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生生与阴阳

从上面“生生之谓易”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虽然是以生生解《易》，但其中还是绕不开“阴阳之道”，因为“生生”本就是“阴阳相易转相生也”。也就是说“《易》以道阴阳”和“生生之谓易”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易》的表里精粗和全体大用。

《系辞上》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这段话历来被认为是《易传》对万物生成论的精辟概括，“太极”即天地未分时的元气，“两仪”即天地，乾坤（两仪）作为《易》的门户，上通太极，下生万物，直接将世界分为形而上者的道世界和形而下者的器世界。《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系辞上》言：“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可见《易》既包括乾坤之上的道世界，又包括乾坤之内的器世界。而《易》之所以能够从形而上的道世界下贯于形而下的器世界，表面上是通过阴阳这个门户打开的，实际上其背后则贯穿着易道的根本，即生生之理。《易传》认为乾以“大生”，坤以“广生”，正是在乾坤之大生、广生中，六十四卦相继产生。其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六十四的过程就如同天地化生万物一样，是一个以“生生”为根本的演化过程。“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程颐说：“《易》者变易而不穷也，故既济之后，受之以未济而终焉。未济则未穷也，未穷则有生生之义。”朱熹在《周易本义》中指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顺性命之理，尽变化之道也。”意思是说，《易》之为书，是讲事物发展变化的道理，其之所以终于未济，是向人昭示易理是生生不息的。其中，对“生生之谓易”的大化流行模式论述最为精妙且影响最大的当属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其中对宇宙化生万物的过程做了精彩论说：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周敦颐勾勒了一个由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万物的生化图，这个生化的过程正是易道生生不息、延绵不绝的体现，可名之为“化生”；其“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正是“生生”之理的阴阳交替相生、“原始反终”的状态，可名之为“更生”；“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则是阴阳的对等存在，其相互依赖而生，不可分割，可名之为“对生”。这“三生”正可以作为“生生”之理的具体体现，如同易有三义，生也可以有三义：即化生、更生、对生。天地之间是无时不生、无处不生的，张载在论述“天地之心”时对天地“以生物为本”做了更有力地发挥：“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地雷见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天地之大德曰生也。雷复于地中，却是生物。《彖》曰：‘终则有始，天行也。’天行何尝有息？”天地以生物为心，何尝有息！一方面诠释了“天地之大德曰生”，另一方面则说明了生生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程颢则将生物之心上升为道体：“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可见生生确实为易之本。至于生生和阴阳的关系，北宋邵雍曾说过：“天生于动者也，地生于静者也。一动一静交而天地之道尽之矣。动之始则阳生焉，动之极则阴生焉。一阴一阳交而天之用尽之矣。静之始则柔生焉，静之极则刚生焉。一刚一柔交而地之用尽之矣。”阴阳交而天之用现，刚柔交而地之用现，也就是说阴阳刚柔不是道之体，乃是道之用。因此，生生与阴阳是体用的关系，一为《易》之本，一为《易》之用。如此，《易》才能兼顾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并将其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