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

中国女性文学批评滥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伴随着中国现代社会的建设进程而发展，其间历经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新中国政治一体化建设、新时期思想解放以及21世纪面向全球化发展的历史时期，从自发到自觉，已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如果从新时期女性文学批评开始主体性建构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算起，女性文学批评也走过了36个春秋。这36个春秋，中国坚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的学者们在大量涌进的西方女性主义（“西方女性主义”这一提法取其广义，包括西方前期的女权主义，全书同）理论与批评践行的文本中钩深取极，结合中国女性文学创作与批评实际，开创性地进行着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综观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实践，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译介、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以及西方其他文学与文化理论解读与阐发中国女性文学文本的成就要远远大于中国女性文学批评民族主体性原创理论的开掘。当下，“借西论中”“借西构体”仍然是大多数女性文学批评学者选择的批评范式与批评路径。

不可否认，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具有来自女性性别体验与女性书写普遍性的世界可适性，但由于西方性别文化导致的西方女性的历史及现实生存与中国女性历史与现实状况的差异，前者的女性性别体验又有着体现西方文化印记的特殊性；同时西方文学传统迥异于中国文学传统，基于这样的文学传统的西方女性书写也有着鲜明的西方特色。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是面对西方的女性书写，以西方传统的性别压迫为批判指涉而创构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对于中国女性文学批评适用性的程度值得商榷，盲目地将其作为圭臬奉为至宝地拿来衡量中国女性文学创作更不可取。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生发于中国土壤，浸润着中国历史文化之风，即使是当下的女性文学创作，无论它如何追逐西方文学创作的脚步，如何开放和新潮，但只要它根植于中国的土壤，它写的是生长于中国的体验，就具有中国的历史文化特色，“借西论中”的批评会屏蔽掉作品中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深刻而复杂的意蕴，甚至指鹿为马。因此，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尤其是性别文化特征，探究中国文学传统之于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作用，进而建构中国女性文学批评民族主体性理论，是中国女性文学批评走出“唯西是尊”樊篱，破除西方“话语霸权”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女性文学批评以更适合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态势向纵深发展的关键所在。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完成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性别理论与女性文学批评”的写作。

本书的研究内容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中国传统性别理论研究；二是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研究。

中国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文化构型铸就了中国具有不同于西方的传统性别文化特质，这是决定中国女性的历史生存其实也暗存于女性现实生存的文化根源。本书对中国传统性别理论的研究，从中国传统文化奠基性学说——儒家学说与道家学说入手，探讨两种特质不同但共同织就中国人伦性文化之网的学说的性别理论，进而发掘中国传统性别文化特质。对于中国传统性别文化，已有很多学者研究，但我们在研究中仍有所收获，并在与西方性别文化的比照中得出我们的观点。比如，我们认为，中国“男尊女卑”的性别文化与西方“男优女劣”的性别文化论调，有着男性话语霸权的本质一致性，但二者亦有差异，“男优女劣”是西方二元对立格局组中派生的对立统一范畴，是个本质论判定，“男尊女卑”则是中国自然—人伦一元差序格局中的有机成分，是个关系论命题；儒家性别文化实践形态“男女有别”所确立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化的性别分工，与西方现代女性主义所批判的、建构在男性优越论基础上的将女性逐出社会领域的性别政治有殊途同归之处，但二者也有差异，就性别分工的压迫性而言，西方的着眼点在领域的划分上，儒家的着眼点在空间的分割上，因而中国的女性比西方的女性更容易实现“领域僭越”，却不容易实现“空间僭越”；在男女两性相互关系最为典型的表现形态——夫妻序位上，中西女性都处于“服从”的位次，差异在于西方的“妻子”是在以契约联结的夫妻组成的小家庭中服从“丈夫”，价值衡定的标准是做“家庭天使”，中国“媳妇”则是在家族本位主义制约的四世同堂的大家族中服从整个“夫族”，价值衡定标准是做夫族的“贤妇”，由于中国对血缘亲情的强调胜于夫妻爱情，儒家性别文化从根本上是恐惧夫妻爱情的，诸如此类的差异构成中国传统性别文化有别于西方性别文化的独特性。我们还分析了中国性别文化的其他特点，如儒家性别文化的交互之维，道家性别文化的超越之维、儒道互补性别文化格局中的女性处境等。由此我们认为，中国现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能照搬西方女性主义的批判性话语体系，将两者直接加以转换，并进而“以西律中”地进行文化与文学的观照。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批评建构，不能将中国性别文化的特殊性湮没在西方女性主义的视界里，从而遮蔽自己的问题。

受制于“后发现代性”的历史语境，现代以降的中国文学理论界一直处于学术话语“认同”的困惑：“我们所操练的这套学术话语是从哪里来的？古人如此言说吗？西方人如此言说吗？现代以来的学者们究竟是古人的‘传声筒’，还是洋人的‘中国版’？这种困惑一直萦绕在中国学人的头上，挥之不去。我们的文化自卑感，我们对西方学术的盲目推崇都是这一历史语境的产物。”[1]同样，这也是中国女性文学批评面临的困惑。在我们梳理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历史进程时，我们越发感受到了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受制于“他者”的这种困惑。中国女性文学批评滥觞时期，正是中国与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决裂，积极引进西方文化的时期，中国文学批评界深受西方文化与文学理论思潮的影响，西方的社会进化论、社会历史批评等文化思潮，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外国文艺思潮都对中国文学批评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女性文学批评一方面成为时代政治的女性文学阐释，另一方面成为文学批评的女性文学阐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女性文学批评继续延续着与时代政治和主流文学批评导向同步的表现情形，只不过时代政治演化成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主流文学批评在政治一元化场域中进行着文学工具论的诉求。从严格意义上说，新时期之前的中国现代女性文学批评还算不上真正意义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它在理论资源、批评指向、批评视角、批评模式等方面都缺失女性主体意识的自觉，缺失基于女性立场的考量，它之所以被称为现代女性文学批评在于它的批评对象为女性文学，并且批评者大多是从女性解放的现代意义上去对其进行解读的。从女性解放的现代意义上进行解读，当然也涵盖站在女性立场上对女性主体意识的肯定，但这种肯定更多的是基于时代进步的肯定，是以男性为话语批评主体的“他审”的肯定，而不是女性群体性性别自觉的肯定。女性群体性性别自觉是在新时期以后，西方女性主义文化与文学批评思潮涌进中国，中国女性文化与文学研究界迅速与之认同，接受了西方女性主义的观点、理论和主张，女性“主义”的文学批评就此在女性文学研究领域展开，成果是显著与辉煌的。综观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批评成就，对于西学的接受，大体有三种情形：唯西是尊—以西律中—借西构体（这三种情形也是中国女性文学批评接受西学的大体走向，虽然如此走向并不十分截然分明并互有交叉）。新时期伊始，政治解束后的中国女性文学批评便展开双臂热烈拥抱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大量译介其著作，其研究也紧随西学，西方展开“妇女形象”批评，我们也用其“天使”与“妖妇”二元对立的理论进行“妇女形象”阐释；西方提出“双性同体”理论，我们也赶紧进行“双性同体”的探讨；西方主张“身体写作”，我们也掀起“身体写作”研究热潮；西方提出“性别研究”，我们也紧随其后将中心关键词“女性”改为“性别”，这种理论对应性的横向移植开拓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疆域，具有相当的历史功绩，但它同时削弱了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基于本土的原创性理论探讨的热情，大家都热衷于向“西”求索，热衷于传播西学的学术话语，似乎只有用西学的理论视域与学术话语的研究才具有前沿性，才叫真学问。与此同时，一些学者自觉地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进行中国女性文学的批评，普遍的做法是：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作为批评的武器实施于中国文学的批评实践，即所谓“以西律中”“借西构体”，这方面的成就也是卓越的。以最有影响的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为例，乔以钢、林丹娅主编的2007年出版的中国第一部《女性文学教程》对该书所具意义的评价之一是：“该书在用西方批评武器阐释中国本土文学现象方面做出了比较成功的尝试。它以激烈、尖锐而深刻的阐释和论述，凸显了女性主义批评的风采。作者有关民族历史文化和女性文学创作的精妙阐发，紧密联系本土实际，洋溢着探索的激情，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除读者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隔阂和误解。”[2]由此可见，这部被业界高度认可的著作的历史功绩就在于成功地将西学运用于对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中。这颇能代表中西女性研究最高成就的差异，波伏娃《第二性》的成功在于原创性；《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的成功在于阐释性，当然阐释也具有原创的意义，但它毕竟是阐释中的原创。原创性自身创造理论，阐释性则另有理论根据。《女性文学教程》对于这一时期中国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借鉴，做了这样的认定：“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实践中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植入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成为一种新的批评方法和潮流。”[3]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之于中国文学批评的作用给予肯定是正确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有一个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西学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和潮流，还是它本身就已成为我们得以操练的体系？为此，不妨看看我们进行批评所运用的关键话语：“父权制”，“女性主义”，“后女性主义”，“双性同体”，“社会性别”，“身体写作”，“性别诗学”，“身份认同”，“话语权”，“弑父”，“他者”，“第二性”和“生态女性主义”等，这些都舶自西方，如果屏蔽掉这些关键词，我们是否还有自己的观点输出？我们是否还能慷慨陈词地进行女性主义文学的批评？

当然，我们应该承认西学的引进使中国女性文学批评迅速与世界接轨的历史功绩，如是说并不是否定对西学的引入，而是为了重视源于中国自身文化传统体系同女性历史与现实生存体验及文学实践的理论创造，这也是本书将中国传统性别理论的研究与中国现代以降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作为两个重要研究方面的初衷，尽管这两部分表面看起来似乎并无必然联系，但我们认为，就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而言，对于西学的引入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学术的必需，它的学术意义在于开阔我们的学术视域，更在于它是我们进行本土学术理论研究的重要参照，对此，本书的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实践研究，设专题总结西学的本土化转换的成就。但引入不应是全盘接受，而应是批判地吸收。比如，对于“第二性”与“他者”概念的引入，我们认为，就历史发展来看，尽管因政治与文化的差异，中西女性的历史生存情形不同，但在世界性的男性文化为统治文化的文化构型中，中西女性都被置于其价值序列的“第二性”位次，“第二性”的概念同样适用于中国女性性别位次的判定，直移式借鉴引用是可行的。“他者”概念引入则须思量。“他者”相对于“主体”而言，作为女性与男性关系的认定，是西方二元论思维的产物，是西方女权主义基于对西方长久以来的男性是与理性相联系的高贵的一元，女性是与感性相联系的低贱的一元的本质主义思维批判的概括，如波伏娃所说：“如果男人不考虑他者，便不能考虑他自己。他认为世界具有二元性特征。”[4]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将女性与男性置于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关系体中加以认识，当然，在中国有机生成性的文化构型中，有着严格的尊卑贵贱的序位规定（本书对此有较为翔实的论证），男女两性也在这种尊卑贵贱的序位认定中有了高下之分。我们认为，对于中国女性文化价值序位的判定，用“卑从”较之“他者”更合于中国传统女性性别文化实际，“他者”强调的是两性对立关系中女性被摒出“中心”的地位；“卑从”则强调的是两性构成性关系中女性“卑贱”的地位。

对于在引入与跟进西学过程中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中出现的盲点与误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者已有所警觉，“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悄然面世时，正值欧美女性主义批评实践与理论建构的繁荣以及西方文论大规模引进促成的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批评的‘众声喧哗’时期。在批评和理论滞后状态下登场的焦虑，以及中国批评者‘缺啥补啥’的实用主义态度，带来了接受视域的双重单一：一是东方/西方接受视域中的单一指向。即以仰视的‘学生’心态面对西方资源，不加质疑、急功近利的接受和拿来，而对本土思想资源有意无意地‘遗忘’。二是多元西方/一元西方接受视域中的一元、狭义的西方。由于西方资源引进的片断和零碎、汉译的障碍和歧义以及功利主义的各取所需，原本流派纷呈、方法多样、研究对象五花八门、观点各有特色、成果颇为繁富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本土的接受中变得内涵单一，呈现出碎片化和概念化倾向。[5]”这种认识是可喜的，也说明走出西学的话语迷雾，进行原创性的民族主体性的理论建构，已成为中国女性文学批评持续发展迫切需要的理论增长点。这一方面需要我们对西学进行合于中国女性文学创作与批评历史与现实实践的辨析、厘清、批判地扬弃与吸纳；另一方面需要我们潜心于中国传统性别文化，深究于中国女性文学创作与发展的现代性进程，爬梳两者之间既冲撞又纠缠的内在关联。同时，将这两方面整合，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源于西学引入又根植于自己的民族土壤，决定了中西整合的必然性与合理有效性。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在研究中国性别理论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基础上，本书提出了建构中国女性文学批评民族主体性理论的构想，并将之设为上编。本书从两个角度提出中国女性文学批评民族主体性理论建构的构想，其一，根据中国性别文化与女性文学创作的历史与现实实际，基于中国文化传统，提出了中国女性文学批评主体性理论建构的三个维度——伦理维度的性别伦理学建构、哲学维度的性别哲学建构与审美维度的性别美学建构。我们认为，伦理建构在中国文化与政治制度构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由此而形成的性别伦理对于中国女性历史与现实生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说西方女性的“他者”地位主要在于男性政治、社会地位上的排“她”并导致“菲勒斯（Phallus）中心主义”确定的话，那么，中国以儒家文化精神为主导的性别伦理对于女性“卑下”序位的规定，则是中国女性历史上主体位置缺席的元凶；从哲学维度研究性别问题，着眼点在于研究男女两性的相互关系问题，“女性”乃至“女性文学”，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域，成为一个肯定的命题，就在于这种关系的呈现，中西哲学世界观与认识论的差异，形成关于男女两性相互关系的不同认知，这一认知的实践效应便是中西女性在由男女两性相互关系构成的历史与现实生活活动中不同的生存情形与文学呈现；性别美学是研究中国女性文学的审美特征，着意于对女作家的作品的研究，我们认为，与西方建立在认识论基础上强调叙事的审美传统不同，中国的审美传统是建立在体验论基础上强调抒情的传统，中国女性书写是在这一审美传统体系下的书写，主客一体的审美体验模式也是中国女性书写的审美体验模式，它构成与西方女性书写的区别，同时，源于女性性别特殊性的审美体验与书写特征又构成着与中国男性书写的不同。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研究者应立足于中国女性历史与现实的书写实践，在中国文学精神与审美旨趣视域下，去寻找属于中国女性“自己的文学”传统。对于这三个维度的论证，本书主要证明中国是与西方不同的，有进行本土建设的必要性，其中一些问题的提出目的在于抛砖引玉，更为科学的、系统的、特征化的、本质性的研究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其二，为了对中国女性文学批评民族性建构提出更切实有效的建设性意见，在研究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践的基础上，本书提出了中国当代性别诗学建构需着力研究的十四个问题，这些问题自然不是中国女性文学批评面对的所有问题，却是热点与焦点问题。这十四个问题生发于中国自己的土壤，它关涉中国性别文化传统，又是中国在受西学影响的时代发展中衍生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域中的一些问题的研究，很多学者已取得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但还需要在不断拓展的新的理论视域下进一步发掘与阐释。

本书在体例上分为上编、中编、下编，上编为中国女性文学批评民族主体性理论建构的构想；中编为中国传统性别理论的梳理与阐释；下编为中国现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践的研究与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