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技术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创新

第一章 技术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框架的构建

技术经济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是从苏联引进，在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和吸引国内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逐步发展成为跨技术学科和经济学科的新兴综合性交叉学科。

技术经济学是一门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学科。由于在经济建设各时期所面临的任务和问题不同，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也在发展和变动，对技术经济学内涵与外延的认识和讨论也在持续。概括说来，技术经济学是探索技术发展的经济规律，经济发展的技术规律，技术与经济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更好结合、协调发展的规律，以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学科。

目前，技术经济学已经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架构和方法体系。然而，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技术经济学毕竟还十分年轻，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理论架构有待完善，原有的理论方法有待延伸和拓展到新的应用领域，新的理论和方法有待纳入，相当多的理论问题依然处在争鸣过程之中。学科理论创新已经成为技术经济学未来发展的首要问题。

一 技术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历史演进

（一）技术经济学发展历程回顾

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期间，我国就开始运用技术经济论证方法对项目综合经济社会效益及可行性进行论证评估。196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全国《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把技术经济列为第七大科学技术之一，标志着中国技术经济学的正式诞生。

“文化大革命”时期，技术经济研究的工作基本停止，学科发展大大被削弱。改革开放以后，技术经济学摆脱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停滞不前的局面，进入快速发展期。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改革开放的力度逐渐加大，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也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技术经济学的研究逐步适应这种社会实践的需要，引进了大量西方工程经济理论与方法以及西方经济理论中有关技术的研究成果。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技术经济学界的注意力转移到应用研究领域，而且所涉猎的领域越来越广泛。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逐步融入国际经济技术竞争之中，中国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竞争、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国家安全威胁和资源环境等战略性挑战。为此，中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等战略目标。这些战略的实施为技术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课题，同时也为技术经济学科的深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使技术经济学科进入全面发展时期。

（二）技术经济学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技术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20世纪50～60年代的初创期，80年代以后的快速发展期，目前正处于一个调整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关注的问题比较分散，有分量的成果不多，学科的理论方法体系不完善，研究队伍的组织交流不足。具体而言，中国的技术经济学发展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1．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有待创新与完善

目前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学科属性等方面还存在争议，技术经济学科尚未形成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技术经济学界对它的理论构架、学科体系、学科属性、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存在较多争论。目前技术经济学已经开创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例如，技术创新、生产率分析、资源经济、环境经济、知识经济、循环经济等，但理论较零散，缺乏技术经济学学科理论上的系统归纳。

以上的现象虽然表明技术经济研究的对象范围不断拓宽，但也反映了技术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还处于一种发散的状态，尤其是近年来理论研究的比重日益减少，有分量的成果不多。学科的基础理论体系建设还需要进一步明确方向，应尽早形成有自身特色的理论体系。同时学科的理论方法体系不完善，原有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架构需要完善和再创新。同时技术经济分析评价方法发展缓慢，评价方法需要新的突破和发展。

2．需要进一步处理好学科的中国特色与国际相关学科的融合问题

由于国际上没有与技术经济学完全对应的学科，影响了在这个领域与国外学术界的沟通、交流与合作，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技术经济学科的发展。国外有关技术发展、技术转移、技术扩散以及技术创新的理论研究等值得关注，有待交流和借鉴。

3．实践应用性专题研究进展较慢，学科在宏观经济领域的应用需要加强

技术经济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微观经济领域应用较为普遍，但学科在国家宏观经济与重大决策中的应用，特别是在经济增长的技术要素和技术发展的经济规律领域方面的应用研究还有待加强。如何利用当前国际技术向中国扩散的历史机遇，实施技术追赶和技术跨越战略，将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自主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如何处理好制造中心与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的关系问题，走出一条低成本高效益的技术创新之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如何运用技术创新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关系，化解经济危机，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如何贯彻创新型国家的科技战略，加强科技管理等，都是技术经济学急待加强的研究领域。

此外，能够体现中国特色的技术经济学教科书很少，有关技术自主创新、技术转移与扩散等核心研究领域的专著极少。

（三）技术经济学学科的发展趋势

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完善，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实践推动着技术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也在不断拓展。技术经学学科的发展趋势如下。

1．专项研究领域不断增加

技术经济工作者几乎对各行各业均有涉猎并建立了专门的研究领域。如已经形成规模的不同行业的项目评价、资产评估等咨询工作，资源类（土地、能源、人力资源等）技术经济研究，环境经济研究，技术经营（管理），软技术，技术进步，技术创新，生产力研究，循环经济，知识经济等。这些领域的研究往往与该领域的其他经济学科或管理学科高度融合，虽然可以看到技术经济学的影子，但已经很难用技术经济学传统理论来概括。

2．从微观领域向宏观领域不断渗透

传统技术经济学本质上属于微观经济学的应用学科，主要涉及厂商、市场、价格、成本、所得等微观经济学概念。目前相当多的研究涉及投资与消费、就业、社会福利、产业结构等宏观经济领域，如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演进、经济全球化下的技术转移与技术扩散、国家技术创新战略和技术创新体系等。项目评价中的区域经济与宏观经济影响分析，也主要以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为指导。

3．从简单定量分析向应用复杂系统模型深化

当前技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一方面，技术经济学常规方法已经从大学、研究院所进入企业和市场咨询机构，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一些国家重大技术经济课题，往往借助模型化的数学方法，将系统分析、最优化理论、运筹学、计量经济学与技术经济学融为一体，构造更加复杂系统的数学模型进行分析和模拟，如投入产出模型、系统动力学模型、动态系统计量模型、CGE模型等，大大提高了分析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四）技术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

技术经济学的根本任务是为中国经济建设实践服务，技术经济学是经济建设科学决策的主要工具之一，其研究成果为各层级的技术经济决策提供理论和方法论支撑。

技术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按其研究的层面可包括建设项目的技术经济问题、企业层面的技术经济问题、产业/地区层面的技术经济问题，以及宏观经济层面的技术经济问题；按其研究的内容包括项目评估、各层面的技术经济问题、技术进步理论、生产率分析、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的技术经济分析等。

在企业层面，技术经济学科主要关注的是企业技术创新管理、技术过程管理、知识产权管理、创新产权的有效配置等。在产业层面，技术经济学科主要关注的是竞争前技术预测与选择、行业共性关键技术、产业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产业技术标准战略、产业技术升级的路径与战略、高新技术创业管理等。在国家层面，技术经济学科主要关注的是“跨越式发展”的国家技术战略和技术创新战略、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机制与建设、基于国家经济安全的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等问题。

（五）技术经济学的理论流派

我国学者对技术经济理论基础的研究散见于教材和少量专著中，而专门的学术论文较少。在教材和专著中，对技术经济理论基础进行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于光远的《论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经济效果》，徐寿波的《技术经济学概论》，吴岐山等的《技术经济学》，李京文的《技术经济理论与方法》，傅家骥的《工业技术经济学》，许晓峰的《技术经济学》，李京文、郑友敬等的《技术经济手册（理论方法卷）》，陶树人的《技术经济学》，吴添祖的《技术经济学概论》，武春友等的《技术经济学》，傅家骥等的《技术经济学前沿问题》等。迄今为止，关于技术经济学的学科定义和理论流派可以归纳为以下流派。

1．计划-效果学派

代表人物是徐寿波。该学派认为从广义上来看，技术经济学中的技术是“包括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者的劳动方法技能等内容的总称”，而经济的含义是指“节约”。因此，“广义的技术经济学，也可以说是生产与生产力节约学”。“技术经济研究的对象是技术经济问题”, “由于各种技术经济问题大都是以各种技术政策、技术措施和技术方案的经济效果形式出现的，所以各种技术政策、技术措施和技术方案的经济效果也就构成了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具体地说，就是研究技术的经济效果问题，或者说是技术的可行性和经济的合理性问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徐寿波（1980、1986）建立的技术经济理论框架里，所说的“经济效果”指的是国民经济层次的宏观经济效果，至于企业或项目的经济利益（包括经济损失）则忽略不计。

徐寿波（1980）在其著作《技术经济学概论》中还提出了“技术经济比较原理”，这一原理提出了两个以上技术方案进行经济效果比较必须具备四个可比条件：一是满足需要上的可比；二是消耗费用上的可比；三是价格指标上的可比；四是时间上的可比。1984年、1986年和1988年，徐寿波在《技术经济学》中先后提出的技术经济学理论除了技术经济比较原理以外还有如下七个原理：技术经济矛盾统一原理、经济效果指标原理、经济增量原理、时间效应原理、供求效应原理、系统相关原理、六力替代原理。

吴岐山（1994）在其主编的《技术经济学》一书中指出：“技术经济的基本原理，揭示着技术经济领域中一些基本的规律性问题。”吴岐山认为，这些基本原理包括：一是科学技术要密切结合生产，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技术经济的不平衡性；三是技术经济的可比性，包括产品质和量的可比规范、时间动态的可比原理、成本效益的比较原理、系统分析原理、技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原理。

许质武（1993）探讨了技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体系。许质武认为，技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可以概括如下。一是技术和经济相互关系原理。阐明技术和经济既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辩证统一关系。二是技术进步原理。阐明技术进步的模式、形式和方式，技术发展变化规律，技术寿命周期理论，技术研究与开发、创新、扩散理论，技术进步动力和约束机制等。三是经济效益及其评价原理。阐明经济效益的含义、实质和表达方式，经济效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经济增长的促进因素，经济效益评价原则、标准、指标体系等。四是技术进步与经济效益关系原理。阐明技术进步经济效益的表现形式，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变化，技术进步与经济效益的辩证关系，技术进步经济效益的评价指标、方法等。五是技术经济分析的可比性原理。阐明技术经济分析的可比性，技术方案的选择原则，包括满足需要的可比性原理、消耗费用计算的可比性原理、价格的可比性原理及影子价格原理、时间因素的可比性原理。六是资金时间价值和资金等值换算原理。七是市场供求原理和规模经济原理等。

李纯波（1987）讨论了技术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构成问题。他认为技术经济学基本原理主要有以下四个。一是技术与经济发展的杠杆性原理，即技术属于生产力范畴，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经济效果的强大动力，对促进经济发展起着杠杆性作用。二是技术与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原理，即技术手段的先进性与经济效果的最佳性，二者之间是一种不确定的关系。三是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可替代性原理，即就一定时间与一定条件而言，为实现某一确定指标的产品（或工程项目），技术与经济的关系存在不同程度的可替代性，而实现同一目标所需费用的系数，将随着可替代程度的发展而变化。四是技术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原理，即对任何经济区域或经济单位，在制订一切经济发展规划与确定技术开发方向时，技术与经济的关系有如下规律：各地区资源条件的不平衡，资源利用时间的不平衡，以及产品需求目标的不平衡，从而决定技术开发方向也必然是不平衡的。因此，能否以特定的技术开发方向，去平衡上述一系列不平衡的客观条件，则是决定经济发展速度与获得经济发展效果不同的关键所在。

2．关系-效果学派

代表人物是李京文、郑友敬。该学派认为经济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即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社会经济活动”，认为“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技术和经济的关系，是技术与经济之间的最佳结合及其运行规律，其目的是求得最佳经济效果”。“在技术与经济的关系中，经济居于支配地位，技术进步是为经济服务的。技术作为人类进行生产斗争和改善生活的手段，从它的产生起就具有明显的经济目的，因此，任何一种技术，要推广应用，首先必须考虑其经济效果问题。” “经济发展是技术进步的起因、归宿和基础。”郑友敬（1985）认为：“技术经济学是立足经济，寻求技术与经济的最佳关系，寻求它们协调发展的规律，研究各种不同技术赖以生存的条件，并通过技术比较、经济分析和效果评价，确定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的最优经济界限。”该学派拓宽了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将技术进步的经济学规律等纳入研究视野。

郑友敬（1995）在《技术经济学的发展回顾与趋势展望》一文中指出，技术经济学在理论研究上涉及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经济效益理论的研究。包括经济效益的科学概念与表示方法，经济效益的最佳标准，经济效益的指标与指标体系，经济效益的分类、各类指标的转换与可比计算，经济效益的评价与评价方法以及提高经济效益与遵循客观规律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与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源利用效益、提高资金利用效益、提高能源利用效益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的基本途径与措施等。二是对技术进步理论的研究。包括技术进步的内涵、系统规律及其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定量分析，技术进步发展战略，依靠技术进步发展经济、改造现有企业的措施等。三是对技术选择理论的研究。包括技术选择在技术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技术选择的原则和依据，如何运用技术经济分析方法将技术先进性与经济合理性结合起来，在技术引进中如何考虑我国的基本国情，根据技术选择的基本原则，使引进的技术在技术上先进可行、经济上有利合算、生产上安全适用、社会上有利无害或少害。四是对技术转让理论的研究。包括技术转让的内涵与外延、形式与分类，技术转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技术转让的经济效益分析、评价，如何借鉴国际技术转让经验发展本国经济等。五是对技术经济评价理论的研究。包括项目评价理论的完善、评价原则与分类、评价指标与指标体系、评价方法与方法选择，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大型与超大型项目的评价体系。六是对技术经济比较理论的研究。包括技术经济比较的原则、可比计算，以及“实物”与“价值”间可比换算，不同时段的诸多指标的技术经济比较等。七是对技术经济决策理论的研究。包括决策理论、决策程序、决策方法、决策验证。特别是在定量决策的研究上，成果十分显著，已成为各级决策、多级决策不可缺少的依据。八是对时间价值理论的研究。包括时间呆滞期理论及其对技术经济评价的影响，时间因素对工程建设项目经济效益的影响及其影响程度，不同时段的换算及换算系数的确定等。九是对生产率理论的研究。包括生产率的概念界定、测算与测算方法，以及它对经济增长、增长质量的影响及其影响程度等。十是对人力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研究。认为这是技术经济研究的一个崭新领域，它把对“人”的研究视为一种智力密集的特殊资源进行开发，并作为现代经济增长三大要素（劳力、资本、技术进步）中含量最高（因为资本要素、技术进步要素都与人的素质、人力资源的质量密切相关）、价值系数最大的一个要素进行开发与管理、教育与培训、配置与重组等。

孙续元（2001）指出，技术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基础部分来自经济效益论，具体内容包括经济效益的科学概念及表示方法研究，经济效益的最佳标准、指标及指标体系的设计研究，评价及评价方法的研究，指标算法的研究等。孙续元认为，技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包括两大类。一是技术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实体理论，是建立在技术管理研究及技术创新研究基础上的。主要包括技术进步理论、技术选择理论、技术转让理论。这些理论主要讨论各种技术活动的意义和作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原理及依据，技术活动对国民经济、厂商效益产生影响的方式及规律，国民经济增长及产业、产权结构表现在技术管理和技术创新领域的性质、特点及规律。二是技术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分析理论，是建立在经济分析理论的基础之上的。主要包括技术经济比较理论、评价理论、决策理论及时间价值理论，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解决技术选择和评价的基本原则和可比原则的研究问题、技术方案的分析标准及方案决策的科学化标准、资金的时间呆滞期理论及其对技术经济效益评价的影响，如各种时间价值的折算原理、折算系数理论等。

3．技术资源最优配置学派

代表人物是傅家骥、吴贵生等。该学派认为：“技术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如何最有效地利用技术资源促进经济增长规律的科学。它的理论基础是经济增长理论。”“在现代社会里，技术已成为一种以知识为基础的再生资源，而且在再生过程中可以不断进步。但是，相对于社会的需求来说，技术不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是有限的。因此，我们任何时候都无法解决技术资源的稀缺问题。我们所能做到的，仅仅是如何最有效地利用它，这是技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基本问题。”因此，“技术经济学是研究最有效地利用技术资源，以促进经济更有效地增长的科学。它属于经济学范畴，是一门应用经济学”。有效利用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就是要在微观上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从而在宏观上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主要因素是宏观而不是微观”。技术经济学的根本任务是探讨技术资源优化配置的理论与方法，揭示技术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关系及其运动规律。

张文泉（1994）在《关于技术经济学发展的思考与探讨》的论文中认为技术经济学有十大基本原理：一是供求动态平衡原理；二是综合效益原理；三是资源最优配置原理；四是和谐原理；五是生产要素替代原理；六是优化原理；七是可比性原理；八是标准化原理；九是时间效应原理；十是层次原理。

4．投入产出转换效率学派

代表人物是钟学义等。该学派从技术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分支的观点来定义技术、技术进步和技术经济学的概念。认为经济活动中投入产出过程达到均衡或平稳状态时投入与产出之间的转换过程就称为技术。基于技术的这种定义，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就可以作为技术关系来描述，从而可以用经济函数（生产函数、成本函数、价格函数等）、投入产出表或者费用与效益之间的关系来描述技术的作用。该学派认为，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当单位投入量对产出的贡献增加时，其增加部分就是技术进步，也就是说只要单位投入的产出量增加了，就有了技术进步。因此，投入产出过程转换效率的提高就是技术进步。因而，经济学中研究的技术进步实际上是指产出增长中扣除因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依原来的技术进步水平）而增加的作用之后，所有其他因素作用的总和。即除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增加使经济产出量增长之外，其他使经济增长的所有因素均为技术进步。“技术的进步”是技术进步的基础，但不是技术进步的全部内容。该学派认为，技术经济学就是研究经济活动达到均衡或平稳状态时投入与产出之间转换效率的科学。

赵树宽、赵英才（1996）撰文讨论了技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构成问题。他们认为，作为揭示技术经济学基本规律的基本原理，既可能是技术经济学所特有的，也可能来自其他理论经济学。包括技术的经济效果原理，技术的社会效益原理，技术的可行性原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原理，技术与经济相关性原理，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原理，技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原理。赵树宽、赵英才还指出，上述原理只能是技术经济学原理体系中的一部分，并且是不系统的。随着技术经济学研究的深入，新的基本原理将会不断发现，旧的原理可能因实践的发展而被淘汰。

也有一些学者对技术经济理论有更为宽泛的总结。例如赵国杰指出，技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多学科的，即包括技术学原理、经济学原理、生态学原理、社会学原理和价值理论（文化学原理）。井浩涌等人指出，技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包括剩余价值理论和扩大再生产理论、边际效用理论和边际生产力理论、产权经济理论、历史上关于科学技术发展及其作用的理论。此外，张金锁（2001）的《技术经济原理与方法》提出了区域增长极发展模式，彭建刚（2003）的《技术经济学》提出了（实物）期权评价决策原理。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几种有代表性的技术经济学定义均认为技术经济学的核心方法是费用效益分析，技术经济学共同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和福利经济学。

（六）国内技术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演变

关于技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学术界历来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从1986年8月召开的全国技术经济学科理论方法体系学术讨论会开始至今，学者们对技术经济学理论基础问题的讨论就一直在持续。事实上，从技术经济学在我国发展的历史来看，其理论基础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学科内容体系的扩展不断发展变化的。技术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最终是要为经济实践服务的，它在我国的发展必然要受到我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

技术经济学在发展之初，是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扩大再生产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对国民经济发展中涉及的技术与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在技术经济学的初创期，中国正处在计划经济时期，指导经济实践的基本经济理论是基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时的技术经济的理论主要是指微观的应用理论，如经济效益理论、时间价值理论等。需要指出的是，在技术经济学的创建期，也涉及生产率理论，主要是传统的劳动生产率理论。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改革开放的力度逐渐加大，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也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因此，作为社会科学的技术经济学，其研究必须要逐步适应这种社会实践的需要，引入国外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成为本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技术经济学为适应改革的需要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的主要特点是引进了大量西方工程经济理论与方法以及西方经济理论中有关技术的研究成果。技术经济学者不仅积极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理论，而且也吸收了大量的宏观经济理论，不断丰富技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这一时期，技术经济学研究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程度越来越深，但是仍然无法完全摆脱苏联的影响，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以后的技术经济学，其理论基础既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又有西方经济学的理论。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技术经济学界的注意力转移到应用研究领域，而且所涉猎的领域越来越广泛，技术创新、技术外溢、实物期权、可持续发展、信息化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等理论逐步充实技术经济学的理论。学者们在技术经济学著作中先后提出了经济效益理论、微观评价原理、宏观评价原理、风险理论、决策理论、技术进步理论、技术创新理论、技术评价理论、技术选择理论、资源有效利用理论、生产力与再生产理论、和谐原理、综合效益原理、层次原理等理论。

二 国外相关学科基础理论的发展和演进

（一）国外相关学科的发展和表现形式

国外技术经济领域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后期。它是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互相渗透，互相促进，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20世纪30年代之后，经济学家们注意到科学技术对经济的重大影响，技术经济的研究也随之展开，逐渐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二战”后，各国都很重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随着数学和计算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运筹学、概率论、数理统计等的应用，以及系统工程、计量经济学、最优化技术的飞跃发展，技术经济领域的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

国外没有与我国的技术经济学完全对应的学科。相关性较强的有以下两类研究。一类是设在工科院校的工程经济学（Engineering Economics），有的院校也称为技术经济学（Technological Economics），作为经济学的分支，目的是培养工科学生掌握分析工程、技术应用经济性的能力。这与我国技术经济学相关部分的内容基本一致，名词、术语、方法也大致相同。另一类是有关技术的经济学研究。国外有一些院校设立了与技术经济相关的学科，西方国家有关技术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在不同企业、不同产业和不同地区之间的转移和扩散的经济规律，新技术的生成，新技术对企业获得的影响，新技术如何影响市场份额和保持竞争地位，企业的规模和特征如何影响技术创新的类型和数量，以及技术变化对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作用等。在研究方法上，国外更加强调经济学分析范式的运用和理论的形成与创新。

近年来，国外技术经济研究出现了较为活跃的现象。Lee Martin（2006）的专著Technomics: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Evolution，分析了技术、经济和组织之间的关系，其后他又指出Technomics就是技术和经济的关系问题。这与我们的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理论的范围大体一致。

梅里亚姆-韦伯斯特公司（2007）的《韦伯开放词典》中，techonomics被解释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基于技术的经济发展的经济影响和结构。咨询公司RTI认为，Technology Economics是使用微观经济学理论评估新技术对产业和社会的影响，对替代技术进行技术和成本的比较；提供技术选择的决策分析，分析市场障碍和公共政策对这些技术的影响；评估技术研发和技术项目的成本和效益。这和我们通常所说的技术经济分析的内容大体一致。

Montana大学的Vincent H. Smith的专著The Economics of Technology，检视了新技术的研发和使用的经济和政策问题。具体包括企业采用现有技术的决策、技术进步进程中政府干预的效果、技术创新对社会不同集团经济福利的影响、政府对研发直接资助和补助的程度、技术评估和成本效益分析的有效性，以及近年世界范围的经济增长和生产率增长率的降低与技术进步率降低的关系等。

（二）西方经济学者关于技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历史回顾

西方经济学者关于技术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早。一般将有关技术经济学的研究阶段以熊彼特时代为基准，分为前熊彼特时代、熊彼特时代和后熊彼特时代。

1．前熊彼特时代的理论研究

前熊彼特时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Charels Babbage。斯密认为发明和机器的改进可以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而劳动分工可以大大提高劳动效率。西方经济学家中真正可以称为技术经济学启蒙的经济学家应是Babbage，他研究的内容广泛，涉及一系列技术经济问题，比如静态与动态经济规模，学习曲线，增加企业规模与市场集中度，交易成本，技术分类，发明，技术的国际转移，技术造成的失业，R&D支出，技术替代，科学、技术和工业之间的联系，科学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Babbage的研究和观点对马克思和熊彼特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前熊彼特时代最后一位技术经济学家是Thorstein Veblen，他强调机械和工程分类的重要性，他在其他经济学家提出边际的概念和新古典经济学时，提出了经济演进的方式。他以社会学和行为学的观点研究技术和经济，其观点与边际分析和静态分析主张的观点并不一致。

2．熊彼特时代的理论研究

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由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因此他对经济和政治的敏感度超过了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他认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是经济兴起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创新活动是指在生产和销售经营活动中，发现并使用与众不同的方法，创新活动包括产生新产品和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开发原料和半成品的新来源，以及建立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引起经济增长并对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产生影响。熊彼特时代另一位代表人物是希克思（John R. Hicks），他提出了技术中性变化的概念。

3．后熊彼特和“二战”后时代的理论研究

这个时期研究技术经济的经济学家不只是几位学者，而是一大批经济学家，如Thirtle, Ruttan, Dosi, Verspagen, Freeman, Nelson, Blaug, Pavitt, Kennedsy, Thilwall, Baldwin, Scott, Mowery, Rosenberg，他们的研究相互联系、相互促进。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Schmookler, Abramowitz和索洛（Solow），以及后来的新经济增长学派的卢卡斯（Lucas）等。索洛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从事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时，发现资本和劳动的增加不能完全解释总产出的增加，他们将产出增加的“余值”归结为技术变化带来产出变化的结果。于是他们扩展了一般生产函数的概念，使其能容纳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卢卡斯在两资本模型中，强调了劳动者脱离生产，从学校正规和非正规的教育中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对产出与经济增长的作用。

（三）国外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国外技术经济学家认为技术和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日益重要，有关技术经济学的定义如下：技术经济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一方面研究技术与科学的变化，另一方面研究经济的变化，并研究技术和经济两者因果关系的学科。技术经济学既从经济的角度分析技术变化，也从技术的角度分析经济变化。将国外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行分类，可以归结为以下多方面的内容（见表1-1）。

（四）国外相关学科的发展趋势和理论研究重点

近年来西方国家技术经济学相关研究发展迅速，当前国外有关技术与经济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①技术变化与经济增长；②如何建立模型模拟技术生成、选择和模拟技术的主要过程；③技术进步如何进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④不同技术的软资本形成和硬资本形成的决定因素，（事前/事中/事后）如何评价新技术投资；⑤公司内部的R&D决策和技术战略的性质和作用；⑥新技术的扩散与转移，新技术扩散与技术替代如何形成产业结构；⑦生产率改进与经济绩效的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⑧技术创新动力学，技术关系经济学，技术范围的变化；⑨经济与技术周期剧变的分析与预测；⑩技术竞争与经济竞争之间的关系；〇1在积累技术知识和经济财富方面，各种形式的R&D和竞争的作用。

国外技术经济学家对技术经济学范式问题与理论形成的研究重点是历史主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折中主义理论和规范理论、通论和特定理论的用途和限制、因果推理和预测的限制等。

三 可行性研究的理论基础

技术经济学各研究领域的基础理论将按照下面的分类进行分析：一是可行性研究的理论基础；二是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三是国家创新体系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理论基础；四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五是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

经过多年的发展，建设项目经济评价工作已经由最初所注重的财务评价、国民经济评价，发展为同时关注社会和环境问题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进而发展形成自身系统性较强的地区经济影响评价、社会评价和环境评价。

（一）西方项目经济评价体系发展的演进

1．项目评价的初级阶段

技术经济学中的项目经济分析和评价部分在西方称“工程经济”“经济性分析”，在日本称“经济工程学”，苏联和前东欧国家称“技术经济计算”或“技术经济论证”。

项目经济评价源于西方，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是项目评价的初级阶段。西方国家最早开展财务评价和经济评价的是美国的惠灵顿（A. M. Wellington）（1887），他应用资本化的成本分析方法来选择铁路的最佳长度或路线的曲率。戈尔德曼（O. B. Goldman）（1920）提出了复利计算方法。格兰特（E. L. Grant）（1930）以复利为基础讨论了投资决策的理论和方法。布西（L. E. Bussey）（1978）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工程项目的资金筹集、经济评价、优化决策以及项目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分析等。里格斯（J. L. Riggs）（1982）出版了《工程经济学》，系统阐明了货币的时间价值、货币管理、经济决策和风险与不确定性分析等。还有美国唐纳德·G．纽南的《工程经济分析》和日本千住镇雄的《经济工程学基础》等。

20世纪30年代以前，项目评价基本以私人项目财务评价为主，项目评价的基本目标是私营企业投资利润最大化和降低投资风险。

在项目评价的初级阶段，消费者剩余和公共工程的社会效益是此阶段评价的理论基础。1844年，法国工程师杜皮特发表了题为《公共工程项目效用的度量》的论文，首先提出了消费者剩余这一概念，并且采用几何图形表示了它的含义。根据消费者剩余的观点，他提出了公共工程的社会效益的概念，他认为公共项目的最小社会效益等于项目净产出乘以产品市场价格。这个最小社会效益与消费者剩余就构成了公共项目的评价准则。

2．项目评价的应用发展阶段

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是项目评价的应用发展阶段。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进入经济大萧条时期，在凯恩斯理论影响下，西方国家运用新的财政政策和公共工程项目等措施来挽救萧条的经济，政府干预经济的需要和作用逐渐增强，从国民经济整体的角度以宏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主要目标的评价工作逐步推进。美国在20世纪30～40年代已在大型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系统，并进一步推广到欧洲和发展中国家，应用的领域也由传统的水利公共工程领域扩展到工业、农业和其他经济部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丁伯根（Tinbergen J.）教授在1958年提出在费用-效益分析方法中使用影子价格，进一步促进了传统社会费用-效益分析方法的推广和应用。20世纪60～70年代，以苏联为代表的部门经济评价、以日本为代表的经济性工程分析和以英国为代表的业绩分析也逐渐成熟。

20世纪70年代，随着世界银行“向贫困开战”计划的开展，世界银行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开发性项目基金的同时，也将项目评价引入巴西、印度等多个发展中国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进入经济稳步发展时期，而且其中大部分国家都采用宏观管理、中央计划和公共投资等手段加速经济发展。在发展中国家，由于通货膨胀、外汇缺乏、劳动力（非技术型）过剩、实行保护性措施等原因，造成商品价格严重失真，从而大大增加了项目评价的难度，也直接影响了项目评价在发展中国家的广泛推行。一些发展中国家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逐步形成了适合发展中国家的以现代费用-效益分析为主要方法的经济评价。

在此阶段，发展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项目评价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发展经济学便成为发展中国家项目评价的理论依据。此时，经济学家逐渐关心社会效用、生产和消费水平、资源配置、社会福利等问题，这样福利经济学应运而生，福利经济学为项目评价提供了基本概念、原理、福利标准和一般性理论基础。

3．项目评价的突破发展阶段

2O世纪70年代以来，项目评价方法有了新的突破，这一时期的项目评价发展的推动力量主要来源于国际组织。经济合作组织（OECD）在1968年出版的《工业项目手册》中提出了新的评价方法，1971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在其发表的《项目评估指南》中也提出了新方法。世界银行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都在其项目贷款中同时使用财务分析和经济分析两种方法，如1968年牛津大学教授李特尔（Little I.）和米尔利斯（Mirrlees J.）为OECD编写的《发展中国家工业项目分析手册》, 1972年UNDIO出版的《项目评价准则》和1975年世界银行发行的《项目经济分析》等。此后在1980年，OECD出版《工业项目评估手册》一书，提出以项目对国民收入的贡献作为判断项目的价值标准。围绕对新方法论的讨论，许多经济学家从理论研究到实际应用研究都探索了不同的项目评价方法。

（二）我国项目经济评价体系发展的演进

1．项目评价的学习阶段

我国项目评价工作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大型建设项目进行的技术经济论证。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正处在计划经济时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指导经济实践的基本经济理论是基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苏联专家在指导156个重大项目建设时，带来了全套经济计划方法，也带来了技术经济分析/工程经济理论和方法。当时，我国学习苏联的经验，开展了对大型建设项目进行技术经济论证的工作。此阶段的项目评价方法主要是以经济效果理论为基础，采用了投资利润率、资金利润率、投资回收期、投资效果系数、最小费用法等静态评价指标和方法进行分析和评价。

2．项目评价的引进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在西方发达国家应用了40多年的投资项目决策工具——可行性研究开始被引进我国。这一时期，项目评价研究工作进展迅速。我国1981年组织力量对大型建设项目经济评价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进行研究，1983年，原国家计委颁发了《关于大型建设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的试行管理办法》，正式将可行性研究纳入投资项目决策程序，1987年10月，由原国家计委组织编写、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的《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计标〔1987〕1359号）一书，就是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吸收国外的有益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的一套科学的项目经济评价方法的集中体现，将财务评价和项目经济评价完整地纳入一个评价体系中。对经济评价的程序、方法和指标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并首次颁布了各类经济评价所用的国家参数，其中大量参数的测定走在世界的前列。

这一时期的项目评价方面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基本建设经济效果研究》（薛葆鼎、林森木、丁华等，1987）和《项目投资社会评价方法》（陈玉祥、张汉亚，1985）。

3．有中国特色的项目评价创新发展阶段

随着国家在经济体制诸多方面的改革进一步深化，中国经济和社会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市场机制已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计划指令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原有的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在实践中遇到一些新问题，需要制订更接近市场的、更符合市场化要求的大型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为此，1993年，原国家计委和建设部组织专家对《大型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进行了补充和修订，颁发了《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二版）（计投资〔1993〕530号）。修改后的《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二版）成为我国各工程咨询、规划设计单位进行投资项目评价的指导性文件，成为各级计划部门审批设计任务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审查投资贷款的基本依据。在这一评价方法的基础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银行系统等多个部门都陆续研究了大型建设项目经济评价办法，并出台了适应不同行业具体情况的评价办法。

近年来，随着我国在投融资、金融、财税、外贸等领域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投资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为保证项目评价工作能够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保障决策的科学性，2006年，国家发改委和建设部颁发了《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标志着中国特色项目评价工作走上了科学化和规范化的道路。值得关注的是，根据国内外近年来一些特大型项目评价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总结，在《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中，增加了大型建设项目对地区、区域经济和宏观经济影响进行分析的内容，界定了特大型项目对区域经济和宏观经济影响分析的有关基本概念，区分了特大型投资项目区域和宏观经济影响分析与一般项目国民经济评价的异同，初步识别了特大型投资项目对区域和宏观经济的影响要素，设定了特大型项目的评价指标和分析方法体系，对进一步完善项目评价和决策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就项目评价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例如《跨世纪重大工程技术经济论证》（李京文，1997）; 《超大型工程建设项目评价——理论方法研究》（郑友敬，1994）; 《项目后评价》（张三力，1998）; 《建筑工程技术经济分析》（张洪力等，2005）; 《项目经济学》（卢有杰，2006）; 《项目评价体系发展的现实背景及理论基础》（骆绯、林晓言，2004）等。

（三）项目评价的理论基础

1．时间价值理论

时间价值这一概念源自西方经济理论。其实，早在技术经济学的创建期，我国学者已经意识到在进行技术方案的选择时应考虑时间因素，这在徐寿波的《技术经济学概论》中已经体现出来了。

1986年，傅家骥将资金的时间价值的含义归纳为两方面。一方面，将资金用作某项投资，资金在流通-生产-流通中得到一定的收益或利润，即资金增了值。资金在这段时间内所产生的增值，就是资金的“时间价值”。另一方面，如果放弃资金的使用权利，相当于失去收益的机会，也就相当于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在一定时期内的这种代价，就是资金的“时间价值”。1982年，苏挺在《外国经济与管理》上介绍了国外的时间价值概念，指出国外学者分析时间价值的依据是人们共有的“时间偏好”，并在文章中给出了各种复利系数的计算公式，此外，还介绍了如何用贴现方法来评价项目。

2．经济效果理论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于光远为代表的国内经济学者陆续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经济效果实质、经济效果范围、经济效果指标体系等问题的讨论。1959年，于光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用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多的使用价值》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于光远倡导经济工作者应把计算经济效果的理论和计算经济效果的方法以及对在各种条件下，各种产品生产的经济效果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计算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任务。如前所述，徐寿波对宏观经济效果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3．费用效益理论

费用效益分析是指在使用技术的社会实践中对效果与费用及损失进行比较，以便实现最佳经济效果。大型建设项目的费用和效益比较分析分为内部效应分析和外部效应分析。内部效应是指项目主体付出的费用或得到的收益，分别称为内部费用、财务费用或内部效益、财务收益。外部效应是“第三方”由于此项目而蒙受的损失或得到的收益，分别称为外部费用或外部效益。内部费用与外部费用之和称为完全费用、社会费用或国民经济费用；而内部效益与外部效益之和称为完全效益、社会效益、社会福利或国民经济效益。通常项目主体并不关心降低外部费用，也不关心增加外部效益。目前我国的许多项目主体经常靠牺牲外部效益来降低内部费用，增加内部效益，大大增加了外部成本。

4．福利经济学理论

福利经济学为项目评价提供了基本概念、原理、福利标准和一般性理论基础。福利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模式、社会效用理论、边际分析，帕累托最优准则和帕累托改进原则成为项目“成本-效益”分析的基石。

根据新福利经济学原理，当国民经济发生变化时，受益者的受益总量足以补偿受损者的受损总量时，就是社会福利的改进。如果支付补偿者的境况因此而变坏，接受补偿者的境况也没有改善，社会福利将会受到损失，必须寻找代价较小的办法来减少外部不经济。一个具体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建设，达到国家宏观上的整体最优，并不意味着微观上的每个利益主体也同时达到最优。政府与消费者和生产者不同，其任务是保证社会资源得到有效的分配和使用。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造成外部影响时，政府应当承担起调整外部影响的任务。

5．区域发展理论

从哲学角度来看，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是一个从不平衡到逐步平衡的过程。作为发展目标，考虑发展的协调，社会主义经济应该平衡发展，但由于产业结构的失调、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以及资金短缺的现实状况，发展又不可能绝对平衡。所以在一定时期内，必须采取适度倾斜的发展政策，实行不平衡的增长，进而在发展中达到新的平衡。

（1）区域不平衡发展论。赫尔西曼、缪尔达尔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全面增长的资本和资源，平衡发展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他们在对区域平衡发展理论进行批判的同时提出了区域不平衡发展的观点。他们认为由于不同部门、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增长率，存在经济水平和发展速度上的差距，这种非均衡链是经济发展的动力。由于聚集经济的存在，发达区域会因市场的作用而持续、累积地加速增长，并同时产生扩散效应（Spread Effect）和回流效应（Back Wash Effect）。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扩散效应小于回流效应，因此发达区域更发达，不发达区域更不发达。要消除这种逐渐扩大的两极分化，必须在制度方面进行重大调整、改革，可以有选择地在若干部门和区域投资，通过带动作用实现整个区域的发展。

（2）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认为经济空间存在着若干中心、力场或极，产生类似“磁极”作用的各种离心力和向心力，从而产生相互联合的一定范围的“场”，并总是处于非平衡状况的极化过程之中。所谓增长极，是指各种条件优越、具有区位优势的区域内少数地点，是产业部门集中而优先增长的先发地区。弗朗索瓦·佩鲁等人认为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采取不平衡发展战略，配置一两个规模较大、增长迅速且具有较大乘数效应的中心城市，实行重点开发。这类中心城市，就是该区域的增长极。当增长极形成之后就要吸纳周围的生产要素，使其本身日益壮大，并使周围区域成为极化区域。当极化作用达到一定程度且增长极扩张到足够强大时会从增长极产生向周围地区的扩散作用，从而带动周围区域增长。在增长极的形成过程中存在着四种效应：乘数效应、支配效应、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许多国家试图运用这一理论消除落后地区的贫困，促进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增长极理论仍存在一些问题，譬如增长极的合理数量、增长极本身的起始规模与合理规模、增长极内部产业配置和结构优化、增长极的确定与主导产业选择等方面的研究尚待完善。

（3）梯度理论。梯度理论源于美国学者弗农（Raymond Vernon, 1966）的“工业生产生命周期阶段论”。梯度理论的主要观点有以下两点：一是无论在世界范围，还是在一国范围，经济技术发展是不平衡的，因此客观上存在经济与技术发展的区域梯度差异；二是如果存在地区技术经济势差，那就存在着技术经济推移的动力，会形成生产力的空间推移，因此客观上存在产业与技术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扩散与转移的趋势。可以利用生产力的梯度转移规律，实现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首先让有条件的高梯度地区引进和掌握先进技术，然后逐步依次向下级梯度的地区转移；随着经济的发展，推移的速度加快，可以逐步缩小地区间的差距，实现经济分布的相对均衡，进而实现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实际情况的转变，原有的梯度理论受到质疑：反梯度推移论的拥护者认为梯度推移理论的结果将会是，落后地区永远赶不上先进地区，落后国家永远赶不上先进国家。因此现有生产力水平的梯度顺序，不一定就是引进采用先进技术和经济开发的顺序；后者只能由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性决定。只要有需要并具备条件，就可以引进先进技术进行大规模开发，而不用过多地关注区域所处的梯度。因此落后地区可直接引进世界最新技术，实现超越发展，然后向二级梯度、一级梯度反推移。

四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

近20年来西方国家对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的论著主要有英国P．萨维奥蒂与V．沃尔什的《经济与技术进步》、G．多西等的《技术进步与经济理论》、E．多马的《经济增长理论》、K．纳雷安的《技术战略与创新：竞争优势的源泉》、迈克尔·德托佐斯的《美国制造：如何从渐次衰落到重振雄风》、德国赛康德的《争夺世界技术经济霸权之战》。

尽管在我国对技术进步问题的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但那时的“技术进步”仅仅是作为一个技术术语而存在的，所谓的“技术进步”往往指的是物化技术上的进步，所作的研究也只是定性的分析。我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技术进步作用的研究较少，而且研究不够深入。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有关问题的研究，越来越系统和深入。而且一系列重大应用课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如“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生产率与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不仅在一系列理论问题上有所突破，而且对各级政府制定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经济增长理论。

（一）技术进步的发展阶段

1．技术进步理论引进时期（1978～1989年）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自主研发和技术扩散（技术外溢）是技术进步的两种主要形式，这两种形式的技术进步都会引起经济扩张。在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后，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技术经济学的发展带来了春天，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开始走上复兴之路。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经济学思想和成果在中国的传播，技术经济学领域的学者们不断从国外引进基础理论，如技术转让理论、技术评价理论、技术转移理论、技术创新理论、技术进步理论等已经成熟的理论，而且在对原有基础理论不断加强研究的同时，也开始涉猎新的理论研究，包括技术选择理论、技术能力理论、技术扩散理论、技术进化论和技术溢出理论等，这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技术进步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

（1）技术进步的概念。总的来说，在使用“技术进步”一词时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技术进步主要指在生产领域和生活领域内所取得的技术进步，指在生产、流通、信息交流等方面所使用的工具和程序水平的提高，也就是在硬技术应用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广义技术进步是指产出增长中扣除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增加的作用之后，所有其他因素作用的总和。即除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增加使经济产出量增长之外，其他使经济增长的所有因素均为技术进步。广义技术进步不仅包括生产设备的更新、生产工艺和方法的完善、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等，而且包括管理制度的改善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推行新的经济体制和改革政治体制、采用新的组织与管理方法、改善和采用新的决策方法、改善资源的配置方式等。

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文献中，对“技术进步”一词有多种解释，各种解释之间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别。例如，索洛认为，技术进步在短期的表达含义是“生产函数任何一种形式的移动（变化）”, “经济的加速和减速、劳动力教育状况的改进以及各种各样使得生产函数发生移动（变化）的因素都可以归入技术进步之中”。由此可以看出，索洛关于技术进步的含义比较宽泛，即影响生产函数移动（变化）的一切因素都是技术进步，其中主要体现在新的资本存量中的技术成果、教育和劳动力素质的改善等。肯德里克在1961年出版的《美国的生产率增长趋势》一书中，把经济增长中不能被要素投入增长解释的部分（即“增长余值”）定义为“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中，主要内容是技术进步、技术创新的扩散程度、资源配置的改善、规模经济等。肯德里克所说的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实质上就是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包括技术的发明和应用、管理水平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等，肯德里克的定义与索洛的定义相比，内容较为具体一些。

李京文院士认为，技术进步泛指技术在实现一定目标方面所取得的进化和革命。所谓一定目标，即指人们对技术应用所期望达到的目的及其实现程度。如果通过对原有技术（或技术体系）的改造、革新或研究，开发出新的技术（或技术体系）代替旧技术，使其结果更接近于目标，这就是技术进步。

傅家骥教授指出：“技术进步并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技术的发展和进步，而是指在经济增长中，除资金和劳动力两个投入要素以外所有使产出增长的因素，即经济增长中去掉资金和劳动力增长外的 ‘余值’，实际上，经济增长是各种投入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技术进步并非技术概念，而是一个经济概念。”傅家骥的说法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主要观点。

（2）引进的主要技术进步理论。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对国外相关学科经济理论了解的逐步深入，我国技术经济学界加快了对西方与本学科相关理论与方法的引进步伐。

①技术创新。目前，学术界公认的观点认为，技术创新的理论观点最初是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于1912年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的。熊彼特之后的创新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和层次，对创新理论进行了分解研究，并发展出两个独立的分支：一是技术理论，主要以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为研究对象；二是制度创新理论，主要以制度和制度形成为研究对象。

20世纪70～80年代，有关技术创新的研究主要以介绍国外技术创新理论成果为主，涉及的研究内容主要有技术创新的内涵、技术创新的类型、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等方面。

1978年，厉以宁在《世界经济》第10期上发表了《论资本密集型经济和劳动密集型经济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提到了技术创新的概念。1984年，黄觉雏在《上海科技管理》杂志上发表了《技术创新浅论》，他把“技术创新”定义为“把某种设想转变为崭新的或改进了的产品、工艺或劳务并使之推广以获得利益的全过程”。1985年，王慎之在《浅谈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理论》一文中介绍了加拿大学者海莱纳关于技术创新的分类观点。海莱纳把技术创新分成三种类型，即节约劳动型、节约资本型和中性创新型。在该文中，王慎之还介绍了美国经济学家卡曼和施瓦茨有关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关系的论点。卡曼和施瓦茨认为，影响技术创新活动的变量主要有三个，即竞争程度、企业规模和垄断量；最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结构是介于垄断和完全竞争之间的“中等程度竞争”市场结构。

②技术转移和技术转让。技术转移（Technology Transfer）简单地说就是技术从某一主体向另一主体传递的过程。具体来讲，技术转移指技术持有者通过各种方式将其拥有的生产技术、销售技术或管理技术以及有关的专利转移给他人的行为。技术转移概念从20世纪60年代提出，其研究至今方兴未艾，目前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仍处于发展阶段。技术转移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与国之间的技术输出和引进方面。关于技术转移最早的定义是美国人H．布鲁克斯在1966年提出的：“科学和技术通过人类活动被传播的过程。由一些人或机构所开发的系统而合理的知识，被另一些人或机构应用于处理某事物的方法中。”根据Keller的观点，技术扩散导致生产率的提高包括物化的技术溢出与非物化的技术溢出。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前者，即技术和知识包含在商品中，通过商品的流动而发生技术的溢出。Ethier（1982）、Grossman和Helpman（1991, 1995）等众多学者的理论研究都充分表明，源于一国的技术知识可以通过进口、出口、外商直接投资FDI等越过国界，能提高其他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促进技术进步。

1982年，施应麟在《财经研究》第4期上发表了题为《试论技术转移的经济形式及其战略意义》的文章，指出技术转移是指科学技术成果在具有不同经济利益的地区、部门或企业之间进行转让、移植、传授，技术转移的对象是科学技术成果，既包括物资、设备、设计图纸，也包括科学知识、技术诀窍、生产经验等。此后，我国学者就技术转移的形式、特点、规律、机制与政策等问题展开了系列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1982年3月，夏禹龙等四位学者在上海科学学研究所《研究与建议》第8期上，发表了《梯度理论与区域经济》一文，提出了“梯度理论”概念。“梯度理论”的基本思想是：我国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形成了一种经济、技术的梯度，内地和边远地区处于“传统技术”水平上，大多数地区处于“中间技术”水平上，少数地区如沿海地区处于“先进技术”水平上；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应当先让沿海地区去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然后，将这些先进技术逐步按梯度向“中间技术”地带和“传统技术”地带转移，这样做是最经济合理的。同年，何钟秀在世界社会学大会第二十三届委员会上提交了《论国内技术的梯度转移》一文，这篇文章进一步把“梯度理论”概括为“梯度推移规律”。

1979年，冯大同在《国际贸易问题》第3期上发表了《关于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草案的几个问题》, 1979年3月，李成林在《世界经济译丛》上发表了美国学者小约瑟夫·奈依所写的《美国的技术转让政策》的译文。此后逐渐有学者开始关注跨国公司、发达国家技术转让政策以及技术转让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等问题。

③技术扩散。美国经济学家斯通曼曾将一项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推广称为“技术扩散”。熊彼特把技术创新的大面积或大规模的模仿视为技术创新扩散。

Kuznets（1930）对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奥地利等国50年间的工农业生产及各国经济增长情况做了调研，他考察了这些国家60种工业产品和35种农业产品价格变动的时间序列，进而首次提出技术变革可能服从一条S形曲线，这一曲线模式为后来的扩散模型的研究奠定了一个可借鉴的理论基础。Ryan和Gross（1947）进行的夏威夷杂交玉米扩散研究对创新技术扩散的方法论和理论框架等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Mansfield通过对4个行业中12种技术扩散进行研究，率先创造性地将“传染原理”和生长曲线运用于扩散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S形扩散模型。在1987年《科学学译丛》上登载了美国学者D．萨哈尔的文章《技术扩散的研究背景与观点》，介绍了国外有关技术扩散的研究情况。此后，我国学者开始介入技术扩散这一研究领域。

④技术选择。我国学者对技术选择问题的研究始于1982年。廖建祥（1982）谈到了经济特区的技术选择问题，指出对不同经营形式应采取不同的技术选择。其后，在技术经济学的快速发展期内，学者们对技术选择的原则、技术选择的经济评价、技术选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宏观技术选择、微观技术选择及产业技术选择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

1995年以前，国内对技术选择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选择在技术发展中的作用、意义，技术选择的原则、依据，技术选择的经济评介，农业技术选择，以及技术引进中的技术选择等问题上。1995年，李思一率先对关键技术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其后，学者们除了对上述这些技术选择问题进行研究外，还涉及对产业的技术选择、企业的技术选择、技术选择的影响因素、技术选择的评价等问题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至今，技术选择理论已经成为技术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之一。

发展中国家虽然可以以较低的成本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但面临哪类技术适合模仿或引进的问题。因此，Atkinson和Stiglitz（1969）首次提出了“适宜技术”的概念，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所存在的巨大人均收入差距和增长速度的差异，认为“实践中积累知识”（learning by doing）要受到当地特定的投入要素组合的制约。他们将适宜技术的思想引入新古典贸易理论，提出区域性的“干中学”（localized learning by doing）。Rodrick和Patents（1991）在一个南北贸易模型中重新强调了适宜技术的重要性。

关于适宜技术，比较有影响的文献是Basu和Wei（1998）与Acemoglu和Zilibotti（2001）。Basu和Wei（1998）采用了Atkinson和Stiglitz（1969）的做法：认为技术变迁采用在“实践中积累知识”（learning by doing）的形式，并且他们也认为技术是特定的投入组合所专有的（specific）。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技术变迁的速度受到本国禀赋结构的制约，那么政府提高本国储蓄率有利于落后经济的增长。

Acemoglu和Zilibotti（2001）认为，发达国家研发的技术只是考虑到发达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最优使用，而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结构偏低的现状，会造成引入技术与要素禀赋结构不匹配（mismatch）现象。并且，适宜技术没有考虑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问题。基于此，林毅夫等（1994, 2003a, 2003b, 2000）提出了遵循比较优势的“技术选择假说”。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应该是经济发展的目标而不是经济发展的手段，人为地提升厂商所面临的要素投入结构以迎合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只能使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并因此引发一连串的经济问题。因此，考虑到研发技术和引进技术的成本，发展中国家在遵循由自己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时，技术变迁应该是循序渐进的，没有必要研发或引进发达国家最先进的技术。

随着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也会随着提升，同时，自主的研发相对于技术引进来说重要性也变得越来越大。总之，发展中国家要以最快的速度来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就必须向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并按照本国的资源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从发达国家引进适宜的技术。只有这样，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速度才能超过发达国家的技术变迁速度，并最终实现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和人均收入收敛到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和人均收入。

Acemoglu, Aghion和Zilibotti（2006）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首先模仿发达国家的现行技术，而后进行创新发明，那么发展中国家就有可能向发达国家收敛。如果发展中国家在模仿技术的阶段形成利益集团，那么利益集团就可能阻碍或延缓从模仿技术向技术创新的转变进程，从而就无法实现向发达国家的经济收敛。

而樊纲（1998）从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理论来看，发展中国家应该充分利用以适用技术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来取得国际贸易分工前提下的经济效益，进而谋取国家的发展。黄梅波和陈同辉（2006）通过对拉美国家和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采用不同“技术选择”战略的经济绩效分析，认为采用“适宜技术”的技术选择战略的优势体现在：一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缩小贫富差距；二是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高；三是增强国际竞争力；四是有助于适宜技术的动态升级。而采用非适宜技术发展战略的国家经济偏离最优的经济增长路径，这主要体现在：一是较高的进出口关税；二是工业发展落后；三是人民生活无法改善，贫富分化严重；四是拖欠大量外债。

纵观国内外已有的关于技术选择的文献，可以发现国外关于技术选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层面的技术选择及其与经济增长、人均收入以及要素禀赋结构的相互作用关系，技术的多样性和异质性，要素相对投入价格和产业结构等对技术选择的影响等。国内的学者主要集中于技术选择的标准与方法、国家或区域的关键技术选择、产业技术选择策略、技术选择与经济增长以及技术体系、技术环境与技术选择等几个方面。因而，国内学者都注意到技术与其所属的环境之间存在重要影响，但是未进行过系统、专门的研究，已有的研究不甚系统、全面。他们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技术变迁的速度，而极少关注新技术引入的方向、技术选择策略、引入技术的经济体系结构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并且已有文献研究多是从选择技术的“结果”评价来对技术进行选择的。事实上，技术是内生于一定的要素禀赋结构和技术结构当中的，技术选择策略必须与上述因素的结构、价格等相匹配，因而，从理论上看，已有的技术选择方法存在一定缺陷，应该从技术选择的制约因素等“原因”角度考虑技术选择问题。

（3）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对国外相关学科经济理论了解的逐步深入，我国技术经济学界加快了对西方经济学中与本学科相关理论与方法的引进步伐，技术经济学著作中开始出现技术进步的专题，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逐渐成为我国技术经济学关注的主题之一。

1986年，徐寿波在其著作《技术经济学》中提出技术经济的矛盾统一原理，说明了技术和经济存在着互相统一、互相矛盾并互相发展变化的关系。分析科学技术进步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指出科学技术进步包括两大方面因素。一是自然科学技术进步因素，包括10个方面的内容，即采用新技术、采用新设备、采用新仪表、采用新工艺、采用新原料、采用新材料、采用新能源、采用新产品、采用新设计和采用新方案；二是社会科学方面技术进步因素，包括10个方面的内容，即采用新的方针政策、采用新的法制、采用新的管理体制、采用新的管理方法、采用新的政治思想工作、采用新的经济措施、采用新的行政措施、采用新的规划和计划、采用新的设计和采用新的方案。

1987年，李纯波发表了《技术经济学原理》一文，指出技术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原理。这一原理认为，对任何经济区域或经济单位，在确定一切经济技术开发方向时，技术与经济的关系有如下规律：各地区资源条件、时间的不平衡，以及产品需求目标的不平衡，决定了技术开发方向。因此，能否以特定的技术开发方向去平衡上述一系列不平衡，是决定经济发展速度与获得经济发展不同效果的关键。

20世纪80年代末期，王志孟提出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能动性作用理论、技术的适宜性和条件性原理、系统内技术经济诸因素相互协调与匹配原理和技术手段的替代性原理。

20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开始对技术进步的含义、特征、类型、结构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进行定量研究。这一时期，对技术进步问题的定量研究主要是介绍国外的技术进步理论和方法，并应用和改进这些理论和方法。也有学者对科技进步的速度、科技进步与产业结构变化的关系问题进行研究。国家计委办公厅1984年7月26日在《印发〈关于经济增长中科学技术的计算方法〉的通知》中，提出了科技进步作用的两种计算方法：即采用“劳动生产率”与“增长速度方程”进行计算。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在其完成的国家科委重点招标课题“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变化研究”中，运用技术进步理论和模型方法对科技进步与产业结构变化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4）技术进步的测算。生产率分析是探求增长源泉的主要工具，同时也是确定增长质量的主要方法。自“二战”以后，国际上生产率研究的重点从偏要素生产率转向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又称为广义技术进步，包含了产业技术的进步、宏观和微观管理水平的提高等广泛的内容，因此也是表示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

关于技术进步作用的测算，目前世界上流行的有关生产率测度的方法主要有两大类：参数方法与非参数方法。参数方法包括索洛余值法、隐性变量法和前沿生产函数法等；非参数方法包括Malmquist指数方法和HMB指数方法等。测量总量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主要采用参数方法，其中索洛余值和超越对数方法是经常采用的方法。设定总量生产函数的形式主要有三种：总量生产函数、生产可能性前沿、行业加总函数。目前，地区和行业的生产率测算主要运用非参数方法。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已经证明，经济增长的来源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主要包括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的增加；二是技术进步，又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技术进步包括生产要素质量的变化、知识的进展、资源配置的改善、管理水平的提高、规模经济以及其他因素。

生产率分析是探求增长源泉的主要工具，也是测度、标志增长质量的重要方法。中国对于生产率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我国的生产率研究主要局限于劳动生产率。改革开放以后，通过引进和学习国外的研究成果，国内也逐步加强了对中国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研究。1983年，《经济学译丛》刊登了美国学者杰罗姆·马克的文章《生产率的度量》，该文介绍了西方生产率理论并提到了生产率的“多要素”“全要素”方法。史清琪（1985）首先开展了度量我国技术进步的研究，王积业等探讨了一些地区和行业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问题。胡祖光（1986）对全要素生产率展开了研究。

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史清琪等，1985）; 《技术进步的评价理论与实践》（王积业主编，1986）; 《经济系统的经济效益度量的综合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和探讨》（郑绍濂、胡祖光，1986）;《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四卷）（李京文主编，1986, 1987, 1990）。

2．技术进步理论的快速发展时期（1990～1999年）

（1）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1993年，许质武发表文章，通过阐明技术进步的模式、形式和方式，技术发展变化规律，技术寿命周期理论，技术研究与开发、创新、扩散理论，技术进步动力和约束机制等，阐述技术进步原理。1995年，郑友敬在《技术经济学的发展回顾与趋势展望》中指出，对技术进步理论的研究，应包括技术进步的内涵、系统规律及其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定量分析，技术进步发展战略，依靠技术进步发展经济、改造现有企业的措施等。1996年，赵树宽、赵英才撰文讨论了技术与经济相关性原理、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原理，以及技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原理。

这一时期引进的西方技术进步的观点主要是有关技术溢出（Technological Spillover）的观点。

（2）技术溢出。所谓技术溢出通常是指高技术企业、技术领先者对同行企业及其他企业的技术进步产生的积极影响与促进作用。这种影响与促进作用表现在先进技术一旦获得应用，就会带动本行业甚至相关行业的技术变化，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国外对技术溢出理论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初。麦克多加在分析FDI的一般福利效应时，第一次把技术的溢出效应视为FDI的一个重要现象。稍后，科登（Cooden, 1960）和卡维斯（Caves, 1971）分别考察了FDI对最佳关税、产业模式和福利的影响，其中也多次提及溢出效应，实证研究也早有涉及。1974年，Caves检验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Globerman采用加拿大制造业1972年的横截面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FDI技术溢出的效应。李平（1995）发表了两篇关于技术溢出问题的研究文章，从企业间联系的角度分析了技术溢出转移的过程，介绍了泰国经济学家波卡姆关于技术转移阶段划分的观点，该观点认为技术转移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即直接转移、溢出转移、学习促进和生发效应。其中，溢出转移指的是双方通过订货合同建立起来的联系使得接受订货的一方有机会接触订货者的内部信息，从而订货方可能会将自己的技术秘密无意识地转移给接受订货的一方。李平在《日本R&D的多角化和技术的溢出效应》一文中，介绍了格里列彻斯（1979）有关技术溢出途径的观点，即技术溢出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条途径是“物化的溢出效应”；另一条途径是“非物化的溢出效应”。所谓“物化的溢出效应”指的是，其他企业通过研究开发，大大提高了该企业产品的品质和性能，如果另一企业购买了该企业的产品作为中间投入的话，则买方企业就会在事实上享受到卖方企业研究开发的好处；对于买方企业来说，中间产品市场多属于竞争型的，不必担心卖方企业将研究开发的费用全部转嫁到中间产品上来。近年来，我国学者对技术溢出问题展开了更加细致深入的研究，涉及诸如FDI对我国的技术溢出效应、跨国公司对我国的技术溢出效应等问题的实证分析。

这一时期，有关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分析成为重要的议题。多位学者都认识到，从根本上来说，产业的形成、分解和新兴产业的诞生都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历史经验证明，三次产业的依次出现和重点转移以及各次产业内部各个阶段的依次递进，都与科学技术进步密切相关。在现代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次技术革命，都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巨大变化。

而且，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技术进步通过刺激需求结构、改变就业结构、促使新兴产业出现、改变国际竞争格局等促进产业结构发生变化。技术进步改变产业结构的过程是使产业结构不断合理化、高级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协调发展，从而使得宏观结构效益和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傅道臣（1994）以一般经济系统为对象进行分析，把取得的定量关系应用于工业经济系统的实际来考察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与变革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作用。

（3）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测算。包括对中国资本的估算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①我国经济学家对中国资本估算的方法。在生产率增长率测度中，资本投入采用资本存量。之所以用资本存量是因为本年的产出，是由过去积累的资本与本年投资共同贡献的。美国哈佛大学乔根森教授，把资本按资产所有制形式、资产的用途和资产的种类交叉分类，经过复杂的计算后测量资本投入的数量增长和质量的变化，以此来测度资本投入的数量和质量分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我国资本存量的定义主要有三种：固定资产原值加上流动资产净值就是资本存量；固定资产原值或固定资产净值就是资本存量；固定资产净值加上流动资金就是资本存量。我国资本估算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业资本估算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方法。

一是张军扩对资本总量的估算方法。该方法分为四个步骤。首先，以美国经济学家帕金斯对中国1952年资本总量估算为依据，将1952年的资本总量确定为2000亿元人民币；其次，用各年的净积累额代替各年的净投资额，并以积累额指数加以调整，由此得出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各年的净投资额；再次，先估算出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系数，然后根据时滞系数与相应投资的乘数之和，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最后，以1952年的资本总量为基础，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当年的资本增量，求得各年的资本总量。

二是郑玉歆、罗斯基等对工业固定资产的估算方法。他们将新增固定资产分为建筑安装、设备购置和其他三个部分。建筑安装的价格指数是由厂房单位平方米造价的统计数据估计的，设备购置的价格指数采用机械工业总产值的价格指数（现价计算的总产值和不变价计算的总产值之比），其他的价格指数估算是根据假设条件：其他部分在投资中的比重增加是由于价格变动引起的。将这三部分价格指数按它们在投资中的比重加权求和，便得到工业固定资产的价格指数。然后用该指数去折算住宅部分的新增固定资产以扣除非生产性部分，最后得到按不变价计算的新增工业固定资产。将基期（1980年）的固定资产与新增的固定资产累计相加就得到了按不变价计算的固定资产原值。

三是郭克莎对工业资本的估算方法。他也将新增固定资产分为建筑安装工程、设备购置（工具器具购置）和其他费用三个部分。由于其他费用的比重较小，他又将其分解纳入前两个部分。建筑安装工程部分的价格指数用建筑业的国民生产总值紧缩指数代替，设备购置（工具器具购置）部分的价格指数用重工业总产值的紧缩指数代替。然后将上述两个价格指数进行加权平均得出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再按照非生产性的比重扣除非生产性的固定资产。最后得到按不变价计算的新增工业固定资产。将基期的固定资产与新增的固定资产累计相加就得到了按不变价计算的固定资产原值。

郭克莎同时也对流动资金的价格指数进行了估算，他将工业流动资金分为企业的储备资金、生产资金、成品资金以及超储蓄积压物资和待处理流动资产损失5部分。他认为可根据轻重工业上述5个部分的实物构成特点，以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重工业总产值紧缩指数、轻工业紧缩指数和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的算术平均数代替轻工业流动资金的价格指数；重工业流动资金价格指数可用2/3重工业总产值紧缩指数加1/3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来代替。全部工业流动资金的价格指数可根据轻重工业流动资金的价格指数及其权重求出。

四是李京文等的交叉分类估算资本存量的方法。他们将资本存量定义为固定资产净值加上流动资金。然后将中国的34个行业8年（1981～1987年）中每一年的资本存量按资产的所有制形式、资产的用途和资产的种类进行交叉分类。他们对资本存量的估算采用净值，一律按年限平均折旧法，按照过去的折旧率提取折旧后得到的净值，而不是依照实际相对效率的减少来进行。首先按照设备和建筑的所有资产种类估计其折旧率，根据每个行业拥有的各类资产比重，对相应的资产折旧率进行加权，得到行业的设备和建筑的经济折旧率。然后分别使用直线法和几何法来估计行业水平上的资本存量。他们将得到的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数据取一阶差分，得到1981～1987年各年现价的原值和净值增量，再进行价格处理换算为可比价（1980年不变价）。在此基础上对原值增量进行折旧来修正净值增量数据。再将修正后的净值增量数据分别加到1980年资本存量上（假定1980年固定资产净值加上当年存货的初始存量），并加上相应年份可比价的存货投资，即得到各年可比价的交叉分类的资本存量。

②全要素生产率。关于生产率的研究可以说是技术经济学领域内一项重要的研究内容，20世纪80年代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还比较少，进入90年代，中国学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才逐步走向深入。

陈宽（1988）和谢千里、罗斯基、郑玉歆（1992, 1995）等对中国的工业生产率进行了研究，得出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工业生产率对经济增长发挥了重大作用的结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京文等经济学者与美国的乔根森和日本的黑田昌裕等人合作主编的《生产率与中美日经济增长研究》（1993）选取了比较先进的乔根森方法，分析比较了中、美、日三国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继中、美、日三国生产率研究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京文、钟学义等学者在吸收国内外生产率研究的基础上，对生产率的内涵进行了全新的“内生化”解释，发展了生产率的新概念，对资本和劳动投入的测量方法进行了改进，并从总量层次上对1953～1995年的生产率进行了测算。

这一时期，国外已将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不断细化，中国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已有的研究多是针对全国少数几个行业或特定所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采用的方法大多是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也有部分学者对单个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研究，对各省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研究。

这一时期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生产率与中美日经济增长研究》（李京文、乔根森、郑友敬、黑田昌裕，1993）、《体制转换中的中国工业生产率》（郑玉歆、罗斯基，1993）、《技术创新》（傅家骥，1992）、 《技术创新经济学》（柳卸林，1993）、《技术进步经济学——中外技术创新比较研究》（王海山，1993）、《技术进步跟踪观测系统研究》（郑友敬主编，1994）、 《技术进步系统论》（刘满强，1994）、《科技富国论》（李京文，1995）、《技术创新国家系统的改革与重组》（齐建国等，1995）、《中国生产率分析前沿》（李京文、钟学义主编，1998）、《知识经济与国家创新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1998）、《论技术进步》（郭军主编，1999）等。

3．技术进步理论应用发展时期（2000～2009年）

（1）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钟学义等（2006）对技术经济学科中运用的技术进步的概念进行了深化。他们认为，除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增加使经济产出量增长之外，其他使经济增长的所有因素均为技术进步。很明显，经济学中研究的技术进步的内涵，比传统意义上技术进步的内涵有更丰富的内容。比如，市场的扩大、交易费用降低、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这些并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却能够带来经济增长的因素，都是技术进步。在经济学研究领域里，是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来描述技术进步的，这正是表明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技术进步一词都是指经济学意义上的技术进步，其内涵要比“技术的进步”丰富得多。

这一时期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主要集中在两者关系的机理研究上。刘彬、王汀汀（2006）的《研发投入、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运用R&D驱动的内生增长模型解释了为何研发投入的稳定增长没有像其他模型一样导致任何经济增长率的提升。皮建才（2006）建立了将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统一的经济增长模型。崔鑫生（2008）的《专利表征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文献综述》指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自主研发和技术扩散（技术外溢）是技术进步的两种主要形式，这两种形式的技术进步都会引起经济的扩张。虽然对以专利为表征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结果不一致，但国内外的研究学者基本上是认同以专利为表征的技术进步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只不过对其影响的力度、途径和机制持有不同的观点。

杜春亭（2000）指出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变化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新兴产业的产生、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对落后产业的淘汰。推动产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应遵循相应的技术原则和技术标准。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促进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变化有着深刻的影响；二是技术进步极大地推动着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三是技术进步必然会引起产业组织结构创新。

钟学义（2008）运用投入产出方法，建立了产业结构变化数量分析理论模型，并对1987～2002年的科技进步与产业结构变化的规律性进行了实证分析。

（2）主要引进的技术理论——技术能力。关于技术能力的研究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者从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发展问题开始并逐步兴起的。“技术能力”最初是由Stewart提出和定义的，他认为技术能力是一种自主地做出技术选择、采用和改进所选的技术和产品，并最终内生地创造出新技术的能力。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国家技术能力）和微观（企业技术能力）两个方面。产业集群技术能力是介于宏观技术能力和微观技术能力之间的中观技术能力，目前所进行的研究较少，但是随着技术能力理论的发展和成熟，以及产业集群研究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正尝试将技术能力的概念加以拓展，并将其应用到中观层面特别是产业集群的研究中来。

魏江等（2003）认为，技术能力是以集群学习为基础，以支持集群创新能力提高为目的，嵌入在集群创新系统内部人力资源要素、信息要素、固定性资产要素和成员组织要素中的所有内化知识存量的总和。鲁开根（2004）则认为，产业集群核心能力指集群内企业组织和相关机构在社会网络体系中对学习能力、知识积累、社会资本、整合能力、创新能力的有机融合所产生的一种特殊能力。

Caniels（2001）认为，产业集群的能力是基于集群效率的企业技术能力。魏江等人（1995）研究了企业技术能力评价体系，构成要素包括人的因素、生产设备和测试手段、组织协调与权变能力、信息情报能力、产品高科技含量以及企业申请的专利数和发表的论文数6个方面。张帆（2006）构建了产业集群技术能力度量模型，该模型是建立在其研究的二元构架模型基础上的，他认为产业集群技术能力的评价要素由企业、集群组织和构架机制三部分组成，并对浙江省产业集群技术能力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合上述观点，产业集群技术能力是以集群企业技术能力为依托的、服务于集群创新绩效的、对集群内各种资源综合运用的能力。这种能力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产业集群技术能力是以集群企业为依托的，也就是说产业集群技术能力离开了集群企业这一主体就不复存在，其归属具有个体性；第二，产业集群技术能力不是集群企业技术能力的简单相加，而是通过一种连接机制作用之后产生的一个整体效应；第三，产业集群技术能力是以集群创新绩效来体现的。集群之间的差异不在于单个企业的创新实力，而是集群作为一个整体呈现的创新能力的不同。

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有《21世纪的中国技术创新系统》（柳卸林、吴贵生、史清琪等，2000）、《技术进步机理与数量分析方法》（肖耀球等，2002）、《中国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途径与选择》（陈辉、徐根兴，2006）、《现代循环经济理论与运行机制》（齐建国，2006）、《技术进步规律性研究》（钟学义、陈平主编，2008）、《国家创新体系发展报告2008》（“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战略”研究组，2008）。

（3）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测算。进入21世纪，有关技术进步贡献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上。学者们对于下列问题有较大的争论：一是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改革开放后时期有多大的作用？二是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近年来是否下降？最近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生产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上两个问题上，许多学者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结论差异较大，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持乐观的态度，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的增长作用显著，并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另一类持怀疑的态度，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的增长作用是暂时的，而且处于下降的趋势。

①有关总量全要素生产率和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前沿。大多数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有了显著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逐步提高的。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以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计算结果为36.2%（李京文，1998）。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是中国经济在这一时期主要的增长来源。根据赵国庆（2005）采用索洛余值法的研究表明，1978～2002年，中国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40%。樊纲（2004）采用索洛余值法，通过对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表现的测度分析，得出1982～1999年，中国46%～49%的GDP增长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出现逐年下降的情况。若将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分阶段来考察，可以明显地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全生产率增长出现了下降趋势。郭庆旺、贾俊雪（2005）采用索洛余值法、隐性变量法和潜在的产出法分别测算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1979～1993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呈现涨跌互现的波动情形，且波动较剧烈；1993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则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直到2000年，这种趋势才得以缓解，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呈现逐年攀升的势头。中国1979～2004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0.891%，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46%。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的主要原因在于，技术进步偏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0.13%），以及经济生产能力利用水平与技术效率低下，资源配置不尽合理。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国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90.54%，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要素投入的增长，是一种典型的投入型增长方式。

刘丹鹤等（2009）的《技术进步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分析（1978～2007）》利用中国1978～2007年的数据，运用增长核算方法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着重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角度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自要素投入增长；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小；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是2.57%，并在2000年以后增幅有所回落。

孙琳琳、任若恩（2005）对中国1981～2000年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行了分析。在产业水平上，他们将每种资产的财产所得作为每种资产的权重，通过加总不同资产类型的资本存量估算了资本投入指数。同时，他们运用劳动报酬的比重将每组劳动力的工作小时数加总来反映劳动质量。在这一研究中，应用KLEMS框架估价在产业水平上的经济效果，并在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分析的基础上，考察部门的国际竞争力。

他们认为，中国强劲的增长和中国融入国际贸易等已经使研究的关注点转移到部门的国际竞争力上。而对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转向部门的国际竞争力，并在部门水平上量化经济增长的来源。他们在估算与投入产出表相一致的资本投入指数、劳动投入指数和中间投入指数的基础上，估算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他们建立的总量函数分析的结果表明，在整个1981～2000年期间资本投入的贡献是增加值增长中最重要的来源。

为了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他们定量分析了资本、劳动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资本投入贡献、劳动投入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之和应等于产出增长率。他们把1981～2002年分成了4个经济周期：1981～1984年、1984～1988年、1988～1994年、1994～2002年。从1981～2002年整个时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主要的来源是资本投入。1984～1988年、1988～1994年和1994～2002年三个时期资本投入都是首要的经济增长来源，1981～1984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首要的经济增长来源。从1981～2002年整个区间来看，资本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49%，而劳动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6%，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5%。总体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投入增长特别是资本投入增长推动的。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伴随明显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属于主要由投入推动的经济增长。资本投入的贡献可以表示为资本投入数量贡献和资本投入质量贡献之和。中国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来自资本数量的增加，资本投入质量改善对经济增长并没有做出太多的贡献。

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龚飞鸿、刘满强等在《中国经济增长与生产率发展报告》中对1981～2005年的中国生产率增长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达到63.33%，其中，资本投入增长的贡献占50.76%，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占36.67%，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只占12.57%。其后，应用生产函数法，测算了1981～2006年29个产业部门增长与生产率研究，并对1987～2006年近20年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源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的产出较高，但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中间投入都是比较低的。

②有关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前沿。国内的少数学者对中国的地区生产率进行了分析。蔡金续（2001）通过测算综合要素生产率，将劳动生产率与资金生产率指标进行统一，综合反映各地区的工业生产率水平，并据此进行评价和分析。结果表明，1995～1998年，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有大幅度提高；资金生产率逐年下降，综合要素生产率呈缓慢上升趋势。在三大地带中，东部、中部地区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而西部地区生产率水平有下降趋势，且与东、中部地区差距越来越大。

叶裕民（2002）在对索洛经济增长核算模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政府统计部门国民经济核算的新成果，对全国及各省区市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并得出以下结论：一是经济结构的显著变动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二是我国的经济增长是属于资本和技术双推动型的；三是资本深化速度的差异是东、中、西部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

邓翔、李建平（2004）通过对地区的生产率进行修正，测算了地区的要素投入和要素投入份额，并利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方法对地区的生产率进行测算。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地区经济增长与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密切相关。

郑京海和胡鞍钢（2004）通过对省际全要素生产率及其组成部分的测算，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两个不同的方面来考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性质和近几年来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在1978～1995年经历了一个全要素生产率高增长期（为4.6%），而在1996～2001年出现低增长期（为0.6%）。其变化的具体特征为：技术进步速度减慢，技术效率有所下降。该文还指出，如果仅以GDP、资本存量和就业人数增长率的数据并采用索洛增长核算公式（取资本权数为0.6，就业权数为0.4）来估算生产率的增长，那么1995～2001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64%，即仅占GDP年均增长率的7.8%。1978～1995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3.16%，占GDP增长率的33.6%。显示这两个时期生产率增长有巨大差别。

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龚飞鸿、刘满强等在《中国经济增长与生产率发展报告》中对中国1980～2007年各地区的生产率进行测算，结果表明从6个经济区来看，华东和中南地区（13个省市）的贡献合计是63.91%；从三大区域来看，东部地区12省市的贡献率合计是60.29%。国家经济的发展更多依赖东部地区的发展。

从以上的研究成果综述中，可以看到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总体趋势上大体近似，但具体比例上有所差异，其差异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时，学者对数据采集和参数选取有所不同；第二，投入和产出的计量方法有所差异；第三，价值的计算依据不同；第四，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中不但包括了所有没有识别的增长因素，而且包括了概念上和度量上的全部误差。

经过20世纪80～90年代20年的发展，到21世纪前10年的发展，我国的技术进步及其贡献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在广大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可以说技术进步理论已经发展为由众多技术经济理论分支构成的规模庞大的理论体系。

（二）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基础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基础是上述技术进步相关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社会主义增长理论。

西方的经济增长理论经过300年的发展，逐渐从劳动决定论，经由资本决定论向技术决定论演进，经过了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至新经济理论的发展。

1．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以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学派首先将储蓄率或投资率看作外生变量，把产出-资本比率看作内生变量；其次对哈罗德的生产技术提出了批评，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型的新古典假设。索洛于1956年在其著名论文《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中指出，哈罗德问题的关键在于假设生产技术是固定投入要素比例的生产函数。这一假设表明资本和劳动是不可替代的生产要素，索洛通过放松这一假设建立了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为了对长期经济增长的现实做出理论解释，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进一步将外生技术进步引入新古典生产函数，这一改进克服了收益递减的困难，使经济社会的人均收入能够保持长期增长。这个方法既解决了哈罗德的不稳定性问题，也给出了长期增长的一种模型解释。收益递减规律意味着长期稳定增长率完全独立于储蓄-投资额，若计划提高或降低投资率的封闭经济，将造成增长率的上下波动，但波动是暂时的，增长率将最终恢复到它的长期值。这个增长率是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之和。投资持续变化的持久效果仅仅在于影响稳定状态的产出水平，要想增加人均收入的增长率是不容易的，甚至是不可能的，除非技术进步可以任意改变。

2．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理论

1957年，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索洛首先试图估计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美国1909～1949年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肯德里克、丹尼森、库兹涅茨等人进一步对经济增长因素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罗伯特·索洛等人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对资本决定论提出了挑战。20世纪60年代初，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终于突破了只有厂房、机器、存货等有形物质才是资本的传统观念。以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为代表，建立了一个增长来源的分析和估算体系。他认为增长因素有五个方面：一是劳动力在数量上的增加和质量上的提高；二是资本在数量上的增加；三是资源配置的改善；四是扩大规模的节约；五是技术进步（即知识）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前二者属于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长，后三者属于生产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丹尼森在对9个工业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后，也发现要素投入增加的贡献只占1/3，有将近2/3来自要素投入增加以外的因素，其中主要是技术进步。这证实和巩固了索洛的观点。这些模型强调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故被称为“技术进步决定论”。舒尔茨在对一些国家经济所做的实证分析中发现：经济发展中资本-劳动比率长期呈下降趋势；国民收入增长快于土地、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长；工人实际工资大幅度增长。1973年，哈比森在《作为国家财富的人力资源》一书中对人力资本的作用做了如下的概括：人力资源“构成了一个国家财富的最终基础，资本和自然资源都是生产中的被动因素，只有人是生产中的主动因素。人积累资本、开发资源、组成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组织，推动民族的发展。显然，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增进本国人民的知识和技能，并在本国经济中加以有效利用，那么，它就不可能在其他方面有任何进展”。

1984年，从徐寿波所著《技术经济学概论》的第二篇第八章“技术方案的经济衡量标准及其公式”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当论及“技术方案的社会劳动消耗量”时，已经触及“生产要素理论”。徐寿波指出：“一般说来，任何技术方案的社会实践都必须具有以下三个基本条件：即从事劳动的人（包括工人、技术员、管理人员等）、从事劳动所必需的劳动装备和工具（如工厂、机器、设备仪表、工具等）和劳动对象（如原料、材料、燃料、种子、饲料、资源、土地等）。”这段论述表明，当时技术经济学的研究是在“生产要素三元论”的指导下进行的，所谓“生产要素三元论”指的是将劳动力、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视为基本的生产要素。徐寿波这一观点的实质是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理论。

3．新经济增长理论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卢卡斯及其追随者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重新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主要内容的论文，探讨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可能前景，重新激发了人们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兴趣，掀起了一股“新增长理论”（或称内生增长理论）研究的浪潮。新增长理论的突出之处是强调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技术变化、人口增长），而是经济体系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变化）的产物，重视对知识外溢、“边干边学”、人力资本积累、研究与开发、递增收益、开放经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以及垄断化等问题的研究，重新阐释了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的广泛而持久的跨国差异，对国际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实践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熊彼特增长理论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熊彼特是一个很特殊的经济学家，他既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又推崇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庞巴维克和瓦尔拉，从而形成了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又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熊彼特经济学。

4．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

马克思并没有在严格的意义上使用“经济增长”这一概念。所有经济增长的含义在马克思那里都是用“扩大再生产”的概念来表述的。马克思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包括三个部分：资本积累的规律；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利润率下降的趋势。

卡莱茨基1967年出版了他的《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导论》一书，阐述了他的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思想和理论体系。卡莱茨基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区分为自然增长率和实际经济增长率。他认为，自然增长率是由外生变量决定的增长率，外生变量主要是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和劳动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实际经济增长率则是由内生变量决定的经济增长率。

卡莱茨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是物质生产过程中三种效应——投资效应、损耗效应和改进效应的混合结果。他进一步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率还存在一个由外生变量规定的最高限，它决定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劳动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投资率和其他内生变量决定的实际增长率，不可能突破技术进步和人口自然增长所规定的界限。实际增长率达到自然增长率水平，表示技术进步、自然增长的劳动人口得到充分利用。事实上，社会在达到增长的自然界限之前，会遇到种种限制。这些限制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积累与消费的矛盾，高积累率和高投资以低消费为代价，会遇到社会消费者的抵制；二是劳动力供给的限制，劳动力资源相对较高经济增长率的需要显得不足，这在苏联和前东欧国家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三是随着增长率的提高，因国内需求增加而使出口减少、进口增多，这导致国际贸易状况的恶化，也会限制经济增长。

卡莱茨基认为可以从以下途径提高经济增长率：一是提高资本集约化程度，即提高投资系数；二是缩短设备生命周期，加速折旧与更新，即提高折旧系数；三是提高现有生产能力利用率，即提高改善系数。

综上所述，无论马克思理论还是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都体现了人类对于经济增长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演进、不断深化的过程。300多年来，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一条由“物”到“人”、由外生增长到内生增长的演进道路。从斯密重视分工、李嘉图重视资本积累、约翰·穆勒重视合作和规模经济到熊彼特重视创新，这些思想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经济增长的实际。每一种观点都是西方以至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从确立劳动在经济增长中的特殊地位到崇尚物质资本积累的资本决定论，从重视技术进步的作用到强调以人的素质为中心的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清晰地勾勒出一条人类在迈向工业化的进程中对经济增长源泉的认识渐趋深化的发展轨迹。

五 技术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理论基础

（一）中国创新体系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阶段

从实践上，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创新型国家建设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1．国家创新体系起步发展阶段（1978～1995年）

这一阶段的主要表现是探索国家创新系统的发展模式和创新政策，出台了改革政策和措施。

在这一时期，创新模式主要是计划主导模式，即设立国家科技计划，在国家科技计划中引入竞争机制。通过改革拨款制度、培育和发展技术市场等措施，科研机构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活力不断增强，科研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进程不断加快，这一切都加速了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国家科研经费大多以国家科技计划的形式出现，政府工作人员管理科研经费的配置。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计划：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高技术发展计划（“863”计划）、火炬计划、星火计划、重大成果推广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攀登计划等科技计划。与此同时，为迎接世界高新技术革命浪潮，中国也像许多国家一样兴办了许多科技园区。自1985年7月中国第一个高科技园区“深圳科学工业区”成立以来，中国已建立国家级高新技术园区53个，总面积达676.16平方公里。此外，还有省、市级高新技术园区或经济开发区70多个。

国内的国家创新体系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2年，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意〕G．多西等合编的《技术进步与经济理论》一书，首次将国家创新体系概念引入中国。

2．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形成阶段（1995～2006年）

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是确立了市场经济的目标，进行企业制度和产权制度的改革，突出了企业技术创新模式，强化了企业的创新功能。宏观管理体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政府重大科技计划逐步由科技和经济主管部门联合制定，出现了新的参与对象，如国家工程中心、生产力促进中心等，加快了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市场化。1995年，国家启动了“科教兴国”战略。1996年，国家决定启动技术创新工程，重点是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1997年底，中国科学院向中央提交的《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揭开了国内对国家创新体系研究的序幕。柳卸林（1998）的《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现状问题与发展趋势》、柳卸林和石定寰（1999）的《国家创新体系现状与未来》、柳卸林（1998）的《国家创新体系的引入及其对中国的意义》、中国科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的《完善和发展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和名为《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与实践》的专著、冯之浚和罗伟（1999）主编的《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与政策汇编》以及李正风和曾国屏（1999）主编的《中国创新系统研究：技术、制度与知识》都是我国学者有关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文献。

1998年6月，国务院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的汇报提纲，决定由中国科学院先行启动知识创新工程，作为国家创新体系试点。

3．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阶段（2006年至今）

胡锦涛于2006年1月9日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宣布中国未来15年科技发展的目标：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2006年6月6日，胡锦涛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党中央、国务院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在2006年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温家宝明确提出了“努力将我国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国家”的历史性命题。

2006年2月，国务院印发《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若干配套政策》（国发〔2006〕6号）。从增加科技投入、加强税收激励、加强金融支持、利用政府采购扶持自主创新、支持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创造和保护知识产权、加快创新人才队伍培养和建设、发挥教育与科普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建设科技创新基地与平台、加强统筹协调十个方面提出了创新政策框架，共60条基本政策措施。近两年来，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正在结合实际，陆续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把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政策落到实处。2007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为推进全社会科技进步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和制度基础，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奋斗目标。

创新型国家实质上是一种国家的发展方式，同时也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以及创新能力的状况。目前对于创新型国家内涵、特征及其测度方面都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更多是从国家创新能力、创新绩效、国家创新体系等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创新型国家。

目前，我国学者的理论研究基本上是沿着弗里曼和纳尔逊的思路展开的，但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都比较薄弱，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的发展。

（二）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型国家的理论基础

西方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已形成新古典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制度创新学派和国家创新系统学派四大理论学派。这些创新理论是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型国家的理论基础。

1．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熊彼特的整个经济理论体系都是以创新为核心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及其变化规律的，他从经济运动的内部去寻找推动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的深厚基础和本质动因，强调创新活动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导作用，他将经济理论的逻辑分析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结合起来，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进行了实证性的动态考察。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处在不断运动、变化、发展之中，其本质特征就是运动和发展，是某种破坏均衡而又恢复均衡的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这种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力量就是“创新”。熊彼特认为：创新的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在创新的持续过程中，具有创新能力和活力的企业蓬勃发展，一批批老企业被淘汰，一批批新企业在崛起，促使生产要素实现优化组合，推动经济不断发展，再加上“创新”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有大小、长短之分，这就形成了发展周期的升降、起伏和波动。

经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近20年的发展，到了21世纪，可以说技术创新理论是由众多理论分支构成的规模庞大的理论体系。在进入21世纪的创新理论研究方面，主要的理论研究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技术创新政策、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技术创新与企业规模的关系、技术创新模式、技术创新扩散、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创新机制、技术创新溢出、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等。

2．国家创新系统理论

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学派以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夫·弗里曼、美国学者理查德·纳尔逊等人为代表，该学派通过对日本、美国等国家或地区创新活动特征的实证分析，认为技术创新不仅仅是企业家的功劳，也不是企业的孤立行为，而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国家创新系统是参与和影响创新资源的配置及其利用效率的行为主体、关系网络和运行机制的综合体系。在这个系统中，企业和其他组织等创新主体，通过国家制度的安排及其相互作用，推动知识的创新、引进、扩散和应用，使整个国家的技术创新取得更好绩效。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侧重分析技术创新与国家经济发展实绩的关系，强调国家专有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政府、企业、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机构等为寻求一系列共同的社会经济目标而建立起来的，将创新作为国家变革和发展的关键动力系统。由此，弗里曼提出了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将创新主体的激励机制与外部环境条件有机地结合起来，并相继发展了区域创新、产业集群创新等概念和分支理论。

国家创新体系的系统研究在西方世界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个从体系的观点来研究创新的新思路。无论是国家层次上的创新，还是区域层次上、产业层次上的创新，都可以看作一个由多种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组成的体系，即创新体系。创新体系首先是在国家层次上展开研究的，即国家创新体系；而后，学者们又在区域层次上对创新体系进行探讨，即区域创新体系。国家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成熟，而产业创新体系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

Lundvall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就开始领导课题小组研究“国家创新体系”。一般认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是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首先提出来的。弗里曼在1987年出版的著作《技术政策与经济业绩：来自日本的经验》和1988年发表的论文《日本：一个新的国家创新体系》中明确地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指存在于公共产业部门和私人产业部门——它们的活动及互动决定着新技术的发起、进口、改进和扩散中的各种制度所构成的网络。弗里曼以国家创新体系的框架，从厂商的R&D组织和生产体系、政府和通产省的作用、教育和培训等几个方面，对日本的经济奇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弗里曼（1995）还从国家创新体系的观点来分析经济强国的兴衰更迭，如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兴衰、德国的兴起、“二战”后日本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

20世纪90年代，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获得重要的成果：Lundvall（1992）主编的《国家创新体系：一种走向创新和交互性学习的理论》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植根于其生产体系之中的，而且认为制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Nelson（1993）主编的《国家创新体系：一个比较研究》以技术变革的存在及其演进特点为切入点，重点放在知识的生产和创新对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上；OECD 1994年启动“国家创新体系研究项目”，对多个国家的创新体系进行大规模的研究，相当于国家创新体系的“普查”，随之发表了一系列报告；Edquist（1997）主编了《创新体系：技术、制度和组织》。Lundvall及其合作者着重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研究，特别强调消费者-生产者关系及“学习”在创新中的重要性。他们指出，学习具有制度根植性，即根植于特定的制度之中。Nelson偏重于历史研究和案例研究，对美、日、英等国家或地区的创新体系进行了深入的案例研究。研究表明，国家创新体系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没有统一的模式可言。Edquist更关注创新与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这些问题在创新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在他们之后，大量的专家学者涉及此项研究，最重要的是1994年OECD开展的国家创新体系研究，对多个国家的创新体系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和研究，随之出版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和国别以及综合性分析报告。但是从总体上来讲，这些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的研究都没有超过Nelson、Lundvall和Freeman的工作范围。

3．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理论

创新型国家的思想就是以创新为主线，系统阐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概念体系，也是近30年来发达国家对其社会经济发展进程进行研究总结而得出的成果，发达国家依靠创新谋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的实践归纳。这种思想方法从更深层次透彻地分析了导致国与国之间经济发展差异的根本原因，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一条依靠不断完善本国创新体系，提高自身创新能力、创新效率以谋求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道路。最重要的是，创新型国家的理论对创新活动的特征及进程进行的深入分析，使得进一步分析国家层面的创新活动效率以及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成为可能。

从学术研究层面来看，值得回顾的研究主要包括波特的国家竞争力理论（包括瑞士洛桑学院和世界经济论坛基于该理论开展的世界竞争力评价工作），以及美国哈佛大学杰佛里·萨克斯教授关于创新型国家的最直接的论述。

杰佛里·萨克斯是第一个提出中国要成为技术创新国家概念的经济学家，他认为按人口平均获取专利数目来说只有20个左右的国家算得上创新型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地区）中包括美国、加拿大、西欧国家、日本、韩国、以色列、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等。这些国家（地区）的所有发明专利加起来占世界总数的99%。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技术引进、吸纳和升级的国家，但还不是创新型的国家，尤其在那些可以为世界提供所需要产品的有关技术方面。中国只有成为一个技术创新的国家，才能真正赶上国外先进水平，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

他认为，一个国家要想成为创新型的国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构建技术创新的科学基础，积极使用现有知识，形成技术创新的规模效应和集聚，形成有利于技术创新的足够大的市场，形成有利于技术创新的体制基础等。

创新型国家一般具备四个条件：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以上；科技进步贡献率在7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低于30%；创新产出高。我国无论是从研发投入、科技进步贡献率，还是对外技术依存度方面来看，都与创新型国家有较大差距。

六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

（一）转变发展方式的理论和实践过程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历史上，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效率是很低的。只是从18世纪60年代特别是19世纪初开始，即在第一次产业革命之后，经济总规模和人均产量才开始持续增长，先是在英国，以后逐渐扩展到美国、法国、比利时、德国，并带动了全世界的经济增长。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和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第三次产业革命更是加快了经济的发展速度。随着三次大的产业革命，一些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转变过程。不过，20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40年代开始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大大加快了世界各国（主要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进程。美国等发达国家从60年代开始至70年代，先后完成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20世纪初，一些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20%，而到20世纪中叶上升到40%左右，70年代达到50%～60%, 80年代达到60%～80%。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利用“二战”后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大好时机，大力推进产业升级和加速企业科技进步，也相继在80年代完成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中国科学发展观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形成，是在长期的发展实践中的经验积累，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发展。早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变到以集约经营为主。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1997年，党的十五大又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党的十六大以来，基于改革的伟大实践，党和国家通过进一步深化认识我国经济发展规律，形成了新时期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科学发展观。十七大明确提出了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内容的进一步转变，指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是中国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进一步深化的重要标志，标志着国家指导经济发展的思路发生了重大飞跃。

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过程中探索出跨越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发展方式，边治理边发展，走速度与效率并重，兼顾当前与长远发展，经济和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模式。

我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技术进步作用的研究较少，而且研究不够深入，但从80年代以来对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这些研究既有定性的描述，也有定量的分析。例如“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生产率与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一系列重大应用经济学课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不仅在一系列理论问题上有所突破，而且对各级政府制定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研究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的影响，以及如何依靠技术进步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进入20世纪90年代，技术经济学者开始关注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问题，这个问题至今仍是一个热点问题。辛坦（1990）的《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指出，经济增长方式是指经济增长的方法与形式，按各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大小可分为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两种，按经济增长依赖于各生产要素数量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可分为外延型和内涵型，另外还可分为粗放型与集约型、速度型与效益型。辛坦在这篇文章中还介绍了几种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方式有关的国外理论模型；指出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存在三种主要方式，即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初期模式、社会主义国家模式和发展中国家模式；最后，他指出，我国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长方式将以外延型、粗放型和劳动密集型为主。此后，很多技术经济学者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判断、经济增长方式衡量指标的设置、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条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障碍与政策、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产业升级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系统研究，取得一些重要成果。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基础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的组合方式和各种要素组合起来推动经济实现增长的方式。简单地说，是指经济增长来源的结构类型。其中最重要的来源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的提高。这实际上也就是意味着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具有核心作用。

1．新经济增长理论

在人类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过程中，人类对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和提高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等有关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的问题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新古典学派的许多经济学家早已注意到了这些问题，甚至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西方经济学者中，以罗默、卢卡斯及其追随者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重新思考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系列以“内生技术进步”为主要内容的学术论文。以罗默的《收益递增和长期增长》和卢卡斯的《论经济发展机制》的论文为标志，掀起了一股“新增长理论”（或称为“内生增长理论”）研究的浪潮，对技术进步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给出了内生化的解释，开拓了研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作用的新思路。90年代以来，有关“新增长理论”的论文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增加，其代表人物除罗默、卢卡斯之外，还有斯科特、格鲁斯曼、赫尔普曼等著名经济学家。他们的研究思路和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他们对内生经济增长的有关问题所持观点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对增长因素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他们大都认为现代经济增长主要由知识积累来推动，内生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新思想、技术发明、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等是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他们突出强调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人口增长等），而是经济系统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进步等）的产物。

2．生产要素理论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也印证了上述论断。大多研究结论表明，科技进步已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的最重要因素，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由外延型增长向内涵型增长转变的核心力量。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已经证明，经济增长的来源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主要包括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的增加；二是科技进步，又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科技进步包括生产要素质量的变化、知识的进展、资源配置的改善、管理水平的提高、规模经济以及其他因素。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对技术进步作用的研究大都停留在定性分析的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几十年里，西方经济学界新古典和新古典综合派的索洛、丹尼森等人相继提出了各自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并用这些理论和模型对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进行实证分析和国际比较，对各类生产要素（资本、劳动、中间投入等）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分解和测算，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推向了更加实用的方面。他们通过定量计算经济增长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现，现代经济增长的各类因素中，技术进步的作用是巨大的。他们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为我们定量分析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的影响和作用，准确把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和途径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方法和工具。

由于科技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各国决策者都非常重视科技进步，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加大了科技、教育的投入，并把科技进步的重点放在企业，从而推动了各国的经济增长。当今世界经济竞争的背后是科学技术的竞争。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也成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国际竞争力、经济效益和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

3．科技进步与产业结构关系理论

科技进步使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革，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从而使宏观结构效益和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

从根本上来说，产业的形成、分解和新兴产业的诞生都是科技进步的结果。从历史上考察，当科技进步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如劳动工具的改善、金属加工技术的发明等）能够使生产能力产生质的变化，使生产方式发生变革，尤其是当某种新技术引起若干产业部门的生产效率产生飞跃时，就会使整个产业社会技术体系发生革命（如三次大的社会分工），从而使产业结构发生急剧变化。历史经验证明，三次产业的依次出现和重点转移以及各次产业内部各个阶段的依次递进，都与科技进步密切相关。在现代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次技术革命，这几次大的技术革命，都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巨大变化。

科技进步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科技进步通过刺激需求结构、改变就业结构、促使新兴产业出现、改变国际竞争格局等促进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例如，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环境中，靠资源优势获胜的机会不断减少，而靠科技进步取胜的机会越来越大，这样就会推动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此外，科技进步也可以改变一个国家（地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特别是对外贸易占国民经济比重较大的国家（地区），其产业结构就会随着竞争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实际上，“二战”之后，科技进步已使国际竞争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一些国家（地区）（如日本、东亚“四小”等）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增加很快，并带动了这些国家（地区）的产业结构发生变化。

科技进步改变产业结构的过程是使产业结构不断合理化、高级化的过程。在技术比较落后的时期，生产力水平较低，产业部门较少，人们主要靠人类自身的体力和自然界发生联系，技术在生产中应用较少，产业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一产业的比重较大。而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可利用越来越先进的机器设备去从事生产实践活动，技术在人类生产活动中应用的密度越来越大，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小。当技术水平高度发展时，生产的高效率使得直接从事生产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少，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又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科技进步使产业结构不断向合理化、高级化发展的这一过程，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协调发展，从而使得宏观结构效益和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

4．马克思主义扩大再生产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这一问题也做过深入研究。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曾经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现实财富的创造力。他写道：“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劳动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马克思在论述实现扩大再生产的主要途径时指出：“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的不断扩大；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又指出：“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内涵上扩大。”在这里，马克思把经济增长的原因科学地归结为或是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或是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即通过改善生产资料的质量（提高技术水平）和劳动者的素质等，提高生产效率。马克思并把扩大再生产分为两种不同类型：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马克思的这些重要论述是我国提出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重要理论依据，并成为指导我们进一步研究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的有关问题的理论基础。

5．发展经济学发展模式的理论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首先在朝着市场经济方向进行探索，先后提出过“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设想，进行探索；而后深刻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之后，用了10年左右时间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在处于完善这一体制的过程中。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它的建立与成长贯穿于中国三种“转轨”交织在一起的“转轨”时期：一是经济体制上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二是经济结构上从“二元经济”转向现代化工业经济；三是增长方式上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特别是转向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础的可持续性型。这三重“转轨”交织在一起，要在短短数十年内完成发达国家过去200年才完成的事，其复杂性、艰巨性可想而知。我国在转轨时期所面临的问题，是发达国家过去未曾遇到或经历过的，也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所从未研究过的。

我国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进行工业化的，我国工业化虽比发达国家晚了200年，但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并总结出一系列宝贵经验。例如，资本和资源短缺的中国提出“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总战略，以迎接国际产业转移；还总结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此外，中国还坚决摒弃西方国家过去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而是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据此倡导“资源节约型经济”“环境友好型经济”“循环经济”。这些发展方式都浓浓地凝聚了“中国特色”，都是中国国情和中国人智慧及创造性的结晶。社会主义在发展中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保护资源、环境的关系。在谋划未来的发展时，既要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又要统筹考虑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的需要。而资源与环境的有效保护，可以促进经济的持续有效发展。尤其是在制订考核指标体系时，应突出资源合理开发与保护、环境保护与治理的要求。绿色化、低碳化发展和循环经济成为迫在眉睫的科技创新主题。

科学发展观在发展模式上完善了发展经济学。由于科学发展观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因而克服了以往发展观在发展途径、方式上的片面性缺陷，提出了完整的统筹兼顾发展模式，实行“五个统筹”，做到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地区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实质就是加快城市化进程，逐步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保持比较发达地区快速发展的强劲势头和扶持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东部的持续发展和中西部的跨越式发展，最终实现地区共同发展；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努力提高全体人民的各项福利；维持人口的适度增长、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完善涉外经济体制，实现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的对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努力实现中国经济的全面振兴。这无疑充实了发展经济学发展模式的理论。

七 技术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和学科属性定位

（一）技术经济学科发展阶段的判断

1．库恩学科理论方式的发展规律

库恩认为，科学发展的模式就是由一个常规科学传统转变到另一个常规科学传统，两个传统之间则存在一个插曲——非常科学或科学革命，这一插曲是科学进步的中断。基于这一观点，库恩将一门科学的发展历程描述为以下几个时期。

（1）原始科学时期：各个学派相互争执，争论的焦点是理论的基本思想或基本原则，这一时期该门科学正常的研究方式只能是批判方式而不是解决疑难方式。

（2）常规科学时期：由于某一显著的科学成就形成了统一的范式和解决疑难的传统，这门科学达到成熟，进入常规科学时期。常规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目的是阐明和发展一个范式，研究方式是解决疑难方式。

（3）“革命”科学时期：如果一个范式不再充分地支持一个解决疑难的传统，人们开始纷纷对原有范式表示不满，批判方式再次成为正常的研究方式。

（4）新的常规科学时期危机过去了，范式的选择问题得以解决，出现了新的、被普遍接受的范式。

库恩以上关于范式、共同体以及科学发展模式的论述主要是针对自然科学研究而言的，但无疑对社会科学也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2．技术经济学发展的阶段判断

从技术经济学基本范畴、研究对象、理论基础等几个方面入手加以考察，初步结论是技术经济学目前仍处在发展和调整时期。目前技术经济学还没有形成一个占统治地位的范式。技术经济学目前还不是一门成熟的经济学科，尚处于发展阶段。从表面上看，技术经济学似乎已经进入成熟期，但这仅仅是一种表象，并没有成为库恩所说的成熟科学。

（二）中国和西方技术经济研究的核心

我国技术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是基于对忽视技术发展的经济规律的批判，而西方学者发起的技术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Technology）是基于对当代主流经济学忽视技术要素，难以解释当代经济增长的反思。古典经济学以劳动产品的交换促进社会分工，社会分工促进技术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来解释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积累，因此技术一直是古典经济学研究的中心环节。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卡尔·马克思都十分重视对技术的研究。西方一批经济学家认为，作为当代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忽视技术与经济的互动作用，在各种经济学分析中，只把技术要素作为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仅把最重要的技术进步因素视为除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以外剩余的部分，这样就背离了通过技术促进经济发展的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也因此对当代经济增长越来越缺乏解释力。因此，这些经济学家也在倡导建立技术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Technology），并把它作为经济学的分支，一方面对技术的变化进行经济分析，另一方面从技术的变化分析经济的变化。

由此可见，对技术活动及其发展的规律的经济学分析，一直都是中国和西方技术经济研究学者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不同之处在于我国的技术经济学偏重应用性和对实践的具体指导，国外偏重技术与经济互动规律的揭示和理论解释。

无论是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还是来自西方的研究动态，均证实了在当代经济学的研究中重新关注技术要素的重要性，同时，也验证了发展技术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技术经济学的学科定位

任何一门学科在研究自己的特定对象时都必然要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对自己的特定对象的研究。技术经济学同样如此，根据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其研究的领域涉及经济学、科学学、技术学、工程学、社会学、哲学等主要内容。在进行技术经济研究时，除需要经济科学知识外，往往还涉及技术自然属性的研究，这反映技术经济学的特点，即反映技术科学与经济科学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和联系。技术经济学和相关学科的交叉和联系并不能改变技术经济学的经济学科性质。技术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属于经济学。

一门学科的理论基础是由该门学科的性质决定的。如认为技术经济学的学科性质是交叉科学或综合科学，则其理论基础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经济科学；如认为技术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属于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则是经济科学。

技术经济学是一门技术学和经济学相结合的交叉学科，属于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见图1-1）。技术经济学的理论属于应用经济学的范畴的最后一个依据，是技术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学术思想上具有完整的应用经济学的思想和特征。应用经济学是一个相对于理论经济学而存在的广义概念，是指直接服务于生产或其他社会经济实践的经济科学，包括应用理论和应用技术，它以理论经济科学成果为理论基础，同时也为理论经济科学提供新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手段。应用经济学的发展直接关系到国家建设的发展速度。

八 技术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一）从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的视角构建

1．基础理论的构成

技术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技术生成的规律性、新旧技术替代过程的规律性、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规律性以及技术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及其运动规律性的科学。因此技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的理论：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技术周期理论；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理论；经济增长理论：从古典经济增长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等。

2．应用理论的构成

技术经济学的应用理论除了技术创新的转移和扩散、技术选择理论等之外，向前延伸是技术生成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涉及技术战略和技术政策等领域，向后延伸到技术效果的评价，包括技术效果的载体——工程项目的评价。另外，技术经济学除了研究现存资源的优化配置外，还研究技术资源的创造和开发。因此技术经济学的应用理论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的理论：经济效果理论、技术转移理论、技术选择理论、技术扩散理论等。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经济效果理论属于应用理论的范畴。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技术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受苏联的影响，其理论基础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经济效果理论可以视作技术经济学自身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不应视作其基础理论。

工程项目是技术发挥生产力作用的重要载体，因此应用经济效果理论分析工程项目的可行性，实质上评价和研究技术的经济上的可行性和应用上的先进性和适用性。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效果理论应是技术经济的应用理论之一。

（二）从研究领域视角的构建

技术经济学既不能由传统的或经典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来替代，也不会包容传统的或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二者之间只是存在一种自然的延拓、发展和交叉关系。事实上，技术经济学与传统的经典的经济学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主要是描述性的（即它是试图描述经济如何运行的一种科学，而不涉及应该怎样运行的问题），技术经济学则主要是规范性研究，即它是在尝试建立一系列规则和方法以实现特定的经济目标。

1．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基础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发展需要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扩大再生产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经济效果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是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

2．技术经济学的宏观理论基础

在国家层面，技术经济学科主要关注的是国家技术政策（包括技术创新政策）、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技术进步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跨越式发展”的国家技术战略和技术创新战略、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机制与建设、转变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等。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创新理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国家竞争力理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理论等是技术经济学的宏观经济理论基础。

3．技术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

微观领域主要是研究建设项目的技术经济问题、企业层面的技术经济问题。时间价值理论、费用效益理论、微观经济效果理论、福利经济学中社会效用理论和边际分析、帕累托最优准则和帕累托改进原则，以及企业技术创新、企业技术扩散、技术能力等是技术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

4．技术经济学的中观理论基础

产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构成了中观经济学。在产业层面，技术经济学科主要关注的是产业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技术预测与选择、行业共性关键技术、产业技术标准战略、产业技术升级的路径与战略、高新技术创新与科技产业园区的发展、产业技术政策（包括技术创新政策）、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技术进步对行业增长的贡献。在地区层面，技术经济学科主要关注的是区域技术创新体系、区域技术创新能力、项目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及地区协调发展的作用等。

区域不平衡发展理论、增长极理论、梯度理论、产业技术转移和技术转让、产业技术创新、产业技术扩散、产业技术选择等是技术经济学的中观理论基础。

5．技术经济学的发展理论基础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一个与制度变迁、产业结构调整、资本形态变化等因素密切关联的长期的动态过程。新中国成立60多年，我国经济增长已经经历了10个周期，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呈现“高位平稳型”的新态势。形成“高位平稳型”增长与波动新态势的重要因素是产业结构的变化，或者归因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对发展中国家的分析和比较，依据的是发达国家的分析工具和经验，往往并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因此，需要对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进行总结和提炼，发展经济学发展模式的理论、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关系理论都是技术经济学的发展理论基础。

九 技术经济学理论发展展望

中国技术经济学的根本任务，是为中国经济建设实践服务，并在此基础上丰富和完善技术经济学的理论/方法体系。中国技术经济学的发展，不可能脱离中国的技术经济实践，不能脱离技术经济实践提出的问题和实践的需要。在实践需要的基础上，研究、建立新理论、新方法，应用于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和修正，如此往复，这应该是中国技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一般规律。

（一）应加强技术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

技术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已经表明，技术经济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强大的生命力。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实践推动着技术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也在不断拓展，表现为专项研究领域不断增加、从微观领域向宏观领域不断渗透、从简单定量分析向应用复杂系统模型深化的发展趋势。学科的基础理论体系建设进一步明确方向，以尽早形成有自身特色的理论体系。

（二）技术经济学应加强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实践的理论提炼

技术经济学在中国的诞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厚的理论根源和现实基础。技术经济学生命力的最深厚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发展现实涌现的大量技术经济问题，及对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技术经济理论和方法。由于新的重大技术经济问题层出不穷，涉及领域急剧扩大，技术经济学面临不断创新的巨大压力和客观需求。目前技术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较多，但是研究的方向比较分散，真正有针对性、有分量的成果还不多。

技术经济学研究今后应注重基础理论的研究，以便发现新的规律，进行理论创新，并建立先进适用的研究方法体系。尤其要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强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等方面进行理论和方法论探索。

（三）加强技术经济学理论研究队伍的建设

技术经济学在中国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技术经济学队伍，包括进行理论研究的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分布在研究机构、大专院校、政府部门、咨询机构、设计机构和各类企业。但是技术经济学的发展仍面临研究力量不足的现状，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员尤其少，特别是年轻的研究人员严重匮乏。而且目前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力量分散，组织性不强，相互之间的交流不充分。

今后应该提高理论研究队伍的组织程度，扩大交流协作，整合研究领域，组织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的研究，推出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在学术实践中涌现学科带头人，促进学科更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