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报纸种群演进的逻辑分析——纪念中国新闻改革30年

如果把1978年新闻界的“拨乱反正”作为新时期中国大陆新闻改革起点的话，报纸媒介转型则是这一改革进程中发生的最为波澜壮阔的媒介发展大事件。报纸媒介通过设置社会议程、建构媒介环境、塑造社会现实而参与、推进当代中国社会的一切重大变革的同时，又在与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生态环境的持续互动过程中建构着自身，在社会与媒介的双重转型的历史场域中，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社会角色，不断地生成新的报纸种群。从过去“两报一刊”所代表的党报一统天下的格局，到今天的晚报、都市报、市场主流报、公共报纸与党报等多元报纸种群结构图景的呈现，我国报纸媒介发生了悄然无声但却惊心动魄的种群裂变和主导报纸种群演进。体认、揭示这一种群裂变与主导报纸种群演进的内在逻辑，不只是反思和推进新闻改革所必需，也为构建和谐社会新型媒介系统的未来所期待。

一 报纸种群及其特性

报纸种群是指在特定时空范围占据一定报业场域且运营模式大体相同的报纸集合群。报纸种群概念是对生态学生物种群概念的引申使用，用来揭示具有相同角色特质和场域定位的一类报纸的集群习性和竞合特征。

从进化论的观点看，生物种群是一个演化单位。“生态学上把特定时间占据一定空间的同种生物的集合群称为生物种群（Biotic Population）。”生物种群有自己的空间特性、数量特性及遗传特性。问题是能否从自然生态学的生物种群概念引导出媒介社会学和媒介生态学的报纸种群的概念。答案是肯定的。理由有三：第一，当代生态学的发展已经完成了从自然生态学向社会生态学，乃至媒介生态学的延伸与转变。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奥杜姆1975年出版《生态学》一书的第二版时，特地为该书加注了“联结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纽带”这样一个鲜明而又富于启迪意义的副标题；而法国学者P．邱文奥和M．坦格则认为：“生态学与其说是一个科学部门，不如说是一种观点，因为它涉及生命与环境，包括与人类社会和人类活动有关的所有问题的规律性”。生态学的人文转向或社会转向，使人们可以把生态学观念作为一种方法论或者分析社会现象的理论框架。第二，在媒介生态学研究领域，虽然还没有形成一定的研究范式，但已经形成了众多的研究取向。其实，在生态学还没有完成人文转向之前，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多伦多学派的哈罗德·伊尼斯、马歇尔·麦克卢汉等人已经从“媒介作为环境”的路向进行被后人称之为媒介生态学的研究。今天，包括以多伦多学派、纽约学派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取向，以大卫·阿什德等学者为代表的符号互动论取向，以及以中国台湾一批学者为代表的方法论取向等，已经把媒介生态学建构成媒介研究的“显学”领域之一。当然，这一领域也形成了把自然生态学的观念、范式转化为传播学概念、范式的存在论或实体论研究取向。例如，日本东京大学水越伸教授即是实体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同构对应的意义上，使用生态学的术语和概念分析媒介领域。第三，媒介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异质同构。尽管它们属于人的世界的不同方面，一个是使人的自然属性得以展开、自然需要得以满足的领域，另一个是使人的社会传播属性得以展开、传播需要得以满足的领域；但是从系统功能观念的角度来看，作为生态系统，它们都离不开一定生态系统中有机体的自主性活动，离不开有机体与环境的信息、能量、物质等资源的交换，一些基本的生态活动和演进规律都可能在不同的生态系统中发挥相同的作用。

不管是从隐喻还是实体意义上，如果报纸种群的概念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报纸种群也有自己的种群特性。报纸的种群特性，大体上表现在角色定位特性、空间关系特性、新闻操作特性三个方面。所谓角色定位特性是指同一报纸种群的个体角色定位大体相同或相近，由此生发出读者市场、新闻来源市场、资本市场、广告市场的同质与差异；所谓空间关系特性是指报纸种群具有一定的空间分布区域和分布方式；所谓新闻操作特性是指从事实发现、事实选择到报道传播等新闻生产整个过程的特性。在一定意义上，角色定位特性是报纸种群的遗传特性与种间相似特性，它决定报纸种群的进化、发展与适应能力。正是根据报纸种群的上述特性，本研究采用类型比较分析法，对中国大陆1949年至今的报纸进行种群归类（例如党报种群以《人民日报》为标本，晚报种群以《新民晚报》为标本，都市报种群以《华西都市报》为标本，主流报种群以《新京报》及《南方周末》为标本等），以此确定种群特性，然后扩大认知范围，完成种群认定和归类。由此认定，党报种群、晚报种群、都市报种群、市场主流报种群等，是今天的媒介生态环境中，处于不同生态位的报纸种群。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大陆主导型报纸的替代过程，实际上是报纸的种群之间竞争演替过程。对中国大陆报纸种群演进的逻辑分析，就是试图解析时间序列上主导型报纸种群演进替代的变动关系，从而揭示不同报纸种群如何适应社会环境的转型与变化而成为特定时期主导型报纸种群的过程及其内在联系。

二 中国大陆报纸种群演进的逻辑

报纸种群的生成与变化是报纸媒介对社会转型和社会环境因子全面适应，并与之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说，1949年以来的中国大陆社会大体上可以划分为转型前总体性社会时期（1949～1978年）和转型时期分化阶段（1978～1992年）、断裂阶段（1992～2001年）、博弈阶段（2001年以来）、整合阶段（2005年以来）等几个具有明显差异的发展阶段的话，那么，不同发展阶段的环境因子对报纸媒介的制约和影响，将集中凝聚、投射在各个阶段对报纸媒介社会角色的规定中。与此同时，报纸的角色转型与种群演进之间是互为表里的关系，报纸角色转型的逻辑制约着种群演进逻辑。因此，体认报纸角色的变化及其转型，将是观察报纸种群演进逻辑的重要基础。

在渐进式改革的背景下，我国报纸已经完成了角色转型，从“以国为本”的社会动员与整合工具转变为“以人为本”的社会各阶层代言与信息传播工具。报纸角色转型的轨迹体现为，从总体性阶段，到分化、断裂、博弈，以及整合等不同的转型逻辑阶段过程。在这样的角色转型逻辑制约下，报纸种群的演进逻辑，大致经历了党报、晚报、都市报、市场主流报等先后作为不同社会时期主导报纸种群的竞争与演替过程。

党报种群主要指由各级党委机关报组成的报纸媒介的集合体。党报的客观角色是政党的喉舌和宣传工具，它是一种组织传播媒介种群。这是党报种群角色特质的底色。在党、政、国三位一体的时代，党报可能泛化为一定社会时期的优势种群或主导媒介种群。例如，在1949年至1978年的总体性社会时期，党报的客观角色与总体性社会的报纸媒介角色合二为一，党报种群成为当时主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报纸种群。集政权、所有权、意识形态控制权于权力精英阶层之手的总体性社会，也是一个以人际纵向关系为主的社会，需要报纸充当社会动员与整合工具的特定报纸角色。报纸成为社会纵向传播系统的一部分，成为组织传播的社会动员与整合工具，即党和政府的喉舌。这样的角色定位，使报纸站在似乎无所不能的社会动员、社会组织、社会控制、社会宣传、社会灌输及社会斗争的高地上，构筑了党报种群的特质。而从空间特性上说，随着20世纪50年代报纸国有化和对私营报纸改造的完成，我国基本上形成了按照行政差序格局配置报纸资源和种群资源的党报体系空间延伸的格局。新闻操作特性上，则用宣传模式生产新闻。新闻生产的宣传模式是指在新闻事实的发现、选择与传播各个环节首先服从宣传的需要然后再服从新闻传播规律的新闻传播模式。与之相适应的新闻报道范式是典型报道。党报种群的繁盛与当时的总体性社会的环境要求相适应，然而它也潜伏着深刻的传播危机。这主要表现在它彻底颠覆了媒介场域的“半自主性”，使之成为“无自主性”的政治场域的延伸。因此，党报种群及其总体性报纸角色必定会伴随着总体性社会危机的爆发而陷入传播危机之中。进入社会转型分化阶段以后，新的大众传播主导型报纸种群开始发育，党报种群势必回归政党喉舌和宣传工具的本位，不再可能成为社会的主导型报纸种群。

晚报种群是我国最早开始面向城市读者市场的报纸集合体。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晚报是午后出版发行、供人们在晚上阅读的日报，这是晚报种群特质之一。虽然中国大陆名义上的晚报可以追溯到“文革”前停办的“第一代晚报”，但那个时候，它们其实都是党委机关报，是党报种群的一部分。名副其实的晚报种群大体上包括改革开放以后转型新生的“第一代晚报”，以及当时创办的“第二代晚报”。晚报种群的崛起当然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报纸媒介发展的大事。它的背后，是社会转型第一阶段的报纸角色分化。所谓报纸角色的分化，是指在1978年至1992年间报纸从组织传播媒介转向大众传播媒介的过程中，报纸角色从一元的国家组织动员工具分化为多元的大众传播媒介角色的样态。改革开放战略启动之后，在改革的“放权”与“分权”双重机制的作用下，中国发生了社会结构的全方位分化，即它同时发生了社会群体的分化、阶层的分化、产业的分化和地域的分化。分化的社会场域期待着形成社会横向沟通媒介，促进着报纸媒介回归大众传播媒介，发挥自身的应然功能。在报纸大众化进程之中，报纸角色开始逐步分化。如果说，“以国为本”的总体性社会报纸主要充当了社会动员整合工具、宣传工具的话，那么，社会转型期分化阶段回归大众传媒身份的报纸角色则分化为宣传角色、信息传播角色、经营者角色、社会公共舆论角色、娱乐角色、广告发布角色等多种角色。与此同时，报纸角色分化与报纸种群分化同步进行。传统的党报种群还在发挥功能，但主要充当宣传角色；而与日益高涨的国民信息需要相适应的晚报种群，则开始探索对信息传播角色、经营者角色、社会公共舆论角色、娱乐角色、广告发布角色等的承担。晚报恰当地表达了当时勃兴的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报纸的多种社会角色。当然，报纸的角色分化所赖以形成的社会场域本身还是一个典型的社会运行“双轨制”环境。当时的社会行动者们，以“分化”作为推进社会转型的策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逐步释放自由空间和资源，促使社会呈现出新旧两种体制交织、保守与开放两种观念并存、人治与法治两种社会控制手段并立、计划与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机制同时发挥作用的社会转型过渡状态。正是在这种“双轨”博弈的社会环境变化过程中，分化过程也促进着报纸媒介的一系列自主性因素的创生，使之开始成为社会场域中的“自组织”。特别是一系列建构在回归新闻传播规律基础之上的传播习惯与制度、传播运行惯例的创生，推进报纸媒介完成了从组织传播媒介向大众传播媒介的转型和回归，并使之开始释放出巨大的建构生活的能量。这是晚报种群能够取代党报种群而崛起的深层动因。

都市报种群作为一种定位市民、彻底走向市场的城市日报集合体，其勃兴与报纸角色的断裂密切相关。所谓报纸角色的断裂，是指社会转型分化时期形成的报纸角色在1992年以后得到了倾斜性重建，与市场经济运行相关和契合的报纸角色功能进一步延伸强化，与传统党报角色契合的部分功能得到了超市场的固化和形式化，以至于报纸媒介不同角色的矛盾与冲突显化。报纸角色的断裂直接导致报纸种群的裂变，导致党报种群的持续衰退与晚报、都市报种群先后成为社会主导性报纸种群这一趋势的呈现。在都市报种群还没有问世以前，晚报种群是最能聚集受众注意力资源的报纸种群。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崛起的都市类报纸使晚报的市场领跑者势头受到了遏制。都市报种群具有一系列不同于晚报种群的优势：定位于市民生活报的都市报，承上则嫁接了机关报、晚报的传统优势，启下则开启了一个更有活力、更有规模的市场前景；在经营模式上，都市类报纸直接导入了成熟的西方商业化报纸的运营模式；在与社会环境互动中，它适应了社会结构的变化，适应了新的中间阶层的崛起和在城乡断裂的背景下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等趋势。因此，以《华西都市报》《南方都市报》《华商报》《楚天都市报》《广州日报》等一批报纸为代表的都市报种群崛起以后，晚报种群的市场竞争优势几乎全部丧失。当然，都市报的完全市场经济模式，使它作为典型的阶层媒介，对于社会断裂的加剧也起到了加速器和切割器的作用。

市场主流报种群是面向社会高端阶层的一类市场化综合性日报的集合体。迄今为止，这类主流报纸种群正处于生成之中。其中，如《北京青年报》《新京报》《南方周末》《南方日报》《21世纪经济报道》《东方早报》《中国经营报》等表现出了这类报纸不同发展模式的雏形。市场主流报种群兴起的基础是报纸角色的博弈。所谓报纸角色的博弈，是指报纸的公民代言与阶层代言、市场利益与知情权利的博弈状态。报纸角色的博弈，与当时报纸与政府、经济、读者、科技的关系状态密切关联。在报业与政府的关系上，尽管严格的宣传纪律和内容规制政策依旧钳制着报纸的传播活动和采编运行制度，但与此同时，政府正逐步放宽对包括报刊在内的媒介产业的管制。在报业与经济的关系上，报纸的集团化走向进一步得到彰显，报业不仅吸纳着广阔的市场经济资源，而且多数报业集团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营利企业；报业的跨地区、跨媒介经营获得突破，报业竞争从产品竞争上升为品牌竞争。在报纸与读者的关系上，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趋势大力改变着社会资源流动方式和社会传播工具，直接引导着报纸对目标消费群体的选择，进一步导致报业的分层化。在报纸与科技的关系上，方兴未艾、如日中天的数字媒介，深刻地影响着报纸，使之在与数字媒介的博弈过程中逐步走向媒介整合，产生新型数字报纸。报纸角色博弈的结果，是形成社会对市场主流报纸勃兴的期待。特别是由于存在高度的同质化、自身以规模发展作为市场诉求点、脱离社会精英和主流人群信息中心需要等缺陷，都市报种群的发展开始陷入困境，这也为市场主流报纸的崛起提供了受众需要。市场主流报纸是一个报业市场的概念，它是在报业竞争中形成的必须关注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主流问题，成为社会主流人群所倚重的资讯来源和思想来源的“高端”报纸；它是传播面广、影响力大、公信度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好的报纸，是报业市场中与大众化报纸相对应而存在的一种报纸。市场主流报纸的诞生，意味着报业市场的分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形成了一种与中国社会精英群体的传媒控制和使用需要相一致的市场化报纸种群，开始了社会高端阶层媒介的建构。到了主流高端报纸种群的建构阶段，报纸角色转型“以社会阶层为本”的特点逐步显露无遗。

当然，无论是党报、晚报，还是都市报、市场主流报，这些先后各领风骚数年或数十年的主导型报纸种群，还都是典型的社会阶层媒介，它们都代表着中国社会特定的社会力量和利益。在一定意义上，今天的报纸媒介角色结构和种群结构是一种社会阶层结构的媒介资源表达。2005年以来，中国社会转型进入一个特殊时期：博弈与整合状态交织并存。一方面是社会博弈状态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是社会分化的结构化、定型化态势彰显与社会问题治理加力，社会整合成为社会转型的重要趋势。社会整合阶段的到来标志着社会转型的博弈阶段开始逐步转向多样统一、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博弈均衡的社会状态。处在具有博弈与整合二重性社会场域中的报纸，同样进行着角色博弈向角色整合的转型。与之相适应，报纸种群的演进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公共报纸种群即将应运而生。

公共报纸种群的基础是报纸角色的整合。所谓报纸角色整合，强调的是调整或协调报纸角色间不同因素的矛盾、冲突，使之成为统一的角色体系的过程。对报纸角色整合的基点是坚持以人为本，以推进社会和谐作为其发展的内在约束要素；整合报纸角色的过程需要解决公共信息平台的倾斜、媒体话语的失衡、新闻媒体镜像的歪置与失真等新闻传播不和谐现象。具体地说，报纸角色整合过程理应是一个重构报纸的公共性、改革报道理念、使之成为和谐社会的参与者与守护者的过程。角色整合的实质是报纸在社会主义新闻专业主义制约下，立足于社会主体的信息传播需要，发挥自身的社会功能，高扬媒介社会责任，进而形成社会参与、社会沟通、社会整合、社会守望、社会疏导、社会监督的角色系统。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语境，为报纸角色的整合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无论是社会的碎片化需要一个整合沟通的工具、社会和谐需要充分保障国民知情权实现的媒介，还是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关系需要建构大众公共领域、构筑并坚守社会主义的新闻专业主义原则的公共性和公共类报纸，都要求对报纸角色进行整合。公共报纸种群正是表达报纸整合角色要求的新型报纸种群。公共报纸种群以自己的独特性质与特点，区别于阶层媒介和阶层报纸种群。首先，公共报纸是以受众为本，能够充分满足公民知情权的报纸。虽然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是所有大众传播媒介的职责，但在实践中，已经形成的阶层媒介可能会在阶层代言与阶层知情权满足方面有所侧重，而忽视其他非目标读者群体，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知情权；其利益的冲突与矛盾，也会导致信息屏蔽机制的形成。因此，在报纸种群多元化的今天，公共报纸种群在公民知情权满足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其次，公共报纸是一个跨越各个社会阶层的社会公共信息交流沟通平台。“在一个民主化的媒介体系内部，需要有一个发展成熟的专门领域，供各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就他们的社会身份与认同、群体利益、政治化策略和社会道德观念等事务展开讨论。”“讨论的形式应当能够促进和加深相互理解，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此外，这一总体性的媒介领域还应促进民主程序的开展。通过这些程序，人们能够界定共同的目标，对矛盾和冲突进行规制。”虽然我国与西方的政治体制不同，但媒介在社会整合与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作为社会生活的守望者、社会发展的监视器，发挥“民主法治”“社会公平”“社会正义”“社会信用”的助推器的功能是一样的。因此，搭建公共话语平台，更是公共报纸的天然职责。最后，公共报纸也是一种“高公信力”的报纸。公共报纸作为社会生活与环境的守望者，客观、真实、全面、平衡、深刻地为改变和消除社会成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而恪尽职守；它帮助公民打破社会信息屏蔽，了解社会生活真实的全貌。这是这一类报纸种群有望获得较高的公信力与影响力的根源。

因此，中国大陆报纸种群演进的基本逻辑，是党报种群、晚报种群、都市报种群、市场主流报种群，以至于公共报纸种群先后成为社会的主导报纸种群。这些种群之间的竞争与演替的过程，构成了中国报纸发展的一条主线。

三 中国大陆报纸种群演进逻辑的启示

第一，报纸种群演进，使不同种群之间的种间关系呈现出多元共生的格局。如果说报纸种群演进逻辑本身是线性的话，那么这一逻辑过程的展开，实际上，使报纸种群的种间关系呈现出多元共生的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报纸种群演进是一部越来越多的历史。无论是社会转型前总体性时期的党报种群，还是社会转型时期分化阶段的晚报种群、断裂阶段的都市报种群、博弈阶段的市场主流报种群，它们在今天的报纸场域中仍然存在并发挥其功能，尽管其中的大多数种群已经不再是报纸场域的主导性种群。应该说，报纸种群的多元化、多样化，便是当前整合阶段我国报纸种群构成的特色。公共报、市场主流报、晚报、都市报、党报等报纸种群分别扮演着不同角色，执行着不同功能，代表着社会场域中的不同阶层，构成我国多元报纸种群结构。

第二，在一定意义上，我国报纸种群的多元格局，可以视为当前社会结构的阶层分化与结构化趋势在报纸媒介的投射。当然，上述的这几个报纸种群，并不是按照同一个分类标准划分的，但它却是我国报纸媒介转型历史的共时性呈现，是报纸历史种群的平面呈现。就报纸媒介种群而言，很难使用统一的标准对它进行能够涵盖和解释诸多差异的分类。作为表达报纸社会角色定位的一类报纸的集合体，报纸种群概念大于通常使用的报纸种类概念。种类可以是依据报纸面向的读者特点所做的归类，例如，因为读者对象的不同，可以把报纸划分为军报、青年报、妇女报、少数民族报或者教育报、农民报、石油报等种类。但从种群的角度，它们都是一个种群，是党报种群的亚种群。从种群的角度，揭示不同种群报纸的特性与角色特点，就可能揭示出社会各相关阶层对于报纸资源的占有分布态势。在上述报纸种群中，除了公共报是正在建构的种群之外，其余的都是既有种群。改革开放以来，从生产主体的多元化到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社会阶层的多元化，反映到信息和传播层面上，就是对象征主体多元化的呼唤。新的社会阶层要上升为社会的主导势力以及建立文化领导权，是一个新的社会博弈过程。“这场建立和争夺文化统治权的‘静悄悄的革命’并不是围绕国家机器的行政权力的掌控，而是日常生活、媒体、消费、意义的创造和传递。”这里的既有报纸种群，也都是相关社会阶层文化领导权的表决器。

第三，报纸种群的演进逻辑与中国社会转型节奏同构对应。报纸种群演进的逻辑，从报纸发展的整体来看，展示的是报纸媒介角色与社会系统同步转型的逻辑。从转型前的总体性时期，到转型过程中的各个历史阶段，报纸与社会系统同步转型，先后呈现出总体性、分化、断裂、博弈、整合五种阶段性角色状态。总体性报纸角色呈现的是当时报纸作为组织传播媒介的角色状态；分化报纸角色揭示的是社会转型初期，报纸从组织传播工具向大众传播媒介转化的角色状态；断裂报纸角色揭示的是市场经济体制建构时期，报纸向广告与市场倾斜的角色状态；博弈报纸角色概括的是报纸的公民代言与阶层代言、市场利益与知情权利的博弈的角色状态；整合报纸角色表达的是社会分层结构化趋势彰显、社会整合和问题治理加力的社会环境中，报纸多元化发展以及种群、形态、功能整合所表现的角色状态。五种报纸角色状态的形成及演进，呈现了报纸转型的节奏，成为报纸种群演进的基础。它与整体社会转型的节奏之间形成异质同构的对应关系。正是这种同构对应关系的存在，使报纸的种群演进逻辑同时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社会场域演进逻辑的媒介内化。

第四，社会现代化的诉求、读者的变化、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是促进报纸种群演进的直接动力。报纸种群演进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许多因素的制约与推动。社会现代化的诉求、读者的变化、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是它的直接推动力。

首先是社会现代化的诉求引导报纸的传播话语转型。不管我们怎样描述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它在最本质意义上，指涉的是社会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现代化诉求不仅为报纸种群提供了社会场域背景，也提供了话语内容。例如，1949年至1978年间，报纸的党报种群，便与那时的现代化进程难以分离：“当时，东方集团和西方集团共同感觉到，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将会按照经过检验的苏联模式而实现现代化”。对苏联现代化模式的模仿、反思、扬弃，构成总体性报纸话语的主旋律。1978年以后的报纸话语转型，明显受到几个重要的现代化进程转折点的引导。例如，1978年战胜“两个凡是”、1992年破除姓“社”姓“资”、1997年冲破姓“公”姓“私”、2001年加入WTO等重大事件都成为报纸话语转型的主要标志。

其次是读者生存状态、信息需要的拓展与变化直接推进报纸种群的变化。总体性时期的报纸是一种以传播者为中心的组织传播媒介，读者对报纸的影响力当然是有限的，但在报纸回归大众传播媒介以后，读者的需要、接触与选择则开始决定报纸内容的取舍、决定报纸的风格定位、决定报纸变革的方向和进程。不仅如此，读者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生存状态与报纸媒介角色、种群之间也表现出某种对应关系。例如，分化性报纸角色的基础之一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阶层分化；断裂性报纸角色的基础之一是剧烈的社会分化导致社会阶层之间的断裂和社会结构的断裂；博弈性报纸角色的基础之一是社会主体作为利益主体的竞争与合作；整合性报纸角色的基础之一是社会主体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的碎片化趋势逐步削弱社会的结构化。读者生存状态的种种变化，正是在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场域中形成的社会主体的特性之一。“必须认识到，现代化是一个创举与毁灭并举的过程，它以人的错位和痛苦的高昂代价换来新的机会和新的前景。”

再次是经济的发展为报纸种群提供广告市场、资本市场、信息消费市场资源。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无须更多论证。

最后是技术的进步推动报纸形态的变化与更新。从总体性时期的铅排和机械印刷，到社会转型分化阶段的电脑激光照排系统的使用，再到断裂阶段报纸的网络翻版或PDF版，以至于博弈阶段的网络变版、多媒体版，进而发展到整合阶段新旧媒介高度整合的新型数字报纸媒介，技术力量是最近30年中报纸种群演进的最大推动力之一。

（2008年4月初稿，2008年6月定稿；占尚彬参与本文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