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鲁迅与辛亥革命
——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暨辛亥革命七十周年
一九一一年深秋，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攻陷武昌、迫使清帝退位而宣告胜利。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向人们展示了民主共和的前景；深受封建主义重压的中国人民，第一次看到可能到来的争取做人的机会，特别是一些积极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人们，感到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面，其欢欣鼓舞的心情是从未有过的。辛亥革命也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它敲落了东方亚洲第一个皇冠，把一个统治着数亿人口的煊赫的“太君”赶下了丹陛，证明了封建君主制度的腐朽没落，民主的思潮已经成为历史洪流不可抗拒。辛亥革命比俄国革命还要早六年。自然，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它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辛亥革命无论从性质、规模、所达目的以及历史意义等方面，都不能和十月革命相比。然而辛亥革命也鼓舞和启示了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人民，他们感到在落后的亚洲既然可以把野蛮的皇帝赶跑，自己为什么不能把残酷的沙皇统治推翻呢？可以说他们从辛亥革命的胜利增强了自己的信心。革命本来是相互影响的，风从西方来，也从东方去，并不总是朝一个方向吹。列宁就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称它是“完全卷入全世界资本主义文明潮流的几万万人的深刻革命”[43]，说它具有“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遭到破坏的世界意义”[44]。这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也说明了俄国人民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和感情。总而言之，辛亥革命无论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完成”[45]。这是说，作为一场政治和社会的大革命，辛亥革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社会制度，没有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没有真的改变人民大众的社会地位。一个主要的原因是领导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具有先天的软弱性，它虽然对满族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深恶痛绝，却由于自身和封建思想、文化、经济诸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不能和封建主义彻底决裂。由于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也没有形成具有强大力量的阶级。辛亥革命的成功，只是证明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极端腐败，清帝国不过是一个已经剥蚀了的泥脚巨人，只要稍加力量就一触即倒，这并不说明资产阶级的有力。正因此，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对辛亥革命以后的现实感到失望，在努力总结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的同时，转而向新的地方继续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鲁迅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者。
鲁迅对辛亥革命无疑产生过巨大的热情，他不但真心拥护，而且积极参加这一伟大的革命。早在日本留学时期，他即和革命党人联系密切，参与他们的反清革命活动。虽然周作人表示怀疑，但是有不少人证明鲁迅是参加了章太炎等领导的政治组织光复会。这个组织和其他反清革命组织一样，恪守“驱逐鞑虏，还我中华”的纲领。这虽然不及孙中山后来提出的三民主义，但目标是十分明确的。他十分佩服著名的革命党人徐锡麟，歌颂过“革命军马前卒”的邹容，对他所著的《革命军》有很高评价；对于“为民前驱”的巾帼豪杰秋瑾更是极为称赞。在对以梁启超为首的主张虚君共和的改良派论战时，他坚定地站在以章大炎为代表的《民报》这一边。虽然，作为一个主张用文艺来改造国民精神的文艺救国论者，鲁迅并不是将主要精力投入革命的政治活动，但他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那些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译作和介绍文章就是他最早的革命业绩。这一些，虽然远在国外，但都有力地说明他是怎样为辛亥革命做着坚实的准备工作，怎样以实际行动来迎接革命的到来。他相信中国只有革命这一条路可走，庶几可以把中国从衰落中挽救过来。辛亥革命发生的那年，鲁迅正在故乡绍兴任教。革命军攻进省城的消息传来，他是那样兴奋，立即和学生一道组织武装演说队，走上街头，把喜讯带给全城的居民。接着，王金发率领的革命军开进绍兴，鲁迅又组织学生热烈欢迎。其情之殷，其意之切，说明他对辛亥革命采取的是毫无保留的支持的态度。不仅如此，他还明快地接受了军政府的任命，担任了光复后第一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职，不久又应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之请，在教育部担任了职务。这说明他不但在思想感情上，而且在事实上把自己和辛亥革命联结在一起。
鲁迅在自己的小说和杂文中也多次对辛亥革命进行了赞誉，尽管它常常是和鲁迅对革命后的现实的不满同时出现，但毕竟表露了鲁迅对辛亥革命的肯定，而且，他的不满愈烈，赞誉之情就愈显真切。收在《呐喊》集中的《头发的故事》，严格说来是一篇专门谈论辛亥革命的散文，虽然其中有人物，有对话。实际上是直接道出了作者的观点。作品中那位“前辈先生N”有一段关于头发的得意的议论，他在叙说了中国人是怎样为头发而“吃苦，受难”，以至“灭亡”之后，终于“显出非常得意的模样”。因为革命之后不但剪去辫子的人不再被人笑骂，而且骂人的人的辫子也要被警察剪去——辛亥革命的一大成功是终于把拖在中国人脑后的那条愚昧、落后和耻辱的标记革掉了。这虽然看来是件小事，但得如此毕竟是多少人用鲜血换来的。只要想一下中国留学生在国外是怎样因为辫子而受辱、苦恼，就知道剪辫的意义绝不只剪去一根辫子，它表明中国人至少在外表上可以和其他国家的人民站在一起。仅此一点，就值得纪念、我们都知道鲁迅到日本留学不久剪辫后写的《自题小像》诗，他是把剪辫和革命联在一起的。当时的热血青年都把自己看作黄帝的子孙，这虽然含有一些狭隘的民族主义成分，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也未尝不能看作是具体的爱国主义。光复中华，血荐轩辕，并不止是推翻异族的统治，也是要清除腐败的政治，振兴自己的民族和整个国家。从这里就可以理解鲁迅对革命剪辫的兴奋心情，他是把剪辫当作政治斗争的胜利来看的。在《头发的故事》里，鲁迅还怀着崇敬和沉重的心情写到那些献出自己的年轻生命和鲜血的革命者：“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几个少年一击不中，在监牢里身受一个多月的苦刑；几个少年怀着远志。忽然踪迹全无，连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这不正是对辛亥革命最崇高的评价和最好的纪念吗？而在小说《药》里，作者用简练的笔墨，为我们写出了夏瑜这样一个坚贞不渝的革命者形象。谁都知道，夏瑜就是写著名的革命家秋瑾，作者为了创作上的需要把她写成了男性的革命者。在作品中，作者通过刽子手康大叔的叙述和议论，从侧面写出了这位革命者形象。夏瑜并没有出面，但从作品中那些凶狠的、胆怯的、卑微的人们的议论中，我们看到他是那样临难不苟、临危不惧，甚至临刑前在黑暗的牢狱里还要宣传革命，其形象是十分鲜明的。过去人们都说《药》这篇作品批判了辛亥革命的参加者没有宣传群众，动员群众，而是脱离群众，致使人民群众一直处于麻木落后状态，不但不了解他们，反而听从迷信用他们的血来做药治病；作品虽表现了鲁迅对社会黑暗的愤怒，对人民群众愚昧麻木的焦急，也表现了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悲哀。不能否认，鲁迅对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不知道“唤起民众”，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家往往是孤军作战，是有看法，有批评的，这一点下文还要谈到，从《药》显示出的客观意义来看，也的确说明如何提高群众的觉悟，改变他们的愚昧麻木状态、打破他们与革命者之间的隔阂，是当时革命者面临的、需要刻不容缓解决的任务。但是，就这篇作品而言，作者恰恰不是为批评辛亥革命的参加者，而是要颂扬他们的牺牲精神和革命功绩。“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吧。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这是1933年鲁迅为纪念左联殉难的五烈士所说的话，用来理解《药》中对夏瑜的感情，不是也十分恰当吗？作品结尾时写到夏坟上添了一个花环，作者曾说这是为“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46]其实这正表露了他对死难烈士的崇敬，以及对“革命自有后来人”的坚信。从这里，我们不是可以清楚看出鲁迅对辛亥革命所持的肯定态度吗？
对待辛亥革命的实际领导人，鲁迅更是明确地肯定他们的历史功绩的。他对孙中山先生的敬仰之情是人所共知的。作为光复会的一员，作为辛亥革命的积极支持者和热情参加者，鲁迅完全信赖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他虽然不像那些直接从事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的同志，没有成为孙先生的直接跟随者，但和孙先生的方向一致，和孙先生的心是相通的。正因此，当孙先生逝世后一些政客庸人对他施加诬蔑和攻击时，鲁迅立刻挺身而出予以驳斥，捍卫孙先生的人格精神。他称孙先生是伟大的战士，称那些攻击者为“苍蝇”，说：“战士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觉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47]这是怎样恰当的比喻和鲜明的爱憎啊！一直到三十年代，他始终对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和追随者孙夫人表示敬仰、积极参加她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虽然是后来革命斗争的需要，表现了鲁迅自己的战斗精神，也说明了他对孙中山先生革命目的和事业的忠诚和信任。孙中山先生之外，黄兴也是当时著名的革命领导人，鲁迅虽没有专门著文论及黄兴，但在偶而涉及时也明显地流露了对他的称誉，如说革命军攻占南京后，黄兴统率的革命军是怎样纪律严明，“土匪兵小有抢掠，黄兴先生就勃然大怒，枪毙了许多（人）”。[48]即便对待章太炎，这位鲁迅师事过的当年赫赫有名的革命党人，尽管后来变得颓唐，落在了时代的后面，鲁迅也对他坚持一分为二的分析，既指出他“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又充分肯定他“七次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49]这当然说明鲁迅晚年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析事评人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能不承认这也说明他对辛亥革命及其参加者怀有很深的感情。在他看来，辛亥革命时期的章太炎不愧是名符其实的革命家，由他这样的一些革命者发动的辛亥革命也不愧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壮举。
但是，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一个在政治上有深邃目光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在充分肯定辛亥革命的同时，也准确而尖锐地指出了辛亥革命的局限和不足。人们一直说鲁迅对辛亥革命作了无情的剖析和批判。其实，鲁迅并未否定辛亥革命本身，他只是从历史的高度来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他期待着更高一级形式的革命，呼唤着更广泛更深刻的革命的到来。在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时，鲁迅并不敢于幻想，不是用既定的模式来套已经发生的革命；作为一个文学家，他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现实生活，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通过实践来衡量。他也没有因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便悲观丧气；尽管他也有失望，有不满，时而还不掩饰地流露出偏激情绪，但他始终抱着爱国的热忱，满怀着希望，就像一位高明的医生，毫不含糊地指出辛亥革命的弊病，目的还是希望中国好。应该说，他对辛亥革命的批评，无论从出发点、性质和尖锐程度说，和他三十年代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的批判，都是完全不同的。三十年代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下中国社会的批判，虽然仍是为了革命，但鲁迅是站在被批判者的对立面，是为了制敌于死命，那才真正是无情的。而对于辛亥革命的批评则是为总结经验教训，同样是为了革命，而且是为了更好地革命，但他和批评对象是站在同一方向的，用鲁迅自己的话说，便是“揭出病根，引起疗救的注意”。此可谓“道是无情却有情”。正是从鲁迅对辛亥革命的分析和批评，可以看出鲁迅当时是怎样站在了革命民主主义的高度，比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者高出一筹。
鲁迅究竟从哪些方面指出了辛亥革命的局限和不足呢？
首先，他认为辛亥革命最大的局限是没有打碎旧的封建国家机器，因而给革命埋伏下了危机，最后导致革命的流产。马克思曾经指出：“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50]列宁也一再强调：“马克思正是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夺取国家政权，也就是说，不能只是把旧的国家机构转到新的人手中，而应当打碎、摧毁这个机构，用新的机构来代替它。”[51]这自然主要是对无产阶级革命而言。但是，对于辛亥革命，它虽然是资产阶级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虽然是一个剥削阶级取代另一个剥削阶级，然而，作为一个新兴的阶级，资产阶级要推翻旧的封建统治，以共和政体代替君主专制，不是在形式上而是在实际意义上改朝换代，马克思和列宁规定的原则也同样适用。否则，革命就不可能彻底进行，制度就不能真正改变。辛亥革命显然没有这样做，它甚至连把国家机构“从一些人手里转到另一些人手里”都没有做到。宣统虽然成了废帝，但各级国家机构仍大多掌握在原来的官僚手中。便是孙中山本人在就任了短期的临时大总统后，也很快被袁世凯篡夺了国家的最高职务。鲁迅对这一点特别敏锐，看得特别清楚。就在辛亥革命还在进行的高潮中，在光复胜利的一片欢呼声中，他就看出尽管“满眼是白旗”（革命党的旗子，它取代了清政府的龙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52]在著名的小说《阿Q正传》里，鲁迅再一次形象地描绘了这一情况：“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宋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自上到下，莫不如此。这样一来，革命不正好应了“换汤不换药”这句话吗？马克思在《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说：“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所以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所以它具有政治性。”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辛亥革命，显然是十分不够的。不仅如此，鲁迅在《阿Q正传》里还进一步深刻揭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不但没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且让原来掌握国家机器的人用原来的国家机器继续残害无辜的老百姓。阿Q就是旧祭坛的牺牲品。他懵懵懂懂，一心想“投降革命”，没想到“大团圆”却成了他的归宿。送他走上这条道路的正是那些窃踞了“革命”要津的达官贵人——第一个就是那个先前对革命害怕得要死而后来反做了“帮办民政”的“举人老爷”。其实，就这样被革掉脑袋的何止一个阿Q，连做过一阵子绍兴军政府都督的王金发最后也没有逃脱厄运。旧的统治者就是这样用革命党人和群众的血来洗他们的手，疯狂地进行反扑，把革命淹没在血泊里。这一切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由此进一步指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对敌人太仁慈，根本不会运用镇压的武器。他一再说革命党人太斯文，“咸与维新”，“‘文明’得可以”。在那篇著名的杂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里，他总结了辛亥革命以来最大、最沉痛的教训，就是：“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他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的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要“打落水狗”，认为“倘不如此，中国将不能有较好的路”。后来，他还特意补充，说《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篇文章，“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53]。可见鲁迅是何等重视辛亥革命的这一沉痛教训。
其次，鲁迅认为辛亥革命还有一个很大的局限，就是没有广泛地动员民众，没有开展必要的思想革命，教育民众，让他们懂得革命是大家的事情，也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马克思在论及无产阶级革命时说：“在革命进程还没有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还没有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54]这虽然说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对于资产阶级革命，道理也是一样的，即如果资产阶级没有把“国民大众”发动起来反对封建阶级，它也不可能进行真正的革命，不能丝毫触动封建统治制度。关于这一点，列宁也有过十分明确的论述，他说：“没有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群众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没有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时期的表现时所说的那种‘翻天覆地’的决心和本领，是不可能消灭专制制度的。”[55]辛亥革命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但它作为资产阶级大革命，如想取得成功，也离不开群众的参加和支持，这一点是后来的实践证明了的。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卓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后来也终于认识到这点，在一九二四年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毅然提出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他在临终时还再一次强调自己“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进行国民革命，欲达目的，“必须唤起民众”。毛泽东同志后来即明确总结了辛亥革命这一教训，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56]鲁迅开始踏上革命道路时，就接受了西方启蒙主义的思想。作为一个决心用文艺来改造国民精神的爱国者，他十分重视对人民群众的思想启迪和教育。他很早就认为重要的问题是提高人民的觉悟，“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57]。又说：“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58]以后他从事文艺活动，致力于改造国民性，虽然有些过于强调文艺的作用，有些孤立地看人民群众思想觉悟的提高，因为“真正的群众教育永远是不能脱离群众本身的独立政治斗争，特别是不能脱离群众本身的革命斗争的。只有斗争才能教育被剥削的阶级发现自己的力量，扩大自己的眼界，提高自己的能力，清醒自己的头脑，锻炼自己的意志。”[59]但是，他坚持不懈地用文艺“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引起他们的公愤”，“注入深沉的勇气”，“鼓舞他们的感情”，“启发明白的理性”[60]；无论如何都是应该肯定的。正是从这种启蒙主义的认识和革命作家的责任感出发，鲁迅痛感辛亥革命在开展思想革命和教育群众方面的工作做得太差。“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61]这是辛亥革命前鲁迅发出的感慨。直到辛亥革命发生甚至以后，他看到周围仍然是那样沉闷，“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62]真是有不胜其寂寞和悲哀之感。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封建思想，孔孟礼教，迷信灵学……还在人们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革命并没有给古老的中国吹进一点点新鲜空气，所有的人都挤在一间绝无窗户的铁屋子里昏睡，这真是怎样的人生，怎样的世界啊！对此情景，鲁迅是十分焦急，十分忧虑的，他一直坚强地思索着这个问题：这种情形哪里像经过了一场大革命呢？在《阿Q正传》里，他终于明确地指出这是辛亥革命的问题，其责任在领导它的资产阶级。阿Q是那样积极地要求革命，四处寻找要投降革命党，尽管他对革命的认识十分模糊，动机也不正确，但其要求革命的积极性乃是应该肯定的。只要加以引导，他便可以走到正确的路上来。然而辛亥革命的领导阶级不但没有发动他、教育他，把他吸引到自己的旗帜下面来，反而排斥他，打击他，不准他革命。这对革命党不是一个绝大的讽刺，对整个革命不正是一个历史的悲剧吗？任何时候，人民群众当中都蕴藏着革命的积极性，连阿Q这样思想觉悟不高而且有着许多严重缺点的农民也不例外。鲁迅就毫不怀疑阿Q一定会要做革命党，他以肯定的语气说：“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对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63]问题是辛亥革命的领导阶级不许阿Q做。这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决定的。马克思曾经指出，“当群众墨守成规的时候，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愚昧，而在群众刚有点革命性的时候，他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64]这是指十九世纪法国的资产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甚至还未曾害怕过群众的愚昧，他们根本不相信群众，没有想到群众，而仅仅是害怕群众觉醒起来，参加革命。
最后，鲁迅认为辛亥革命一个带先天性的弱点是革命参加者的私心。辛亥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大多数革命的参加者来说，他们并没有十分明确的纲领，最高的目的便是推翻清王朝，改变异族统治。由于他们阶级的本质决定，更由于历史的条件和客观方面的原因，一直到武装发难，都没有形成一支有力的革命力量，更谈不上用先进的思想武装自己。许多人是看到形势的发展明显的不利于清王朝，便就势投机革命。有的人如黎元洪完全是被动地卷进了革命洪流；像王金发这样原来是“绿林好汉”后来变成革命党的也绝非仅有。总之，由于当时起义势在必行，革命队伍也就泥沙俱下。正如列宁说过的：“在革命已经爆发，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什么人都来参加革命，有的是由于单纯的狂热，有的是为了赶时髦，有的甚至是为了个人飞黄腾达，在这种时候做一个革命家是不难的。”[65]这虽然是一般革命发生时都会出现的情况，然而辛亥革命在这方面实在是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些“革命者”不但不考虑人民大众的利益，甚至不考虑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去维护作为阶级的统治。在鲁迅笔下，王金发这种人的声誉和政绩还不是最坏的，尽管如此，鲁迅也揭出了他进城之后，“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而其他“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并不冷”。原先就不正，后来又腐败，革命的前途如何，不是可想而知吗？无怪乎鲁迅后来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都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66]这虽然是偏激之言，但也说明鲁迅看到辛亥革命之后占据着政治舞台的都是些什么角色。他们最多是鲁迅所说的“做戏的虚无党”，对他们鲁迅能不怀疑，不失望吗？有的人说这时的鲁迅有虚无主义思想，这显然是不理解鲁迅，也不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实际上鲁迅一直没有放松对理想的追求，虽然革命后有一段时间他比较沉潜，埋头整理书籍，但进化论的观念仍支持他坚信未来。“世界不直进；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万状，进退久之而达水裔。”[67]这是他在辛亥革命前就已有的认识。这甚至不仅是进化论的观点，而且掺有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这种认识在辛亥革命之后，在新的油漆剥落露出老相时，难道不会给他以信心和力量吗？他一再肯定理想，反对那些维护旧秩序的“经验家”，和“虚无哲学家”，即便是黑暗压身，仍坚信“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68]这能说鲁迅有虚无主义的思想吗？事实说明，他不是否定辛亥革命，不是否定一切，而是否定那些冒牌的“革命党”。鲁迅有一段话十分精辟，很能说明他对辛亥革命以后民国现实的态度。他说：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象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69]
这段话实在是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的民国史，它说尽了鲁迅对辛亥革命后的现实，对辛亥革命的一些参加者所抱的态度。是的，辛亥革命是伟大的，但它毕竟没有结出丰硕的胜利之果；甚至仅有的果实——中华民国也被那些原来是革命敌人的人，和那些假冒的“革命者”篡夺了，糟蹋了。一些过去是奴隶的人，现在当了主子，又凶残地奴役别人，他们就由“革命者”变成了革命的敌人。有些人原来的质地就不好，有些人则是本身出现了“异化”，归根结底乃是他们的私心。鲁迅那时不知道，除了无产阶级能够真正做到大公无私，在解放全人类的斗争中解放自己，此外一切阶级的革命都是不免如此的。
以上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批评，仅择其大者言。鲁迅关于辛亥革命的论述散见在杂文书信中的还有一些，本文不可能完全涉及。但是，仅就以上几点即可看出，鲁迅在辛亥革命前后这一中国近代史的转折时期，思想远比一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站得要高，看得要深，更不是那些自封“革命”，“思想要老，手段要新”的人所能望其项背。他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主张彻底改造旧中国，彻底反帝反封建。鲁迅对辛亥革命的不足和局限的分析，使他的思想走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门前。这也就是为什么十月革命炮声传来，鲁迅能立即感到振奋，欢呼它是“新世纪的曙光”，而当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他便决然投入斗争的洪流，并且勇敢地站在革命的最前列，成为五四“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这也是为什么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鲁迅能跟着时代的步伐，在有些人“高升”，有些人“退隐”的时候，他则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终于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走进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行列。关于辛亥革命，只是有一点鲁迅还估计不足，即它事实上为五四运动、共产党建立和以后的工农斗争开辟了道路，翻开了中国近代历史新的一页。没有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都无从谈起；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毫无疑问是以辛亥革命为高潮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合理继承和必然发展。关于这一点，并不只是鲁迅，我们后来的许多人也都认识不足，并且对于这点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还有待历史学家做出更准确的公论。
（原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