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谈学者与学风

我数十年来常聆听到白寿彝先生有关为人为学的教诲，也得到过白先生对我阅读顾炎武《日知录》的指导，现在我将读《日知录》《亭林文集》等书的一点心得撰成此文，敬请白师和读者指正，并作为向他老人家85寿辰的献礼。

一 辨风向，窥士心

顾炎武治学，首先注意辨别风向，窥测士心。

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初名绛，曾自署蒋山佣，学者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他生当明清之际，不是埋头钻故纸堆和热衷科举，也不向往做官；而是注意于世事、实践和实学。这与其注意明初叶以来的学术风气和学者思想，旨在救弊纠偏，而开新风与创新局，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顾氏看来，明代自永乐以来的学风，主要倾向是尚清谈，事剽窃，为时文，学者趋之若鹜，无非是好名好利。他指出：自永乐年间命儒臣纂修《四书五经大全》，“颁之学官，而诸书皆废”。儒臣奉旨修书，待遇优厚，“颁餐钱，给笔札，书成之日，赐金迁秩”，钱也有了，官也升了。他们所修的书，“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并无多大学术价值；但影响不小，“制义初行，一时士人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问也。呜呼！经学之废实自此始”。就是说，丢了实学传统，是因追逐禄利而事抄袭。又说：“至永乐中修《尚书大全》，不惟删去异说，并音释亦不存矣。愚尝谓，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经术人材于斯为盛。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十族诛而臣节变。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矣。”这里除了指出经学之转、士风之变外，还点明八股取士也是学风转变的一大因素。

尚清谈而弃实学，顾氏认为这是明代主要的最坏的学风。他愤愤言之：“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年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就是说，明代学者对待经学，只尚空谈，而不究经书之精义，不是古为今用，这是“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即空虚而不务实。

大致说来，治学之道，务虚务实，当两兼之，方可期于完善；然治学风势，往往有所偏重，有时尚实，久而久之，只贵注疏，只知草木虫鱼，只会吃叶而不会吐丝；有时尚虚，习而为常，只贵义理，谈玄论道，腾空言而不务实学。后者就是明代学风之末流。

弄八股而不通大义，顾氏认为这是明代学人时髦的通病。明代科举取士，试文有一定格式，文章的发端为破题、承题，再就是起讲；起讲后分起股、中股、后股、末股四段发议论，四段中都各有两段相比偶的文字，故流俗谓之八股，也称时文。士子为了应试，多讲究时文形式，而少计其内容，更不明大义。顾氏指出：当时学子学的是时文。所谓“程墨”“房稿”（即士子与进士作文选本）充斥市场，学子以为范文，取之颂习，“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人；而他书一切不观。……嗟乎！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他还谈到了亲眼目睹的现象：“余少时见有一二好学者欲通旁经而涉古书，则父师交相谯呵，以为必不得专业于帖括，而将为坎坷不利之人。”因此，士子“皆幼读时文，习染已久，不经之字摇笔辄来”。

八股取士之弊，有识之士早已觉察之。顾氏指出，早在永乐六年，翰林院庶吉士沈升上言就提到，以能行文取士和任职，“以至天下士子竟怀侥幸，不务实学”。这说明“明初才开举人之涂（途），而其弊即已如此”。对于此弊，忧者自忧，而安者自安，随风跑者大有人在。“风俗之坏，已不可复返矣。”

好著书而事窃书，顾氏认为这是明代不少士子的丑行。他说：“汉人好以自作之书而托为古人”，“晋以下人则有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己作”，“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并指出：“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无俊才，不能通作者之意，其窃盗所成之书，必不如元（原）本，名为钝贼何辞！”“吾读有明宏（弘）治以后经解之书，皆隐没古人名字，将为己说者也。”顾氏所说的情况，自晋代以来，代有其人，至于20世纪也不见乏；更有甚者，既窃盗他人之书或文，又谬攻其人不学无识，这大概是今胜于古吧！

顾氏谈起他少时从先祖读《资治通鉴》，并忆起其教言：“世人多习《纲目》，余所不取。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己作也。班孟坚之改《史记》，必不如《史记》也；朱子之改《通鉴》，必不如《通鉴》也。至于今代，而著书之人几满天下，则有盗前人之书而为己作者矣。”这是的论。如对照《史记》与《汉书》，则知两者所写天汉以前的西汉史，班对马虽有所补益，但总的来看，《汉书》确实不如《史记》事文义俱佳；对照《资治通鉴》与《通鉴纲目》，虽然朱熹编纂自有其法，但总不如司马光所写事详文洁。将前人之书改窜而为己作，既不高明，不受人推许，“盗前人之书而为己作”，更是丑行，故受嗤于学界。改窜剽窃之事，古今皆有，明人似乎成风，今则不亚于古。

在顾氏看来，明代士子学者清谈孔孟、热衷八股、好事剽窃，甚至于学王阳明，“学佛”“学仙”，“内释而外儒”，“流于异端”，使得“礼义沦亡，盗窃竞作”，无非是“孳孳为利之心”在作祟，“苟为后义而先利”。这样便形成世俗之见；“贪欲以为能，捷径以为巧，苟同以为贤”。于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而罔念夫昔之人者，天下皆是也”，忘掉了学术的优良传统，以随风趋势为得意。

顾炎武认为，这种学者与学风是要不得的，其恶劣影响实在堪忧。他指出：“读屈子《离骚》之篇，乃知尧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则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矣。”就是说，要以耿介对付流俗，以开顶风船改变随波逐流。这个要求是高的，也是合适的。士人学子往往以清高相标榜，难道还不能特立独行！

他又指出：“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之正，岂不在于后贤乎！”他要拨乱反正，自以为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寄希望于后贤。

二 强调为人为学

顾炎武面对当时的学术思想与风势，非常强调如何做学者，如何搞学术。

从顾氏的《日知录》及其他著述可以看出，他不满足于做个一般的学者，更不愿当舞文弄墨的文人，而是告诫士子学人要注意为人为学的方向和宗旨，要懂得面向社会，有益于世。在这方面，顾氏所强调的，主要是三点：

首先是，养其器识。

顾氏告诫人们别自命为文人，而应当注意器识，曾说：“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识经术，不通古今，而自命为文人者矣。……而宋刘挚之训子孙，每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然则，以文人命于世，焉足重哉！此扬子云所谓‘摭我华而不食我实’者也。”又说：“仆自一读此言（按：指宋代刘挚告诫其子孙之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他为了绝应酬文字，甚至“悬牌于室，以拒来请”。

养其器识，当有博大的胸怀，“匹夫之心，天下人之心也”。要把个人与众人联系起来，要想众人之所想，急众人之所急。

养其器识，就不能同流合污，就不会曲学阿世。从思想上来讲，就不能为禄利所动。顾氏指出：“凡人之动心与否，固在其加卿相行道之时也。枉道事人，曲学阿世，皆从此而始矣。”获得禄利的机会来了，动不动心？愿不愿抛弃原则而曲学阿世？这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当时的俗儒个个动心，甚至驰逐禄利。顾氏却主张不能动心，更不可追逐；如果动心，就必然曲学阿世。顾氏说：明朝末年，“缙绅之士不知以礼饬躬，而声气及于宵人”，对于那些卑劣之徒，竟有“公卿上寿，宰执称儿”之事。故人伦日丧，政权沦亡，并不偶然。他指出：“弹琵琶侑酒，此倡女之所为，其职则然也。苟欲请良家女子出而为之，则艴然而怒矣。”为倡女是可怜的，而为良家女子则是可敬的。

养其器识，就要有独立的人格，而不能屈从于权贵的威胁。顾氏举出郑玄为例：“郑康成以七十有四之年，为袁本初强之到元城，卒于军中。而曹孟德遂有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之语，以为本初罪状。后之为处士者，幸无若康成；其待处士者，幸无若本初。”意思是，学者要从郑玄屈从袁绍一事吸取教训，做到不畏权贵，否则，声名狼藉。对于禄利的引诱、权势的威胁，士人学子还当有点清高之气，应当翱翔“于天空海阔之中”，而不为“畜樊之雉”；“不登权门，不涉利路”，愿与士子共勉。

其次是，学以致用。

顾氏非常强调经世之学，曾说：“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所谓“博学于文”，即研究历史与现实，化成有益于天下国家的学问，所谓“行己有耻”，意即不为旧文人，而为新斗士，意在力辟言心言性之虚妄，而强调有益于天下国家之实学。

顾氏强调为学要面对现实，解决矛盾，有益于世。他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又说：“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而既以明道救人，则于当今之所通患，而未尝专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辟（避）也。”意思是，既以明道救世为务，就不能只是写写无病呻吟的诗文，而要针刺与挽救社会的通病。为此，他还明确地提出“文须有益于天下”，说：“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这里所说的“文”，是指文章、著述，是指学术。把文放到现实中检验，区分为益与损二类，明道救世者为益，而奇谈怪论、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则为损；有益者，多写，有损者，少写。

尤可贵者，顾氏还强调立身立言要为历史前途着想。他说：“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又说：“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时，而其效见于数十百年之后者。”他举出史例：三国魏司马朗于大乱之后、土业无主之时，提出复井田的建议，当时未能实行；然至于北魏孝文帝时，法古更新，实行了均田制。故他意味深长地说：“然则开物之功，立言之用，其可少哉！”在这里，他用了《易传》“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唯物辩证法，意欲促进历史前进，这是应当肯定的。

再者是，好学务实。

顾氏认为学无止境，故当好学不倦，曾说：“生平所见之友，以穷以老而遂至于衰退者，十居七八。……夫子‘归与归与’，未尝一日忘天下也。故君子之学，死而后已。”又说：“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虽子羔、原宪之贤，终无济于天下。……夫以夫子之圣，犹须好学，今人可不勉乎！”他反对混日子，强调好学，说学问不日进则日退，应当活到老学到老；也反对“面墙”，要求多结交、多游历。他自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在游历中坚持读书，读书时不忘实践。

好学读书而论古今人物，“所以为内自讼之地”，这是顾氏的高见。好学，不是读死书、死读书，而当“内自讼”，对照自己，有所觉悟，有所提高。“非好学之深，则不能见己之过”；好学深了，就能提高自身修养，觉察自己的不足，从而奋起与改进。

好学，就是踏踏实实地学，务实学。这是顾氏强调的一个要点，也是他治学的要诀。他向友人征求对《日知录》的批评意见时说：“若乃鄙俗学而求六经，舍春华而食秋实，为山期于覆篑，祭海必于先河，则区区于同志有厚望焉。”又说：“古之人所以传于其后者，不以其名而以其实，不以其天而以其人。以其名、以其天者，世人之所以为荣；以其实、以其人者，君子之所修而不敢怠也。”所谓“俗学”，指的是当时的八股文字、剿袭之言、谀佞之文；所谓“名”，指的是当时科场题名，是虚名；所谓“实”“秋实”，是指踏踏实实地学，言之有物的学问；“为山”“祭海”者，是言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滴、有始有终的学习精神及求实探源的宗旨。

三 一些具体要求

顾炎武基于其学术思想与治学精神，更对士子学人提出一些具体的要求，旨在治病救人，大致是这些主要内容：

（一）忌清谈无知，要饱学有识。顾氏告诫人们，不要尚空谈，而要务实学，并说：“好古敏求，多见多识，夫子所自道也。”他列举孔子对六经和历史有其精辟的见解，以证其多见多识。“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观其会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语德性而遗问学，均失圣人之指矣”。想当学者，或名为学者，如果不学无识，或学浅识短，那是很遗憾的；只有饱学有识，才能名副其实。

他指出：“以格物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则末矣。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他强调学与识，首先是“当务”。

故饱学有识之士，则不“望尘而拜贵人，希旨以投时好”，而“绝无阉然媚世之习”，凭其“忠信”，不轻染“标榜之习”，使“一言一动出于本心”，为人为学，既不“自小”，也不“自大”，更不固步自封，“执一而不化”。

（二）忌剿袭摹仿，要学有心得。顾氏认为，治学靠剿袭，行文靠摹仿，这是可怜可叹的。他指出：“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旨，况遗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夫文章一道，犹儒者之末事，乃欲如陆士衡所谓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者，今且未见其人；进此而窥著述之林，益难之矣。”“效《楚辞》者必不如《楚辞》，效《七发》者必不如《七发》，盖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笔力复不能自遂，此寿陵余子学步邯郸之说也。”意思是，摹仿之作即使逼肖，也只是得其皮毛而不能取其神理，更不可能超越前人；况且邯郸学步，学不到古人本领，反而自身一无所能。故他强调：“毋剿说，毋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

毋剿袭摹仿，“惟自出己意”，这是顾氏所提倡的。他反对“不学而好多言”，强调“有所发明”，及“成一家言”，无所发明则不著书，也不为人作序；不了解情况则不为人作志状；读书不多则不“轻言著述”;文不贵多而在于“工”和“有用于世”;一本书中不能有“冗复”之文。

顾氏认为，著书并非易事，要有心得，就要下功夫，花大力气。他说：“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若想成为传世之作，“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庶几其传也与！”只有创新的社会需要的著述，才能传世。

顾氏曾谈到明人辑书之病及自撰《日知录》的甘苦：“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剿袭成书，只会“两失”，只有成年累月勤勉不已地“采山之铜”，才能期望于铸成有价值的“铜钱”。

（三）忌轻率狂诞，要慎待古人与遗产。治学，必然接触到学术遗产，自然有个对待古人古学即学术遗产的问题。顾氏指出，明人治学有“好讥呵古人”“妄改古书”“求古”等几种不良倾向，而应当纠正。

“好讥呵古人，翻驳旧作”，这是要不得的。我国有尊重古人古学的传统，像李白、韩愈这样的大诗人、大文豪，他们也不盲目狂妄，而是推许古人的。李白的《黄鹤楼》诗，就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之句。韩愈的《滕王阁记》推许王勃所为《序》，且曰“窃喜载名其上，词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好讥呵古人、翻驳旧作者，无非是自封高明，想把古人踩在脚下，“其人之宅心可知矣”。

“据臆”而“妄改古书”，只会使古书“文益晦，义益舛”，例如，梁简文帝《长安道》诗“金椎抵长乐，复道向宜春”中的“金椎”二字，根据于《汉书·贾山传》“隐以金椎，树以青松”，及《三辅决录》“隐以金椎，周以林木”；然而“今误作‘金槌’，而又改作‘椎轮’”，自然差而又谬。又如，唐骆宾王为徐敬业所作《讨武氏檄》中有“伪临朝武氏”句，徐敬业“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临朝而未革命也”，“越六年，天授元年九月始改国号曰周”。然而，“近刻古文，改为‘伪周武氏’，不察檄中所云‘包藏祸心，睥睨神器’，乃是未篡之时，故有是言；其时废中宗为庐陵王，而立相王为皇帝，故曰‘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也。”故顾氏严肃地指出：“不知其人，不论其世。而辄改其文，缪种流传，至今未已。”“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说，岂非小人而无忌惮者哉！”

“求古”乃有些文人的毛病。他们喜好卖弄学问，标榜古董，或“剿取《史记》《汉书》中文法以为古，甚至猎取其一二字句用之于文”，或“以今日之地为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为不古，而借古官名”；或“舍今日恒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以炫其博古。顾氏认为这是文人鄙陋之习，适以“自益其俚浅”。他对依傍古人者曾直言告诫，“君诗之病在于有杜（甫），君文之病在于有韩（愈）、欧（欧阳修），有此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断不能登峰造极”。亦步亦趋地学古人，自然不可能今胜于古。

对待古书古文、学术遗产，不可苛求，不可妄改，也不可盲目模仿，邯郸学步，这是顾氏恳切的意见。这种观点，强调的是实事求是，符合历史主义原则。如今求古模仿者不多了，说明明代遗风已是大减；然苛古者大增，蔑古者也有人在。时代前进了，今人进步了，今胜于古是正常的事、大好事，但也不必是今非古，不必向已无辩驳能力的古人示威而自称好汉，也不必打倒古人以证明自己屹立于世，大可实事求是，用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待古人及学术遗产。

（四）忌好名好利，要修身修名。顾氏常讥好名好利、求名求利者。他写有《作文润笔》条，讥古代文人蔡邕、韩愈等卖文求金，及“今之卖文为活者”。他也讥“速于成书，躁于求名”者，引了马援“良工不示人以璞”的名言，告诫学者“最不利于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一定要遵循“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古训，做到反复推敲，精雕细刻。他的一部《日知录》写了几十年，说明他既诲人、也律己，是言行一致的。

顾氏曾与人谈起一个文人好名的事，说：“某君欲自刻其文集以求名于世，此如人之失足而坠井也。若更为之序，岂不犹之下石乎？惟其未坠之时，犹可及止；止之而不听，彼且以入井为安宅也。吾已矣夫！”意思是，无其实而求名，如同自坠于井，别人应当劝止之，如果劝告而不听，那也只好由他入井安宅了；但别人不应为其写序，那是落井下石的行为，对于落井之人有害而无益。换句话说，有人自甘于随流入污，别人千万不要推波助澜。

在这里，顾氏把“名”与“实”的关系问题提了出来，要求士子学人修身修名。他说：“疾名之不称，则必求其实矣。君子岂有务名之心哉！……古人求没世之名，今人求当世之名。吾自幼及老，见人所以求当世之名者，无非为利也。名之所在，则利归之，故求之惟恐不及也；苟不求利，亦何慕名。”又说：“有名不如无名，有位不如无位。……君子所求者，没世之名，今人所求者，当世之名。当世之名，没则已焉，其所求者，正君子之所疾也，而何俗士之难寤欤？”他把“名”区分为二，一是“当世之名”，一是“没世之名”。当世之名，就是其人活着时有名或有位，名噪一时，伴之以利，可谓名利双收，俗士求之唯恐不及者就在于此；但这种名，“没则已焉”，转眼烟消云散。没世之名，就是其人活着时无名，死后因其实学业迹而千古流芳；君子无务名之心，更无图利之意，却有流芳百世之实。所谓“君子”，是指怀有明道救世之心而务实学的学者。

古今学者，有的图名图利，使出各种花招，或名噪一时，或名臭而不香，终究是无名或臭名；有的不图虚名，更不好利，舍春华而食秋实，却历史上有名，遗泽于后世。顾氏之论，岂仅在明清之际有其现实性，即以观察古今，也是有其历史意义的。

四 发扬优良传统

顾炎武所谈学者与学风的问题，值得引起重视。他治学，首先注意辨风向，窥士心，从而决定褒贬向背；他强调养其器识，学以致用，务实力行，乃为人为学的基本准则；他据此准则，对士子学人提出忌清谈无知、要饱学有识，忌剿袭摹仿、要学有心得，忌轻率狂诞、要慎待古人与遗产，忌好名好利、要修身修名，这样一些具体要求，乃为人为学的须知要目。我认为，值得探究，颇有精华，可以批判继承。

三百年来，我国学者是尊崇顾炎武其人其学的。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或其他一些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阶段，研究与学习其人其学强调了不同的方面，有时（如清初至乾嘉时期）推崇其“实学”与考据，奉其为清代考据学的始祖，学习其考据的精神与方法，发展了考据学，甚至使得考据成风；有时（如清末民初）强调其经世之学，学习其学以致用的精神，争取推动学术与历史有个新的进步。至于近年，学术界评论顾氏其人其学，不仅有所侧重，而且有权衡偏颇的现象。

我觉得，研究与学习顾炎武其人其学，应当重视和兼顾其经世与实学两个方面。他本人很注意两者的结合，没有偏向或倾斜。我们应当学习这个务实学以经世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