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发展状况及效应分析

一 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兴起和发展

（一）中国和东盟关系的历史渊源及经贸合作的兴起

东南亚国家自古以来就与中国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往来，并且双方在地缘、亲缘、血缘方面都有深刻渊源，交往历史积淀所形成的传统友谊及相似文化是中国和东盟关系稳固的基础。

由于地理区位相临，早在两千多年前双方就开始了密切的交往。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就开始了以商品流通为主的经贸往来，出现了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两条“丝绸之路”——一条始于中越边境，入越南，经老挝，连接缅、印的“陆地丝绸之路”；另一条属于沿海通道，从广州出发，沿着越南、马来半岛沿岸，马六甲海峡-孟加拉湾-印度半岛南端进入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这两条通道覆盖了整个东南亚和南亚各国。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通过官方互访和民间交流等渠道，建立了历史悠久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和深厚友谊。自汉代开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开始了使节往来。宋元时期，中国开辟了从中国东南亚沿海通往菲律宾群岛的南洋贸易航线。这个时期中国向东南亚各国出口丝绸和陶瓷，从东南亚进口象牙、犀角、香料等。

到了中国明代，中国已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建立了广泛的经济、政治、文化关系。郑和七次出海远航，使中国与东南亚的官方联系达到了鼎盛时期。他的船队几乎遍历东南亚各地，播下了友谊的种子，出现了“郑和崇拜”的文化现象，与郑和有关的文献、习俗、文物、民间传说甚至神话已经成为东南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来明朝实行海禁政策，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官方关系几乎中断。这个时期民间贸易非常活跃，丝绸、瓷器、茶叶和药材是最主要的大宗出口货物。第一次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和东南亚的大多数国家都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近百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地缘经济关系停滞不前。但是，这个时期中国移民大量进入东南亚各国，改变了东南亚社会结构，通过华侨、华人的作用，使中国与东盟的文化交流在各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语言文学、文艺、体育、科技教育、广播影视和旅游等各个方面（陆芸，2005）。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深受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其交流与合作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在东方、西方国家冷战时期，西方各国对中国实行禁运。20世纪50～70年代，东南亚各国将中国视为该地区主要的不稳定、威胁因素。1955年的“万隆会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间的隔阂，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保持经贸联系和贸易关系，与其他一些国家关系疏远甚至相互敌对。这个时期贸易额不大，发展缓慢。1950年中国就与马来西亚建立了商品贸易关系，但与马来西亚的双边贸易总额从1950年到1975年才从6318万美元增加到1.5961亿美元。1958年又与新加坡和印尼建立了贸易关系。1958～1975年，对新加坡的贸易总额从7078万美元增加到2.73亿美元。中国与印尼的贸易关系曾一度令人瞩目。1958和1959年，中国与印尼贸易额在中国与东南亚贸易总额中占34.2%和44.9%（王士录，1993）。

20世纪60年代，东南亚国家对美国依赖性较强，中国与东盟部分国家政治关系恶化，进而发展到断交，与印尼、菲律宾和泰国之间贸易关系中断。与部分国家仅保持低水平的民间或半官方的贸易往来。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美国收缩在东南亚军事力量。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开始从相互敌视走向友好合作。70年代中期，中国与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建交。政治关系的正常化推动了经贸关系的前进步伐，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贸易仍维持在较低水平，个别国家甚至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对中国实行禁运。据有关资料统计，1975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总额仅为5.23亿美元，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不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政策发生重大调整，不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论亲疏。90年代，中国与印尼恢复外交关系（1990），随后，与新加坡（1990）、文莱（1991）建立外交关系，至此，中国与东盟的全部成员均建立或恢复了外交关系，这为中国与东盟发展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随着中国-东盟关系的不断改善，双方除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富有成效外，经贸往来也有了较大发展。1980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总额为20.64亿美元，1984年达到29.47亿美元，1990年为72.21亿美元。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在这15年间的增幅超过了11倍。

1991年7月，中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首次应邀出席东盟外长会议，并与东盟外长进行对话。这是中国首次同东盟进行正式接触，标志着双方对话关系的建立，进入了建立睦邻伙伴关系的新阶段。1992年7月，中国成为东盟的“磋商伙伴”。1994年7月，中国作为东盟磋商伙伴参加了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的首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成为该论坛的创始成员之一。1996年7月，第29届东盟外长第六次会议将中国由东盟磋商伙伴国升格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同年，东盟北京委员会在中国北京成立，旨在促进东盟驻华机构与中国政府部门的交流和合作。1997年2月，双方成立了中国-东盟联合合作委员会，旨在促进中国与东盟各领域合作的协调发展。12月，中国与东盟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并开始“10+1”对话机制。此后，每年中国与东盟10国都有一次最高级别对话会议，商讨经济、政治、安全合作事项。其中，经济合作是“10+1”合作的首要内容，每年都推出新的合作项目。2002年中国与东盟先后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领域合作联合框架协议》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使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有了新的政治保障（Laurenceson,2003）。

从2003年初起，中国与东盟10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正式启动，随着一些谈判成果比如“早期收获”计划的实施，使中国与东盟老成员国在2006年实现了农产品零关税。随后，越南（2008年）、老挝与缅甸（2009年）、柬埔寨（2010年）也执行了早期收获计划。随着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货物贸易关税逐渐下降，有力地促进了双方的贸易往来。2002～2004年，中国 -东盟双边贸易额以年均38.9%的速度增长，2004年，双边贸易额已突破1000亿美元，达到1058.79亿美元，东盟已成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

随着中国-东盟政治、经贸交往关系的逐渐推进，文化交流得到了不断加强。尽管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有过不愉快的经历，但在两千多年交往的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间。正是这种源远流长的历史交往和在长期交往中建立的深厚的传统友谊，为双方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奠定了广泛而深厚的历史基础。随着东亚经济的发展，东亚人的自信心和对地区的认同感在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和东南亚国家的“亚洲价值”概念开始深入人心，在相互包容、学习中和谐发展，特别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倡议的提出，稳定了双边的地缘经贸关系。

东南亚国家都是中国的友好近邻，民族关系密切、文化相通和经济互补，而且在中国与东盟关系之间存在着一个极其重要的特殊纽带，那就是扎根居住在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华侨。东南亚华商在东南亚的经济生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有关统计显示，2007年，东南亚华人、华侨总数约3348.6万人，包括约250多万的新移民及其眷属，约占全球4543万华人、华侨的73.5%，约占东南亚总人口的6%，其中印尼有1000万人，泰国有700万人，马来西亚有645万人，新加坡有36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77%），最少的是文莱，为5.6万人（庄国土，2011）。东南亚华商人数众多，经济实力雄厚，在当地拥有相当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是一支促进和带动东盟各国间投资和贸易的重要力量。最具经济实力的华商，除港澳台外，主要分布在东南亚，特别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等国。《2009年世界华商发展态势》统计表明，2009年，世界华商企业的总资产约为3.9万亿美元，较2008年的2.5万亿美元增长了56%，较2007年的3.7万亿美元增长了5%。这其中，东南亚华商经济总量估计为1.1万亿～1.2万亿美元（中国新闻社课题组，2010）。东南亚华商在当地私营经济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在某些行业甚至起支配作用，具备在东盟和中国两地投资创业的成功经验，因而东南亚华商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中独具优势。

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取得辉煌成就，海外华人、华侨功不可没。华商是中国企业在东盟地区开展对外投资理想的合作者与中介者，通过各种形式联合推动了双方的同步发展。华商商会主动促成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如印尼工商会馆中国委员会就明确表示，其主要任务是通过帮助中国企业选择印尼合作伙伴等方式保障中国企业的投资利益，同时也帮助印尼企业到中国投资，互惠互利。

东盟各国也注重发挥华商的作用，积极吸引中国企业投资。在越南、缅甸实行经济改革和发展市场经济之时，华人、华侨资本也通过华商网络，向这些新开放的国家投资。新加坡华商和港澳台商人在越南的外商投资中占有较大份额，加速了东南亚经济区域化的发展。从这个角度说，东南亚华商是东南亚和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先驱者和主要推动力量之一。东盟华人群体既了解东道国的风俗文化，又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正是我国企业进行跨国直接投资所需要的人才。可见，东南亚华商在推进中国-东盟经贸关系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

（二）中国和东盟经贸合作的发展历程

从1967年东盟成立到现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冷淡期（停滞期）、升温期（渐变期）和飞跃期（质变期）。划分这三个时期的标准主要是中国 -东盟经贸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状况的差异。

（1）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冷淡期（1967年东盟成立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这个时期具体表现为：第一，中国与东盟的民间经贸关系几乎中断。这个时期遭遇西方国家封锁，也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实行国家管制的封闭型保护贸易政策。国家集中领导和统一管理全国的对外经贸活动，通过指令性计划直接管理少数贸易公司及其对外贸易活动。在这种政策的影响下，中国与东盟在这个时期不仅民间经贸关系中断，“以民间经营为基本形式的东南亚贸易（无论是海路还是陆路），从此告一段落。国营外贸机构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各国贸易活动的唯一经营者，与东南亚的贸易成了国家对外经贸事业当然的组成部分”（霍伟东，2005）。第二，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与中国保持官方贸易关系的东盟成员国寥寥无几。“东盟组织成立之初，处于 ‘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把它视为 ‘反共联盟’。其后，受国际局势的影响，中国与该组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基本没有往来”（王光厚，2008）。1967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外交关系的断绝导致了两国直接贸易的停止。此前，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与泰国、菲律宾的贸易关系也已经分别在1963年和1965年中断。所以，1967～1973年，东盟的创始五国中就只有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保持着与中国的贸易关系。1972年中国与新加坡的双边贸易总额仅为1.65亿美元。第三，中国与东盟的官方经贸规模一直在低位徘徊，增长速度十分缓慢。就与中国贸易关系最好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而言，1975年中国与马来西亚、新加坡的贸易额分别仅为1.6亿美元和2.73亿美元，到1978年分别上升到2.74亿美元和2.94亿美元。

（2）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进入升温期（1978～1991年）。在这个时期，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东盟经贸关系好转，在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方面都取得较大的进展。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开始转变，逐渐放开部分贸易经营权，原来由中央直接管理的对外贸易公司也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开始自主化改革。由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管制的封闭型保护贸易政策已经转变为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管制的开放型保护贸易政策。国际形势的发展使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得以改善，中国与东盟某些国家一度中断的贸易关系也陆续恢复。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实现了较大发展。1980年双方商品贸易总额从之前的6亿多美元猛增到20.64亿美元，1984年达到29.47亿美元，1987年为45.43亿美元，1990年突破60亿美元。

首先，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国际贸易方面取得较大进展。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双边贸易额由1980年的4.23亿美元增长到1990年的11.83亿美元。中国与新加坡的双边贸易额由1980年的6.11亿美元增长到1990年的25.32亿美元。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在1985年恢复了直接贸易关系，当年双边贸易额仅为1.08亿美元，1990年双边贸易额已经增长到5.46亿美元。中国与泰国、菲律宾的贸易额虽然有所下降，但是一直保持着正常的贸易关系，为后来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中国与东盟各国相互间直接投资的数量迅速增长。从1984年开始，马来西亚钢山有限公司就到天津投资设厂。从1984年到1992年，马来西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逐渐扩大。这一时期，累计投资项目243个，合同外资额为6.33亿美元，实际投资为4797万美元。此外，双方的劳务合作和技术合作也已逐步展开。1976～1986年，中国对泰国、菲律宾、新加坡三国的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同金额已达8.6亿美元（王士录，1993；聂德宁，2006）。

（3）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飞跃期（1991年之后）。这段时期中国与东盟成员全部建立外交关系，为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开启中国与东盟正式对话（1991年），到磋商伙伴（1994年），后升格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1996年），到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建立（1997年），再到战略伙伴关系（2003年），中国与东盟的政治关系不断升温，促进了中国与东盟相互经济合作发展，并建立了一系列机制保障合作的持续发展。

中国与东盟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额中的份额不断上升，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由1991年的79.59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395.2亿美元，年均增长19.49%。在中国贸易额中的比重由1991年的5.8% 上升到2000年的8.3%，成为中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同时，中国在东盟对外贸易中所占的份额经历了“下降—上升”的过程，1990年为3.8%, 1993年为3.35%, 1994年为2.1%, 2000年为3.9%，成为东盟的第六大贸易伙伴。这个时期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相互投资也有较大发展。据初步统计，1990年底，中国引进东盟的投资项目累计已达约700个，投资金额已达10.1亿美元。1991年，东盟国家对中国投资只有3.32亿美元。中国也对东盟开始投资。1991年为1250万美元，至1991年底，经中国商务部批准和备案的中国在东盟国家投资累计为1.5亿美元，显然双向投资不对称。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尽力为东盟受影响国家提供财政和金融支持，避免了东盟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199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与东盟的地缘经济合作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新时期。从1999年2月到2000年12月不到2年的时间里，中国与东盟所有的10个成员国均签署了面向新世纪双边合作的框架协议。2001年11月，双方决定在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11月，正式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2003年10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这是当代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新的重要里程碑。2004年，中国与东盟进一步签署了落实这一战略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具体规划了2005～2010年双方合作项目和目标。其中，2004年11月，中国和东盟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规定自2005年7月起，除2004年已实施降税的早期收获产品和少量敏感产品外，双方将对其他约7000个税目的产品实施降税。2007年1月14日，中国与东盟在菲律宾宿务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双方在60多个服务部门相互做出了高于世界贸易组织水平的市场开放承诺。这些协议促进了东盟对华投资。

2009年8月15日，中国与东盟10国在泰国曼谷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协议》。双方开始开放投资市场，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双方成功完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的主要谈判。在《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双方决定在2010年前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通过这个协议建立起来的各种机制使双边互动有规可依，有效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增长。

纵观中国-东盟经贸合作40余载的发展历程，双方的经贸关系走出了低谷，正逐步攀向高峰。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从启动到缓慢发展，再进入飞跃发展过程，双方合作框架和机制正逐步形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中国-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使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格局演变（参见附录附表1）。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形成了拥有19亿人口、国内生产总值接近6万亿美元、贸易总额达4.5万亿美元、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自由贸易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