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小引

本书所谓的“外围”，从选题立意和研究对象的层面说，主要是指鲁迅“外围”，这是一个与鲁迅“本体”相对应的研究范畴。鲁迅“本体”涵盖鲁迅的生平史实、文学创作、学术研究、思想性格、精神特质等内容。鲁迅的巨大向心力和辐射力表明，在鲁迅“本体”研究的外围，可以触发、延伸或扩展为许多具有建设性的相关话题。这些与鲁迅“本体”相关的外围话题，诸如鲁迅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构成、鲁迅的故旧和学生、鲁迅的拥戴者和鲁迅的对立面等，涉及鲁迅的艺术修养、鲁迅与同时代人的关系、鲁迅的影响以及影响的焦虑等大量丰富的内容。这些内容不是鲁迅研究的附属物和边角料，而是走进鲁迅的本体世界所不能忽视、无法绕开的重要存在。如果说全部鲁迅学的历史及其发展是一个同心圆，那么鲁迅“本体”就是圆心，鲁迅“外围”就是围绕圆心、沿着半径、从不同角度不断延伸和扩大的圆周，半径和圆周相交所形成的每一个点，都可以作为新的学术生长点。事实上，学术界在上述学术生长点上已经取得了不逊于本体研究的丰硕成果。即以鲁迅与同时代人或中外人物的关系研究为例，就有不少富有创建性的学术专著或论文问世。代表性的著述有王得后的《鲁迅与孔子》，孙郁的《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胡适》，黄乔生的《周氏三兄弟》《鲁迅与胡风》，吴中杰的《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张钊贻的《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等。在这些具有影响研究和比较研究特征的著述中，鲁迅外围与鲁迅本体一样构成了鲁迅学这一同心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点或一极。即使是专题研究鲁迅本体的著作，也会包含着许多有价值有新意的外围信息。比如新近出版的一部《鲁迅像传》，重心在诠释鲁迅本人的肖像照，包括单人、集体照。但是正如作者所说：“鲁迅的照片富有历史价值，记录了他个人的风貌，透露出他的个性，记录了他的人生轨迹和人际交往。而鲁迅身后人们对这些照片的运用，也反映了鲁迅的影响，时代及人们意识的变化。”[1]所以书中少不了对照片拍摄的背景和来龙去脉、历史疑问、内外故实的细读，如此沿着本事、旁证、引申的路子“正解”鲁迅照片，自然而然地旁涉到许寿裳、蒋抑卮、冯雪峰、许广平等鲁迅周围的事件和人物，即鲁迅外围。透过这些外围事件和人物来反观鲁迅，又可见鲁迅人际关系的立体化和多色调。不仅鲁迅的经历和性情尽在“像传”中，而且一些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和人物也可于此见出端倪。

限于条件和能力，笔者难以做到如上述学者那样，针对鲁迅外围的某一专门领域或重大课题，进行全面系统的深度研究，而是选择与鲁迅本体有所关联的多个外围对象，采取散点投视的方式，依据大量可靠史实和第一手材料，从不同角度切入这些广泛而复杂的话题，展开平实细致的学理讨论和实证研究，求知，求异，求新，并以求真为旨归。笔者尽可能做到见微知著，知人论世，以接近真实的鲁迅本体，把握真实的鲁迅思想和精神，多方面印证鲁迅思想内涵的深刻性和精神魅力的恒久性，为鲁迅学大厦增砖添瓦。这是本书努力的一个方向，也是笔者自觉追求的一种学术风格。

本书中有关胡风、黄源、台静农等的文字表明，鲁迅的一些学生和追随者，不但继承而且发展了鲁迅思想，他们和鲁迅已经凝成一体，不分彼此。认识和研究这些人物，正是通向鲁迅的一条不得不走的路。比如胡风和黄源，他们是鲁门弟子中的代表性人物。相比而言，他们和鲁迅的个人交往更多，私谊更密切。他们一位长于理论，一位勤于事务，是晚年鲁迅的得力助手，也深受鲁迅人格和精神的熏陶，所以即使遭受了超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巨大压力，也没有完全迷失自我，放弃思考，从而失掉自省能力和人格精神。他们当时和后来的人生遭际，更能代表鲁门弟子之间关系嬗变的一个重要缩影。将他们的关系作为“鲁门弟子关系研究”的个案，对于丰富、补充“鲁迅与同时代人的关系研究”这一课题不为无益。

本书中有关李何林的文艺思想及鲁迅观的文字，从鲁迅怎样影响了第一代新文学史家、第一代新文学史家又如何书写鲁迅的角度，梳理了第一代新文学史家文艺思想的核心构成及其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走向的重大推力。可以这样说，鲁迅的文学传统以及内化于血液中的鲁迅情结和鲁迅视点，是李何林站在左翼立场行使自己为新文学著史的话语权和阐释权的强大动力。理解了他的学术选择和学术追求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就理解了唐弢、王瑶等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做出重大贡献的新文学史家的学术使命和学术理路，进而，也可以通过其学术历程和思考，进一步理解早期新文学史家心目中的鲁迅。

鲁迅周围的同时代人，或者与鲁迅关系亲密，或者同他产生过龃龉，甚至敌对。本书中有关茅盾、周扬、陈西滢等的文字，不仅可以让关心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读者，从当时颇为热闹的笔墨官司或人事纠纷中，了解包括他们在内的左右翼知识分子在对待鲁迅、对待文艺和社会现实等方面的异同，而且可以从他们的个性心理和价值取向中获得进一步认识和理解鲁迅的有效门径。比如早在“两个口号论争”之时，鲁迅即公布了自己“交友的道义”和“看人看事的结果”。其中对周扬的一些看法，虽然只是就事论事，并没有做终身结论，但联系周扬1949年成为大陆文艺总管、具备“实际解决”能力之后的“政治气魄”及其造成的严重内耗，还是不得不承认鲁迅看法的那种洞若观火的“预言”性质。对于周扬与鲁迅的遭遇，孙郁有一个很传神的说法：“他被囚禁于鲁迅的预言里，一生不得安宁。”[2]

本书中的文字既是个案的解剖，又是学术史的整体观照。看似在鲁迅外围作远距离的考量，实际上已经或直接或间接地指向了鲁迅思想和精神的本体。书中文字，既注重考据，也注重思辨；既注重史实，也注重学理；力求做到认真严谨，用心细密，论从史出，言必有据，在发掘新资料、开辟新领域方面有自己的独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