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巫术是人类科学文化较幼稚的一种形态，是人类文化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必然阶段。春秋时期正是蒙昧与文明、神秘主义与人文理性相互混合，共同发展时期。一方面占卜、筮占、梦占、星占、鸟情占等各种原始宗教巫术充斥着社会的各个角落，神秘主义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另一方面重礼、重德、民本、重贤等人文理性思想潜滋暗长，但尚未挣脱卜筮文化的影响。

掌握巫术的巫师是当时社会的知识精英，他们精通天文历法，深谙国家政治，参与国家管理。

在殷周时，卜筮是王权的一部分，王也是大巫。陈梦家在论述商代的巫时也说：“王者自己虽为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甲骨卜辞中经常出现“王占曰”，就是王亲自进行占卜。文王、周公同时也是巫师。《尚书·大诰》载，武王崩，成王年幼，周公摄政，三监及淮夷叛。周公是通过占卜决定出兵平叛的。“用宁（文）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尚书·金縢》载，武王病重，“周公乃卜三龟，自以为功”，要以自身代成王受天之责。可见文王、周公虽为行政长官，但也兼行通神之巫事。

史最初是巫祝的一部分。太史在祭祀中的职能与太卜相同。《礼记·礼运》云：“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而“卜辞中卜、史、祝三者权分尚混合，而卜史预测风雨休咎，又为王占梦，其事皆巫事而皆掌之于史”。

直至春秋时期，史官而行巫祝之事的惯例还在延续。《左传》《国语》筮例中，涉及到卜、筮五人，史十一人，其他十二人，卜史占百分之五十七。其中十一人史官中，有八人从名字上可以看出为史官，其他如董因、辛廖、蔡墨也为史官。

由于巫、史等阶层丰富的知识结构和较高的历史地位，既精通天文历算，熟悉占卜筮法，又对国家政治和命运有深刻的认识。因此，他们在占筮时总能够对现实生活做出 “合理”的解说。他们的占筮活动与其说是筮法的灵验，不如说是卜史之官的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政治智慧的高妙发挥。

从筮例的内容来看，众多的筮例都与当时的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即便是反映个人及家族命运的筮案，如《左传·闵公元年》筮“毕万仕于晋”、《左传·闵公二年》筮“成季之初生”、《左传·襄公九年》筮“穆姜出于东宫”、《左传·庄公二十二年》“筮敬仲”等，也都与当时的国家情势紧密相连，并为史官发挥他们的理性精神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舞台。相反，若仅仅是平民之间的邻里纠纷、个人际遇，占筮的效用性必然大打折扣。

春秋占筮异常准确，也跟当时人们的思维习惯有关。人类学研究表明，在科学欠发达的古代，人们的直觉思维非常发达，但随着人类理性的发展，这种直觉能力渐渐萎缩甚至丧失。古人融天文、历史、地理、气象、巫术、科学、政治于一炉，集经验、知识于一身，“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他们综合各种条件，结合历史经验，从直觉思维出发，往往能迅速抓住事物的本质，作出准确的预测和解释。这是我们生活在今天的现代人无法与之比拟的。春秋时期人们的科学理性思维尚欠发达，直觉思维在卜筮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用我们今天的知识苛求古人，或不加分析而对其一概排斥、嗤之以鼻，都不是科学的做法。

同时，占筮异常准确，也与作者对材料的选取有关。马林诺夫斯基以为在人类的记忆中，积极的证据总是强于消极的的证据。巫术行为尽管常常失败，但却被解释为其他某种原因造成的反作用，巫师仍然受到信任，因为他们成功过，在巫术氛围下他是成功的。毋庸讳言，春秋时期失败的筮例也不在少数，《左传》《国语》作者在编撰成文是肯定进行了严格的筛选。对政治影响比较大且灵验的筮例被作者选中编入了文本，而对那些缺乏政治影响甚或失败的筮例没有选编。比如在一次战争开始之前，双方都会对战争的结果做出预测。双方预测的结果将会一样——会取得胜利，否则将不会开战。但最终的结果只会一方取胜。毫无疑问，作者在对战争结果预测材料取舍时，肯定会选取预测准确一方的材料。因为这一方面会增强神秘性，同时也能够吸引读者。如果我们认为当时的卜史集团真正能够做到未卜先知，或卜筮就能预测未来，那就是上了古人的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