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古希腊的典范

著名人文主义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在他的《希腊人和希腊文明》一书中提出，在对不同的文明做出评价时，我们现在趋向于从“发展”和“发明”的意义上去考虑问题。如果用这种方式来评价的话，希腊人是十分糟糕的……“希腊人没有留下一项值得一提的有用的发明创造”。那么，是什么让希腊文明成为欧洲文明的源头，成为欧洲思想家和文学家们魂牵梦绕的“用心灵寻找希腊人的土地”？那是因为古希腊人创造了一种单纯、完美与和谐的文化典范，它代表了一种“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的文化类型。

所谓希腊文化，主要是指公元前五至公元前四世纪希腊古典时代的雅典文化，亦即希腊古典文化。[1]古代希腊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由200多个城邦国家组成，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宗教信仰和相同的生活方式。众多的城邦国家中，以雅典和斯巴达最为强大、最负盛名，特别是雅典，诞生了影响欧洲和整个世界文明的灿烂文化。希腊文化的繁荣始于希腊城邦形成，特别是民主政治形成之后，止于马其顿亚历山大霸权的建立。

希腊文化集创新、智慧、包容、力量于一身，直到今天，它“还继续给我们以艺术的享受，而且在某些方面还作为一种标本和不可企及的规范。”[2]著名学者罗素也曾经说过，希腊文化、基督教和工业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三大支柱。

首先，古希腊为人类贡献了理性，是智慧型文化的代表。希腊诞生以前，人类的精神力量被无限放大，人们在此世中看不到任何获得幸福的希望，只能试图在彼世中寻求慰藉。而“希腊的标志——理性，是在一个以精神主导的世界中诞生的一股新的力量。”[3]在这股新的力量引导下，古希腊人开始了对世界全新的探索，人们对宗教不再迷信和盲从。赫西俄德说：“诸神和人类有同一个起源。”[4]依迪丝·汉密尔顿在《希腊精神》中谈道：

理性给了古希腊人追求智慧的勇气和方法。

希腊人把庄严的宗教信念和那些与自己休戚相关的利益放在完全不同的位置上。他们从不去向祭司寻求指导和忠告。如果他们想知道如何教育他们的孩子，或者他们想知道“真理”是什么，他们会去问苏格拉底，或者去问杰出的智术师普罗塔哥拉，或者去问某位饱学的语法学家。[5]

古希腊人不希望任何人代替他们去思考，从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一位更像是科学家的哲学家开始，人们不再满足于宗教对世界的解释，开始了对自然的探索，对世界本原的追溯。水、火、气、原子、数等，无论是具象还是抽象的本原，在古希腊人眼中都是那么的神奇，透过理性思维，他们一层层揭开自然界神秘的面纱。

理性给了古希腊人追求智慧的勇气和方法。他们将语法、修辞、逻辑、数学、几何、音乐、天文作为古代七种自由艺术。事实上，在古希腊人那里，一切都可以成为艺术。古希腊人不会专属于一门学科或技术，甚至他们毫无恶意地认为只有奴隶才需要一门专门的技术，雅典公民应当是通晓所有的。古希腊没有与现实生活脱离的艺术阶层、文学阶层、学者阶层。他们的诗歌、他们的雕塑、他们的哲学都是出自他们的战士、他们的水手、他们的政治家、他们的日常事务处理者之手。[6]例如，流传至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不仅是一位史学家，更是一位历史的参与者，他亲历伯罗奔尼撒战争并担任雅典一方的将军，因他人之过被流放后写下这部史学巨著，提出了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7]。

古希腊人创造了一种单纯、完美与和谐的文化典范，它代表了一种“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的文化类型。

伯里克利曾非常自信地说：“总而言之，我觉得雅典可以说是希腊人的学校，每一个雅典人都具备适应许多种不同工作的能力，而且能够做到多才多艺、优美典雅。”[8]多才多艺、优美典雅，这样的词语用来形容雅典人的生活是再合适不过了。

当我们工作完毕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各种娱乐，以提高我们的情趣。整个一年之中，有各种定期的赛会和祭祀；在我们的家庭中，我们有华丽而风雅的设备，每天怡娱心目，使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忧虑。……我们爱好美丽，但是没有因此而变得奢侈；我们爱好智慧，但是没有因此而变得柔弱。我们把财富当作可以适当利用的东西，而没有把它当作可以夸耀自己的本钱。至于贫穷，谁也不必以承认自己的贫穷为耻，真正的耻辱是为避免贫穷而不择手段。[9]

希腊文化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古代希腊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例如，《荷马史诗》既是一部文学作品，也是一部史学巨作，它揭示了公元前11至公元前9世纪古希腊社会发展的情况，从而构成了以史诗为标志的一个古希腊历史发展阶段，即“荷马时代”。史诗不仅有着优美的语言，更有着震撼人心的力度、深刻隽永的哲理，更可贵的是从所刻画的一系列的人物中闪烁着人文主义精神。史诗肯定了人的尊严、力量和价值，肯定了人生活、斗争和活动的积极意义，肯定人的自由、平等的关系和奋斗精神。史诗的内容还成了以后众多作家、艺术家创作的源泉。

在古代希腊，艺术家同时也是哲学家，他们对生活的思考极具哲理，正因为如此，文学艺术并没有落后于哲学，而是与哲学齐头并进，成为知识界的先锋。

在古代希腊，艺术家同时也是哲学家，他们对生活的思考极具哲理，正因为如此，文学艺术并没有落后于哲学，而是与哲学齐头并进，成为知识界的先锋。

古希腊的“黄金时代”里，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当然这也得益于伯里克利时期民主政治对文学艺术的包容与支持。例如，喜剧讽刺当时掌握最高权力、享有崇高威信的雅典民主政府领导人伯里克利，把伯里克利描绘成一个长了山羊脚的怪物，斥责他（在伯罗奔尼撤战争初期实行的坚壁清野政策）是一个胆怯的懦夫。对继伯里克利执掌雅典大权的激进民主党领袖、野心家克里昂，史学家修昔底德斥之为“雅典公民中的最厚颜无耻者”；喜剧大师阿里斯托芬在《巴比伦人》《骑士》等剧中，斥之为“大坏蛋”“小偷”“贪得无厌的流氓”。[10]

喜剧这一艺术形式最能充分表达出古希腊艺术家们理性的一面。著名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剧中几乎包括了当时古希腊人所有的生活场景：政治形势和政治人物、主战派和反战派、自由贸易、财政改革、纳税人的不满、教育理论与方法、宗教信仰，等等。可以说，他的喜剧触及了当时一切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反映了雅典民主政治危机时期的思想意识，他以轻松的方式把那些假象所遮蔽着的真实本质揭露出来，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成为他嘲弄的对象。正如伏尔泰所说：“真正的喜剧，是一个国家的愚蠢和弱点的生动写照。”[11]

古希腊人的理性还表现在他们如何看待被后人奉若神明的民主制度。柏拉图的最高理想是，哲学家应为政治家，政治家应为哲学家。柏拉图生于雅典城邦国家衰落的时期，那时瘟疫流行，伯里克利不幸染疾去世，又恰逢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一时间雅典危机四伏。他亲历了寡头政治、民主政体，以及过度自由后的无政府状态，原本想投身政治的柏拉图目睹了他心目中最正直的人——亦师亦友的苏格拉底被东山再起的民主政权以渎神之罪处以极刑后，对政治失去了信心。之后，他极力推崇真正的哲学，提出使哲学家获得政权，成为政治家，或者政治家奇迹般地成为哲学家，否则人类灾祸问题无法避免。他认为，正如对财富疯狂的追求毁了寡头政体一般，自由的滥用也毁了民主政体。

苏格拉底：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产生无政府状态，连每一户住家也都受到波及，最后连各种动物都不能幸免……当父亲的已习惯于和儿子处同一地位……儿子既不敬畏双亲，也无羞耻之心……校长怕学生，阿谀学生，学生轻视校长和教师……老少不分，年轻人与老年人平等，并且随时都可能和老年人为一句话、为一件事争胜。老年人……模仿年轻人。我也不该忘记谈到男女之间的自由平等……真的，连马驴都开始以享有自由人的权利和尊严的姿态昂首阔步……一切都可能随自由毁灭……

在古希腊，哲学就是“爱智慧”，这是一种理性的爱，深沉的爱，持久的爱，代表了人类对真理的不懈追求。

阿黛门托斯：那么结果呢？……

苏格拉底：物极必反……自由过分，不管对国家或个人而言，都只有变成奴役……最令人讨厌不过的暴君，也都是由于极端自由所产生。[12]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雅典的城邦民主留下了彪炳史册的辉煌，但同样制造了苏格拉底之死的悲剧。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告诉我们，应当理性地看待民主制度，才能使民主得以长久，否则将会产生“多数人的暴政”。

理性的最高表现形式是哲学。在古希腊，哲学就是“爱智慧”，这是一种理性的爱、深沉的爱、持久的爱，代表了人类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古希腊人说：“所有的事物都要被怀疑、被验证，思想没有界限。”[13]

在雅典这所“全希腊的学校”里，自由宽松的氛围培育了一大批爱智慧的人，其中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位具有师承关系的哲学家几乎奠定了整个西方文化的基石，他们的思想代表了人类理性的高度。

他认为，正如对财富疯狂的追求毁了寡头政体一般，自由的滥用也毁了民主政体。

苏格拉底终其一生都在思考什么是诚敬，什么是不诚敬；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不公正；什么是明达，什么是不明达；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怯懦；统治人民的政府之本质如何，一个善于治理人民的政府之特性又如何。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史上的分水岭，他的主要贡献是使哲学从自然向人的转变。他说：“我的朋友不是城外的树木，而是城内的居民。”此后，哲学不再仅仅关注世界的本原问题，而更多地关注人类社会自身的伦理道德问题。

苏格拉底追求智慧与美德，他像牛虻一样侵扰雅典人，不让他们安睡，不让他们在道德和社会的现成答案上休息，他不断地要求人们进行自我反省，他希望人们保持警醒的状态，由此治愈雅典的疾病。苏格拉底因此被称为“希腊人的牛虻”。他问：

朋友，你是伟大、强盛、以智慧著称的城邦雅典的公民，像你这样只图名利，不关心智慧和真理，不求改善自己的灵魂，难道不觉得羞耻吗？[14]

希腊文化也是典型意义上的力量型文化，它强调的是正义、勇敢的价值品性。那个时代的伟人们都有求真求善求美的共同特点，他们敢作敢为，敢于为了捍卫真理而献身。也正是因为有一批苏格拉底式的人物，希腊才得以永恒，雅典才成为最理想的城邦。这样的城邦是雅典人所热爱的，他们视城邦为自己的生命，甘愿为它英勇而战、慷慨赴死。正如雅典民主派首领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中所言：

因为他们只要想到丧失了这个城邦，就不寒而栗。很自然地，我们生于他们之后的人，每个人都应当忍受一切痛苦，为它服务。[15]

希腊文化还是创新型文化的典范，它是在继承古老的爱琴文化、原始的希腊文化和吸收借鉴古代东方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加以创新最终形成的。古老的东方文化是希腊文化的源头之一，黑格尔曾说：“东方世界是希腊世界的基础。”[16]在那个时期，古希腊文明远落后于古代东方文明。早在古希腊兴起之前的两三千年，古代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和西亚其他古国就已经在文化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古希腊三面环海的地理位置使其与古代东方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非常便利。早在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时期，爱琴海诸岛与埃及以及其他近东各地就有了密切的贸易往来。作为海洋民族，古希腊人有着商业天赋，他们勇敢活跃、求知好学、敢于创新。

城邦形成以后，到东方旅游成为一时的社会风气，不少的政治家、文人、学者、商人、艺工以至一般平民都极好漫游东方，因而深受东方文化的熏陶。当时众多著名人物，如荷马、泰勒斯、德谟克利特、希罗多德、毕达哥拉斯、柏拉图、梭伦等都曾在埃及学习游历过，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法国学者罗班在论及希腊文化的起源时说：

希腊文化也是典型意义上的力量型文化，它强调的是正义、勇敢的价值品性。

希腊最早的学者所能从东方得到的，是由很古老的经验积聚起来的许多材料……如果没有这些，希腊的文化和科学或者不能建立，而在这意义之下，我们也就不能说希腊的奇迹了。[17]

科学史家萨顿也曾说过：

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与其实际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18]

希腊文化是海洋文化，有着开放、包容、创新的特质，这一点在雅典体现得淋漓尽致。对外开放是雅典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伯里克利曾说：“我们的城市，对全世界的人都是开放的。”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的沟通，雅典人走出了自己的城邦，走向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避免了孤陋寡闻和狭隘自大，非常有利于对外界先进文化的吸收。正像伯里克利在他的演说中讲到的那样：

我们的城市这样伟大，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像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19]

古希腊人极具创新能力，在广泛汲取东方文化营养的基础之上产生了灿烂的希腊文化。古希腊是一个奇迹，它创造了一切，却也没有创造一切。如果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古希腊，那么古希腊人是糟糕的，“希腊人没有留下一项值得一提的有用的发明创造”。从物质上看，希腊是贫穷的，曾有句老话，“希腊与贫穷是一对孪生子。”即便在最繁荣的“黄金时代”，希腊城邦也没有十分丰富的物质产品。但令人骄傲的是，他们拥有极为丰饶的精神产品，时常使我们感受到古希腊的伟大，以至美国最著名的通俗哲学史家、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在《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中谈道：

令人骄傲的是，他们拥有极为丰饶的精神产品，时常使我们感受到古希腊的伟大。

在我们的文化中，除机械以外，几乎没有一样现世的事物不是自希腊流传下来的。学校、体育馆、算数、几何、历史、修辞学、物理学、生物学、解剖学、卫生学、医疗术、化妆术、诗词、音乐、悲剧、喜剧、哲学、神学、不可知论、怀疑论、斯多噶学派、伊壁鸠鲁学派、伦理学、政治学、理想主义、慈善事业、犬儒学派、专制政体、富豪政治、民主政治，凡此各种，皆经由希腊文字的记载，得以成形，这一切极少是希腊人自己发明的，但他们充沛的活力却首先使这些文化或好或坏地趋于成熟。[20]

从这个意义上讲，古希腊给了我们一切。

古希腊是完美的，是理想文化的典范。古希腊又不是完美的，诸多缺点最终使古希腊走向衰落。但是，至今为止，希腊文明仍是人们所向往的文化类型，究竟是何种魅力使希腊文明永生？正如威尔·杜兰特所言：

对外开放是雅典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伯里克利曾说：“我们的城市，对全世界的人都是开放的。”

希腊文明仍然活着，它走进我们心智方面的每一次呼吸中。希腊遗产太多，我们之中没有任何人能终其一生去完全吸收。我们知道希腊的弱点——其疯狂而无情的战争、其呆滞的奴隶制度、其从属的妇女地位、其普遍缺乏的道德节制、其腐败的个人主义、其未能与秩序及和平相配合的自由。但珍爱自由、理性及美的人，不会太关心这些弱点。他们会在政治历史的混乱之外，听到梭伦、苏格拉底、柏拉图、欧里庇得斯、菲迪亚斯、普拉克希特列斯、伊壁鸠鲁及阿基米德的呼声。他们会为这些人的存在而心怀感激，愿越过许多世纪去与他们神交。他们会将希腊视为西方文明中晴朗的早晨，此种文明虽有其同类的错误，却是我们的营养及生命。[21]

希腊文化代表了古代奴隶制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文化发展水平。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指出的那样：

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见的艺术繁荣，这种艺术繁荣好像是古典古代的反照，以后就再也不曾达到了。[22]

古希腊是人类的文化高地，浸润其中的创新、智慧、包容与力量已经形成优秀的文化基因，文化的枯荣之间总会浮现古希腊的身影。

古希腊是人类的文化高地，浸润其中的创新、智慧、包容与力量已经形成优秀的文化基因，文化的枯荣之间总会浮现古希腊的身影。我们今天追求新的文化繁荣之时，也无法不回溯到古希腊的源头，以求入“返本开新”之境。

注释

[1]胡长林：《希腊文化之源及其在欧洲的传播》,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

[2]《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人民出版社，1953，第65页。

[3]〔美〕依迪丝·汉密尔顿：《希腊精神》，葛海滨译，华夏出版社，2012，第8页。

[4]〔古希腊〕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神谱》，张竹明、蒋平译，商务印书馆，1995，第4页。

[5]〔美〕依迪丝·汉密尔顿：《希腊精神》，葛海滨译，华夏出版社，2012，第21页。

[6]〔美〕依迪丝·汉密尔顿：《希腊精神》，葛海滨译，华夏出版社，2012，第94页。

[7]“修昔底德陷阱”：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这一概念来自修昔底德的名言“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

[8]〔美〕依迪丝·汉密尔顿：《希腊精神》，葛海滨译，华夏出版社，2012，第94页。

[9]〔古希腊〕伯里克利：《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伯里克利的演说》，选自〔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130～132页。

[10]张树卿：《论古希腊的文化特点》, 《东疆学刊（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11]参见吴晓群《希腊思想与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第249页。

[12]〔美〕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台湾幼狮文化译，华夏出版社，2010，第504页。

[13]〔美〕依迪丝·汉密尔顿：《希腊精神》，葛海滨译，华夏出版社，2012，第19页。

[14]〔古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第68页。

[15]〔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133页。

[16]〔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第232页。

[17]〔法〕罗班：《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转引自胡长林《希腊文化之源及其在欧洲的传播》,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

[18]裔昭印主编《世界文化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91页。

[19]〔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131页。

[20]〔美〕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台湾幼狮文化译，华夏出版社，2010，第2页。

[21]〔美〕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台湾幼狮文化译，华夏出版社，2010，第652～653页。

[22]〔德〕弗·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444～4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