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魏相的“卦气说”

《汉书》载：“魏相字弱翁，济阴定陶人也，徙平陵。少学《易》……相明《易经》，有师法，好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以为古今异制，方今务在奉行故事而已。”这一段话指明了魏相易学的总体特征，那就是把易学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使之具有经世致用的功能。魏相曾为宣帝时丞相，他的易学思想仅见于《汉书》的一段文字中：

臣闻《易》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四时不忒；圣王以顺动，故刑罚清而民服。”天地变化，必繇阴阳，阴阳之分，以日为纪。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职，不得相干。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北方之神颛顼，乘“坎”执权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 “坤”“艮”执绳司下土。兹五帝所司，各有时也。东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兴“兑”治则饥，秋兴“震”治则华，冬兴“离”治则泄，夏兴“坎”治则雹。明王谨于尊天，慎于养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时，节授民事。君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三者得叙，则灾害不生，五谷熟，丝麻遂，草木茂，鸟兽蕃，民不夭疾，衣食有余。若是，则君尊民说，上下亡怨，政教不违，礼让可兴。夫风雨不时，则伤农桑；农桑伤，则民饥寒；饥寒在身，则亡廉耻，寇贼奸宄所繇生也。臣愚以为阴阳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贤圣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义，必纯取法天地，而观于先圣。高皇帝所述书《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谒者臣章受诏长乐宫，曰：“令群臣议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国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谨与将军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议：“春夏秋冬天子所服，当法天地之数，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顺四时，以治国家，身亡祸殃，年寿永究，是奉宗庙安天下之大礼也。臣请法之。中谒者赵尧举春，李舜举夏，兒汤举秋，贡禹举冬，四人各职一时。”大谒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时，以二月施恩惠于天下，赐孝弟力田及罢军卒，祠死事者，颇非时节。御史大夫朝错时为太子家令，奏言其状。臣相伏念陛下恩泽甚厚，然而灾气未息，窃恐诏令有未合当时者也。愿陛下选明经通知阴阳者四人，各主一时，时至明言所职，以和阴阳，天下幸甚！

这段文字当是卦气说的先声。虽然整体来看颇显粗糙，但是基于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体系却是一贯的，它用卦爻的象数形式，初步结合了阴阳数术的一些观念，企图建立一个新的时空体系。这种世界观，已经颇不同于董仲舒的儒家神学伦理政治，毋宁说它开始理性化，带有浓厚的象数思维特征。这种体系通过皇权的认可，具有直接参与政治经济的管理，调整君王的言行的作用，这种开创意义，应该值得认真探讨。

清代学者唐晏未将魏相归于任何一个易学派别，但是他又说“相明《易经》，有师法”，却并未指出师法渊源，又说“相所治《易》未知何家，然彼时施、孟、梁丘盛行。考之虞氏《易》说震为春、兑为秋、坎为冬、离为夏之说，与此正同，则相所治亦孟氏《易》也。”单凭孟氏易盛行，而虞翻易学所载四正卦与魏相相合就说魏相所治乃孟氏《易》，未免失之偏颇，孟氏《易》偏向自然哲学，虽有焦京之徒附以人事，但已经稍稍偏离孟氏《易》本意。孟氏《易》者，主要在于卦气之说，因此这里有必要对魏相 “卦气说”的来源做一番说明，以与孟氏《易》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