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报业活动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黄世仲本身是报人，主办或参编了多种报纸，其小说又是连载于报纸上的，因而其报业活动自然会对其小说创作产生深刻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其小说创作渗透了较浓的新闻意识，具有较强的新闻时效性与纪实性

作为报人，他对近期发生的新闻热点事件或本地要闻等颇为敏感，因而能及时地从中取材，通过艺术加工，写成小说。如《廿载繁华梦》主要写周庸祐（即广州富商周东生）被岑春煊查抄一事。这是当地的新闻热点事件，是于乙巳年九月初七日（1905年10月5日）发生的。《时事画报》乙巳年第三期《旬日要事记》曾发表新闻报道《周东生一梦》；乙巳年第四期《旬日要事记》发表了《周东生事汇纪》；乙巳年第五期《旬日要事记》发表了《周荣耀革职查抄矣》。另外，《有所谓报》也连续报道了周东生之事，如乙巳年八月十一日（1905年9月9日）发表了《周东生出使比国之传闻》，乙巳年九月初五日（1905年10月3日）发表了《噫，富商真受骗矣》，乙巳年九月初八日（1905年10月6日）发表了《周东生不派比使之原因》，乙巳年九月初九日（1905年10月7日）发表了《可怜哉，周东生竟有今日》，乙巳年九月初十日（1905年10月8日）发表了《海关库房大风潮》，乙巳年九月十一日（1905年10月9日）发表了《一世之雄而今安在》等。这些新闻报道，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激起了当地读者了解此事内幕的强烈兴趣。于是，黄世仲立即着手收集有关周东生的素材，构思、创作《廿载繁华梦》，两个月后，便在1905年12月6日出版的《时事画报》乙巳年第八期发表该小说。因此，新闻报道不仅为小说创作提供了素材，还佐证了小说叙事的真实性，增强了小说的可信性与吸引力。又如《宦海潮》，其所叙张任磐的宦海浮沉（实为映射清末外交官张荫桓），也是以新闻事实为依据的。该小说《凡例》云：“惟是书则无一事无来历，或得耳闻，或本目睹，或向发现于新闻社会者。其余点染，出使外洋事迹，则取材于张氏原著日记、书本为多。”其他如《朝鲜血》《十日建国志》《五日风声》等，其新闻时效性与纪实性就更强了。据颜廷亮先生考证，《朝鲜血》“实际上就是依据当时报纸上陆续刊载的有关安重根刺杀伊藤以及安重根、伊藤二人的历史的种种报道，忠实地写出来的”。《十日建国志》所写的葡萄牙共和革命发生于1910年10月4日，而《十日建国志》从11月1日起即开始在《南越报》连载，两者相距不到一个月。至于《五日风声》，写的是1911年4月27日在广州爆发的黄花岗起义。黄世仲亲自参加了这次起义。起义失败后，他从6月14日起，便在《南越报》上连载《五日风声》，详述黄花岗起义的经过，讴歌革命党人为推翻清朝政府而不惜自我牺牲的斗争精神。因这三部小说的新闻性、纪实性很强，所以有不少学者干脆称它们为报告文学或报告文学式的小说。

（二）其小说创作多带有鲜明的政治评论色彩

一方面，这与当时的报纸关注时政要闻、注重政论时评有关。例如，香港《中国日报》设“论说”栏目，《中国旬报》也主要刊登“中外之要信、名人之议论、政治”等，《世界公益报》则设有“时论”“杂评”栏目，《广东日报》设有“言论界”，《有所谓报》设有“博议”“短评”，等等。这些由革命党人办的报纸（黄世仲皆参与其中），其所登载的时政要闻、发表的时事评论，都重在进行政治宣传，如宣扬排满，暴露政治腐败，抨击保皇谬说，主张民主革命，等等。与之相应，连载小说也自然要讲时事性、政治性，并免不了要议论朝政、品评人物。否则，若小说所写与时事政治不相关，与社会问题、时代生活不相干，与报纸所载的时事要闻、新闻评论等相去甚远，那么就势必不能与报纸新闻、政论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从而也就难以引起报纸读者的强烈关注与阅读兴趣。另一方面，黄世仲是名噪一时的政治宣传家、报刊政论作家，一生发表过大量的政论文。他通常是先在报纸上发表政论时评，鼓吹革命排满，随后便创作同题材的小说，与政论时评桴鼓相应、互为推广。其小说的政治性，主要表现在喜以时事、要人、要闻作为小说所叙的重要内容（如《大马扁》写康有为，《宦海升沉录》写袁世凯等），突出、夸大满汉矛盾，抨击保皇立宪，揭批官场和社会黑暗，宣扬民主革命斗争，而这与其办报纸宗旨也是颇相一致的。其小说的政论性，主要表现在小说与政论相互配合，或将政论融入小说，借人物对话、议政来表现，或借书信、檄文、演讲等来展示。例如在《宦海升沉录》第十六回，黄世仲为了阐明变法无效、宜行革命的道理，有意炮制了一封留学生张绍曾写给袁世凯的书信，其中写道：

年来盈廷呓语，“立宪立宪”之名词，“变法变法”之声浪，遍唱于人间，然而改换面目，袭取皮耶伪耶，早为识者所哂。足下洞识外情，熟观大势，真耶伪耶，此足下所知也。十九世纪而降，专制政体，环球将无立足之地。……某等以为，今日非改革无以救亡。方今种族昌明，民情可见矣。藉非国民主动，必不足以实行立宪；苟欲得将来之建设，舍现在之破坏，无他道焉。……忆昔法倡革命，实启民权；美苦烦苛，乃倡独立；造世英雄，华拿未远……乃若以今较昔，烦苛逾于美国，专制甚于法人，炎汉声灵，淹然澌灭，如是久矣。……况复原鹿复危，城狐自舞，惨怀麦秀，将召瓜分，行使种族长沉，山河永碎，犹太往事，人所同悲。公亦人类，应有感情，念及前途，杞忧何极！不揣冒昧，聊布区区，足下图之。

这不就是一篇议论风生、激情洋溢、说理透辟的政论吗？当然，小说是不宜频繁地发议论的，即便需要，也应借书中人物之口才不至于突兀或刻意，但如过多地借书中人物之口来论析事理，也不免枯燥乏味，不合小说之体。因此，政论与小说在宣传效果上是无法彼此取代的，只有兼事两种文体的创作，将它们相互配合，才能更好地形成理性与感性叠加的效果。关于黄世仲小说创作与政论的关系，详见第二章所论，此不赘述。

（三）其小说创作有意凸显粤港文化色彩

由于黄世仲本系粤人，熟悉本地生活，故而多取材于本地的要事、新闻。更重要的是，其小说主要发表于粤港地区的报刊上，直接服务于粤港地区的读者。而本地人读报，当然更关注本地的新闻，更关切身边发生的重要时事与社会动态。所以，黄世仲参与、参编或主办的报刊，都专门设有本地新闻栏目，以迎合本地读者的阅读期待。如《中国日报》即设有“广东新闻”“香港新闻”栏目，《中国旬报》还设有“鼓吹录”，专登粤讴、南音、曲文、院本、班本等本地文艺作品。《世界公益报》设有“粤闻”“港闻”。《广东日报》自然也有“两粤要事”“地方新闻”，其文艺副刊《无所谓》则主要登载广东白话论说、班本、龙舟说唱、南音、粤讴等。《香港少年报》也有“粤人声”、“港志”。至于《中外小说林》，还刊登了大量的粤方言通俗文学作品，如白话、木鱼、龙舟歌、南音、粤讴、谈风、班本、谐文等，代表作有大樨的《演时务》，庄的《旗民诉苦》，黄伯耀的《近事演说》《讨烟鬼檄文》，等等。作者对岭南地区民间传统文学形式进行了吸纳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以启迪民众，扩大了刊物政治宣传的范围。可见，这些报刊是颇偏重于本地的时事政治和民情风俗的。既然黄世仲的小说发表于这些报刊上，那么他自然也会自觉地叙写本地人、本地事和本地的风俗时尚，诸如：写粤籍名人故事（如康有为、张荫桓、周东生、陈开等），写本地大事要闻（如太平天国运动、陈开起义、黄花岗起义等），为粤港地区正在掀起的民主革命摇旗呐喊。这样就使其小说带有了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关于这一点，后面章节将有不同程度的论述，可以参看。

（四）其小说创作在艺术形式上能自觉地适应报刊连载的需要，既重视每回的精彩，也注意到结构的严谨性与整体感

梁启超曾说：“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小说自然也不例外。报刊定期、定时、连续出版的方式，势必要求小说家在一个单元内，叙述一个相对独立、精彩的故事，采用一种前后连属、开合自如、线索比较单一的结构方式。可要做到这一点，殊非易事。黄世仲就指出当时报载小说多存在这样的弊病：“一篇之中，有散漫无结束，有铺叙无主脑，有复沓无脉络，前后无起伏，穿擂无回应，见事写事，七断八续。”为了克服这种弊病，他既善于将社会热点、本地奇闻等化为小说中的章节，使每期连载都有看点，同时又注意在小说的主脑、结构与叙事的连贯性等方面下功夫。如在《廿载繁华梦·凡例》中，他就对该小说的主脑、布局、诸多情节之起结，以及人物描写之详略、材料之取舍等，逐一解说。可见，他对小说创作如何适应报刊连载的需要，是煞费苦心的，其成效也是很显著的。如冯自由评价说：“该书演述富绅周某宦途及家庭琐事，绘声绘影，极尽能事，大受社会欢迎，在清季出版之社会小说名著中，实为巨擘。”

（五）黄世仲还善于借报纸广告为其小说做宣传、推广，以扩大小说的社会影响力

如1906年7月28日，黄世仲在其主办的《香港少年报》上刊登《本社要告》，云：“《洪秀全演义》一书，为本报社员所撰。前应《有所谓报》之请，排刊问世，久为社会欢迎。全书约六十回，乃仅刊至半渡，而《有所谓》竟以无妄歇业。此书为太平天国一朝之历时，故不得不自行续刊，以竟全书。爰自六月初六日由三十回起，逐日随登于附张《学界现形记》之部位，……前经得阅《洪秀全演义》而欲窥全豹者，想当争先快睹也。”1907年9月22日，《时事画报》第21期也登载了两则小说广告：其一预告《廿载繁华梦》将由该报社出版；其二预告《党人碑》将在该报连载。其广告云：“前著《廿载繁华梦》一书，其笔墨价值久已有目共赏。今此书实后来居上。以著者透视近事十余年，积胸已久，然后下笔成文。其资料丰富，布局奇妙，及笔墨精当，自不待言。阅者各手一篇，当不以斯言为夸大也。”1907年11月28日，黄世仲兄弟于香港筹办《社会公报》，同时在《中国日报》刊登广告，声明《社会公报》“尤注重小说，以新阅者之眼帘”，并且黄世仲对即将在《社会公报》刊出的小说《广东世家传》进行介绍。诸如此类的广告，既增强了报刊对读者的吸引力，又为黄世仲小说的连载或出版营造了声势，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最后，需补充说明的是，黄世仲将小说与报业有机结合，也有商业谋利方面的考虑。其小说内容自觉地反映时事政治或社会热点问题，也可以说直接体现了市场因素的制约，所谓“缘时势要求”，“以合时人嗜好”。因而，他在强调小说的政治教育作用时，也就必然会重视小说的娱乐功能。他把小说列入报刊的“谐部”，注重“谐论讽时，务令普通社会均能领略欢迎”，其实就考虑到了小说的消闲娱乐性质。因此，他在写小说时也就能较自觉地追求“寓教于乐”，从而使其小说具有较强的艺术性和可读性。

总之，黄世仲从事报业活动、创作小说，其主要目的都是开启民智、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报业活动与小说创作是相互配合的。其小说所写的人物、事件大多可以与报纸新闻和政论参照阅读，不仅有较强的新闻时效性与纪实性，还有一定的政论性与地域文化色彩，因而具有极强的政治宣传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