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元代道教在云南的流布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道教，在促进国家政权统一，团聚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历史过程中也一直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因此，道教——这一中国土生土长的唯一宗教与儒家一样，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然而，与儒家在中国历史中长期充当古代各王朝治国主体意识形态不同，道教则具有浓厚的草根色彩。它贴近下层民众，为他们的生存提供了精神寄托，因此道教宣扬的一套价值观念真正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正是因为这一原因，鲁迅先生才断言“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
道教在历史上何时传入云南地区，今天已难以详考。不过，由于云南毗邻作为道教重要发源地之一的四川，因而其道教活动的痕迹应当远溯至张道陵创教初期。实际上早期天师道的核心观念、信仰形式及组织方式都与其时栖居于西南的氐、羌族有密切关系。只是对于这一关涉道教史的重要问题，目前学界尚欠缺深度研究。从东汉五斗米道在西南设立的二十四教区看，有些教区就延伸至云南的东北及西部。例如蒙秦治就位于金沙江南岸，包括滇东北及滇西部分地区。而另一教区绸更治则在当时的犍为郡，包括滇西和滇东北地区。当时这一地区的居民主要系氐、羌族，也就是后来云南建立南诏、大理王朝之主体民族白族、彝族、纳西族人的祖先。而三张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在氐、羌族栖居地创建教区，说明五斗米道与氐、羌族的原始信仰有极深的渊源。
事实上，道教在云南的活动一直都没有中断。据《续修蒙化直隶厅志·仙释》记载，三国时蜀相诸葛亮征讨西南部族，就曾与深通道教丹术的孟优讨论天运兴替的问题。其云：“孟优世居巍宝山，与土帅孟获，兄弟也。素怀道念，常住于澜沧江、泸水间，得异人授长生久视方药诸书，随处济人。后主建兴三年，丞相南征，误饮哑泉者，辄手、足、口禁而不语。或言优有良药，使人往。优进草药立验，武侯惊异之。与语人天运会，深有契焉。”
孟获、孟优一族，世居西南，是当地的望族，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力。孟优从异人研习长生久视方药诸术，说明道教一直在西南各地流传，此后东晋时出任成汉政权国师的范长生，亦当与西南道教这一系传承有关。
至于南诏时期，虽然采用滇密阿叱力教作为其主体教化形态，但我们仍然发现有道教活动的迹象。例如学界早就注意到《南诏德化碑》有“阐三教、宾四门”“道治则中外宁，政乖必风雅变”等一类用语，与道教有密切关系。而《爨龙颜碑》也使用“阳九运否，蝉蜕河东，逍遥中原”一类与道教观念有关的术语。这都说明南诏国时，道教文化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此外，元初郭松年《大理行记》还提到，南诏景庄王于建极十三年（872）在白岩甸造立天尊柱：“（白岩甸）甸西南有古庙，中有铁柱，高七尺五寸，径二尺八寸。乃昔时蒙氏第十一主景庄王所造，题曰 ‘建极十三年壬辰四月庚子朔十有四日癸丑’铸。土人岁岁贴金其上，号天尊柱。四时享祀，有祷必应。”这也应当与道教有关。根据胡蔚本《南诏野史》的记载，大长和国国主郑仁旻（909～926年在位）曾因服习金丹而亡。这显然是承袭唐王朝诸帝热衷于服食金丹的风尚。又《故溪口谥曰褒行宜德履戒大师墓志》记载：“（溪智）厥先出自长和之世，安国之时，撰□百药，为医疗济成业。洞究仙丹神术，明显德归，述著脉诀要书，布行后代。”可见，服炼外丹的风尚在郑氏所立大长和国一直都盛行。
与儒学的传布有所不同，元代道教在云南的流布主要是通过民间力量，官方的推动较儒学大为减弱。依据现有史料，道教力量于元代在云南似未见制度化规置。元代云南较早的道观应为长春观。据《景泰云南图经志》所载，长春观始建于元武宗至大年间（1308～1311），系依据梁王故宫改建。这一记载证之于元李源道所撰《创修文昌祠碑记》，应该是可靠的。李源道所撰碑记提到仁宗延祐六年（1319），河南秦俨在长春观西侧创建文昌祠，并请源道撰写碑记。据此可见，长春观确曾建于武宗主政时期。其云：“延祐三年青龙丙辰三月丁亥……越三年，源道奉天子命，持宪云南行省郎中，河南秦君俨适创文昌祠于长春观西偏，像帝君其中。”长春观是现存可靠文献记载的元代所建最早道观，从其名称看，很可能属于全真教。至于为什么建于武宗主政时期，笔者推测可能与其时全真宗师苗道一的贵盛有关。有论者将元代全真教入滇与宋德方相联，《昆明市志长编》载谢理安口述资料说：“元代被忽必烈尊为国师之丘处机的弟子宋披云入滇东演教，其弟子传之入昆，是为道教龙门派在昆传播之始。”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宋德方从未入滇，此外丘处机早在忽必烈继位之前，就已仙逝，尊丘处机为国师者为乃祖成吉思汗。不过，笔者也新发现一条全真教末代大宗师完颜德明为昆明玉案山筇竹寺雪庵玄坚塔铭书丹的材料。按雪庵玄坚系滇传禅宗玉案山筇竹寺一系祖师，逝于元仁宗延祐年间，其后该系弟子为其树立《玉案祖师雪庵塔铭》，该《塔铭》由时任云南行省参知政事的述律杰撰文，全真掌教大宗师、知集贤院道教事完颜德明书丹，光禄大夫、司徒、释教宗主洪士渊篆额。这通《塔铭》牵涉儒、释、道三家大人物，可见玄坚一系势力之大。至于完颜德明为什么会为玄坚《塔铭》书丹，我们不得而知。
创建于元代的其他云南道观、祠宇，还有上文提到的文昌祠，系建于仁宗延祐六年，由河南秦俨倡始创建，时任云南肃政廉访使的李源道撰作碑记。按据李源道碑记，元仁宗延祐三年加封蜀七曲山文昌梓橦神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云南昆明文昌祠建于长春观西侧，可见其与道教关系紧密。除文昌祠之外，还有澄江的玉皇阁，李熙龄修道光《澄江府志》载云：“（玉皇阁）在州治东南，唐时建，元至正年修，明弘治十六年知州邓骏重修。”据这一记载，玉皇阁始建于唐，元、明两朝都曾加以重修，显然是一座历史悠久的道观。又元代大理城西南还建有关王庙，明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载云：“元时建，洪武间指挥使郑祥易而新之，构东西两庑，设兵卫于左右。取侯之生平功绩，列图于壁，俾观者知侯之威勇，始终于义云。国初，锦衣金润甫画史以流戍至，绘壁，笔法精到。”大理这座关王庙，明初又加绘精美之壁画，可见其富丽堂皇。又据明豫章周季凤所修正德《云南志》，在楚雄府治西门外，还有元顺帝至正年间所修东岳庙。又丽江北岳庙位于府治北雪山麓，南诏王异牟寻封雪山为北岳，并建庙祀之。元世祖加封尊号为“大圣北岳定国安邦景帝”，其祀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另郭松年《大理行记》还提到白岩甸的天尊柱，赵州甸的峰神庙及中峰之下的中岳。按如上文所述，南诏曾仿唐制立五岳四渎祭祀体系，这套祭祀体系可能也延续至元。总之，元代道教及民间信仰体系也传入云南，并与南诏、大理时期流行的祭祀体系融合，形成一套带有云南特色的道教、民间信仰体系。这套信仰祭祀体系为明代云南构建完整的三清、玉皇、三官、真武、灵官、文昌、吕祖、关帝、天后、城隍、东岳、财神、龙神、风云、雷雨、山川诸神祭祀系统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