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语 文化经济学视野的搭建

一

这里挑选出来的二十几篇文稿是我自2000年前后转向文化发展研究之后的主要成果。这些文稿可分为若干主题，如科学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多样性保护与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等。我觉得这些都是中国进入21世纪后所面对的重大挑战，应该从理论到实践予以认真的回应。

有朋友建议将这些文章进行一些勾连、改写，使它成为一本关于文化发展问题的理论专著。我也曾试图这样做又很快放弃，其间的困难主要有两个。

第一，这些文章的文体、研究方法乃至叙述语气上有显著的差异，难以强求统一。这反映了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形势有紧迫的要求，也反映了我在一些不同改革方向的探索。我所面对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我所从容选择的，而是形势要求的。同时社会科学研究体制的改革创新本来也是文化体制改革创新的组成部分，但出于某种考虑我有意识与之保持距离。因此我在其中体会到的更多是被动和不适应，也一直都在不断地调整。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后的十几年间，我常常是一个问题还没有充分思考，一篇文章的构思还没有完全成熟，甚至许多参考书还没有阅读，就被“客观”要求“调离”到另一个课题及理论问题上去。这其中的窘迫与破绽我心中有数。依着我的本性和我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解，我不认为这种状况是恰当的。社会上对“专家”的讽刺和学者对浮躁学风的抱怨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学人本心意愿造成的。于是我的一些文章也具有“多版本”（“块操作”）和“不断升级”的特征，带有满足各类“甲方特殊要求”（甲方也有不同类型：政府、企业、企业家、公务员、学生等）的痕迹；更多是限期完成的。好在这些不同的问题多少具有内在联系，做的时间长了也会形成某种问题域，可以进行重新反省。写作时我只希望这里的文章都能言之有物，不做纯粹的应景之作。这次选编时对大多文章也只是在文字上做一些整理、校读，基本保持发表时的样态。这也算是尊重历史吧！如古人云：“修辞立其诚。”

第二方面的困难是学术上的。从20世纪末我的理论美学研究转向文化发展、文化政策研究，这里需要有理论过渡。2000年前后我们几位同事关于知识经济及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促成了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而这个方向显然需要更多经济学理论的支持。进入21世纪的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是从文化产业发展起步的，这就更需要有较坚实的经济学基础为政策研究助力。但是，以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社会科学与以文史哲为代表的传统人文研究可以说是当代文科研究中最大的学科区分。此前尽管我不至于鄙视经济学，但的确没有认真读过除大学公共课“政治经济学”教材以外的中外经济学专著。实际投入知识经济和国家创新体系研究之时，我并没有打算长期做这方面的研究，是后来形势的发展把我更深地拖入经济学的车辙之中。

文化政策的研究逼迫我补经济学的课。随着相关研究的展开，我大致接触了这样几方面的经济学专著：首先是经典的经济学理论（西方经济学说史），尤其是马克思之后的西方政治（宏观）经济学（到看不懂的经济学数学公式模型为止，但要了解服务经济相关理论）；其次是关于中国和其他转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学分析专著（如吴敬琏和平乔维奇的书）；再次是西方文化艺术经济学有关专著。2006～2007年我在哈佛大学图书馆查找了“艺术经济学”相关的书籍。让我有信心的是，这些书上都说，西方的艺术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后才发轫的。不少文化艺术经济学著作都会提及鲍莫尔（W. Baumol）和鲍恩（W. Bowen）在1966年前后所做的开创性工作。我有幸收集到了这些书的复印件。我想说，阅读上述三个方面的经济学书籍是进行文化经济学研究所需的最小视野。同时我也感到，这个视野中的几个部分、不同派别的经济思想在我的分析框架中融合得并不充分，图景还比较破碎，因此难以简单地把它们拼凑为一个体系。即使是在不远的未来，我的学术抱负也不算高远。现在我只想通过这次文集的编选，深入反省一下自己的文化经济学历程，逐渐收敛视野，初步提炼出一批更系统的文化经济学话题，为编撰一本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化经济学教科书做一些铺垫。因此在写这个“序语”的时候，我希望对这个学科视野进行力所能及的描述。

二

今天谈论改革已经显得有些固执，但无数的中国人仍然期待新的改革。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经过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低潮，在90年代后期再次获得动力，最终中国加入了WTO。然而这种粗放的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在进入工业和城市领域后引起了新的问题：第一，不仅是唯GDP和唯科技主义的片面发展方式难以为继，而且伴随着日益严重的分配不公、腐败和社会动荡，发展方式必须转变。第二，在为加入WTO与世界各国展开的谈判中，国内文化产业发展的问题被提上日程。这似乎构成了我切入文化政策研究的两个契机。

90年代末国内科技界一些专家介绍国际“知识经济”与“国家创新体系创建”趋势时单方面强调科技进步的力量，让我们几位同事感到不安，通过观察与思考，我们相信知识经济一定是“高科技与高文化的联姻”（所谓high tech, high touch）。信息技术的发展只是造成了媒体网络的兴盛，且会进一步造成传播内容的匮乏。我们认为文化发展的问题很快会提上日程。果然，在2000年，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五”计划的“建议”中出现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推动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的结合”的导向性意见，也拉开了其后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2003～2006年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的序幕。这时，文化体制改革就是要发展文化产业。改革是市场化取向的。与此同时，我们也认为，文化及文化产业部门的发展将有利于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利于扭转传统经济部门在东部地区片面发展造成的分配不公与社会不平衡局面，甚至可能带动其他各方面的新一轮改革。文化与经济社会的均衡可持续发展现在成为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文化通过在市场环境中的生产、消费实现增长与发展成为一个新的问题。解决这样的问题要求研究者有新的理论工具和分析方法。

在《科学发展的文化向度和文化研究的新路径》一文中，我简单回顾了改革开放30年来的文化研究历程，尤其是对80年代的文化研究进行了一些反思。我说，尽管80年代的“文化热”发挥了巨大的启蒙作用，“但这些研究具有抽象和理想主义的特征，而且和社会改革的进程相对脱节，最终为社会动荡所终结”; 90年代的“国学热”“这种没有竞争、一厢情愿的学术研究很难形成更大的社会影响”；而21世纪以来的“文化发展研究还相对幼稚……但它紧紧地踩在文化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的鼓点上，为国家及地方的文化发展、文化体制改革、文化政策的制定、文化产业的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文化遗产及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国际文化政策合作提供了及时和有效的咨询服务”。同时“各种社会需求（政府的、企业的）正催促着文化发展研究深化自己的理论”。又经过了几年的功夫，我现在对不断深化的文化发展研究的理论趋向有了更多的看法。这种趋势和路径就是让美学“埋头”进入发展经济学；又让经济学不断“重返”它在伦理学中的源头。

不久前，我曾对一个农业景观课题进行评审。有关方面告诉我有一个“农业美学”课题请我评审时，我并没有很大的兴趣。但我翻开课题文稿，看到“农业景观”概念时，立刻意识到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研究成果。该课题从农业景观审美与艺术审美的区别讲起，不是将农业景观当作低于艺术景观的通俗审美对象，而是将农村和农村的景色当作一个园林景观，以之与一般视觉艺术、听觉艺术作品鉴赏进行对比，强调了这种人就生活在自己环境中的全身心的审美感受与视听艺术作品审美相比时的优越性（包括对民俗的遵循及人际关系的和谐）。它还通过对温州楠溪江田园居落、元阳哈尼梯田景观等案例的描述具体展现了这一人文理想。这时审美就是生活，就是有文化创造的生活。从理论上说，这实际上仍是将现代社会人类短暂的审美活动向其在理想状态中的普遍模式进行的一次推演；景观成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审美活动成了人面对特定符号物（如包括了农民、农村的历史在内的整体和理想的农业环境）对生活的正价值予以认定和反复回味的过程，是对幸福的见证；美学在这里再一次开显出人类学（人本主义）内涵，要求偶然和短暂的艺术鉴赏实现为永恒的现实存在。因此它在逻辑上当然是站得住脚的。

但是课题也看到中国农村及农业景观极为不尽如人意甚至有些已经变得丑陋的现实，因此呼吁城市和工业不要进一步去“损害”农业文明，甚至呼吁工业社会及城市“回归”农业文明。这就显露出中国当代美学研究普遍患有的“乌托邦症候”。

“乌托邦”本不是贬义词，而是历史上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进行过的悲壮尝试。但乌托邦的缺陷是“空想”：不是理想本身错误，而是历史条件缺失。中国当前的“三农”问题即使是在所有既出的政策框架下也看不到根本解决的希望。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趋势都是不可逆的。甚至在中国，城市景观尚且袒呈着追赶者的不从容（劣质、丑陋的大面积住宅小区），更遑论以稍大力度“反哺”被剥夺着的农业及农村景观。那么，中国的农村就毫无希望了吗？我认为，农村景观或景观农村的构建只能寄希望于国家发展方式的转变，寄希望于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贯彻。具体地说，只能是从经济学上为农业文明指出一条降低生产成本而极大提高其产品收益水平（附加值）的可行路径；让一些有条件的农村地方走跨越式发展的道路，从“前现代状况”跨过现代化阶段，直接进入“后现代”。例如抓住旅游时尚兴起的机遇，转型发展“景观农业”就是一种值得尝试的选择。景观农业是旅游产业的组成部分，旅游产业也是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是使难以为继的现代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的现实策略。这样我们就看清了，为什么美学应该“埋头”，不再仅仅瞭望虚无缥缈的未来，而是应该埋头脚下，回到人间，用经济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手段来改造现实，在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部分地实现审美理想。

那么，经济学那么简单吗？市场是灵丹妙药吗？这些年人们经常可以听到各种反对市场开放、指责市场经济造成不公平的声音；在单位里我也会和一些老同事就文化产业发展、文化进入市场的问题进行讨论。但经过争论我发现，这些对市场经济尤其文化市场化问题的指责恰恰是对“市场缺失”的控告。例如一些艺术明星靠通俗甚至庸俗的表演获得过高的收入，还有一些政府和商人勾结非法获益等。我们那些“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文学者竟然也本能地相信市场会是一只全能全善“看不见的手”。通过阅读我们知道，市场经济一定要是一种法制经济。未经严格规范的市场总是纵容过度投机的倾向，同时可能混杂着官员的腐败。亚当·斯密的时代一方面是让古典经济学家终于发现一个理想的市场可以自动规范商人利己主义动机的“惊天秘密”；与此同时又几乎完全放任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从而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在欧洲引发了一次次的社会革命。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市场经济才进入了比较自觉的制度建设时期。最终是政府和法律这只“看得见的手”监管着市场，弥补各种“市场失灵”，经济才比较健康地发展起来。2009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再一次表明对市场及各种新的市场机制还需予以更严厉的制度监管。中国当前的市场就缺乏必要的制度设计、培育和监管，同时还有政府官员利用这种制度空缺进行疯狂的权力寻租活动。其实我们的“原始积累”比西方的更“原始”。这才是中国经济不能健康运行也不可持续的“公开秘密”。中国的文化市场规模很小，开放度极低，公民参与文化生产的权利几十年不能得到有效落实，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影响。而这时一些把持着权力和利益不放的部门却每每以“国家文化安全”相威胁。因此我们的确需要有更多的经济学家来讨论文化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谁能从逻辑上说明文化不可能通过市场经济得到发展和繁荣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将人类通过市场行为实现富裕、文明的故事讲给普通人特别是一些官员听。应该说，经济学理论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发育出不同的分支，应用了日益复杂的数学工具，勾画出很多市场细节。但同时，经济学也越来越多地从制度基础的讨论转向竞争技巧的说明。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关于市场机制原理的讨论是相对较少的。这与当年“不争论”的大背景有一定关系。于是我们会发现有两类不同的经济学家，一类比较关注市场的公共制度建设，强调市场经济制度要体现公平。另一类经济学家也为国家发展提供很好的政策建议（如建立股票市场），同时也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甚至市场缺陷先行获利。在几十年的改革进程中一种很有影响的经济学理论更是主张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里进行市场建设应“优先考虑效率，兼顾公平”。我认为这种观点与国家几十年唯GDP增长的发展方式、与这种发展造成的巨大贫富差别及社会动荡有直接的关系。这也给经济学及经济学家的声誉带来损害。

其实国际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发展经济学已经更多地强调了经济学的伦理责任。“发展”是一个比“增长”有更多人文内涵的概念，更强调市场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背景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交往史及相互责任。在中国，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更应该认真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原理的讨论。这时我们就会想到，为什么亚当·斯密一方面写了《国富论》，主张依靠“看不见的手”；同时又写了《道德情操论》，强调人的道德感尤其同情感的重要性。实际上经济学始终是同时关注公平与效率的，它们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两个侧面。《牛津经济学词典》的“经济学”词条说：“（它）研究紧缺的资源如何或应如何被分配……实证经济学关注在不同条件下发生了什么或应该发生什么；规范经济学从效率和公平二者出发，思考什么是经济组织的最好方法。经济政策分析同时要求规范的和实证的经济学：规范经济学给出政策目标；而实证经济学检验给定的目标是否恰当可行，什么经济组织方法是实现这些目标最有效的途径。”在我看来，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应优先关注市场制度建设，这样它的效率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这并非一种自视清高的表白。我们在云南元阳哈尼族梯田申遗的进程中，就可以看到具有不同伦理蕴涵、不同社会发展结果的不同开发思路的比照。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要说，需要让经济学不断“重返”它在伦理学中的源头。我想有了这两个方面，传统的人文研究就可以顺理成章、合乎逻辑地走向社会科学了。在进入社会科学的细节研究时，它并不失去与传统人文研究的联系。在重新整理十几年来的文化政策研究成果时，我发现这样的内在联系始终存在于这批文稿当中。

三

在从人文研究转向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始终关注其中合理的逻辑过渡，也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影响，即不断从宏观上把握国家发展主题，并逐步构想、搭建文化经济学的学科视野。这时，哲学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始终发挥作用。

我所说的宏观有几层意思。首先，要把我们的文化研究放到整个世界发展变化的大背景当中进行。对这种大背景可以作如下描述：文化产业的兴起是在全球化趋势当中，全球经济向“后现代”转变的方式之一；世界发展中的文化维度与（可持续的）经济、（公民）社会、（国内及地缘）政治、生态维度深度交织、相互嵌入；“启蒙”和文化全球化在多样性对话及市场竞争中逐渐实现。世界的发展已经成为由文化引领的发展。这种大趋势也集中表现在由发展内涵和发展方式构成的发展观的变化之中。因此我对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予以高度评价。也因此我相信文化与发展的关联是文化经济学的首要问题。

其次，文化经济学研究在当前有必要保持在对宏观经济体制的探讨层面上。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10年来的文化发展工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提出了文化强国的远大目标。但是会议形成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承认，“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对文化产品生产能不能产业化、市场化，很多领导同志仍然心存疑虑，而一些“专家”又像90年代中国即将“入世”时那样，对“国家文化安全”作出险恶预言。当年他们就对“入世”后中国的“国家粮食安全”、“国家产业安全”、“国家金融安全”等作出过后来并没有应验的预言。其实，改革只是要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历史已经证明，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计划经济”是成功的，甚至真正是“有计划的”。计划经济意味着贫困。同时计划经济也意味着对社会和个人的过度控制，个人在这种状态下不可能有任何生产积极性。而在这种状况下，“国家”组织生产必然付出巨大的成本，但其生产的产品又并不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个道理十分浅显，党的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已经表达了要发展“文化相关产业”的意愿。但在10年来的“文化体制改革”实施中，人们感受到的反而是缓慢的倒退，其基本方法就是有意混淆文化产业和公共文化服务的区分，借公共服务的名义将已推出的改革措施拉回去；而在公共服务的预算程序改革方面又完全不作为。现在，国家财政在文化方面的投入增加了，因此“文化”创造的GDP（增加值）增加了。但国家向公民提供的文化产品数量没有显著增加，质量更没有明显提高。中国文化在世界上仍处于“失语”状态，其国家文化形象和“软实力”几乎无从谈起。而在“维稳”的过程中，真要弄出“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来了。这就是“计划经济”的文化生产管理模式的必然结果。针对它，文化经济学应态度鲜明地说明，与文化发展相关的经济制度就是两个：最基本的是文化市场，辅助性的是公共服务。因此中国的文化经济学不但要持续地阐发文化发展的制度设计原理，而且要讨论文化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与恰当作法的问题，要让在中国已经成为民生之根本的市场经济进一步扩展，让这种基本制度继续“向上”延伸。

第三，中国文化经济学要保持宏观视野的意思是说，它要在现有的各种经济学学科中进行理论资源整合，同时还要与相关社会科学学科进行横向联合，开展同等层面上的跨学科研究。比如我们的文化体制改革最终必须开放文化产业核心部门的市场。公民的文化权利或者通常所说的“文化民生”首先就是国内居民参与文化生产的权利。宪法早就赋予公民的表达权、出版权应该抓紧落实。而要稳妥、有序地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完成国家的全面现代化转型，就不仅需要对文化市场体制进行设计和培育，同时也需要考虑“市场失灵”现象的存在；推动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也要认真考虑相关的公民社会、公共领域和公共媒体建设的问题。前者要求文化经济学中有相当成分的公共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内容；后者则要求与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的合理联合。后者的阐发将划清公共文化服务与计划经济的文化生产管理模式的区别。从经济学的角度关注政府运作的效率问题必然要求澄清服务型政府运作的合法程序问题，要求说明它与公民社会的相互关系及合理分工问题。在这样的层面上，我们的研究还特别需要比较的视野，不仅要与发达国家的经验相比较，也应和其他转型国家的经验相对照。我们也注意到，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问题还与城市、民族以及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等问题紧密缠绕。这些问题本身也都有自身的学科视野与规范需要文化经济学家观照与思考。

四

我显然是打算将自己的这些研究成果大胆地归入文化经济学的范畴。但这样做是否合理我还没有把握。

几年前，我翻译了罗杰·特劳伯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篇文章，文章说：“传统经济学几乎不关注各类艺术，而且只有极为稀少的思考涉及艺术与经济的关联。但在最近几年传统经济学已经日渐频繁地聚焦艺术产业。这部分是因为艺术的兴盛；部分或许是由于一些经济学家思想的微妙变化，他们看到艺术对于富裕国家的福利有所贡献；部分也如马克·布劳格所说，是因为‘经济学家渴望将其分析工具应用于迄今未触及的领域，以及艺术管理学家认识到各类艺术面对不断增加着的经济压力’。”或许西方经济学家也不太愿意介入这个领域，或许这位作者谈及的问题只是文化经济学中艺术经济学分支的情况。总之自我们开始文化产业研究之日起就一直盼望有经济学家参与，但国内的经济学家似乎并没有到来，起码没有“成建制地”到来，于是就“纵容”了我们的“僭越”。毕竟上述译文里的意思是说文化经济的时代到来了，“艺术兴盛”“对国家福利有贡献”。所以我们要有所尝试。

但要把这些研究称作文化经济学，毕竟需要有结构和细节。尽管还远不能说成熟，但本书文章的安排大致反映出一种问题域上的关联与结构，现在我想用一种构造的方式说说它还比较散乱、尚不充分的细节。

我试图用经济学的分析（市场的视野）处理文化发展的问题。发展是一个动态的经济过程，过程有自己的结构，那就是通常所说的产业链。文化也通过市场发展，即通过需求-供给关系的持续培育来实现。这一关系又可分解为创意-生产-销售-传播-消费-创意的循环链条。文化发展的产业链与其他产业的链条相比在不少环节上有不同。文化产业（或今天人们更愿意说的创意经济）是个巨大的产业群，里面有不同的行业门类，之间也有复杂的相互关系。如果我们能将这个视野里的问题大致说清，文化经济学的叙述体系就可以初步搭建起来。

为此，第一，我围绕文化市场培育讨论文化产业以及相关公共文化服务的问题。日益做大的文化产业是文化市场的主要推动力，而公共服务只是作为市场失灵存在时的必要补充。这本文集中的文章对“文化产业”、“公共文化服务”进行了概念界定，对其一般运作模式进行了刻画。比如在2003年前后，我将文化产业界定为“应用复制技术完成文化传播的商业活动的总和”，这样才能突出传媒在文化产业中的主体地位。我相信文化产业本质上说都是传媒。而这以后，我觉得对文化产业概念的界定还可以根据国际相关趋势的发展进行一些调整。关于公共文化服务，我一直强调它只是市场经济的必要补充，绝不是公民基本文化需求的主要提供者，因此一定要与市场建立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在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讨论中我强调公共服务只能提供“公共品”，而通过对公共需求的分析我也着重说明预算程序民主化对公共服务效率获得的必要性。

关于市场和公共服务的相互关系，我也是在参与《促进和保护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的相关工作中思路逐步清晰的。国际文化贸易是国际文化交往的主要平台。“流通决定流传”。但是文化特征（identities）对于一些产业弱小的国家同样重要，世界也需要文化表现形式多样。因此在特定国家文化产业相对弱小时，公共财政需要被用来提供支持。但支持不是为了对抗市场、搞垮市场或抑制交易。因此公共财政投入要有门槛限制和退出机制，而且尤其要在原创环节而不是交易环节着力。这样的政策才是符合《促进和保护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精神而不是其他公约援助目标的举措。

当然，无论是文化产业还是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制度性安排在中国都还是一种理想目标，现行的文化体制还保留着相当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既形不成什么“软实力”，也首先就形不成通过市场表现出来的硬实力。文化体制改革的滞后有其特殊的原因。因此我也简单分析过文化体制改革的难点及克服这些困难的办法。

第二，要进行具体的经济学分析，需要找到分析的基点。我想文化经济学分析的基点应该是“文化品”。几年前我一位经济学出身的朋友写了一本《文化经济学》送我，并请我提意见。我觉得他的书有哲学的力度，将一般经济品的文化属性揭示得很清楚，但对一般文化品的经济属性反倒是略嫌揭示不足。我当时想，自己的研究应该在这个问题上下功夫。

我也带着这个问题阅读国外有关专著。思罗斯比的《经济学与文化》是这方面有影响的著作。它从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区别出发，强调两者“相互嵌入”，从而讨论了不少文化品面对市场经济的特殊性问题。但我觉得他的理论出发点还值得推敲。他并没有足够深入讨论哲学上所说的“价值”的本质，而是径直分析起“文化价值”或文化作品的价值结构来。这样，他事先就将自己的视野锁定在“高文化”和“文化遗产”上，而对活跃在生活中并在生活当中不断创新变化的文化有所忽视。进而他再将这种文化价值与通常作为货币与价格尺度的一般经济价值进行比照，实际上只是说明人们日常生活需求与对文化艺术的需求之间存在某种空间或张力，抑或只是承认了在特定历史社会条件下人们在文化需求上必然会表现出的较大弹性。倒是我翻译特劳伯的那篇文章说得明白：“无法避免的窘境是，只有让艺术屈尊沦为产品和服务的范畴，经济学才可能处理它们。”我很赞成他的说法。所谓文化品，主要就是作为商品的文化二次制成品。

这些年我进入文化发展问题研究时，首先就对文化作品和文化产品进行过概念性区分，我认为文化产品是对文化作品的二次制作，是负载文化作品信息的技术性复制品。继而才可能讨论这些文化产品（或服务）通过产业方式被生产，进入市场被销售时会有怎样的表现；作为一种极易被复制的产品（具有一定公共品特性）又该如何进行特殊的知识产权保护，等等。也是因为有这种区分，我也更清楚地看到艺术原创及其作品的高风险特征；认为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在进行全球化竞争时，都需要对其进行公共资助，这样才能培育起文化产业发展的深厚资源，推动国家文化产业做大做强。文化品在市场中流通，这就是文化经济学内容的主线。

当然文化作品与文化产品的区分中有一些复杂情况，或者干脆说有时二者难以明确区分。比如说文物、文化遗产进入市场引起很多老派的文化人的非议。这里我们在国际上“遗产产业”的概念和理论中看到的是两点：①作为展示传播的产品文物正可以发挥自身的文化功能；②除了在拍卖会上进行交易外，人们也可以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对其“营销”进行合理讨论。

第三，我要探讨文化内容生产的问题。尽管文化产业主要是媒体，是做传播，但媒体在市场上很快就出现过剩，而内容变得更加紧缺。从这样的角度进行观察，我们就发现文化企业的规模分成两类：大型的传媒和小微型的内容生产部门。传统制造业企业也有规模大小的分别，但总是大企业能获得规模效益。文化企业则不然，由于内容生产风险很高，对产品制作的专业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围绕一个产品开发往往有一批小微企业的参与，每个企业只承担其中一两个环节的创意生产，并且为自己的环节承担投资风险。这就是文化产业内部“纵向非一体化”的特征。国际上“文化产业”概念向“创意经济”概念游移就是因为这个部分的重要性被更多地认识到。文化产业的这个前端至关重要，它为后端的媒体提供内容。为了做大文化产业，为了打造创意城市，当前世界各国都通过各种产业政策扶持这些小微企业。相形之下就会发现，中国近年这一轮文化体制改革几乎还没有迈上正道。它打造的那些不能跨行业跨部门运作的“航母”几乎都没有市场竞争力，而政府还不断为它们进行投入，对那些小微企业不仅没有支持，甚至就没有关心过这方面的市场建设。说到底，在中国还没有真正的传媒市场，那些改名叫做企业的原有事业单位至多只是在内部管理方面引入了某些市场机制。我们的“游泳选手们”还没有看到“泳池”。我们国家那些号称要做创意之都的城市也还不过是空喊口号。反之，不少有志的年轻人正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中为国家和个人的前途艰难打拼。也是在这个规模越来越大的群体中，人们会发现，文化产品的消费（艺术鉴赏）并不是文化创意的最后环节，而是同时作为为新的创造的投资与创意活动形成向起点的回环。这又是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未来中国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只有开始为他们而努力营造“创意氛围”（creative milieu）了，中国文化“走出去”才不再是一句空话。

当然，“在线即表达，表达即存在”。传播那一端也有很多经济现象值得探讨。例如严肃文学刊物领域为什么会出现两次发表的制度：第一次要上有名望的小众刊物，第二次才刊登在文摘类的大众读物上？这恐怕是一种文化进入市场的必要制度安排，是向坚定走文学之路的作家支付应得报酬的合理程序。近年来国外不少媒体经济学著作也已经翻译进中国。但只有市场出现了，国有文化企业和民营文化企业同台竞争，那些作为竞争技巧的各类微观经济技能才会受到更多追捧，有更多用武之地。

文化产业的发展将更多传统行业拉进自己的疆域，例如设计产业正在获得越来越大的市场空间，而这种发展甚至会促进企业间合作方式创新，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启迪。我曾为浙江一个高科技企业与方便食品企业的合作感到惊喜：传统的食品包装竟然也可能成为（广告）媒体，作为曾被闲置的资源成为企业合作的资本。这时我们想到了经济学中关于正外部性的理论。但一般的经济学教科书未必会为这种外部性在企业合作中的“内部化”多费笔墨。我想文化经济学将来要对很多新的经济现象进行总结、概括。

第四，文化经济学研究涉及大量跨学科问题。文化和经济本身就是两种不同的知识，例如在讨论美术作品、音乐作品或舞蹈作品进入市场的问题时，必须从不同艺术的特性出发，探究其产业化的不同方式。然而这还不是文化经济学跨学科性质的全部。近年来的文化发展研究也推动我对传统民族学领域的思考，促使我对国际关系及全球化有更深入的思考。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还会牵扯进新的理论资源。

近年我们随国家民委在国内多个民族地区进行文化发展调研。这时我们一方面要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角度对民族地区存在的文化问题进行考察，提出政策建议，另一方面也会对国内民族学研究及理论教学的状况进行反思。在这方面有两点我感受较深。出于教育体制和理论传统的原因，我们的民族学研究过多注重各少数民族文化特性的研究，甚至不断追求所谓的“原汁原味”。于是就会产生两个偏差。一是不太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很难提出更为根本的政策建议。因此我们要强调民族经济学或发展人类学的研究。二是不太注意少数民族内部差异性的研究和特定区域的民族关系研究，难以为化解一些地区出现的民族矛盾问题找到出路。因此我们要强化民族地区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例如新疆近年来发生的一些社会问题我认为还是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因此根本上还是要让各少数民族群众真正融入国内统一市场，包括利用中国经济对中亚各国形成的优势地位，让少数民族群众参与国际贸易并因此收益、致富。我在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这条商道上看到的更多是民族间的交往和融合。

政策研究不是简单地为政府的各项措施作论证或宣传，也不是为中央与地方的政策博弈提供有偏向的支持。我们曾对一些民族地方的“国家文化安全”形势进行过调研。调研中我们感到那里基本不存在什么“国家文化安全问题”，边境地区的基层领导也不承认自己那里有相关问题。但有关方面又暗示说，这是为向中央申请财政支持的一种理由，希望我们能对某些“隐患”进行一些渲染。对此我还是坚持从理论澄清开始，对近年来被夸大其词的“国家文化安全论”进行了分析，从而对这些边境地区的文化发展态势进行客观评估。同时也扬弃“冷战思维”，根据地缘政治及国际市场竞争格局的分析，提出强化财政对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予以支持的建议。实际上我的“弱的国家文化安全论”在国内相关讨论中也是自成一说的。类似问题的讨论都将为文化经济学教程带来新的内容。

五

拉拉杂杂已经说了很多，但在重新检省近年这些文章时想到的很多意思还是没能清晰、准确表达，比如就高新技术对文化产业兴起的重要作用我还始终没有进行过实质性的讨论。可见，文化经济学叙事体系的营建还是很困难的。这也是为什么我把这篇序言的题目称为“文化经济学视野的搭建”的原因。“搭建”很容易让人产生“私搭乱建”的联想。但毕竟，我已经走在这条路上了。

对于未来的文化经济学，我在序语结束前做一点勾勒。第一，我觉得它的总格局应该是处理文化品在文化市场中传播的效率和影响问题；这里既涉及文化市场的开放，也涉及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这部分首先有一批最重要的概念需要得到清晰界定。第二，要讨论文化要素在创意-生产-销售-传播-消费这个不断循环的产业链每个环节中的表现，尤其是要揭示它们与传统制造业产业链流程的异同，最后应谈及文化消费与投资创意的关联。这部分应该能够形成几条有规律性的法则。第三，要深入分析其产业要素及产业结构规模方面的特征，交易与价格形成机制方面的问题，特别是知识产权制度的作用问题。第四，可以分门别类地提及产业内不同行业在创意生产与销售传播方面的特性；可以讨论与风险投资、艺术拍卖及金融相关的问题；也可以讨论和相关学科有关联的问题。这部分是为与更具体的经济学研究保持联系设置的“接口”。我所设想的文化经济学恐怕还很难是偏重定量的，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缺少计量工具，尤其是因为我们缺少足够的公开数据。如果是这样，这种文化经济学就大致是一种聚焦发展的、具有比较维度的政治经济学。这里所谓政治经济学有三层含义：规范的、国家视野的和制度性的。我想这样的文化经济学会适用于中国国情。

尽管已经有如此强烈的经济学取向，我仍然对传统的人文研究极为留恋，留恋那种比较从容的研究方式及理论化视野，那里有超越的美。而在回顾这些年的社会科学、实证科学式的研究时，我也为常常能够倚重前若干年美学研究的积累感到庆幸，那里最重要的思想资源有启蒙哲学、符号哲学和交往理论、艺术史及民族学等；而哲学作为一种思想方法给我提供了整体论和辩证法。未来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因此会永远保持着同样强烈的人文关怀。这些也会使我的文化经济学研究被抹上不少个性色彩。

我还真切地希望听到同行们的批评。我常说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最大问题是缺少真正的各类文化批评，这就包括对有关理论进行一针见血的批评，开展毫无虚伪的追问与争论。文化毕竟不是个人的事业，它是主体间永不停顿的对话！

记于2013年5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