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周易》特殊的文本结构也加强了它应验的神秘性。和《诗》《书》等不同，《周易》的结构既包括文字系统的卦名、卦爻辞，还包括符号系统的阴阳爻、八卦、六十四卦。卦画的抽象性，卦名、卦爻辞的多义性，是占筮异常准确的又一重要原因。
《周易》的符号之象包括阴爻、阳爻，八卦、六十四卦。宇宙中任何一对具有相对性的事物都可以用阴--、阳爻━这两种符号来表示。可以包括男女、老少、天地、刚柔、君臣、奇偶等自然和社会相对的各种事物及其关系。八卦也有广泛的涵盖性，《说卦传》介绍了八卦基础卦象，包括宇宙之象，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家庭之象，乾父也，坤母也，震长男，巽长女，坎中男，离中女，艮少男，兑少女；人身之象，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还包括动物之象、运动之象、方位之象，等等。除了基本卦象外，根据八卦之象又衍生出其他众多卦象，学者可以参看尚秉和先生《焦氏易林注》的有关内容。后来，汉、宋学者对八卦之象又有新的发展。由八卦推衍而成的六十四卦以及本卦和之卦代表了更为复杂的事物及其关系。这就为占筮者“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创造了条件。
卦名与卦爻辞是《周易》的文字系统。文字系统语义本来应该相对固定，但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汉字本身就有多意的特点，学者在对字词解释的过程中往往又根据不同的理论方法，所以作出的解释往往千差万别。如，同是对卦名解释，《序卦传》和《杂卦传》的解释往往不同。在解释卦爻辞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卦爻辞的本意和引申义，还要结合承、乘、比、应、当位、据位、象数、义理等易例。解释者的哲学思想、理论方法各异，对卦爻辞的解释也往往相去甚远。以《乾》初九：“潜龙，勿用。”为例。《周易乾凿度》云：“易气从下生。”郑玄注说：“《易》本无形，自微及著，故气从下生，以下爻为始也。”《周易正义》云：“龙者变化之物。言天之自然之气，起於建子之月，阴气始盛，阳气潜在地下。故言‘初九潜龙也’。”《周易乾凿度》《郑注》《正义》均从卦气说作解。根据卦气说，乾初九配十一月子。十一月阴气尚盛，但阳刚渐增，头角始露。崔璟曰：“龙下隐地，潜德不彰，是以君子韬光待时，未成其行。”《子夏易传》云：“龙之为物，能飞能藏，故借龙比君子之德。”崔璟和《子夏易传》以乾初九含君子之德，君子此时察时机未到，故暂行潜藏而已。近代学者闻一多先生把“初九”解释为“秋分的龙星”。各家解释不一而足，由此可见一斑。再以《左传·襄公九年》为例：
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也。”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穆姜是鲁宣公的夫人，成公的母亲。宣公去世后，她与大夫叔孙侨如私通。成公十六年，侨如与穆姜合谋妄图废成公并兼并孟孙氏和季孙氏，结果图谋失败，侨如奔齐，穆姜被迁东宫。穆姜初迁时，用《周易》占得艮之八，史官说艮之随。史官根据“随”有“出”意，因此说“随，其出也，君必速出！”，认为穆姜很快就会被迁出。而穆姜根据卦辞结合自己的德行认为自己不可能那么幸运。穆姜认为，“元”为仁之体，君子以仁心为体可为人之尊长；“亨”为美好的汇合，吉、凶、宾、军、嘉，五礼嘉和足以合礼；“利”为施利于物，“君子体此利以利物，足以合于五常之义”；“贞”为保持贞固的节操，君子坚持贞固就可以办好事务。而自己作为夫人参与作乱，不可为“元”；不安国家，不可为“亨”；作乱又危害自身，不可为“利”；抛弃尊位又私通，不可为“贞”。具备随卦的四德，会没有灾祸，自己四德全都没有，因此必然遭灾，一定会死在此地，不会出去了。筮史和穆姜对于未来的预测，根据的是相同的卦爻辞，但得出的结论却相反。
卦爻辞本身具有多义性，现实生活和《周易》文本提供的场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占筮者只有重新编码解码才会得出答案。一般情况下，占筮者总能找到“据象说理”的根据，使占筮“完美”完成。所有这一切也都为占筮者进行占筮活动创造了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条件。
《周易》本身是一部占筮之书，它的主要功能在于预测吉凶。由于卦象和卦爻辞与预测之事之间并不存在逻辑关系，不可能做出科学的预测。但它为什么能够广为流传，借助现代统计学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周豹荣先生对《易经》的吉凶休咎曾做过统计。大吉、元吉出现21次，占4%；有利103次，占19%；吉祥125次，占24%；无咎、无悔124次，占24%；悔、吝、咎、不利65次，占12%；凶56次，占11%；历27次，占6%。比较可以看出吉祥类断辞达71%，远远超过非吉祥类断辞29%。这说明，在卜筮文化背景之下，《易经》的编撰者充分考虑了人们趋吉避凶的价值追求，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心理诉求。毫无疑问，这是春秋乃至后世占筮易学得以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之一。
作者单位：新乡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