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阳齐梁石刻方位问题——评《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书》

丹阳齐梁石刻共11处、26件，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瑰宝，一千五百多年来为世人所重视，已于1988年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致说来，其中7处石刻乃帝陵之物，2处石刻为王侯墓之物，2处石刻为陵区之物。另有1处帝陵“泰安陵”石刻已被毁殆尽。

对于丹阳齐梁石刻的方位，自唐、宋以来多有记载，而且时代越后，记载越加具体，这是时代发展而研究深入之故。自清代以来多有详明的定位。乾隆十五年（1750）撰成的《丹阳县志》多有较为具体的方位。民国二十四年（1935），朱希祖、李济、董作宾、滕固、朱偰等人进行了实地调查。朱希祖在调查了解的基础上，写成了《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书》（以下简称《调查报告书》。载于《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一书，1935年版；线装书局2006年影印）。朱偰于次年出版了《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中华书局2006年再版。以下简称《六朝陵墓图考》）。他们的成绩颇为显著，其书学术价值较高，影响也很大。至今，丹阳方志办所撰《丹阳县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文物地图集·江苏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2008年版），都基本上采用了其说法。

齐梁石刻多在丹阳经山地区。本人生于此地，对石刻有些了解；又治中国历史，对有关的地理方志书籍记载也有些了解，觉得《调查报告书》对丹阳齐梁石刻所定的方位和命名存在一些问题，于是趁年老退休、身体粗健，乃于近年多次返乡对齐梁石刻调查了解，反复探索，有了些心得。现在提出来，谈点看法。浅陋之见，尚请方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 兴安陵的方位

兴安陵，是南朝齐明帝萧鸾及敬皇后刘氏合葬的陵墓。今在丹阳东北约三十四里的仙塘湾（胡桥东1000米，泉湾里东北约300米）。

《调查报告书》云：兴安陵“在今丹阳县东北二十四里尚德乡东城村”。这个定位是错误的。可是，1992年《丹阳县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基本上按照这个说法，说兴安陵“坐落在三城巷东北约500米处”。江苏省人民政府1999年所立“齐明帝萧鸾兴安陵石刻”碑就树在此地。

先来看看唐宋以来的方志关于兴安陵的记载。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六云：“齐明帝鸾兴安陵在县（丹阳）东北二十四里。”从此以后，南宋嘉定《镇江志》、王象之《舆地纪胜》、元至顺《镇江志》《明一统志》等方志地理书都是如此记载。到了清代，乾隆《丹阳县志》卷十九云：“兴安陵在县东北二十四里尚德乡。”尚德乡，就在经山地区，方圆约十余里。据光绪《丹阳县志》卷四记载，尚德乡有荆室、永定等13里，华甸、大泊等13保，东陵、泉湾、三城、东城、塘头、留墅、春圹、前艾、荆村、颜巷等39村。这些村庄如今分属于丹阳市的云阳区、埤城镇、后巷镇。由此可知，《乾隆县志》所记的“尚德乡”是笼统而不具体的。《调查报告书》明定为“尚德乡东城村”，地点倒是明确了，但实际上并不确切，而有了错误，其问题是：

1．混淆了“东城村”和“三城巷”。《调查报告书》曰“东城村”，朱偰《六朝陵墓图考》曰：“由丹阳而东二十余里，至三城巷，稍北即为齐明帝兴安陵。”而其《丹阳六朝陵墓石刻》一文（载于《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3期）又说，“在丹阳城东略偏北24里尚德乡东城村，有齐明帝萧鸾的兴安陵。”他们或曰东城村，或曰三城巷，把两村混二为一了。其实，清代以来，“东城”自是东城村，“三城”自是三城巷。《光绪县志》卷四所载“东城、三城”等村是很清楚的。两村都在经山南向冈阜的南段，三城巷在南端，东城村在其北，两村相距约三里，并非一个村庄。

2．所谓“尚德乡”，包括39个村庄，既有“三城”“东城”，还有“泉湾”“前艾”等。三城巷距丹阳县城约24里，前艾庙在丹阳东约28里，泉湾里在丹阳东北约34里。《调查报告书》确定兴安陵在东城村或三城巷，根据不足，是欠妥的。

3．古来方志所写兴安陵在“县东北二十四里”有误。但《调查报告书》既不注意“东北”有问题，又不知“二十四里”有错误。须知三城里山东边湾里的四处齐梁石刻，自南至北距离不足800米，都处于丹阳之东（稍微偏北）二十余里，古来称这个地区多曰“东”，而不称“东北”；若是称“东北”，则与实际及习俗之称不符。试以《乾隆县志》为例，它称景安陵（在前艾庙东北三里余）“在县东三十二里”；修陵（在三城巷东北第3处）“在县东二十五里皇业寺前”；庄陵（朱氏所言在东城村，武帝修陵北数十步）“在县东二十七里……地有港，名萧塘”；萧港（即萧塘，在三城里山的东湾）“在县东二十七里皇业寺前”；皇业寺（在东城村东北约1里）“在县东二十五里萧塘港北”。《大清一统志》也是这样记载的。由是可知，清代对三城巷至东城村这个地区的陵、寺、港多曰“县东”，而不称“县东北”。《乾隆县志》只有记建陵（在三城巷东北第2处）曰：“在县东北二十五里东城村。”这里的“东北”有问题了。参照《乾隆县志》的多处记载，这个“东北”应当改为“东”才是。

故本人认为，兴安陵的方位肯定不在三城巷或东城村的近处。

那么，兴安陵在何处呢？本人认为在泉湾（今称泉湾里）附近，即在胡桥东1000米处的仙塘湾（也称鹤仙坳）。这个地方在丹阳东北方，距县城34里。《调查报告书》认为此处是齐景帝萧道生修安陵是成问题的。

上文所引《元和郡县志》的“县东北二十四里”，应当重新审察一下。本人认为，“东北”二字没有错；“二十四里”却有点错误，“二”乃“三”之误。

《元和郡县志》本是名著，但历来传抄翻印过程中造成一些错误，如其卷二十六记载：“（齐）武帝赜景安陵，在县东二十二里。”《舆地纪胜》引《元和郡县志》云，“景安陵，在丹阳县东三十一里”。《嘉定镇江志》卷十一则记为“（景安陵）在县东三十二里”。后两部书显然是对《元和郡县志》纠了错，把“二十二里”中的前一个“二”字改正为“三”了。不仅如此，《元和郡县志》在此书景安陵的文字之下，书“景帝道生永（按：‘修’字之误）安陵，在县东北二十六里”，“明帝鸾兴安陵，在县东北二十四里”中的两个“二”字，也是“三”之误。乾隆、光绪两部《丹阳县志》已把修安陵的“二十六里”改为“三十六里”，这是对的。《调查报告书》也说：“案：当作‘三十六里’。”其所修改很有道理，很对。只是他们尚未将兴安陵的“二十四里”改为“三十四里”。这就是知一而不知二，明于此而忽于彼了。

只要明乎“县东北二十四里”乃“县东北三十四里”，则兴安陵必在仙塘湾而无疑。江苏省人民政府1999年把“齐景帝萧道生修安陵石刻”碑立于仙塘湾不妥，应当将树在三城巷东北约500米处的“齐明帝萧鸾兴安陵石刻”碑移置于仙塘湾，才符合历史实际。

二 修安陵的方位

修安陵，是南朝齐景帝萧道生的陵墓，今在丹阳东北36里的金陈湾（旧称金王陈）。

《调查报告书》云：修安陵“在今丹阳县东北三十六里鹤仙坳（在经山东南三里，烂石山陇西三里）”，这是不确切的。

上文已经指出，《元和郡县志》所书“齐景帝道生永安陵，在丹阳县东北二十六里。明帝父也，追尊为景皇帝”，有点错误，“永”字为“修”之误，“二十六里”之“二”为“三”之误。嘉定、至顺两部《镇江志》也沿袭其误。明、清之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五云：“明帝父道生修安陵正在金牛山下。”《乾隆县志》云：“修安陵在县东北三十六里经山。”后两部书所说的“金牛山”“经山”，都是指经山地区，并非指有主峰的经山。后者提到“县东北三十六里”尤为重要。但“经山”云云，还稍为笼统。古时对于经山，有专称和泛称之别。专称的经山，是指其主要的山头；泛称的经山，是指经山地区，大致包括水经山及其周围10里的冈阜在内，狮子湾、仙塘湾、金陈湾等都在其中。《调查报告书》把修安陵指定在“鹤仙坳（即仙塘湾）”，是因对“经山”的理解范围太窄，又未考虑“县东北三十六里”实际上比仙塘湾距丹阳34里还要远些，金陈湾距丹阳正好是36里。故将修安陵定位在金陈湾，实在再恰当不过。

再者，齐景帝萧道生乃“明帝父”，其修安陵处于仙塘湾兴安陵东边的金陈湾；明帝乃景帝道生之子，其兴安陵处于修安陵之西的仙塘湾，父陵在东，子陵在西，也是符合古代礼法和人情常理的。

几十年前，考古工作者曾对仙塘湾和金陈湾的两处齐陵进行了发掘。据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胡桥南朝大墓及砖刻壁画》一文（载于《文物》1974年第2期）云：“胡桥大墓位于丹阳东北17公里，水经山南的仙塘湾”，“从清理中发现的两个头骨碎片，可知为一合葬墓”。他们因受《乾隆县志》和朱偰《六朝陵墓图考》的影响，认为此墓“可能为南齐景帝萧道生夫妇合葬的陵墓”；不过用了“可能”二字还算是谨慎的态度。当时他们还不知此墓乃明帝萧鸾及敬皇后刘氏合葬的兴安陵。他们在发掘中，发现了由模印画砖组合的“羽人戏虎”“竹林七贤”以及“骑马武士”“执戟卫士”“执伞盖侍从”“骑马乐队”等壁画，断定为皇上的陵墓。他们又于1968年对金陈湾帝陵进行发掘，发现了墓室内有“羽人戏虎”“羽人戏龙”“竹林七贤”等砖刻壁画。可见，二陵内部之物基本相同。此可以证明两者皆为齐陵。只是因二陵皆早已被盜，无陵内其他实物可以证明究系何帝之陵。

如今江苏省人民政府于仙塘湾石刻处立有“齐景帝萧道生修安陵石刻”碑，于金陈湾石刻处立有“南齐失名陵石刻”碑，都欠妥当。本人认为，应把前一碑移至金陈湾，后一碑所谓“南齐失名陵石刻”则可撤去。

三 庄陵的方位

庄陵，是南朝梁简文帝萧纲及简后的陵墓。今在丹阳东二十余里三城巷东北500米处。

《调查报告书》云：庄陵“今在丹阳县东北二十五里东城村，武帝修陵北数十步”。即指东城村东南约1里、萧塘港北石刻处。这是不确切的。

还是先来看看唐宋以来地理、方志之书对庄陵是如何记载的。《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六云“梁简文帝纲庄陵，在县东二十七里”。后来的不少地理、方志书都照样如此写，如《嘉定镇江志》《舆地纪胜》《至顺镇江志》《明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乾隆县志》《大清一统志》《光绪县志》等都记为“在县东二十七里”。这种记载是较为笼统的，且“二十七里”也有小误。乐史所撰《太平寰宇记》已于北宋初年对《元和郡县志》此条有重要的修正。其卷八十九云：“梁简文帝陵有麒麟，碑尚存，陵有港，名曰萧港，直止陵口大河，去县二十五里。”对于这条记载，可以注意几点：

1. “碑尚存”。作者知道此陵有碑，可能亲自看到了它。有碑可为考证，证据可信，定然不误。

2. “陵有港，名曰萧港，直止陵口大河”。可见庄陵在萧港之侧；而不是在萧港之北。

3. “去县二十五里”。这是对《元和郡县志》“二十七里”的修正。此处距丹阳不足27里，说“去县二十五里”较为切实。后世学者对此笔多不理解，或误以为“去县二十五里”是指陵口去丹阳的距离，有所谓“按陵口离丹阳城，土人云仅十八里，火车行十分钟即可到”云云，殊不知《太平寰宇记》是指庄陵去丹阳的里程。

后世的学者，或亲临过庄陵，或对《太平寰宇记》这条记载稍有领悟，如：南宋王象之于《舆地纪胜》卷七云：“梁建文帝庄陵，《元和郡县志》云‘在丹阳县东二十七里’。地名三城港，有石麟高丈余。”他似乎到过庄陵，虽然尚不知《太平寰宇记》已将“二十七里”改正为“二十五里”，但指出“地名三城港”是确切的，十分重要，应予以充分肯定。

《乾隆县志》记载庄陵不太明确，易被人误解。其卷十九云：“庄陵在县东二十七里，梁简文帝及简后所葬。地有港，名萧塘港，前有石麟高丈余。”卷二云：“萧港在县东二十七里皇业寺前，直入陵口。”还于卷十一云：“皇业寺，县东二十五里萧塘北。”可以看出，他没有说清楚萧塘（港）南北有多长，其北段自三城巷至萧塘北端（或皇业寺前）有多远，以及庄陵、三城巷、皇业寺等具体的方位。这就易于使人混淆南北、不分彼此，或以彼指此、张冠李戴。《调查报告书》很可能是依据《乾隆县志》判断庄陵在“丹阳县东北二十五里东城村，武帝修陵北数十步”的。殊不知这样的说法，与《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及《舆地纪胜》等所记内容显然矛盾：一是以“东”为“东北”了；二是把“三城港”等同于“萧塘港北”了。这样一来，岂不闹出了差错。再者，也是由于《调查报告书》把兴安陵错定在三城巷东北500米处，占用了庄陵之位，张冠李戴所致。

《调查报告书》把在三城巷东北500米处的庄陵，说成在“东城村”；把本在建陵和修陵之南，说成在“修陵北数十步”，既然已错，那么江苏省人民政府把“梁简文帝萧纲庄陵石刻”碑立在东城村东南（即萧塘港北）就不妥了，应当将此碑移置于三城巷东北500米处才是。

四 萧塘港北的石刻问题

萧塘港北的石刻，既非庄陵石刻，也不是其他帝陵之物，而是萧塘港北或皇业寺前的标志物。

有一点值得人们引起注意，那就是此处的一只石刻神兽（另一只已失）。北向（稍偏东），残存前躯，特别硕大，高3.16米，超过诸齐梁帝陵石刻的高度。

据1992年《丹阳县志》所记丹阳7处齐梁帝陵石兽的测量数据是：

△狮子湾，永安陵，前，东位石兽，高2.75米，身长2.95米。

△田家村前，景安陵，前，东位石兽，高2.80米，身长3.15米。

△仙塘湾，前，东位石兽，高2.75米，身长3.00米；西位石兽，高2.42米，身长2.90米。

△金王陈（金陈湾），前，东位石兽，高2.25米，身长2.38米。

△三城巷东北500米，前，南位石兽，残高2.70米，身长3.02米。

△三城巷东北第二处，建陵，前，南位石兽，残高2.00米，身长3.05米；北位石兽，残高2.30米，身长3.10米。

△三城巷东北第三处，修陵，前，北位石兽，高2.80米，身长3.10米。

从这7处帝陵石刻看来，丹阳齐梁帝陵石刻神兽，高度均在2.90米以下，身长均在3.10米以下。至于陵口萧塘河上的石刻，东位者，残高3.60米，身长4.00米；西位者，残高2.90米，身长3.95米，非常硕大。萧塘港北的石兽，虽然已经残毁，高度仍有3.16米，身长估计在3.50米左右。其高度和长度，都大大超过各个帝陵的石刻，岂能等同看待？

有鉴于此，本人判断，萧塘港北的石刻决非帝陵之物，它若是帝陵石刻而如此高大，异乎寻常，实在特殊。这于封建礼法和人伦情理，都是说不过去的。《梁书》卷七《太宗王皇后传》云：太宗简皇后王氏死后，于大宝元年（550）葬于庄陵，“先是诏曰：‘简皇后窀穸有期。昔西京霸陵，因山为藏；东汉寿陵，流水而已。朕属值时艰，岁饥民弊，方欲以身率下，永示敦朴。今所营庄陵，务存约俭。’”既言如此，其营庄陵虽然不能真正“约俭”，但也不可能“超标”吧！《梁书》卷四《简文帝纪》，史臣评及建文帝“受制贼臣”，即受侯景控制。《调查报告书》也提到“考简文帝即位，方值侯景之难。……大宝二年（551）十月，简文帝即为侯景所杀。盖简文帝虽即帝位，实为侯景监视，不能行动自由，选择陵地，必有所不能矣”。既然简文帝生时都如此艰难，死后庄陵还能有超乎一般帝陵的硕大石兽吗？那是不可能的。

那么，如何解释萧塘港北的石兽呢？人们已知，陵口的两只高大石兽，非帝陵之物，而是萧港南端（也是出入萧塘）的一种标志，犹如陵区南大门的坐标。萧港北端的石兽，性质与其相同，也非帝陵前物，而是萧港北端（在此上下港）的一种标志。或者，也许因它在皇业寺前，乃寺前的守护神兽？《乾隆县志》卷十一记载，皇业寺“前有石麟”，可能就是这个石兽。

本人猜测如此，不能确定。有待于高明者指教。但这个石兽绝非庄陵之物，是肯定而无疑的。

五 末尾的几句话

本文写至此，有必要来对《嘉定镇江志》卷十一所引《舆地志》“泰安陵、景安陵、兴安陵，在故兰陵东北金牛山。其中邱埭西为齐、梁二代陵”句文字，做出解释。《舆地志》是南朝梁顾野王之作。顾野王（519～581）是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字希冯，博学，通经史，知天文地理，曾官于梁。侯景之乱时，在乡招募众民，随义军援建康（今江苏南京），城陷后离去，后官于陈。史书记载他著有“《舆地志》三十卷”（见《陈书》卷三十《顾野王传》）。他对南朝地理乃至齐梁帝陵必有相当的了解。所言“故兰陵”是指丹阳；“金牛山”即指经山地区；“其中邱埭”，当是指经山地区东边的冈阜，即今奶头山以南绵延至东阳桥的山冈。处于赵家湾的泰安陵、田家村前的景安陵（在“其中邱埭”西侧）、仙塘湾的兴安陵，以及其他齐梁帝陵，都在其西，故其曰“其中邱埭西”。

再者，有必要说说东城里山东段、萧塘北段的地理问题。本人依据多年实地观察和调查，又据古代地理方志之书所记情况，得知东城里山是经山南面一条约10里长的山冈之东段，长约4里。此冈为北向南走势，北接于经山，南端为三城巷，东城村南距三城巷约3里，就在三城里山的冈背。东城里山的东侧，自南往北，有庄陵、建陵、修陵等梁帝陵，再北一点（即萧塘港北）还有一只石兽。在东城里山东边、马上冈南段西边的大湾里，有一条自北向南的长河，在南朝齐、梁时代直至陵口大河，古称萧塘或萧港。萧塘的北段，南靠三城巷，北头在东城村东南（也就是皇业寺前）。只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因民众改造山河，使得萧塘已面目全非，河港大多成了农田，仅残留下一星半点的水沟或池塘。在东城里山东城村后的冈阜，再向北绵延约1里稍呈弯曲形（非南北直线），乃东北向西南的走势。据乡民相传，皇业寺就在此段冈阜的东南侧。寺西南距东城村约1里，向东南1里就到了萧塘（即萧塘港北）。故萧塘港北的石兽，也可以说处于“皇业寺前”。

末了，还要说明一点，本文对《调查报告书》乃至《乾隆县志》等指瑕摘疵的结果，就显示出这样的历史事实：凡南朝萧齐陵墓皆南向，陵前两只石兽皆东西面向而立，两兽相距均在25米以内。其泰安、永安、景安、修安、兴安5陵各处于一个小湾内（田家村前的景安陵石刻也处于地势较低的湾地），散布在经山南面周围十余里的范围内，星列不乱，不离故土。凡南朝萧梁帝陵皆东向，陵前两兽，或向前南北分列，或南北面向而立，皆相距于25米之内。建陵、修陵、庄陵三者集中于东城里山南段的东侧，前临萧港，对着东面马上冈背的塘头村（梁武帝萧衍旧宅在此村），钟情乡里，魂牵梦绕。古人所谓生有所处，死有所安，叶落归根，安眠故土，于此可见。

丹阳齐梁石刻，于中国历史文化艺术关系不小，牵涉学术颇大，待研究的问题不少。本人只是初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