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体式互补，有所偏重

黄世仲是一位报人、一位小说家、一位方言文学开拓者，但归根究底，他是一位革命宣传家。其他的身份，相当程度上是为最后这个身份服务的。他的多种文体创作实践，是一个革命宣传家为了更充分地、多渠道地开通民智、宣传革命而努力开拓的结果。他认为不同的文体，能带来不同的阅读感受，不同文体结合起来，就能形成体式互补，达成一种整合或叠加的宣传效应。

（一）体式互补

政论与小说的区别在于：政论是针对时事而发的，必须客观真实，而小说可以谈古说今，想象虚构；政论是通过评议时事向读者阐明事理的，长于以理服人，而小说是借故事中人物的言行来感染、影响读者，其能事在于以情动人。因为有此区别，两者才能互补互渗。例如，黄世仲写过三篇关于袁世凯的政论，即《袁张二都督对于学生之政策》《袁世凯之前途》《袁世凯殆不能自安矣》，说明袁世凯既是专制王朝的忠实拥戴者，也是一位脚踏实地的改革家，由于改革而受清廷当权派和守旧派的排挤和防忌。显然，这样的理性认识，给读者的信息以及对读者的影响是有限的，比如说袁世凯出身如何，是怎样进入仕途、担任要职的，与哪些人有交往，参与了哪些较大的政治事件，与清廷的哪些人交好或交恶，有何逸闻内幕，等等。这其中必有许多人、事的纠葛与细节，是无法也不宜通过政论来承载和呈现的，相反却恰为小说所擅长。因此，黄世仲便创作了小说《宦海升沉录》以弥补之。该小说生动地叙述了袁世凯入仕到下野的传奇经历，并将其宦海升沉与甲午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等清末重大史事相联系，既揭示了清廷统治者腐败无能、钩心斗角与防忌汉臣等事实，又刻画了袁世凯胆识过人、才干非凡，又善于投机钻营、两面三刀的复杂形象。显然，小说带给读者的信息容量、阅读兴味，是三篇政论无法比拟的；而在读后感悟上，读者自然也会对袁世凯心生钦佩、责备和同情等感受，并滋生让袁世凯排满自立、拥军自重、推翻清廷的政治期待。

（二）有所偏重

如果说在1905年《洪秀全演义》发表以前，黄世仲主要忙于政论的撰写，那么自此以后，他便把主要精力投入小说创作之中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与他对小说的认识有关。他在比较小说与戏曲、绘画、史传等各类文体的社会影响后，认识到小说的读者面最广，小说的社会功用明显高于其他包括报纸政论在内的一切文体。如他在1907年发表的《小说之功用比报纸之影响为更普及》一文中就这样说：

报纸虽足以开拓心思，改良风俗，进化人群，增长智识，而其影响，吾谓其不若小说之普及。……报纸上之情，移人者短；小说上之情，移人者长。报纸耐人寻绎，而旧则厌弃；小说耐人寻绎，而旧仍喜读。……盖报纸只以言导人，而小说则直以身导人；报纸有监督权，足令人畏惧，小说则有兴起权，足使人涕泣。然则阅小说，不徒胜于阅报，更胜于观剧；不徒胜于观剧，且胜于读群书。

该文就明显透露出作者在政论与小说二者之间的取舍偏向，并且这种偏向很快就在此后的创作实践中得以呈现。在该文发表之前，黄世仲发表的政论约有85篇，登报连载的小说有《洪秀全演义》《廿载繁华梦》《黄粱梦》等，而发表该论文后直到1912年身殁，他发表的政论仅4篇，而先后发表的小说则有《黄粱梦》《宦海潮》《党人碑》《广东世家传》《岑春萱》《南汉演义》《陈开演义》《义和团》《朝鲜血》《十日建国志》《妾薄命》《五日风声》《孽债》等，可见他对小说的偏重与喜爱。

综上所述，可见黄世仲是有意识地将政论和小说配合起来进行革命宣传的。当然，在其小说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后，他开始认为小说相较于政论更能发挥其宣传革命、鼓动风潮、转移社会风气的作用，于是就对小说创作投入更多的偏爱和精力，并淡出了政论写作的舞台。但仍需指出的是，不写政论并不意味着黄世仲不关注时事，不再对最新的社会现象和新闻事件进行评论了。相反，这是他作为一个报人的习惯和本能。这一点，在《五日风声》《十日建国志》等迅速观照时事的小说中便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此外，黄世仲固然认为小说的宣传效应比政论大，但这显然不是其在1908年后完全放弃政论写作的主因，真正的原因在于其小说写作任务太重。1907～1912年，短短5年内，黄世仲写下了14篇小说，其中绝大多数是长篇，且其小说多在报纸上连载，是一期也不能延缓的。此外，随着其革命宣传的影响日益扩大，他在同盟会担任的实际工作越来越多，放弃政论写作，实在是由分身乏术、力不从心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