽价值的论调。最后，王国维以西方文艺美学思想为指导重新估价中国古代作家作品，从而得出迥异于前人的新结论，以《红楼梦评论》和《屈子文学之精神》为代表。王国维在热情地介绍西方文艺美学思想、批判腐朽没落的传统思想观念的同时，也对西方文艺美学思想进行冷静的分析和评估，体现了在学术研究上严肃认真和可贵的探索精神。

20世纪早期，蔡元培作为介绍西方美学的先行者之一，其重要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西方美育思想的消化吸收和融会贯通方面。他的美育思想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容，并吸收了康德、席勒等西方近代美学思想，对中国现代美学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1907年蔡元培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帮助下前往德国柏林，入莱比锡大学学习，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诸学科。虽然蔡元培并没有系统的文艺美学专著，但是专门谈及美学、美育和艺术的文章、讲稿倒不在少数。他在《美学的进化》一文中，对西方美学从古希腊到近代的发展所做的概述，对各个时期的代表性人物和流派所做的评论，都是比较精到的。他对当时德国实验心理学家摩曼抱有很大希望，对其《现代美学绪论》的小册子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它对美学的发展是很重要的贡献。蔡元培不仅评述了西方的美学发展史，而且也比较注意研究西方艺术发展史，论述了艺术的起源、进化，评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物拉斐尔。这在人们还不了解西方美学和艺术发展情况的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是难能可贵的。在美学的理解上，蔡元培受康德的影响最深。他认为在近代西方正是康德才真正把审美判断即“快与不快”的感情判断，从认识判断和实践理性判断中严格地区别出来；康德的这种区分，虽然具有形而上学的片面性，但对于认识美学的特殊规律却具有重要意义，使美学的独立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确定和巩固。蔡元培对美学的解释，完全是对康德基本观点的发挥。他认为美学观念的真正价值，就在于能弥补理性活动和各种必要的劳动所造成的精神上的枯索无味、单调疲惫的不足，丰富精神生活，提高人生情趣。关于美的特点，蔡元培提出了普遍性和超越性两点，前者属于人的生理功能，在物质直接刺激下的生理反应，是一种个体的感觉，不具有普遍性。后者属于人的心理功能，是由对象的形象引起的心理反应，是普遍的、共同的。在蔡元培看来，美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具有普遍性的特点，也是合乎人们对审美追求的“进化公例”的，美的目的是使私美变成公美，让全社会的人共同欣赏。蔡元培的这一美育思想，是以庄禅的审美人生观在康德美学中寻找“接点”之后，为近代的“自由、民主、博爱”新型伦理观创作的一种具有超越意义的理论。正是由于蔡元培有着深厚的美学理论基础，他的美育理论也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美育理论体系。蔡元培以他深厚的美学理论和美学素养为根基，构建了他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美育理论体系，作为中国近代最早接受西方美学思想的学者之一，蔡元培以其一系列美学理论、美学史、艺术史方面的介绍性和研究性的著作和文章，非常全面地讨论了美学问题尤其是美育问题，其主要观点在今天的文化素质教育中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力。此外，梁启超的美学思想近些年来也受到学界的关注，并已有系列研究成果。同一时期，鲁迅在《摩罗诗力说》等著述中也介绍过西方文艺美学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有关现代美学的理念最初大多是经由早期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借助译介之笔或著书立说，通过诸如“为感性正名”、“艺术取代宗教，行使救赎功能”和“让人生态度审美化”等话语进入到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有学者认为，蔡元培、早期的梁启超、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及学说，分别代表了在“五四”前后中国接受现代美学理念过程中的三种典型态度。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原本囿于欧美知识社会学范畴的一些反思话语，在近代中国产生了程度不一的“过滤效应”。由蔡、梁、王所开创的这三股理路，在中国美学现代性实践的历史演进和逻辑内涵中被不断充实、改造乃至变异，体现为近代中国审美现代性内部的历史落差和逻辑转折，这种历史落差和逻辑转折更多地与中国古典哲学中“经世”或“事功”的传统相契合，形成了一种既非刻板演绎西方审美现代性概念，亦非简单延续中国古典美学传统的新生的美学传统。这个新生的美学传统，汇聚了近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审美现代性创造，诉诸近代中国完整而全面意义上的“人的精神现代性”的探求。

20世纪20年代以后，一批负笈海外的学者如邓以蛰、宗白华、滕固、朱光潜相继完成学业后回国，他们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引进了在海外所学的西方文艺美学知识，作为其科研成果的呈现，一方面致力于对西方文艺美学原著的翻译介绍，另一方面则将所学与在本土的文艺美学实践不断地融会贯通，逐渐构筑起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美学理论体系或框架。

邓以蛰在西方学习期间，广泛涉猎过西方文化，深受黑格尔、克罗齐等美学大师的影响，他的艺术美学思想既有对中国传统书画理论的系统阐发，又体现了对近代西方哲学美学思想的融会继承。他以跨文化的视野，用近代西方哲学美学作为参照，特别是以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说”和克罗齐的“表现说”作为其理论的基点，系统清理了中国传统艺术理论，尤其是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理论，阐发了对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见解，他的艺术美学思想深刻而敏锐地抓住了中国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朱光潜与宗白华不同，邓以蛰站在中国传统艺术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哲学美学思想并加以融会贯通，因此在邓以蛰的艺术美学思想中很难清晰地捕捉黑格尔等人西方美学思想影响的脉络，邓以蛰美学理论中的西学影响是潜在的。如邓以蛰吸收并内化了黑格尔的艺术发展史观和辩证观，紧密结合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创作和鉴赏的实际，采取以史见论、史论结合的方法，从总体上深刻揭示了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本质规律。如果说，黑格尔对邓以蛰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他的艺术本体观上的话，那么在具体的艺术创作和鉴赏方面，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的“直觉即表现亦即艺术”的理论对他产生的影响就比较突出了。邓以蛰在书画创作上接受了克罗齐“直觉即表现亦即艺术”的观点，在论述书法创作时，他指出，中国的书法艺术创作就是表现，表现的是性灵，而意境出自性灵，美为性灵之表现，意境美是表现的最直接者等。邓以蛰的艺术美学思想还受到康德、叔本华、柏格森及席勒等人的影响。

作为中国现代美学和美术史学的先行者和奠基人之一的滕固，虽然主要从事中国绘画和美术史方面的研究，但他不忽视对其他艺术形式，如文学、雕塑、建筑、书法、音乐等领域的研究，他还涉猎考古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兼有艺术家与理论家的双重身份。他立足具体的艺术实践，借鉴西方美学的基本方法，为中国现代的美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他两次出国留学，分别赴日本和德国学习美术和美术史，在柏林大学哲学系获得了博士学位。在柏林大学期间，滕固学习了哲学、美学和人类学等方法。他还深受瑞士著名美学家和美术史家、《抽象与移情》的作者沃林格的影响，用风格学的方法研究中国艺术，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其他如倡导“移情说”的利普斯、美术考古学家蒙德留斯等人，均对滕固的美学方法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借鉴西方的艺术观念，以西方艺术批评的视野来审视和反思中国艺术理论。在1926年发表的《气韵生动略辨》中，滕固借鉴利普斯的“移情说”阐发了中国古代的画论思想，以中国的“心物合一”与“移情说”相比照，以“气韵生动”和西方的节奏观念相参证，时间上要早于朱光潜，在当时具有探索性和先锋性。滕固还高度重视西方学者对中国艺术的看法，重视他者的眼光。他的《中国美术小史》也常常以西方艺术史作参照，并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日本学者和德国学者的成果。

作为我国最早系统介绍西方文艺美学的学者之一，朱光潜先生以其精湛的研究，沟通了西方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及现当代美学，成为中国现代美学史上一座极其重要的“桥梁”。根据朱光潜自己的回顾，在新中国成立前对他美学思想影响最大的是意大利学者克罗齐，他通过克罗齐的影响而从心理学、文艺批评转向美学，然后又从研究克罗齐开始，经过多年的探求而逐步形成自己的美学思想。朱光潜把克罗齐视为自己的老师和知己，成为克罗齐的崇拜者和追随者。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按照自己的理解，诠释了克罗齐的直觉形象说，形成了朱光潜“形象直觉”的基本思想。在他看来，凡是美都起源于“形象的直觉”，不过朱光潜当时也意识到克罗齐的美学思想不能完全自圆其说，于是在肯定克罗齐美学“大体上较近于真理”的前提下，也对其提出了某些怀疑和批评。《克罗齐哲学述评》是1949年以前反映朱光潜与克罗齐美学关系的一部较为集中的和有代表性的论著，也是朱光潜对自己与克罗齐整个思想体系关系的一次较为彻底的清理。在该书的“序言”中，朱光潜表示自己曾一向醉心于唯心派哲学，但是经过多年的探寻后终于发现唯心主义的缺陷而深感惋惜和怅惘。这些反思，也为朱光潜在新中国成立后较快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美学研究的指导做了准备。

我们从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等著作中，似乎还可以更多地发现尼采和叔本华美学影响的痕迹。在朱光潜看来，尼采和叔本华的全部美学理论可以归结为两点：其一，艺术是人生的反映，是以具体的形象表现内心不可捉摸的感性和情绪的；其二，艺术是对人生的逃避，是以对形象的观照使人们忘记伴随着人们感情和情绪的痛苦。朱光潜肯定这两点都是正确的，并且指出，尼采和叔本华美学的最大不同，在于尼采驳斥了叔本华弃绝人世的悲观主义思想。对尼采来说，悲剧人物的毁灭，可以揭示出酒神式的智慧，因而能给人以“玄思的安慰”。尼采坚持对人生的审美解释，坚持存在和世界只有作为审美现象才是永远合理的。朱光潜认为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尽管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但它把握了真理的两面性，是出自哲学家笔下的论悲剧最为成功的一部著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尼采在朱光潜心目中的地位并不亚于克罗齐。对于尼采和叔本华美学中的一些弊病，朱光潜也予以了揭示：他们的美学也像康德和黑格尔那样，是从哲学体系中演绎出来的，而不是从具体的艺术作品的研究中归纳出来的。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即从克罗齐的美学思想移植而来的“形象直觉说”，受尼采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影响使其更加坚定的“人生艺术化”理想，是朱光潜在1949年以前译介学习西方文艺美学的总支柱。朱光潜当时确乎真诚地认为，人们通过美感活动和艺术创造，可以使自己冲破自然对人的限制而获得自由。在此基础上，朱光潜也特别强调审美教育的重要性，要求通过审美教育促使人生艺术化，使人从自然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充分地感受人的尊严。在新中国成立前，除了克罗齐、尼采和叔本华等人以外，全部西方美学，特别是西方近现代美学，都对朱光潜的美学思想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朱光潜也通过对西方各派美学思想的评述和消化，来对给自己影响最大的克罗齐和尼采美学做必要的“查漏补缺”，其中比较突出的如运用布洛的“心理距离说”和利普斯的“移情说”来补充和发挥“形象直觉说”，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来解释艺术创造的动因等。此外，朱光潜还汲取了西方美学中的一些其他思想来论述艺术的起源、刚性美和柔性美、悲剧和喜剧等美学问题，并最终把它们归结为“形象直觉”，或者用“形象直觉”的观点做出解释。概言之，围绕“形象直觉”展开的美学讨论，并用其检验现代西方美学中各家各派的主张，从而决定其取舍，成为朱光潜在新中国成立前译介、学习和研究西方文艺美学的关键所在。

作为中国现代美学另一位巨擘的宗白华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学术生涯中，其美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受到歌德、席勒、康德、叔本华和自己的德国老师德索等人的影响。无论在他的个人著述上，还是编辑《学灯》杂志对撰稿者的评点中，都鲜明地体现出这些哲学家、美学家的思想对自己的深刻影响。宗先生1918年毕业于同济医工专门学校，毕业时因成绩优秀，获赠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不久，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筹备工作，在“少年中国学会”筹备的学术谈话会上，做《歌德与浮士德》的演讲。1919年3月，在学术谈话会上做《略述康德唯心主义哲学大意》的演讲，刊载于上海出版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1期，同年5月，在北京《晨报》副刊上连刊两篇论述康德哲学的文章。同年10月，在《学灯》连载发表《欧洲哲学的派别》。同年11月，在《学灯》上发表署名“櫆”的文章《读柏格森〈创化论〉杂感》。1920年3月，在《学灯》上，发表《美学与艺术略谈》，介绍了德国美学家梅伊曼的经验主义美学，这是宗白华发表的第一篇美学文章，在该文中他提出了对美学与艺术的研究和表现内容的区别等问题。1920年5月，宗白华离沪赴德，在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1921年春，转至柏林大学学习美学与历史哲学，受业于德国著名美学家德索、Bolschman，哲学家Riehl。1921年3月，《学灯》上发表了宗白华1920年冬所作的《看了罗丹雕刻以后》，提出艺术表现“动”的美学原理。1925年，从柏林归国，途中游历欧洲名胜古迹，同年被聘至东南大学哲学系任教，受到导师德索教授的艺术美学思想的启发，开始写作《美学》和《艺术学》。1928年任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1930年，宗白华著《形上学——中西哲学之比较》《形而上学提纲》，从中西哲学路线的异点、中西法象之不同、西洋的概念世界与中国的象征世界等方面，论述中西哲学的特点。1932年在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译作《歌德论》，同年10月，译《席勒和歌德的三封通讯》。1933年1月，在《新中华》创刊号上发表《哲学与艺术——希腊哲学家的艺术理论》。1935年1月在《中央日报》上发表《席勒的人文思想》一文，指出通过“美的教育”，使人生不复为种种目的的劳作，而失去生活的意义和兴趣，能够将种种“目的”收归自心兴趣以内的“游戏”，使一切事业成就于“美”，而人生亦不失去中心与和谐，生活将变为艺术。不为物役，不为心役，心物和谐地成于“美”，而“善”也就在其中了。1935年，在上海《文学》月刊第5卷第1期，发表译作《单纯的自然描摹·式样·风格》（歌德著）。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随校西迁重庆，同年8月，在《戏剧时代》第1卷第3期，发表《莎士比亚的艺术》，指出：“莎氏的艺术是不朽的，永远有他的生命。”1938年，宗白华又在《学灯》上设“国立戏剧学校介绍莎士比亚名剧《奥赛罗》专页”，发表了余上沅和王曾思的文章，并为之写“编辑后语”，指出莎士比亚的名剧具有超越时代的永久价值，表现了永久的人性。1938年9月，在《学灯》杂志上为田津生等人《亚里士多德及其文学批评》等论文所写的“编辑后语”中，高度赞扬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文艺理论的成就。1939年10月，在《学灯》上发表李长之《〈柏拉图对话集〉的汉译》，并写“编后语”。同年11月，在《学灯》杂志上为《黑格尔及其辩证法》一文撰写“编辑后语”，高度评价黑格尔及其辩证法的精神。1940年1月，在《学灯》上发表何兆清《西洋人文化之理智精神》，并作“编辑后语”予以评论。同月，在《学灯》上发表梁宗岱译作——莎士比亚的《商籁》，并写“编辑后语”。1944年，宗白华先生在中国哲学第四届年会上和全增嘏、方东美、金岳霖、胡适、贺麟、冯友兰等人一起被选为理事，又出任西洋哲学名著编辑委员会委员。20世纪40年代后期，宗白华在中西美学比较方面写了一些有分量的文章，如《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等。

此外，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出现的首批美学原理著作中就有三本同名的《美学概论》，它们的作者分别是吕澄、范寿康和陈望道。这几本《美学概论》通过对其外表即结构框架的比较，表现出很大的相似性，都是以日本等外国美学家的美学理论和框架为参照来构筑自己的美学理论，而其内在的性格都属于美学本体论，都是使用利普斯的“移情说”来解说审美心理的，它们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开创性，为后代美学教材的写作留下了范本与模式。其中范寿康本人没有把美学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领域，故而多为介绍和移植，并无多少创见，但他能及时地引进外国的美学理论，并编成教材，出版发行，对我国早期文艺美学的开创与成长做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

二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对西方文艺美学的译介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当时全国所有大学的哲学系都合并到北大，北大哲学系成了全国唯一的哲学系。除了邓以蛰、朱光潜在北大任教以外，宗白华先生也从南京来到了北大哲学系。当时，邓以蛰、朱光潜、宗白华三位著名的美学家都集中到了北大，北大在美学上的学术力量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顶峰。196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正式建立了美学教研室，这也是全国高校中最早建立的一个美学教研室。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为美学学科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从1957年开始，学术界进入长达6年的美学大讨论，在这次大讨论中，基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政治背景，参与讨论的学者大多对西方文艺美学表现出了明显的批判态度和抵触情绪，即便在这样的情势下，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以朱光潜、宗白华为代表的美学学者仍然为译介西方文艺美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朱光潜自新中国成立初至去世以前，30余年间翻译出版了大量的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作品，从柏拉图到马克思，其涉猎之广、涵盖之丰，几可看作是一部西方美学史的缩影。这些译著有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莱辛的《拉奥孔》、维柯的《新科学》、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黑格尔的《美学》、克罗齐的《美学原理》等，这些厚重博大的翻译著作，也构成了中国现代翻译史上的不朽丰碑。与新中国成立以前以克罗齐的“直觉说”等学说为主要理论来源，综合“心理距离说”与“移情说”等各种当时最新的理论成果，形成了中国第一个唯心主义美学体系不同，新中国成立以后，朱光潜主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美学与西方美学的联系，翻译引进了一大批美学经典与哲学经典著作，其个性化的美学研究成果以序、跋或前言的形式出现，服务于翻译。这种研究内容与研究方式的转换，也是特定历史时期和意识形态标准下的一种选择。

1960年，北京大学在哲学系设立了美学教研室，朱光潜由西语系暂时调到哲学系，负责培养青年教师和开设“西方美学史”课。随着政治经济待遇的恢复，朱光潜西方美学的研究与翻译事业也迎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高潮。同年召开的高教部文科教材会议，指定他编一部《西方美学史》。在编写的过程中，他译了莱辛的《拉奥孔》、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黑格尔的《美学》以及普洛丁的《九部书》第六卷、圣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中有关美学的部分、但丁的《论俗语》和《给斯卡拉大公的献词》、达·芬奇的《语录》等西方重要美学著作。这两年是新中国成立后朱光潜最为繁忙的时期。《歌德谈话录》的翻译是朱光潜1976年接受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北大西语系的安排而进行的。“文革”结束以后，朱光潜在垂暮之年不顾年老体衰，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从事维柯《新科学》的翻译与研究工作。晚年倾尽心力的《新科学》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7月作为“外国文艺理论丛书”的一种翻译出版。

朱光潜新中国成立后最重要的著作《西方美学史》是直接受高教部文科教材会议委托编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朱光潜在西方文论的译介中更有一种整合与建构意识，他治西方美学，走的是翻译和研究互补并重的路子。《西方美学史》被公认为是20世纪我国学者研究西方美学史的第一部力作。该书全面深入地评述了从古希腊至近现代西方美学的历史发展和各派代表人物的美学思想，可以说这是朱光潜对自己与西方美学关系的一次全面系统总结。这部著作具有世界眼光与历史意识。《西方美学史》以人物为纲，以问题为纲，按历史顺序，以有代表性的美学家及其美学著作为中心，次第叙述。在《西方美学史》中，朱光潜抓住了西方美学的传统与发展、继承与革新的线索，着重说明每个时代美学思想的总貌和派别源流、关系，以揭示从古希腊时期到20世纪初期的历史进程。朱光潜通过对各种美学思想的渊源剖析和影响研究，让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然而脉络清晰、井然有序的美学思想的谱系。

宗白华1957年在《学习译丛》上发表译作——德国菲·巴生格的《黑格尔的美学和普遍人性》。同年5月，在《文汇报》上发表《荷马史诗中突罗亚城的发现者希里曼对中国长城的惊赞》，主张我们应该用巨人的眼光来衡量一切，用巨人的双手来改造世界，我们要拿长城的壮美作为我们美的标准。此番评论，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迹，也从一个侧面开启了中国当代美学关于“崇高美”的长期讨论。1959～1960年，宗白华先生存有《美学史》手稿，论及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古典主义的美学，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莱辛、温克尔曼德国唯心主义的美学观点；又存有《文艺复兴的美学思想》手稿以及《德国唯理主义的美学》《英国经验主义的心理分析的美学》等文章初稿。康德原著也于这个时候开始试译，第一篇《美的分析》译文，已刊于《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第1期。现又收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国哲学》一书里面。这篇文章指出，“康德的美学”同其哲学一样，有着明显的两重性，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他企图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同时，康德的美学，又是他在以前的唯理主义美学（继承着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系统的鲍姆伽通）和英国经验主义的美学（以布尔克为代表）的争论中发展和建立起来的，因此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体系。1963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形与影》（罗丹作品学习札记）。1964年，宗白华译作《判断力批判》（上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74～1976年，根据手稿整理，存有《萨特》和《伯尔特朗·罗素的哲学发展》, 1975年与洪谦等合译的奥地利哲学家马赫的著作《感觉的分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0年，译著德国瓦尔特·赫斯的《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同年，译作德国海伦·娜丝蒂兹的《罗丹在谈话和信札中》，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表于《文艺论丛》第10辑。1982年，译文选集《宗白华美学文学译文选》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大陆其他高校中对于西方文艺美学的原著翻译和教材建设成就最为突出的是复旦大学的蒋孔阳、伍蠡甫和中国人民大学的缪朗山。

蒋孔阳从1961年起开始在复旦大学开设“西方美学”课程，参与伍蠡甫主持的《西方文论选》的编译工作。1962年开设“美学”课程，成为我国大学中最早开设美学课程的学者。同年开始撰写《德国古典美学》一书，之前已有部分论文刊发。1964年完成该书的初稿。同年，受教育部委托开始翻译李斯托威尔的《近代美学史评述》一书，另有译作《简论分析哲学与美学》（斯托尔尼兹）、《分析哲学与美学》（杰赛普）、《一篇美学专论的序论》（卢卡契）分别刊载于当年的《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不同期号上。1965年，《德国古典美学》完稿，《近代美学史述评》译竣。译作《论艺术象征》（夏普）载当年《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第9期。

伍蠡甫先生曾任复旦大学外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复旦大学西方文论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全国外国文学学会顾问、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国际笔会上海中心成员等职。他除了在文学翻译和中国画论方面具有较高造诣以外，也在全国高校之中开西方文论系统研究的先河。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主编了《西方文论选》，对西方古代和近代著名的文献做了精选和扼要的分析介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时西方文论研究的空白。80年代初又主编了《现代西方文论选》，并与胡经之合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与朱立人合编《当代外国文艺美学文选》，使国内对西方文论的介绍更见系统。他撰写的《欧洲文论简史》由国家教委确定为全国高校文科教材。

缪朗山（1910～1978），又名缪灵珠，缪灵珠是其发表文艺作品时的笔名。原籍广东中山，著名的西方文学及西方文艺理论的研究学者。20世纪60年代初期，缪朗山到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任教。中国人民大学停办期间，调往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授，从事联合国资料的翻译工作。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他又重回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期间，他承担了讲授西方文艺理论史的任务，在我国高等学校开辟了第一个西方文艺理论史的课堂。他治学严谨，立足于掌握第一手材料，著述所需文献资料大都根据原文亲自翻译。他注重钻研原著，惯于独立思考，从不随波逐流，而是力求有所创见。他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功底得到了学生和学界的肯定。1978年在北京逝世。缪朗山先生逝世后，其遗稿经学生章安祺等人整理编订，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当年给“文研班”和进修班上课用的讲稿，整理成《西方文艺理论史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并于1987年列入首批“中国人民大学丛书”；他译自希腊文、拉丁文、英文、法文、德文和俄文的文献资料，编订为《缪灵珠美学译文集》，分四卷于1987～1991年陆续出版。

三 新时期以来国内对西方文艺美学的译介

新时期以来，是中国文艺美学学科正式提出、发展并不断走向成熟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文艺美学学科意识的全面唤起，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和全面而理性地吸收西方文艺美学思想，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艺美学思想密不可分的。

其一，20世纪以来，西方的美学研究开始向艺术哲学转向，艺术哲学成为西方美学研究的重中之重。美的本质问题被搁置，以致在20世纪西方美学的格局中，只有心理学美学和艺术哲学。张法对20世纪西方美学的这种转变有着详细的论述：“从古典美学的三面这一视点来看20世纪美学，可以发现，20世纪美学没有美的本质这一面，由此可以说，20世纪的美学是一座两面大厦。从三面美学转为两面美学的过程中，较为明显的，可以看到心理学美学对美的本质的拒斥和转换，自然主义美学在现实和艺术中对美和美感的泛化，分析美学对美的本质的致命的打击。”并且他进一步认为分析美学是对“美的本质”命题的最重要的打击。在审美心理学和艺术哲学这两方面中，艺术哲学更是对文艺美学的产生至关重要。因为，在现代美学中，具体的艺术美学更符合美学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如20世纪前半叶，俄国的形式主义和英美的新批评这两个流派，不约而同地打着不同的旗帜，走向了相同的目标：重视艺术本体的地位和价值。他们把美学的重心从审美转到艺术上来了。所以，艺术哲学成为西方美学研究的重要方面，而文艺美学就是要研究艺术的审美规律和审美特征，这样一来，国际美学研究的艺术学转向，就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艺美学在中国产生的重要背景之一。

其二，在具体操作方法上，文艺的内部研究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这也与20世纪西方形式主义美学家把艺术形式提到文学本体的高度是分不开的。他们认为：只有艺术形式才最终构成文学性，构成审美性。这给我们提供了研究文艺美学的又一个视角，即审美形式的视角。形式主义美学开启了文学艺术审美的视角，也为文学艺术的内部研究找到了方法。这种文学艺术的内部研究转向也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艺美学的产生和发展，也可以说是文艺美学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三，19世纪末以来，西方哲学开始对认识论哲学进行反思，特别是对其主客分离的思维模式做出突破，这种突破也使美学研究走出认识论模式的束缚，使美学研究更加关注艺术的审美经验和审美规律。从叔本华到尼采、柏格森、胡塞尔、海德格尔，非理性的哲学思想一直贯穿了下来。特别是到了20世纪以后，非理性哲学思想开始占据哲学领域的重要方面。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等强调感性、直觉、欲望乃至非理性的重要意义，认为只有靠非理性的力量，人类才能认识世界和自身。这种观念使他们的哲学具有审美主义的色彩，使得西方哲学开始重视审美经验和艺术的研究。现象学并没有走向非理性主义，但它反对主客对立的思维方法，强调本质直观在认识中的作用，也对传统的认识论做出了一定超越。现象学哲学和美学的观念对美学和文艺学研究也有着重要影响，它使得研究的重心转向了审美经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存在主义哲学，特别是海德格尔的哲学对中国的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的西方哲学和美学呈现出一种诗化哲学、美学的倾向。这一系列的变化也成为文艺美学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重要背景。

此外，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美学学术研究中的学科交叉和融合的趋势越来越强烈，这种学术研究的融合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文艺美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基本成熟。可以说，新时期以来对20世纪西方文艺美学的大规模译介和教学、研究上的重视也伴随着文艺美学教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壮大。

（一）中国文艺美学学科与教学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昆明会议

1980年春，中华美学学会第一次全国会议在昆明召开。胡经之在会上提出应在文学艺术院系发展文艺美学学科，在高校中开设文艺美学课程，发出了建设中国文艺美学学科的第一声。在胡经之先生与其他专家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十多年的开拓奋斗，文艺美学如今已正式成了文艺学学科下的一个专业方向。对于这门学科的创建，胡经之筚路蓝缕，不仅最早在北京大学招收了文艺美学研究生，开设了文艺美学课程，而且还创办了《文艺美学论丛》，参与发起编辑“北京大学文艺美学丛书”，自己也奉献出了《文艺美学》《文艺美学论》等专著。胡经之的文艺美学研究以人生实践为出发点，并且与艺术实践紧密结合。胡经之有关“文艺美学”的这个命名，20多年来已经得到学界大多数同行的认可和使用，它概括了这个新学科来自双亲（文艺学和美学）的特性，相对而言，叫它文艺美学是符合实际的。

胡经之提出文艺美学有复归人性和人格提升的重要作用，他从三个方面展开了具体论述。第一，文艺美学在本质上源于美学，与美学一样，探索人在实践中如何遵循美的规律，使自己的理想在客体世界得以实现，同时使主体的自由性最大限度地得到伸张。但文艺美学的对象不是整个世界，而是文艺作品，这就避免了美学所必须面对的琐碎和繁杂，而从浓缩的、典型化了的世界中揭示美的规律，这样对人性复归和人格提升所产生的作用也就更有力度了。第二，文艺美学的终极目标是追求人性的复归和人格提升，而这种追求又在比现实性更具典型性的文艺领域进行，这样，它必将对21世纪建设有中国特色、时代特点的精神文明做出其他学科无法企及的贡献，尤其将对加强人的修养，提高人的素质，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发挥巨大的作用。第三，文艺美学对批判继承中外优秀的文艺遗产，在前人的肩膀上更上一层楼，有十分积极的推动意义。总之，胡经之对中国文艺美学，无论从学科的提出还是学科的规范，都做出了重要的建树。他的文艺美学理论体系，从实践入手，通过审美活动展开，最后归结到对人的提升、人文关怀的作用，这正是当代审美文化的微观写照。

（二）在西方文艺学美学教学与教材建设上成就卓著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

以蒋孔阳、朱立元为代表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在西方文艺美学教学与教材建设上做出了重大成就。1977～1978年，蒋孔阳对《德国古典美学》书稿进行过较大幅度的修改。复旦大学1978年重新开设“西方美学史”课程，开始招收研究生。1980年，《德国古典美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著《近代美学史评述》（李斯托威尔）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93年，由蒋孔阳领衔的“文艺学美学系列配套课程建设”获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同年，《美学新论》出版，蒋孔阳领衔的“文艺学美学系列配套课程建设”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朱立元的《现代西方美学史》获得第一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蒋孔阳任主编、朱立元任副主编的《19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下册）、《20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下册），朱立元撰写的《黑格尔美学论稿》《接受美学》，与张德兴合著的《现代西方美学流派述评》等影响甚广，为西方文艺美学的教学积淀了厚实的知识基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复旦大学中文系美学课程的建设与完善，也不断积累了关于西方文艺美学课程教学的丰富经验和大量教学资源，同时继续扩展并加深美学基础知识方面的探索研究。尤为让人瞩目的是，蒋孔阳与朱立元联合主编的《西方美学通史》（七卷本）荣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在美学课程中，从有关西方文艺美学的教学与研究来看，蒋孔阳的西方古典美学研究，朱立元等西方现代美学、西方美学史研究，在国内一直享有盛誉；蒋孔阳的《美学新论》，朱立元的《美学》作为复旦美学课程的教材，为国内很多高校所采用，反馈良好。

从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课程的角度看，美学课程中将西方文艺美学的相关知识与技能以通俗化、深入浅出的方式体现出来，使文理科低年级学生喜欢听、听得懂、学得进，这样美学课就形成了面向文理科学生的公选课和面向中文系的专业选修课两种不同的课程设计和教学方案，前者较为普及、后者较为专业。在这方面，该课程团队取得了较多的经验，其教学方法也颇令人赞赏。近些年来，他们采用了多媒体教学手段，整理建设了一套系统的影像图片、音乐剪辑等素材库，把素材库中的影像图片、音乐剪辑整合到课件里，课件精致，形象生动，要而不烦，学生反响良好，保证了美学课的吸引力及教学效果。据王纪人介绍，他们的教学方式也很灵活，把美学理论的讲授和中外优秀艺术作品的鉴赏结合在一起，提高学生的兴趣和欣赏力；同时，无论是上课还是考试，都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为主，在注重知识传授的同时，鼓励学生发散思维，提出自己的学术识见，考核形式不死板，题型的自由发挥空间很大。特别是由朱立元主编的《美学》（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2001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7年又做了较大修改，出了修订版，反响良好，为国内100多所大学广泛使用，受到普遍欢迎，是目前国内影响最大的美学教材之一。

（三）西方文艺美学学科建设的奇葩——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国家精品课程“西方文艺理论史”

中国人民大学是全国最早开设“西方文艺理论史”课程的高校，并始终将这门课程作为学科建设的重点。缪朗山嫡传弟子章安祺在20世纪80年代整理相关文献，分别编订了《西方文艺理论史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和四卷本《缪灵珠美学译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并长期承担西方文艺理论史的主讲工作。现在，西方文艺理论史由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杨慧林担任主讲人。西方文艺理论史历经老、中、青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和工作，一直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长期建设的重点项目。本课程以西方文论的发展和演变为历史线索，系统地介绍和分析自古希腊至20世纪的各种学说，梳理其中的基本观念及其不同形态，力图借此帮助学生了解西方文论的经验和规律、探寻可能存在的普遍性问题，进而更深入地把握西方文化的内在精神。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西方文艺理论史”课程在2009年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该课程始终坚持由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为本科生授课，并不断根据学生的课堂反馈、教师的研究成果和最新的原文材料调整教学大纲、更新课程内容，并逐渐形成了比较鲜明的特色。其具体表现为：重点增补了国内教材较少涉及的“古希腊早期的文艺思想”特别是“中世纪”部分的教学内容，同时又以“范式延伸”的考察将古希腊至20世纪的西方文论史打通、将西方文论与人文学的基本问题打通，在西方思想与文化的整体线索中阐述当代西方文论与古典西方文论的逻辑联系；以中英文对照的方式添加了“西方文论关键词”的教学，并将中英文对照的“相关批评术语”及简要释义编为教材附录；先后出版了多种较有影响的教材，如张秉真、章安祺、杨慧林《西方文艺理论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版），又如杨慧林《西方文论概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章安祺、黄克剑、杨慧林《西方文艺理论史：从柏拉图到尼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其中《西方文艺理论史》曾在1996年获得国家教委第三届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本课程特别强调中英文原典和“缺项”材料的阅读，着力为学生提供配套的参考文献。主要成果如章安祺《西方文艺理论史精读文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初版、2003年修订版）、章安祺《西方文论经典选读》（英文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

在课程重点和难点的处理上，该课程以西方相关理论的发展和演变为历史线索，概括性地介绍和分析了自古希腊至20世纪的各种学说，梳理其中的基本观念及其理论形态，借此帮助学生了解西方文艺理论的经验和规律、探寻可能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更深入地把握西方文化的内在精神，为进一步的学术思考建立必要的基础和参照。在教学实践上进行了如下探索：第一，将所述内容上溯到古希腊早期的文艺思想和“前柏拉图美学”，重点增补了中世纪的欧洲文论、“神学美学”的人文学意蕴及其向“意义”问题的延伸，同时还将20世纪西方文论归纳为三种主要的范式延伸及其对古典文论的回应，力图寻索当代西方文论与古典西方文论的完整脉络和逻辑联系。第二，打通西方古典文论与现代文论、打通狭义的文学理论与广义的人文学术，以便在有限的篇幅内尽可能追踪西方思想与文化的整体线索，并使“诗性”的价值在这一线索中得以发展。第三，强调详略适当的西方原典和中英文关键词，在课程教材的基础上辅以中外文教学参考材料，使课程内容更具客观性、开放性和可检索性。

该课程教学在方式上有如下特点：备有完整的PPT课件，帮助学生对重要引文加深印象并便于摘记；鉴于西方文艺理论史课程内容比较艰深、学生的前期阅读往往较少等具体情况，本课程的授课过程仍以讲授为主，每一章节结束以后，适当安排学生提问和讨论；撰写读书报告是本课程最为重要的互动环节。这也有助于学生真正阅读原典、自主思考，并逐步建立相应的“问题意识”；随着网络系统的普及，近些年本课程已将主要内容制作为网络课件和光盘，拓展为中国人民大学的网络课程之一，并被选用为网上开放课程。

（四）西方文艺美学学科建设史上值得一提的其他各主要高校

新时期，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以叶朗、章启群、彭锋等学者为代表，并依托教育部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以董学文、王岳川等学者为代表，在西方文艺学美学的教学与教材建设上不断取得新的收获，代表性著述有：《现代美学体系》（叶朗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文艺学美学方法论》（胡经之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西方文学理论史》（董学文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王岳川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新编西方美学史》（章启群著，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西方美学与艺术》（彭锋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

200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以“文艺美学”命名的国家级研究中心。作为该中心负责人的曾繁仁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在国内高校开展西方美学教学和研究。他广泛研究西方美学理论，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狄德罗、莱辛、康德、席勒、黑格尔、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传统西方美学家的美学思想进行了专题研究，先后撰有《西方美学简论》《西方美学论纲》《现代西方美学思潮》等著作，这些著作运用唯物史观研究西方美学史，纠正了长期以来在西方美学研究中的极“左”思潮，提出了一些独创性的见解，并以美的感性与理性关系为线索，勾勒出了西方美学的发展脉络，积极推动了中国新时期美学理论的现代建构。他参与了1986年胡经之先生主持的全国性高校文科教材《西方美学名著教程》的编写，涉及康德与席勒美学与文艺理论部分。近年来，曾繁仁开展的生态美学研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在其对西方文艺美学熟谙和钻研的基础上，结合现实问题所开辟的文艺美学研究新领域。

教育部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其前身是1953年建立的全国第一个文艺理论教研室。在著名文艺理论家黄药眠指导下，制定了全国第一个文学概论教学大纲，开设第一个研究生班，为我国的文艺学建设做了开拓性工作。1983年该中心又成为全国第一个文艺学博士点。该中心的的童庆炳、王一川、曹卫东、马新国等学者在西方文艺美学的教学与教材编写方面成果颇丰，撰有：《西方文论专题十讲》（童庆炳、曹卫东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西方文论史教程》（王一川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西方文论史》（马新国主编，第1版、第2版、第3版均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分别于1994年、2002年、2008年出版）等。

中国艺术学学会会长，东南大学的凌继尧，先后撰有《西方美学艺术学撷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和《西方美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华中师范大学张玉能，撰有《西方文论思潮》（武汉出版社1999年版）、《西方文论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西方美学思潮》（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等。南京大学周宪在20世纪西方文艺美学研究方面成就也较为突出，其撰写的教材《20世纪西方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被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为研究生教学用书。直接以“西方文艺美学”为题名的著述有西南大学董小玉的《西方文艺美学导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