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黄世仲（1872～1912），字小配，号禺山世次郎，笔名黄帝嫡裔，又署世、世次郎、老棣、棠、棣、荛、亚尧等，广州番禺人，晚清资产阶级革命家、宣传家、小说家。黄世仲生前做过大量的革命工作，主编或参与编创十多种革命报刊，特别是创作了二十多部中长篇小说，并以此作为宣传革命的武器。这使他成为晚清革命派小说家中的佼佼者，在整个晚清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黄世仲在儿时因家道中落，不得不与其兄黄伯耀一道赴南洋吉隆坡、新加坡等地，做赌馆书记员等以谋生计。在新加坡，他受邱菽园创办的《天南新报》办报思想的影响，不仅在思想政治上追随改良派，而且常向该报投稿，并成为该报记者。但他追随改良派的时间并不长。大约在1901年，黄世仲受革命党人尤列（尤列与孙中山、陈少白、杨鹤龄并称“四大寇”）启发，在思想政治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走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此后，在孙中山的指导下，他同尤列等人一起从事革命宣传工作。

1903年春，他回到香港，开始利用革命报刊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他除了在《中国日报》先担任记者、后来与陈诗仲一起主持笔政外，还参与了《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有所谓报》《时事画报》等有名的资产阶级革命报纸的编辑、撰述工作。此后，他又陆续创办了《香港少年报》《粤东小说林》《中外小说林》，参与创办了《广东白话报》《社会公报》《南越报》等，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抨击改良派的保皇谬论。并且，为了配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他还自觉涉足小说创作领域，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一连创作了《洪秀全演义》《镜中影》《廿载繁华梦》《宦海冤魂》《黄粱梦》《宦海潮》《党人碑》《南汉演义》《大马扁》《义和团》《宦海升沉录》《吴三桂演义》《孽债》《妾薄命》《朝鲜血》《十日建国志》《五日风声》，以及已知其名未见其书的《广东世家传》《岑春萱》《陈开演义》《新汉建国志》《梨春梦》等二十二部中长篇小说。这些小说，或歌颂革命英雄、宣传革命思想，或揭露改良面目、抨击保皇邪说，或暴露晚清官场黑暗、谴责清朝腐朽政治，或以历史为题材表现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张和理想，在当时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反响。

武昌起义后，广东革命党人立即起而响应，谋求光复广东。黄世仲作为长期从事革命工作且劳绩卓著的革命党人，曾被任命为广东军政府枢密处参议、民团总局局长、军团协会副会长等。但在1912年春，广东军政府代理都督陈炯明却提出了一个排除异己、扩大自己实力的裁军计划。黄世仲以及部分军民领袖看出了陈炯明所包藏的祸心，坚决反对裁军计划，因而为陈炯明所忌，于1912年4月9日被陈炯明罗织罪名逮捕。陈炯明借胡汉民之手于同年5月3日将黄世仲杀害。

黄世仲的小说创作，虽然对清末民初资产阶级种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小说创作的繁荣起到相当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晚清小说史上颇有影响力，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其小说创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很少得到学者的关注与研究。新中国成立前，只有阿英、杨世骥、冯自由、陈汝衡、陆丹林等人对黄世仲及其小说代表作《洪秀全演义》《廿载繁华梦》《宦海升沉录》《大马扁》等略有介绍与评介，并且强调的多是黄世仲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贡献，而对其小说创作的个性特点及其艺术成就等，缺乏较为系统、具体、深入的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也只有陈则光、宋平、陈华新、冼玉清、李育中等少数学者，以及一些文学史或小说史著作（如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编写的《中国小说史稿》、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级编写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等），对黄世仲及其小说作品有所关注与评论，但也只是零星的而不成系统。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注黄世仲及其小说的学者才逐渐多起来。一批较有学术价值的论著陆续问世，使黄世仲及其小说研究逐渐成为晚清小说研究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纵观20世纪以来的黄世仲及其小说研究，其内容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黄世仲生平研究。主要论著有冯自由《〈洪秀全演义〉作者黄世仲》（《革命逸史》第二集，商务印书馆，1943）、杨世骥《黄世仲》（《文苑谈往》第一集，中华书局，1945）、罗香林《革命宣传小说名家黄世仲家世访记》（《乙堂劄记》第17册）、李育中《〈洪秀全演义〉作者黄小配》（《随笔》第一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颜廷亮《黄世仲生平诸问题小辨》（《近代文学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颜廷亮《黄世仲小传》（《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第三期，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王俊年《黄世仲（公元1872-1912）》（《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续编三》，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符实《晚清小说家黄小配生平》（《芳村文史》第三辑，1989）、赵明政《黄小配》（《中国通俗小说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陈坚《怀念我的外祖父——黄世仲》（《香港笔荟》第11期，1997）、姚福申《黄世仲疑案新探》（《复旦学报》1998年第2期）、方志强《黄世仲大传》（香港：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1999）、郭天祥《黄世仲生平诸问题再辨——兼与颜廷亮先生商榷》（《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马楚坚《宣传辛亥革命之文字功臣：黄世仲行实考》（《黄世仲与辛亥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二辑，香港：纪念黄世仲基金会，2002）、郭天祥《黄世仲年谱长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等。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结合作家的生平及其所处时代，考察其小说创作活动等，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其二，黄世仲小说的发掘、整理与出版。起初，黄世仲创作的小说大多数是在《有所谓报》《香港少年报》《时事画报》《循环日报》《中外小说林》《世界公益报》《南越报》等报刊上连载的。部分小说如《洪秀全演义》《廿载繁华梦》《大马扁》《宦海升沉录》等，曾由报社出版过单行本，因而为世人所知。其他小说则因连载于粤港等地的报刊上，而有些报刊又散佚不全，难以查寻，所以长期湮没无闻。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过部分学者的辛勤爬梳与发掘，一些小说才得以抖落历史的尘埃，重现于世，并经过整理，陆续出版。这对于黄世仲小说研究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现将黄世仲已出版的部分小说胪列如下（见表1）。

其三，黄世仲小说作品研究。主要论文有：王俊年《关于〈洪秀全演义〉》（《文学遗产》1983年第3期），齐裕焜《资产阶级革命在“天国”土地上的投影——评〈洪秀全演义〉》（《明清小说研究》第3辑，1986），颜廷亮《黄世仲作品诸问题小辨》（《文学遗产》1989年第2期），欧阳健《荣庆和〈廿载繁华梦〉》（《明清小说研究》1989年第3期），颜廷亮、赵淑妍《稀见小说〈镜中影〉》（《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第2期），颜廷亮《黄世仲作品系年》（《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第3、4期合刊），欧阳健《钱江与〈洪秀全演义〉》（《明清小说研究》1995年第2期），吴锦润《关于黄世仲的存世小说〈黄粱梦〉（残）》（《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2期），颜廷亮《黄世仲研究漫议四题》（《兰州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魏文哲《〈大马扁〉：一部失败之作》（《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4期），欧阳健《作清议之春秋，编个人之纲鉴——论黄小配的近事小说〈宦海升沉录〉〈宦海潮〉》（《江苏社联通讯》1989年第6期），赵淑妍《唯一反映葡萄牙共和革命的近代小说——黄世仲〈十日建国志〉略论》（《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颜廷亮《晚清最后一部杰出的历史小说——关于黄世仲的〈吴三桂演义〉》（《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颜廷亮《晚清小说中孙中山形象塑造的成功尝试——黄世仲〈党人碑〉略论》（《社科纵横》2004年第2期），颜廷亮《晚清社会小说的巨擘——〈廿载繁华梦〉创作、出版和类别等问题考辨》（《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颜廷亮《晚清革命派小说的杰出代表——黄世仲〈洪秀全演义〉考论》（《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罗衍军《〈朝鲜血〉刍论》（《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7年第4期），颜廷亮《新发现的黄世仲小说〈义和团〉》（《明清小说研究》2006年第2期），汤克勤《〈大马扁〉：“假小说以施诬蔑”的巅峰之作》（《嘉应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另外，一些专著如颜廷亮《黄世仲与近代中国文学》（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赵明政《黄小配与〈洪秀全演义〉》（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等，以及一些文学史著作如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欧阳健《晚清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等，也对黄世仲的部分小说进行了述评。

从上述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学者对黄世仲的小说作品已有较全面的考论，尤其是对《洪秀全演义》《廿载繁华梦》《大马扁》等有较深入的研究，对一些稀见小说如《镜中影》《吴三桂演义》《党人碑》《十日建国志》《五日风声》《朝鲜血》《义和团》等，也有初步的探讨与评价。这使黄世仲小说的价值及其在近代小说史上的地位日益得到彰显，获得了较为公允的评价。

当然，目前的研究仍较多地局限于对单部小说作品的探讨，并且对多数作品的研究尚不够深入，相对缺乏一种整体眼光与比较意识。比如，论者对黄世仲小说如何继承、革新中国古代小说与晚清谴责小说，并如何借鉴西洋小说等重要问题，即缺乏具体的探究；而对黄世仲的报业活动与小说创作的关系、黄世仲的政论与小说创作的互动互补、黄世仲小说所反映的地域文化风情等，基本未予关注，因而也就难以从总体上较为确切地把握黄世仲小说的创作特色与历史贡献。

其四，黄世仲小说理论研究。主要论文有颜廷亮《黄世仲昆仲的小说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赵明政《黄世仲的小说理论与小说创作》（《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1期）、刘凌风《略论黄世仲小说理论批评》（《广东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周伟民《论黄世仲的传记小说理论和他的传记小说创作》（《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9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唐玲玲《黄世仲的文艺思想》（《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郭延礼《黄世仲的小说理论及其在中国近代小说史上的地位》（《齐鲁学刊》2002年第2期）、刘济远《试论黄世仲小说的艺术特色与创作理论》（《湖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郭延礼《〈中外小说林〉及其理论与创作路向》（《山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文际平《黄世仲小说观念刍论》（《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等；另外，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七章也列专节探讨了黄世仲的小说理论。这些论文较为全面地揭示了黄世仲小说理论的内涵与价值，不过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比如，黄世仲的小说理论与小说创作的关系如何？其小说理论与晚清改良派、革命派的小说理论相比有哪些异同？这些问题虽然有少数学者给予了关注与研讨，但尚不够具体、深入。这无疑也影响了对黄世仲小说理论贡献的准确评价。

鉴于以上述评，本书拟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黄世仲小说创作展开深入研究。

第一，黄世仲的报业活动与小说创作。黄世仲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报人与杰出小说家，其报业活动与小说创作相互配合，形成了一种互动互补、“互为推广”的关系。其小说与新闻政论往往可以参照阅读，具有较强的新闻时效性、纪实性和一定的政论色彩，因而在开启民智、宣传民主革命方面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第二，黄世仲的政论与小说创作。黄世仲兼事政论与小说创作。其政论与小说创作主要以种族革命、民主革命宣传为旨归，两者相因而生，先后辉映，体式互补，有所偏重，相互影响，相得益彰。这使其政论、小说作品与纯新闻评论家或纯小说家的作品相比，具有了一种独特而鲜明的艺术风貌和创作个性。

第三，黄世仲的比较意识与小说观念。黄世仲善于通过中外小说、古今小说，以及对小说与报刊、经史子集的比较等，来阐发其小说观念。其小说观的核心是小说的功用观，即如何利用小说发挥其开启民智的社会功用。但他也很注重小说的社会功用与艺术效果的有机结合。他的小说观念对当时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小说理论有因有革，对其本人及当时的小说创作实践等也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第四，黄世仲的《洪秀全演义》创作。《洪秀全演义》首次以长篇小说形式描绘了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运动，及时、有效地宣扬了资产阶级种族革命。该小说主要取材于《太平天国战史》《近世中国秘史》等，并根据创作意图对史料进行了多方面的加工、改造。它在对热兵器战争的描写，以及叙事结构、叙事节奏、叙事视角、叙事技巧等方面，皆对以往的历史演义创作有所突破与创新，堪称资产阶级革命派小说中的扛鼎之作。

第五，黄世仲的近事小说创作。黄世仲的近事小说主要有《廿载繁华梦》《宦海潮》《宦海升沉录》《大马扁》等。这些小说或揭批官场腐败，反映世态炎凉；或反对专制独裁，提倡排满革命；或感愤国势衰败，希图唤醒国民，总之都具有相当进步的思想意义。这些小说所塑造的清朝贵族、官绅商贾、改良派、革命党等各色人物形象，其中有不少是当时官场、商界的风云人物，如周庸祐、张任磐、袁世凯、康有为等；这些小说还对广府地区的商业、娱乐、节日、礼仪、家居习尚等做了逼真的描绘，体现了浓厚的广府风情与时代特色；这些小说对传统小说、谴责小说皆有所革新，体现了较为鲜明的个性特色。

第六，黄世仲小说创作的历史贡献。黄世仲的小说创作在反映近代历史巨变、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动社会历史变革等方面，产生过相当广泛的、积极的社会影响，具有比较重要的认识价值和进步意义。黄世仲在小说艺术方面也做了一些可贵的探索，既继承革新了传统小说、当时流行的谴责小说，又汲取了西方小说的叙事经验；不仅具有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平，还对这些小说的创作经验进行了理论的概括与总结。这对近代小说艺术的健康发展，也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根据上述研究内容，本书拟主要采用下述研究方法。

一是历史的美学的研究方法。注意把黄世仲的小说创作活动置于晚清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将其放在文学史纵横交错的历史坐标系上，结合黄世仲的生平、处境、思想状况、小说观念、创作动机、审美取向等，进行多层面的考察与探析。

二是宏观把握与微观剖析相结合的方法。既把黄世仲的所有小说看成一个整体，关注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又立足于文本的细读，进行深入的考论。

三是文史互证的方法。例如，对《洪秀全演义》史实与虚构的考察、对近事小说所反映的广府风情的探讨等，都立足于丰富、翔实的文献资料，进行比较论析。

四是影响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例如，对于黄世仲的报业活动与小说创作，黄世仲的政论与小说创作，黄世仲小说与传统小说、谴责小说之关系，就采用了影响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揭示其小说创作的独特风貌。

本书希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黄世仲小说创作研究有所补充、拓展与深化，以求更为确切地揭示黄世仲小说的创作特色及其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