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下之战、垓下之战是两事——与陈可畏、辛德勇商榷
一《史记》《汉书》有先写“陈下”再写“垓下”者
《史记·项羽本纪》写垓下之战非常生动，读之令人赞叹不已；但它对陈下之战一字未提，又使人莫明其妙。陈可畏《楚汉战争的垓下究竟在今何处》一文，
提出垓下在今淮阳县境内之说，令人耳目一新。但也使人生疑：“垓下”之地，《汉书·地理志》是注明了的，没有可靠而可信的证据恐怕难以推倒。施丁所写《陈下之战与垓下之战》《再谈陈下之战》两文，提出陈下之战与垓下之战是楚汉相争后期的两个战役之说，似乎言之成理，较为可信。
近读辛德勇《论所谓“垓下之战”应正名为“陈下之战”》一文，觉得其所谓“陈下”讹为“垓下”说比陈氏之说进了一步，把问题讨论引向深入，令人欣喜。但辛氏此说，似乎欠妥。辛文说：
所谓“陈下之战”与“垓下之战”是前后相继的两次战役的说法，在《史记》和《汉书》中是找不到任何根据的。如前所述，对于刘邦聚歼项羽的决战，二书中时或写作“陈下”，时或写作“垓下”，但从未有任何一个地方是先写有“陈下之战”，再接着写有“垓下之战”，因此不可能存在这样前后相继的两次战役。
这个问题提得很重要，促使两次战役说者必须做出回答，以自圆其说。这里提供一点《史记》《汉书》的文字，看看与辛氏的说法有否矛盾。《史记·灌婴列传》云：
与汉王会颐乡。从击项籍军于陈下，破之，所将卒斩楼烦将二人，虏骑将八人。赐益食邑二千五百户。项籍败垓下去也，婴以御史大夫受诏将车骑别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皆赐爵列侯。降左右司马各一人，卒万二千人，尽得其军将吏。下东城、历阳。
此段引文，先言灌婴“从击项籍军于陈下，破之”，因其立了大功，得到“赐益食邑”；接着又言“项籍败垓下去也，婴……别追项籍至东城”，灌婴又立大功。这显然是，先言“陈下”，接着又言“垓下”，而且两写“破之”，两写封赏，只是没有出现先写陈下之战接着再写垓下之战的字样而已。
也许持“陈下”讹为“垓下”说者要提出辩论：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先写“从击项籍军于陈下”，这是言陈下之战；接着所写“项籍败垓下”之“垓下”乃“陈下”之误，因此处没有写打仗，只是写“破”。这样的申辩似乎有道理，但实在难以成立。因为：（一）不可能先写的不错，接着写的就错；（二）史实可证灌婴率车骑参加了陈下之战，立了大功，得以“赐益食邑二千五百户”，又受命于垓下追击项羽，再建大功，事后又得很大赏赐，封为颍阴侯，“食邑五千户”。这次因功封了侯，所受食邑，比陈下立功所受食邑翻了一番；（三）灌婴因参与陈下之战，必然人困马乏，需要稍事休整，加以补充给养，然后继续追击穷寇。当他尾追项羽到了垓下时，韩信已捷足先得，以新到之生力军击败了“兵少食尽”而困于垓下的项羽军。灌婴幸运的是，马上受汉王之命，将车骑别追项羽于东城，而建立殊勋。他参加了陈下之战，又赶上垓下之战后半节。史实至为明确。
就《史记》《汉书》所写内容来看，还得承认秦楚之际既有“陈下”，又有“垓下”。
二 “陈下”不可能讹误为“垓下”
按“陈下”讹为“垓下”说，那就必是将“陈下”都误写为“垓下”。误写之事，史多有之，不足为怪。而《史记》《汉书》是如何将“陈下”误书为“垓下”的呢？猜是疑否，都难断言。还是先看看《史记》的一些记述吧：
（1）韩信乃从齐往，刘贾军从寿春并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举九江兵，随刘贾、彭越皆会垓下，诣项王。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
（2）汉王败固陵，乃使使召大司马周殷举九江兵而迎武王，行屠城父，随刘贾、齐梁诸侯皆大会垓下。立武王布为淮南王。五年，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垓下……（项羽）大败垓下。
（3）（曲城侯蛊逢）以都尉破项羽军陈下。
（4）周殷反楚，佐刘贾举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会垓下，共击项籍。
（5）（汉五年）冬，破楚垓下，杀项籍。
（6）韩信为齐王，引兵诣陈，与汉王共破项羽，而参留平齐未服者。
（7）于是汉王乃发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会垓下，遂破楚。
（8）汉王之困固陵，用张良计，召齐王信，遂将兵会垓下。
（9）（樊哙）从高祖击项籍，下阳夏，虏楚周将军卒四千人。围项籍于陈，大破之，屠胡陵。
（夏侯婴）复常奉车从击项籍，追至陈，卒定楚，至鲁。
（灌婴）从击项籍于陈下……项籍败垓下去也。
（10）还击项籍陈下，破之。别定江陵。
（11）布曰：“……且垓下之会，微彭王，项氏不亡。”
（12）以淮南叛楚归汉，汉用得大司马殷，卒破子羽于垓下。
以上共引及《史记》12篇，可见所书“陈下”或“陈”者凡6处，书“垓下”者凡13处。《汉书》与《史记》相同的篇章，所书“陈下”“陈”及“垓下”大致相同。若是“陈下”误为“垓下”如此之多，那就使人会怀疑司马迁与班固非常草率，《史记》《汉书》记载不大可信，或会怀疑《史记》《汉书》的传抄者和印刷者大有问题。偶尔失误，人皆有之。可是，总不会既错又不错，或错的多而不错的少，或在同一篇中既错又不错吧？
就本人涉猎所及一些中外古今有关《史记》之校注本，尚未见有将垓下指正为陈下的情况。故难以相信垓下乃陈下讹误之说。
就是从文字体形来看，“陈”与“垓”两字，无论真、草、隶、篆哪种字体，都大不一样，是难以阴差阳错的。
即使退一步言，假定“陈下”讹为“垓下”说可以成立，那么，按《汉书·地理志》记载，“沛郡”中“洨国”本注是“侯国。垓下，高祖破项羽”，其中“垓下”若是“陈下”之讹，它也应当处在沛郡的洨国，而不能指使它窜到“淮阳国”中的“陈”去。
三 还可再审陈下与垓下两战概况
若要明确“陈下”与“垓下”是二或一的问题，还得理清自固陵至东城的战况及其时序，才能得出可信的结论。
项羽其人，叱咤风云，英气勃发，打仗能拼命，始终不服输。他为何于楚汉四年九月与刘邦划鸿沟为界退而东归了呢？这是形势所迫，使他不得不另谋出路。先是，楚汉四年之初，项羽与刘邦对峙于广武，而北线韩信破龙且、杀田广，取得平齐的重大胜利。项羽损兵折将，痛失右臂。二月，刘邦采取张良、陈平之策，笼络颇有几分野心的韩信，派遣特使张良前往齐地，封韩信为齐王，稳定了这股举足轻重的势力，同时与韩信商调灌婴骑兵部队立即南下，攻楚腹地，加强了反楚实力。项羽派遣武涉往说韩信，宣告失败，无计可施。七月，刘邦立黥布为淮南王，让他到淮南地区活动。同时特派刘贾进军淮南，又命令靳歙进扰楚地。刘贾、黥布等在淮南地区，围重镇寿春，降楚将周殷，使项羽痛伤左臂，而刘邦却是如虎添翼。灌婴、靳歙等在楚腹地纵横驰骋，得地扩军，甚至严重威胁或已取得楚都彭城。早在楚地活动的彭越也不时得手，绝楚粮饷。使得项羽后方危急，进退维谷。到了九月，刘邦的汉军与友军，对项羽前线部队已形成大包围态势，而且“汉兵盛，食多”。项羽已在被包围之中，而且“兵罢，食绝”。在这种形势与情况下，刘邦派遣侯生往说项羽，当然会晓以利害，项羽只好顺水推舟，同意谈判，双方“中分天下”，以鸿沟为界。所谓“割鸿沟以西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乃官样文章。且不说鸿沟以西实为刘邦所控辖之地，就是鸿沟以东，汉军及其友军也已占据不少，并非项羽所尽有。
项羽在“兵罢食绝”的情况下，自知楚军在广武难以为继，只好“引兵解而东归”。归向何处？从刘邦追项羽至于固陵来分析，项羽不是归向楚都彭城，而是趋向陈县。因为彭城业已危殆或已陷落，陈乃秦汉时期平原地区经济中心之一，又是兵家必争之地。就当时形势来看，项羽这一选择是正确而可行的。
当项羽退军东趋时，“兵盛食多”的汉军自然不能就此罢休，何况有张良、陈平等出谋划策，于是刘邦东追楚军。至于固陵，两军接战，楚胜汉败，为何？刘邦的进击计划未能落实。他到了阳夏（今河南太康）南，“止军”，与韩信、彭越“期会而击楚军”，韩、彭两人却心有盘算而失约未来。项羽虽然指挥楚军后退，但仍有精锐之师，不至于一击就垮。这次楚胜汉败也不意外。
楚军于固陵之役后，据守陈境，得以暂时休整，得到一些粮饷，是可以想象的。汉军虽有固陵之败，但未损元气，总体优势依然存在，“深堑而自守”，自然固若金汤。这是楚汉五年十月之事。刘邦这时无计可施，征询张良的意见。张良、陈平马上献出高招，刘邦采纳，立即遣使前往韩信、彭越驻地，许封两人功成之后为王，指划予以大片土地，“使各自为战”。此策果然生效，韩信、彭越“皆报曰：‘请今进兵’”。
同时，驰骋于楚地的灌婴“与汉王会颐乡”。颐乡，在今河南鹿邑东南，处于陈县之东。刘邦与灌婴会于颐乡，必是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立即部署了军事。在得到了友军的声援后，汉军又聚集了灌婴军、靳歙军、燕枭骑等精锐部队，于是发动了陈下之战。这一战役，楚军惨败，损兵折将，只好逃跑。汉军大胜，声威大振，乘胜追击。这时大约是十月至十一月间。
项羽逃向东南，按说可以沿着鸿沟与颍水，直指寿春，但这时寿春已经失陷，在后有追兵、前有阻敌的情况下，只好东向城父，因城父尚为楚军所据。然而形势犹江河日下。刘贾军取得寿春而迎头赶来，周殷与黥布也来。于是发生“屠城父”事件。时在十一月。项羽当时是否在城父，不得而知，但他必须经此而过，奔向垓下。
韩信、彭越是否参加陈下大战及“屠城父”？否。韩信得知刘邦许封楚王，马上“请今进兵”，“乃从齐往”。但他没有赶到陈下和城父参加战斗。对此，《史记》《汉书》有的记载不大清晰，需要略事分析。《史记》之《项羽本纪》《高帝本纪》,《汉书》之《高帝纪》《项籍传》都未写陈下之战，自然也不可能有韩、彭两人参战的消息。《史记》《汉书》都写了“屠城父”，但未明确提到韩、彭参与其事。《项羽本纪》云：
韩信乃从齐往，刘贾军从寿春并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举九江兵，随刘贾、彭越皆会垓下，诣项王。
据此分析，刘贾军“屠城父”是无疑的，而韩信军“从齐往”是否参战，似在两可之间。《史记·高祖本纪》也只说“韩信、彭越皆往”而未明确是否参与“屠城父”。《汉书·高帝纪》写得较为明确：
十一月，刘贾入楚地，围寿春。汉亦遣人诱楚大司马周殷。殷叛楚，以舒屠六，举九江兵迎黥布，并行屠城父，随刘贾皆会。
可见“屠城父”只是刘贾、周殷等所为，已排除了韩、彭两人参与的可能性。
但是，《史记·曹相国世家》有“韩信为齐王，引兵诣陈”的记载，给人以韩信参与了陈下之战的感觉。其实不然。《史记·淮阴侯列传》写的是，“汉王困固陵，用张良计。召齐王信，遂将兵会垓下”。《史记·彭越列传》写的是，“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会垓下”。《项羽本纪》只写了“韩信乃从齐往”。《高祖本纪》只写了“韩信、彭越皆往”。“往”者，在去途中，尚未到达，不能判定其到了何地。实际上韩、彭两人所往是“会垓下”。据此，对于上面所引“引兵诣陈”之“诣”，只能作往解，而不可解为至。对有关材料作综合分析，“诣”作往解，是适宜的。韩信出发时，目标是“诣陈”，然战争形势变化很快，在行军途中想已闻知汉军取得陈下大捷，项羽已往东南逃跑，那就必然调整方向，直指败退的楚军，于是会于垓下。
楚汉五年十二月，发生垓下之围。项羽“军壁垓下，兵少食尽”，“卒可十万”，十分窘迫。汉军及其友军从四面追赶而来。刘贾军、黥布军、彭越军已来到。韩信“三十万”大军也已到达。声势甚盛。刘邦也快来了。众军攻楚军于垓下。项羽犹困兽之斗，突击韩信军。韩信挥师“先合”，佯退，继则围攻，打败楚军。据《项羽本纪》记载，项羽退处垓下，“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当晚，“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羽闻之大惊，“悲歌慷慨”，虞姬和之，相对而泣。
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项王渡淮，骑能属者百余人耳。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
项羽于半夜带八百骑兵冲出重围，向南逃跑。过了几个小时，天亮时灌婴奉命率五千骑兵追之。项羽渡淮，随从骑兵只“百余人”。自垓下（在今安徽灵璧东南）南至淮河，大约50公里，马驰最多两小时，又未遇战斗，为何八百骑仅剩百余人，损失如此惨重？必定因为此前血战惨败。人困马乏，仓促渡淮又无必备的渡河工具，故而如此。自淮河至阴陵（今安徽定远西北），仅三四十公里。项羽由于陷于大泽，被汉骑追及。项羽又自阴陵逃至东城（今安徽定远东南）。自阴陵至东城大约40公里（自淮河至东城也不到100公里），项羽竟然又损失了几十个骑兵，只剩下28骑。如此惨状，尚何言战！然项羽还沽其余勇，在东城“快战”一次，声称“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但终究是强弩之末，他自知已山穷水尽，只能自刎于乌江。这一切都在楚汉五年十二月之内。
了解了楚汉相争后期的战况及其时序，就能明确陈下与垓下不是一地，二者分处东西，相距二三百公里之遥，是不能捏二为一的。
既然“陈下”与“垓下”是两地，“陈下之战”与“垓下之战”也就不是一件事，“垓下之战”也就不应正名为“陈下之战”。还是尊重历史，让两地、两战各自立名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