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人们对文学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文学不再被理解为单纯由作者创造的精神对象物，而是由不同的主体同协作完成的产品，文学与其说是艺术创造，毋宁说是一种生产作者、读者、出版者、政治意识形态机构以及大众和社会时尚等共同操作的，既有合作也有斗争，既针锋相对又相互妥协、合谋，遵循着一定的游戏规则，进行的生产活动。过去文学研究主要关注的对象是作品和作者，了解作家的创作意图或思想观念，或联系作者和社会背景对作品进行诠释。随着文学观念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应该扩大文学研究的视野，从新的角度切入。正如看木偶戏，仅仅满足于看懂是不够的，还应该到后台去，了解具体的操作。已经形成的文本，固然要细加研究，文本形成以前的那一段同样不能放过。出版业是文学后台的操作者之一，它引起了我的兴趣，本文以出版为视点，细致地呈现文学生产的“后台”，具体地表现文学在政治、经济的压制下如何被生产，同时通过梳理出版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版机制的转轨，在转型期多元化文学结构的形成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我看来，中国现代出版业从它的发展历程，大约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对这三阶段出版业与文学关系的考察，形成论文的基本论述脉络：一，20世纪初到40年代末。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印刷技术传入，晚清教育和知识普及的风气极一时之盛，出版业乘势而起。出版印刷的兴盛，首先表现为期刊杂志的繁荣，直到20世纪前一二十年，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创办，出版社成为独立的机构，在社会文化的构建中起到重要的作用。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在上海，民间出版社数量众多，规模巨大，影响深远，形成中国现代出版业的第一个高峰。二，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期。1949年以后，政府对出版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全部实行全民所有制，收归国有，在这个基础上，重新组合，控制发行渠道，设置主管部门，建立行政管理的模式，出版社完全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喉舌。三，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出版业机制逐渐转轨，表现为放开发行渠道、国家的管理范围相对缩小、更重要的是管理的方式和手段有了变化，出版社由单纯的生产型转变为独立的生产经营者，出版社的主体意识逐步增强，同时出版业在书籍生产中充当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

出版业在文学生产中所占的位置，在不同的时段中是不一样的。第一个阶段里，首先，期刊杂志的兴起，促发了小说的繁荣，给中国文学观念带来根本的变化，以“小说”为中心的现代文学观念的诞生，如果离开现代出版业，那是不可想象的。早期的出版不仅仅表现在推动通俗文学的发展，还在于对五四新文学革命的支持，以及对新文学传统的确立，本文以“文学研究会”等新文学团体与出版关系以及《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策划制作为例，对此予以了论证。在第二个阶段里，出版业在文学由于其行政化的管理，在文学中所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无论是作者、编辑还是读者都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出版社根据政治的标准对新文学的作品，进行重新出版，新的作品出版很少，即算有，也是作为政治目标来完成。“三红一创”的成功出版是由文化官员、出版社编辑和作者集体创作、共同合作的结果，充分表明了出版业在其中所扮演的尴尬的角色。

出版业的转轨与转型期文学之间的关系是本篇论文所要论述的核心问题：80年代初期出版业就开始了转轨，但一段时间文学还是按“伤痕、反思、改革”的单一的模式在发展，文学的真正多元化结构的形成要等到80年代的中后期：这是因为出版业的转轨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它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由主流意识形态管理的相对松弛和经济市场化来临的大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在出版业的转轨过程中，我发现，地方出版社的崛起以及地方性期刊的繁荣，和文学朝着多个向度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地方出版社和期刊所占有的出版资源相对要少，所受的意识形态控制相对要弱，所面临的生存压力要大，所以他们能在出版机制的转轨中走在前面，更多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在新的政治、经济语境中主动地策划、制作文学，影响整个文学的格局。文学多元化格局的形成，还和出版的制作过程有极大的关联，“策划”是出版业发挥主体意识最关键的操作。编辑通过策划，协调作者、读者、官方政治、市场的关系，根据不同的需要，或者为名，或者为利，或者为文化建设，或者拥有读者，或者获得政府的评奖，或者得到学院文学批评家的嘉许……策划者首先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然后再进行具体的操作，对作家、对读者去施加他的影响，而这又影响到文学作品的状貌。所以，在市场上，会有为大众所喜欢的畅销小说和成为时尚的文化散文、小女人散文，也有为官方所肯定的反腐小说，也有地摊上的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书架上同样摆着坚持先锋立场的现代小说……这种种文学无法用一条单一的线把它们串通起来，也无法用同一个范畴去进行概括。雅俗并行，风格多样，不一而足，文学针对多种需要在各个维度上发展，无疑，这就是文学的多元化。文学的多元化是源于自身的要求，但不可否认，出版机制的转轨，主体意识的相对获得，为它提供了可能，并且，在文学的多样化生产中，出版策划起到关键的作用。

从出版业的发展入手，历时地、整体呈现出版与文学的发展脉络，只是描绘了一个轮廓，是远远不够的。在第三章，笔者进一步从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出发，在文学多元化的环境中，共时地分析六大个案的文学制作过程，理清各种关系，力图反映出版在不同类型的文学制作中所起到的不同作用，使前面的论断具体化。分析表明，在受“政治场”和“经济场”挤压的文学场中，出版作为重要的操纵者之一，同时也是一根最为敏感的神经，连接各个文学主体，其角色的轻微变动，就会直接影响到“文学作品成为什么”。所选择的个案，《李自成》开始写作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想借此做个比较，除此以外，其他几个都具有典型性，代表了各种不同的文学类型和出版现象，对它们的分析，基本上能够反映出出版在转型期中所起到的作用。

文学有它固有的精神，出版业也有自己的理想，但它们都受到时代的制约，它们的角色其实并不是自己选择的，而是被派定的，对出版在文学生产中所起到的作用，并不适合做出简单的价值评判，只能说，对出版多一些了解，对文学也就了解得更多。

出版业与文学的互动关系将在新世纪的文化体制和语境中不断延伸和发展下去，相应地说，这一课题的研究尚需从理性层面继续深入，本人将以极大的热情关注此课题的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1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

2 《中国出版年鉴》（1980年卷至2003年卷），中国出版年鉴社。

3 宋应离、袁喜生、刘小敏编《中国当代出版史料》，大象出版社，1999。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编《新中国出版50年》，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

5 刘杲、石峰主编《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新华出版社，1999。

6 余敏主编《中国民营书业发展》，中国书籍出版社，2003。

7 余敏主编《出版学》，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

8 余敏主编《2002—2003国际出版状况及预测》，中国书籍出版社，2003。

9 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华文出版社，2002。

10 章宏伟：《出版文化史论》，华文出版社，2002。

11 布尔迪厄：《布尔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2 汤因比：《艺术的未来》，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13 许志英、丁帆主编《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14 孔范今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

15 刘禾：《跨语际实践》，宋伟杰等译，三联书店，2002。

16 丁帆、王世诚：《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

17 吴秀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

18 袁进：《近代文学的突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19 谭桂林：《转型期中国审美文化批判》，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

20 陈晓明：《文学超越》，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21 杨守森主编《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2 王彬彬：《文坛三户》，大象出版社，2001。

23 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24 祁述裕：《市场经济下的中国文学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5 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26 孙晶：《文化生活出版社与现代文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

27 《新闻出版文件汇编（内部）》1950年卷—2003年卷。

28 《全国“扫黄”“打非”文件汇编（内部）》。

29 北京开卷图书市场研究所：《中国图书零售市场产业研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