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释放与引领：一个传媒思想家的新10年

在今天这样的媒介化时代，我们不仅需要有出色的新闻和传播学者，更需要有能够根据改革开放35年乃至更长时段的传媒发展，而对中国新闻传播与传媒业的未来进路进行探索、提出战略构想和非凡见解的传媒思想家。在新闻传播的学术历史长河里，那些站在学术思想高峰的学者，总是能够持续地释放着思想的温度、锐度与力度，不断地引领中国新闻传媒业、学术与教育的发展。罗以澄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值得你去理解、交流与对话的传媒思想家。

如果说1984年到2002年之间，罗先生的学术研究的主脉大体上在于“追寻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之道”（单波教授语）的话，那么，2003年到2013年的10年间，罗先生的传媒学术思想日渐圆融，将“追寻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之道”拓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他提出的一系列富有前瞻性见解的中国传媒发展的战略思路，在业界和学界都形成了很大的影响。

纵观罗先生最近10年间的学术研究，大体上展开在两个主要的领域：一是中国传媒发展战略进路的探究；二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在对中国传媒发展战略进路的探究上，他的学术思考集中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探索中国传媒的市场化转型。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这个世界经济“联合国”，标志着中国在市场经济的轨道上的发展走向不可逆转。中国传媒的市场化转型趋势，随之也日渐明晰。罗先生敏锐地抓住这一趋势，以此为分析中国传媒战略走向的重要观测点和切入点。面对传媒细分市场的选择、市场主体的建设及其市场策略、市场规则的构建与完善、市场空间的拓展、内容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形成、市场化趋势的反思、传媒的“跨区域”和“跨媒体”发展，以及报业、广播、电视、网络等不同介质的媒体组织的市场策略选择等媒介市场化的关键问题，罗先生均提出了重要的创新观点。他对新闻改革与传媒市场化转型的路径，有透彻的洞察：“中国新闻改革是在中国现有国家制度安排下进行的改革；传媒业的市场化转型则是政治逻辑、经济逻辑、技术逻辑博弈的结果。因此，中国新闻改革不能实施颠覆性改革，只能是渐进式改革，从体制‘边缘’突破，渐渐深入‘核心’（体制、制度）。”他强调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在媒介产业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市场经济是新闻改革最重要、最根本的推动力。从整个产业来说，传媒业的市场化转型无可厚非，且要积极推进。尤其是在传媒产业经营上，一定要恪守市场经济的规则，讲究市场规律，切忌被‘有形之手’操控，力戒媒介市场的‘虚化’‘空心化’。”他对中国传媒市场化发展可能带给传媒的影响始终保持着清醒的“理性意识”和反思：“要清醒地认识，市场经济活动本身的固有弱点会给社会道德观念和精神文化生活带来消极影响，也会给新闻传播带来致命的侵蚀。比如，市场经济活动追求的经营上的趋利性所产生的拜金主义；市场经济活动讲究的需求上的消费性所产生的享乐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张扬的市场主体性所产生的个人主义；等等。为此，新闻产品宜提有‘商品属性’，而不宜提‘商业化’。”罗先生的研究表明，中国传媒的市场化转型当然是“必须”的，但同时又要警惕过度市场化给新闻传媒业可能带来的侵蚀，防止社会公器的“异化”与沉沦。

二是探究传媒的本体发展。指导传媒适应生态环境的变化，推进传媒本体的良性优化发展，始终是罗先生思考的主脉。无论是他持之以恒坚守多年的对新闻传播实务的探究，还是对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传媒偶发的镜像歪置的警示，抑或是对传媒责任的强调、对中国传媒科学发展进路的思考，这些都属于罗先生的这一研究主题应有之义。他是国内较早提出“社会主义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学者，他认为：“我们不能照搬西方新闻行业的行为规范，但通过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本土化改造，其合理的内核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新闻专业主义的组成部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新闻改革也一直在构建社会主义的新闻专业主义原则，如反对‘假、大、空’的主观报道，强调按照客观、真实、及时的新闻传播规律报道新闻事实；倡导‘三贴近’，提高传媒的服务性；反对‘有偿新闻’，提倡新闻传媒业的职业伦理；以及呼唤舆论监督，推行制播分离、采编分离、新闻与广告分离等新闻实践。”他据此提出了“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公共利益原则”，这就是：“新闻传播活动中涉及公共利益的决定只能由公众做出；新闻传播活动中涉及公共利益的决定的执行过程必须接受公众的监督。”他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媒与政府关系的变化，提出了“政府与传媒的双向互动关系”论断：“在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开放透明政府、服务型政府的框架内，传媒也不可能是政府的简单的‘传声筒’和‘喉舌’了。传媒与政府的关系正在从过去的传统的政府管理和控制传媒的关系转型为政府与传媒之间的工作关系、共生关系和监督关系。”他还提出了“传媒科学发展的路径：功能、结构与布局的科学性优化”“从新闻执政到公共服务的中国政府发言人的角色重构”“构建和谐社会与新闻媒体的责任担当”等战略性观点与思路，这些，在业界和学界得到了充分的响应。

三是思考如何提升中国传媒的国际化水准及其在国际新闻传播新秩序中的话语权，促进中国传媒的国际化转型。罗先生对中国传媒的国际化的思考，最近10年与过去的侧重，稍有不同。如果说，此前重在思考中国传媒在内国际化的“请进来”方面的传播业务运行规则和专业制度构建的导入的话，2003年以来，则更多地关注外国际化层面的“走出去”，即探索中国传媒在争夺国际传播话语权、传播中国国家形象方面的对策。例如，针对2008年西藏拉萨“3·14”事件爆发后一段时间内中国主流媒体的“失语”，他提出“更新对外新闻传播理念，推动国际新闻传播良性秩序的建构；对外新闻传播的政策要在坚持国家利益第一的前提下，遵循新闻传播的专业规律，适度授权，并支持对外传播媒介根据国外传媒市场规律运作；整合力量，建构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新闻传播立体平台”等强化“中国声音”的系统对策。他还强调：“在后危机时代，在全球化的传播现实与语境中，我国新闻媒体应抓住历史性的机遇，对内针对后危机时代的传播语境做好信息服务与风险的预警，对外抓住机遇坚持‘中国立场，国际表达’，进一步争取国际话语权。”这些重要思想观点先后被国家领导和相关部门采纳为决策依据。

四是探讨传媒的数字化转型。最近10年，中国传媒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的进程陡然加速，如火如荼。对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数字化转型的思考，罗先生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他更多的是从传媒新技术的影响日趋扩大的层面，洞察传统媒介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问题，适时提出对策。例如，他提出，要“树立数字传媒观，科学规划、协调促进传媒业与电信业的战略联盟式整合”“大力推进数字化内容的开发创新，探索传媒形态创新，创建数字信息技术平台，培养全媒体复合型传播人才”“完善政策法规，规范竞争市场，建设和谐的传媒环境”等对策和建议，“直击”中国传媒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核心问题。

罗先生从市场转型、本体发展、国际话语、数字技术四个维度上探索中国传媒的战略走向，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传媒发展战略思路，形成了一个洞察和分析中国传媒的学术框架。当代中国社会正处在现代化、市场化、民主化、全球化四重社会变迁浓缩叠加在同一时空的史无前例、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巨大转型之中。全程参与、推进社会转型的中国新闻传媒也与社会转型同构对应、互动互构，大体上是在民本化、产业化、数字化、国际化四个向度上生长、延展，并构建着自身的发展模式。罗先生的研究成果，揭示了在社会转型的宏大历史场域中，中国传媒转型与发展的内在机制；揭示了中国传媒与社会政治、文化、经济、技术等环境因素互动互构、协同发展的规律。这当然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顶天立地”的重大研究成果。所谓“顶天”，在于准确地洞察了传媒发展的“中国案例”的基质，揭示了当代中国传媒战略走向之“道”；所谓“立地”，不只是“接地气”，更重要的是为传媒组织的协同发展与集聚资源指出了方向。

从新闻传播学术发展趋势上看，由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典型性、新闻改革的复杂性，及其与备受瞩目的“中国模式”或“中国案例”的高度关联性，海外一些中国问题研究机构已经开始将其研究对象与目标转向中国社会转型与新闻传媒转型问题。从这个角度说，罗先生最近10年的思考，尤其是对中国传媒的本体发展和市场产业化、数字化、国际化转型这样四个战略向度的研究与对“中国案例”的洞察，事实上是将中国新闻理论、中国传媒发展现实与世界学术前沿链接的重要一环，是代表中国新闻传播学术新发展形态的关键部分之一，是当代新闻传播学术创新的重大创获之一。

在对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的探索上，罗先生有针对性地提出并实施了培养“有思想、有责任担当的传媒人”的理念。他对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及其学科发展中的问题十分警醒：“过强的功利性目的，导致大学精神的缺失；对现代迷信的推崇，导致学科自觉的迷失。”继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制度安排失当，这是当前我国高校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建设亟待解决的一大障碍。”因此，他非常重视学生的思想、理性和人文品质的培育。他强调：“新闻传播教育要合乎人类实践理性而存在，即不仅要符合新闻传媒业发展的理性，而且要合乎社会文化发展的理性，维护新闻传播教育本应具有的人文品质。这一抽象的道理，蕴含着我们的具体实践，即承续现代大学精神，以培养通识博学、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创造精神、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为目标。”作为一个新闻传播教育家，他对新闻传播教育的本科、硕士、博士等各个层次的人才培养都进行了相对系统的思考。对本科生教育，他强调高水平教师队伍、高质量教材、高水平实验室的建设。针对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他认为，从全国范围来看，主要是“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冲击”；“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他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这是切中时弊，对症下药，惠及未来的。这些思想观点，实际上也是他有关中国传媒发展的思想在传媒教育领域的自然延伸和具体化。

罗先生是中国改革开放和新闻改革与传媒发展的35年的亲历者、见证者和探索者。如果细细体验，你可以发现，市场化、数字化、本体发展、国际话语权、传媒责任、专业主义、理性、思想、人文品格、中国传媒等概念构成了罗先生在近10年中理论表述的关键词，并以此不断回应、解决来自传媒转型发展前沿的各类问题，让你感受到鲜活思想观点的温度、锐度与力度。尤其是早年的较长时间的新闻采编从业经历，加之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缜密而又一以贯之的系统研究思考，让罗先生的学术话语始终保持着深刻思想与鲜活表达相统一、理性思辨与敏锐率真相融合、严谨逻辑与历史真实相一致的风格，从而形成了一个生机勃勃、开放而又统一的新闻传播思想体系。对话、理解、体验这个体系，一个传媒思想家的学术良心、爱国情怀和理论创造的神圣使命感，表现得那样赤诚而又丰满。在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与理论创造过程中，崇尚理性与建设性，不断地追求理想、追求真理、完善人格、拓展境界，这或许正是值得我辈后学持续发扬光大的为人、为学的精神。

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里，罗先生持续思考着中国传媒改革与发展的漫漫征程，并且为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学科建设继续奔走。他不断地耕耘着、思想着、创造着。更新10年，那将是罗先生的新思想、新成果持续释放与引领，值得大家继续关注、体验的新阶段。

这是我有幸先学《媒介思辨录》所有论文之后的感受，权以为序。

吕尚彬

2013年10月于珞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