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篇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一 世界经济中的中国

美国克林顿政府创造的长达十年的经济增长繁荣时期，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了一股活力，中国的出口在美国强劲的需求下，保持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摆脱了内需不足的困境。但是在美国过度消费和货币供应连年超发的重压下，始于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终于爆发了，并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极大冲击。紧随其后，2009年欧洲出现了欧债危机，欧洲一些国家的政府长期实行高福利政策，而投资和生产相对不足，造成国家入不敷出，国家信用评级不断下调，影响其偿债和筹资能力。欧债危机中的各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紧缩财政、削减支出成为摆脱危机的不二法门。欧洲的经济下滑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对外出口，通过这几年的外贸进出口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到后果。作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在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下，中国经济增长开始从年均10%的速度逐渐下降到7%。作为一个人口世界第一、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国家（截至2013年年末，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568845亿元人民币，约合9.4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4.16万亿美元，如果中国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于对外经济联系，其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性会大大增加。

中国经济可持续性和稳定性的出路在哪里？穷则变，变则通。出路就是外需疲软内需补，纠正内外失衡。而且中国要想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二次腾飞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就必须走自主创新和发挥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道路。

当前，世界经济处于从失衡到均衡的进程中，在世界经济的再均衡中中国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是“大”国，这从20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和许多农产品的产量居世界首位可以看出，但是中国还很弱小，因为人均GDP、人均资源还很低，再加上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各种不利影响，中国要想发展，就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因此，中国首先要明确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定位是发展中大国，基于此，应该摒弃“各国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国瓦上霜”的思想，勇于承担恢复世界经济秩序的重任。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要改变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的分量。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一直依靠投资，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政府主导的投资承担了拯救经济增长的职责。中国在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后，开始积极主动地融入世界贸易大家庭，出口额显著增加，这有效改善了之前国内需求不足、供给严重过剩的局面，使就业率和开工率都有明显增加。但是在欧美等地区需求下降的背景下，其后遗症也很明显。观察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原因，国民消费无疑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相比之下，我国历来忽视国内消费，这可以从中国的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投资率却大大高于世界水平得到印证。当然这与我国收入分配体制有很大关系，在财富集中于国家的前提下，自然而然，国家投资作为投资的主体就浮出水面，这与西方发达国家投资主体存在显著区别。中国的内需潜力巨大也是中国社会阶段特点的反映。当前中国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较以往有了很大增加，但是城市建设和农村建设都面临着再上水平、再上台阶的局面，尤其是新农村建设将对中国的经济拉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想象，如果8亿农民有一半进城，中国经济增长二十年就将不再是一种奢求。

其次，要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方面的发言权。世界经济的失衡从虚拟经济角度来看，美元的垄断支配地位还未发生改变，美元的泛滥对世界贸易不均衡影响显著。为了解决中国国内就业问题，在人民币事实上钉住美元的背景下，不断贬值，扩大了出口，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截至2013年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已达到3.88万亿美元，远远超过其3个月进口需求的合理储备。中国拥有的长期巨额的贸易顺差，对欧美等国来说就是严重的贸易逆差，为了恢复贸易均衡，各国互打汇率战，货币超发、贬值幅度加快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毫无疑问，中国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去向将对世界金融市场产生巨大影响。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实现了承诺，得到世界普遍赞誉。在褒扬中，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人民币的未来。当中国经济大国的地位确立时，当中国外汇储备量居世界第一时，人民币也需要拥有相应的地位。当人民币离成为世界主要货币的日子不再遥远时，中国该做些什么？中国在继续打开出口大门时，也应同步同幅度打开之前半遮半掩的进口大门。让人民币走出去，使其成为世界流通货币，这是提升人民币世界地位的主要途径。在中国国内原材料等资源和石油能源相对匮乏的今天，利用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未雨绸缪，进口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以及做好石油等能源的战略储备，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人民币国际化完成后，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拥有一席之地的人民币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在拥有世界货币的发行权和话语权后，必然会减少经济主体在交易过程中的汇率风险，这将有利于投资和贸易发展。

二 中国的产业构成

定义各产业贡献率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量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量之比，即某产业产值当年增量/国内生产总值当年增量× 100%；拉动百分点定义为：拉动增长＝增加值较上年的增长/上年增加值。表1-1反映了我国三大产业在GDP中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40年，中国的产业结构一直处于“农业占比较大、轻重工业失衡、第三产业严重滞后”的不合理状态，其中农业占比一直在20%以上，而服务业占比直到1988年才超过30%。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了纠正畸形的产业结构，中央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点，大力发展农业；同时优先发展工业中的轻工业。1992年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中国掀起了一股投资热潮，开发区热以及科技含量小、产能严重过剩的一般加工工业的过度投资造成经济过热。在经济增长成功实现软着陆后，第一产业比重继续下降，从1992年的21.79%一直下降到2011年的10.12%；而第三产业则得到进一步发展，从1992年的34.75%稳步增长到2011年的43.10%；同时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升级取得进展，表现在科技含量高的制造业和电子通信业的比重明显上升。但是1994年国家指定的主导产业（机械电子、汽车、化工和建筑）在“九五”期间虽然得到了巨额财政资金和大量优惠政策的扶持，却未能具备国际竞争力，也没有能在国民经济中起到应有的主导作用，其原因在于政府的过度保护政策（包括关税、进入限制和高价格）使其处于垄断地位，从而使其缺乏竞争的压力和由竞争引起的提高产业集中度的动力；而服务业在政策限制下，也发展缓慢。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家对农业生产给予了很大投入，“多予少取”“放开搞活”等政策促进了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农民收入有了较大提高；工业领域的竞争程度日趋激烈，高新技术广泛应用到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和改造中。在地方政府狂热追求GDP的盲目冲动下，第二产业所占比例一直维持在45%左右，而服务业所占比重始终未能超越工业。从贡献率指标来看，自2001年以来，除2001年、2002年和2009年服务业的贡献率超过50%以外，其他年份服务业贡献率均不到50%。

简单来说，中国产业结构突出的问题是农业基础薄弱，主要表现在农业科技支撑有限、农业机械化应用空间小、农业规模化未成气候上。基础设施严重不足，这在农业发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另外，农村的路电气等公共设施建设也亏欠严重。第二产业在“国进民退”和政府投资冲动的背景下，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表现为其行业集中度和生产率有了一定提高，但这是以压制民营企业作为代价取得的。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

三 二元结构中的农村、农民与农业问题

二元结构的概念和理论最初是由荷兰社会学家J．伯克于1953年在其专著《二元社会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中提出的。他通过调查印度尼西亚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现传统的农业社会遍布于广大乡村，而殖民地下的城市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现代社会，从前的一元同质性社会裂变为二元异质性社会。各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都会经历从一元到二元的转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稀缺对增长的掣肘凸显，因此城市以其空间集聚、节省交易成本、增加生产效率和提高生活品质而不断替代农村。在社会组织方式出现重大变革时，传统农业因其低效率和劳动力过剩必将被高效率的工业生产所取代，农民由“面朝黄土背朝天”转为工厂工人。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促进了社会化的分工协作，也促进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通过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农民转变为工人，现代工业逐步占主导地位。现代工业部门在扩张的同时，也为传统农村农业的现代化改造提供了技术和设备上的保障，在现代化的生产组织方式和规模经济的双重作用下，传统低效率的农业生产部门迅速实现了现代化的改造和发展，缩小了同现代工业部门的生产效率差距。通过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良性互动，二元经济结构又将转为一元结构，只不过此时一元结构较先前的效率更高，社会文明程度也不可同日而语，这实际是螺旋式上升的社会发展轨迹。美国经济学家H．钱纳里通过对101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进行分析，指出经济结构转型是否顺利将决定经济发展程度，而经济结构的转型意味着传统农业主导的经济结构转变为现代工业主导的经济结构。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问题更突出，在资源转移和再配置过程中，不确定因素多，市场变化大，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转变余地也更大。

现在的中国作为中等收入国家，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十字路口。根据经济增长多重均衡点理论，此时中国的经济均衡处于一个不稳定均衡状态。一方面，以往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城乡对立凸显的现实下难以为继，增长动力不足；另一方面，解决好国内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经济就可实现二次腾飞，进入新的均衡稳定状态。追本溯源，早在1950年，城市建设需要和苏联对中国的大规模设备投资就促使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待“三通一平”等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完成以后，1959年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苏联撤资，更为重要的是农业劳动力的减少直接造成了农业产出无法满足城市需求，这些因素的叠加，造成了城市的劳动力大规模向农村迁移。这样，基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农业剩余通过城乡剪刀差和国家计划调拨的方式进入城市，支撑着国家工业化发展，二元结构由此形成。在中共十二大后，中共中央连续五年的一号文件尝试破解长期困扰经济增长的城乡二元结构。不过，“开通城乡，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虽然已经成为共识，但时至今日，城乡对立却更明显、更突出，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城市中既得利益集团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千方百计阻挠城乡协调发展。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农民工在不断为城市奉献后，又要像候鸟一样回到故土，无权享用城市中功能先进的生活服务设施和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只有解决“三农”问题中的农民主体地位和农民利益问题，城乡二元结构困境才有可能被破解。当然由于历史欠账较多，城市还暂时无法容纳大量新增人口，农村城镇化建设可以成为破解之道，这既可拉动国内投资需求（因为农村基础设施非常薄弱），又可实现农民离土不离乡的梦想。至于传统农业发展何去何从，美国经济学家T．舒尔茨认为应该走传统农业的现代化之路。其中最关键的是在农业生产中引入现代生产要素，表现为掌握现代农业知识的农民以及较高的农地机械化水平。农民现代知识的掌握来自对农民的投资，这种人力资本投资会成为农业经济增长的源泉。美国农业经济的现代化主要是通过政府对农村初等教育的不断投入来实现的。在美国南部农村，对初等教育投资增长10%，农业产出就会增加30%。今天的美国，农民的人口比重虽不到2%，却养活了3亿美国人，而且使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这一切都来源于高科技。美国农民中20%有大学学历，其和城市居民的差别更多地表现在居住方式和从事的产业上，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有知识和技能，对信息和科技具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掌握。反思中国的农业发展，最主要问题还是土地流转的复杂和艰巨使农地经营规模有限，限制了农民对学习农业科技知识的追求，同时也限制了现代化农业机械的普遍推广和应用。

四 “新农村”战略的提出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的农村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了农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土地使用权利。尽管土地所有权暂时还未能实现，但是十五年承包权不变，以及后来的土地使用权续延等政策还是给广大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在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的同时，中国农村迎来了黄金发展时期，这一直持续到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在农村大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城市和工业更加快速的扩张是基于对“三农”剩余的提取。其实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长期奉行的是农村支援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的政策。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在改革开放后，成为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生产要素，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民工的前赴后继就是典型案例；农村的金融资源也被各种金融机构源源不断地抽干，无论是信用社还是商业银行都以较低的利率吸收资金，再将其用于城市和工业发展。通过比较分析，城乡差距呈显著扩大趋势，贫富分化较为明显，城乡良性互动关系始终未能确立。

城乡的不均衡发展无疑对21世纪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造成了巨大阻碍。如果说中国“贫困陷阱”的摆脱是建立在“以农补工”的基础之上的话，那么21世纪的中国要想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实行“以工补农”“城市反哺农村”的带有补课性的政策。从这个角度理解“新农村”的“新”，才能找到建设农村和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动力源泉。因此，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的“新农村”包括5个方面内容，即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新农民、新风尚，这五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小康社会“新农村”的范畴，是弥补城乡鸿沟的具体内容和标准。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建设和谐社会、小康社会息息相关。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央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中心环节，是实现其他目标的物质基础。2014年3月，国家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该文件对于我国城镇化建设具有战略性的指导意义，其中对于城镇化的发展规律、城镇化的驱动力，以及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现代化相辅相成的关系的认识和通过深化制度变革促成农业人口的转移的论述，都是极具意义的。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好比修建一幢大厦，经济就是这幢大厦的基础。如果基础不牢固，大厦就无从建起；如果经济不发展，再美好的蓝图也无法变成现实。生活宽裕，是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也是衡量我们工作的基本尺度。只有农民收入上去了，衣食住行改善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新农村建设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乡风文明，是农民素质的反映，体现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只有农民群众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不断提高，形成家庭和睦、民风淳朴、互助合作、稳定和谐的良好社会氛围，实现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新农村建设才是全面的、完整的。村容整洁，是展现农村新貌的窗口，是实现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呈现在人们眼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该是脏乱差状况从根本上得到治理、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农民安居乐业的景象，这是新农村建设最直观的体现。管理民主，是新农村建设的政治保证，体现了对农民群众政治权利的尊重和维护。只有进一步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真正让农民群众当家做主，才能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真正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

简而言之，“新农村”不是城市对农村蜻蜓点水式的扶持和政府的表面文章，它涉及多年来农村剩余的不合理转移的纠偏。在此基础上，对农村进行城镇化改造、提升农业产业现代化水平和加强对农民知识技能的培养，才是对农村的真正理解和解放，否则难免出现新村空闲、新房旧人、小农依旧、雷声大雨点小的运动式的农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