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村落视野中的乡村社会整合——广东梅县书坑村的个案研究

杨小柳

一 导言：有关巨变中的中国乡村社会整合的两类思考

社会整合，也即社会如何以凝聚的、内部整合的方式把社会成员维系在一起，是一个社会正常运作的关键。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关注19世纪欧洲工业社会转型导致的剧烈变迁过程中，就把这个问题称为“社会团结”。基于对早期的狩猎采集社会、部落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的比较，涂尔干认为欧洲工业社会的危机是由于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利益和价值的分化造成了社会冲突和失范，传统的利益协调方式和价值体系解体，社会矛盾不断加深造成的，提出了以职业群体为核心重塑“社会团结”的构想。他指出构成社会团结最根本的因素，一是集体实在，即“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我们称之为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二是法律和制度实在，即“法律表现为社会团结的主要形式”。

改革开放30年给中国乡村社会带来的剧烈变迁，毫不亚于当年工业革命带给欧洲的影响。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宏观背景下，这一变迁涵盖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经济生活、社会结构、政治文化形态等方面。面临这样的巨变，中国乡村的社会整合机制发生怎样的变化，面临何种挑战，法律和制度上又应该对此做出怎样的应对，一直是我国社会科学界研究的热点。在诸多研究中，有两类基本的路径取向。

一是问题取向的研究路径，这种研究路径认为乡村社会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面临整合的困难和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地区率先开始改革，逐步实行以家庭承包为核心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将过去由人民公社政权组织系统掌握的生产经营权下放给农民生产者，直接导致了政权组织和经济组织分开。农户取代生产队成为农业经济的细胞，承包农民取代公社社员成为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这一切使得国家政权失去了控制乡村的经济基础，促使农村组织系统的基础和运行方式随之发生根本变化，并导致了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国家不再具体管理乡村的生产经营活动，而村庄基层组织也不再是政社合一的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并承担以前国家在乡村社会的管理职能。乡村基层治理体制由公社体制转变为“乡政村治”体制，其总特征是代表国家行政权力的政权机关在乡镇，乡镇以下则实行了以村民为公共参与主体的自治体制。乡镇政府、村庄党组织系统和村民自治系统成为国家正式制度安排下的村庄权力核心。

国家从乡村社会的“撤退”被认为直接导致了乡村社会的各种整合困难和问题：一方面主要体现为乡村的“分散化”。人民公社体制下高度同质性和均等性的社会平衡被打破，农民在谋生手段、经济水平、社会经验、价值观念、个性心理等方面都出现了分化，形成了不同的新型利益群体。而大集体的结束，让乡村重归分散的家庭分户经营阶段，导致村庄集体动员能力受滞，乡村社会缺少整合的有效机制。另一方面却是与此相对的村庄的“封闭化”，改革开放以后部分地区以宗族家族为代表的地方传统文化形式的复兴给“乡政村治”体制的实施带来冲击。如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城中村，都市的扩张将这些农村的村民们迅速地纳入城市中，村民们虽然失去了农耕的土地，村组集体却在征地的过程中掌握了部分稀缺的土地资源。通过对这些土地资源的开发和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这些农村以宗族为纽带，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明确区分村内和村外的界限，形成了一个个封闭的利益群体。

因此，很多学者尝试从制度的角度，建立乡村社会新的整合机制。其中如何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是学者们最为关注的主题，因此积累了一大批相关研究成果。目前的村民自治研究可大致分为宏观的政策研究、个案基础上的政策研究和个案基础上的学理研究三大类。宏观政策研究中的争论焦点是如何评价村民自治的地位、作用和发展前景；个案基础上的政策研究的宗旨是回答有关村民自治的民主性等问题的同时，着眼于对村民自治各项制度的理解和改进；个案学理研究则试图对村民自治实践做出普遍性解释。

二是从传统延续的角度思考变迁和整合。人类学者从其所特有的文化认知体系出发，看到了在剧烈社会变迁背景下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延续的一面，关注基于村落共同体的整合因素（如家庭、亲属、家族等）发挥的重要作用。

人类学家许烺光曾对中国社会的父系传统进行探讨。他认为，中国乡村社会结构中的首要因素就是父子同一关系。“同一”是一种父子相互所有、父慈子孝的父子关系。父子同一关系是中国社会延续所必需的一条纽带，它一边连接着众多的祖先，另一边则是无数的子孙后代。祖宗和子孙后代一起，构成了汉人社会的家和父系宗族，同时在家和宗族组织里，长幼尊卑排列有序，又形成了中国社会纵式等级格局的基础。这种以父系血缘亲属关系为基础连接的社会，维持了稳定的乡村秩序，并实现传统的自我传承和维系。

新中国成立以后，乡村治理方式的变革非常频繁，它的变迁往往比经济变革给乡村社会带来的影响还要深远。1949年以后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制度发生了急剧的改变，随着土地制度从“耕者有其田”，到合作化、公社化的变化，社会的政治、行政、经济和意识形态中心合而为一，国家与社会融为一体，资源和权力高度集中。这样，行政组织建立在基层，政治的影响从间接转为直接。乡村人口划分为不同阶级，每个人被组织到一个社会组织之中，那种以亲属和家族关系整合的村落社区已不复存在。

但在1966年，许烺光就预言上述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不会导致中国人民生活方式的完全变化。他认为，“古老的文化传统是难以在一瞬间加以改变的。我们不能奢望已经存在两千多年，并在这期间不断地根深蒂固的一种生活方式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面目焕然一新。毫无疑问，依靠现代化的宣传工具和社会组织机构，任何事务都将加速其发展进程”，但“……具有革命思想的新政府试图破坏一些人们的传统观念，或者说要根除一些历史久远的文化传统，那么它就必须代之以其它的东西。这些代替物，从长远来看，必须为大多数人能够或多或少地接受才行”。

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农村政策的转型与体制的突破，以家为中心的经济单位的确立，以地缘为基础的乡村秩序和功能的相对弱化和衰微，“父子一体”作为一种中国特有的文化基调不但得以延续，更是经过复制、创新和生产作用，重新展现在我们面前。子孙生活在祖先的荫护之下，同时祖先也需要子孙的供奉。一系列乡村仪式、信仰、观念，实际上都是为了沟通祖先与子孙。中国农民实际上不是一个个分散的小农，他们都是有传统、有祖先和谱系的群体。以“父子一体”为社会连接的基本模式，形成了各类血缘、地缘、业缘的群体。比如改革开放以后宗族的复兴实际上是“父子一体”社会回归和延续的集中体现。这种父子一体的传统当然也被融入了村民自治制度实践过程中，成为组织动员村落社会的有利因素，也是对现代民主制度设计的最好补充。

此外，除了村党支部、村委会、宗族等要素外，乡村社会的民间社团依然发达。广东地区的农村普遍存在诸如族谱重修委员会、老人会、互助会等各类形式的民间社团，主要涉及村落仪式信仰、娱乐、经济互助等活动。这些民间组织有的以年龄和性别为区分，有的以一定的共同关系为基础，有的则为满足特定需求而成立，活动的组织成本很低，这些组织是村落生活重要的部分，村民积极参加这类活动。

本文基于笔者在广东梅县客家村庄书坑村的田野调查，通过书坑村利用村落共同体因素，自力更生发动群众和外出华侨乡贤，改善村庄基础设施，而成为新农村建设示范点的实例，展现了乡村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在改革开放30年巨变过程中的延续和创新，并探讨了这种延续和创新对于当代乡村社会整合的现实意义。

二 梅县书坑村——新农村建设的典型

书坑村位于广东梅州市区——俗称梅城东北郊5公里，交通便利，通往梅城方向的205国道（梅县至蕉岭段）邻村庄西边经过，223省道（梅县至丙村、雁洋段）公路干线邻书坑村西北部经过。2007年全村16个小组，共474户2050人。

书坑村居于一片南北向的狭长丘陵盆谷中，地势北高南低，东西两面皆为大山屏蔽。东西两排山脉在谷地的北部连接在一起，形成不高不矮的山脊，山脊名为佛祖高，是书坑村海拔最高的地方。以佛祖高作为村首至村尾神宫前大概有4公里左右路程，故书坑又有名称八里村。

改革开放30年，书坑村的村域经济发生了巨变。生计方式从原先以农业为绝对主导的局面迅速转变为农业与非农业并存的结构。一方面，粮食生产继续占基础地位，各类种植养殖业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兴起，特别是柚子种植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成为该村农业和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个方面则是村庄非农产业的兴起。由于该村地处城郊，交通便利，全村有近900人的中青年劳动力在城区或是外地打工，从事的职业也非常多元化。非农产业的发展将书坑村带入了乡村都市化的进程中，现在非农产业已经成为该村村民们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村民们以经济地位为依据的阶层分化，人口和商品的流动加强了城乡之间的联系。伴随着村域经济的巨变，村民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日常生活和消费水平也与城区日趋一致。2006年该村年人均收入5111元，农村经济总收入4641万元。

书坑村在梅州是很有名气的先进村，该村连续多年被市县评为“五好党支部”, 2005年被评为梅州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市卫生村”、“市洁净家园先进村”。2006年，书坑村又被选为梅县新农村建设的五个示范点之一。该村的新农村建设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特点，主要通过组织发动各宗族村民，争取在外华侨和乡贤对村庄建设支持来实施。

根据笔者的田野调查资料统计分析，华侨、乡贤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共为书坑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资金438.95万元，完成了近20公里村庄道路的建设，以及2000多平方米的公共设施建设，并开展了村庄道路绿化、垃圾收集处理、村庄公园建设等美化、净化环境工程。该村华侨、乡贤捐建筹资的项目见表1。

直到现在，该村仍然没有停止改善村庄基础设施的工作。2008年新一届村庄领导班子上任了，他们提出：一是重修村门；二是水泥硬化第二小组的道路，估计也要投入10万元；三是改善村庄灌溉条件，计划至2010年，通过发动群众投工投劳，再筹集资金30多万元，使村内主要灌溉圳道全面实现“三面光”。

书坑村新农村建设的个案引起了笔者的注意，改革开放30年国家从乡村社会的“撤退”，乡村重归分散的家庭分户经营阶段，并没有使该村的村庄集体动员能力受滞，整个村庄体现出了强有力的社会整合秩序。是什么因素使村民们在村干部的组织发动下，依靠自己的力量投入这场改善村庄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呢？

三 荫护祖先和子孙：风水

书坑村分为16个小组，姓氏繁多，基本上每个姓氏都有祖屋，有的姓氏不只有一个祖屋，各宗族文化保留完整。在村民的居住上，一般是同姓氏的人聚居在一起。在书坑，较大的姓有三个：江、李、侯。以由佛祖高流下的一条小河为界，书坑村分为河东、河西两个片区。这三大姓以同姓聚居的形式分布在河东。而河西居住的则是一些小姓的村民。

祖屋是祖先和子孙居所的象征，它不仅是日常世俗生活的空间，还是各类仪式举行的场所。人们在此祭拜死去的祖先，同时也在这里完成族人们的人生礼仪。通过各种仪式，祖屋成为祖先与子孙紧密联系、相互交流的场所。

房屋的风水关系到祖先的恩泽和子孙后代的延续发展，对于这一点村民们深信不疑。村民们可以举出不同家庭或宗族发展的历程来证明风水的重要影响力。有的家族被认为由于祖屋风水选择的失利，而导致子孙后代的衰败。村民们多会用书坑宋氏家族的例子来印证。

关于书坑宋氏，传闻有很多。据说宋姓以前在书坑是第一大姓，当时书坑有宋半村之称，其势力可见一斑。宋家现居住在大水缺附近，靠近田心的平地上，原来宋姓祖屋并不在此，一说其老祖屋是在现荷树下李屋的后山，据说李屋曾在那里动土建屋时挖到宋屋地基；一说其原有一座旧屋就坐落在现在围屋的左边，坐东向西（现在宋姓围屋面南）。村中其他姓氏都传说他们现在所住之地是先人从宋屋人手里买来的，而宋姓人也说他们的祖先曾经很有钱，并拥有大量的土地，后来宋姓的人开始好吃懒做、嗜好赌博，家财逐渐被荡尽，遂卖房鬻地。据一宋姓人说，他们的祖先曾经不喜欢娶妻生子，所以家族中人丁不旺，后来家财也被散尽，无奈之下，剩下的族人一些只有分家，另建房舍以继生活。其他姓氏族人中也流传着宋屋人曾几代人有和尚。现在宋姓老屋是两宋姓合建的，一家宋姓人出钱，另一家宋姓出地，建了现在的这座房子。

在村民们看来，宋氏家族的衰败，与他们家族祖屋所在的风水有关。宋氏祖屋房子地处湿洼之地，风水不好。相传两家宋姓在建现在这座宅子时，打地基总是会挖到蛇，但是没有办法只好继续挖下去，直到不再挖到蛇为止，因此宋屋的地基比较低。现在看来宋屋地势与四周普通民居相比确实要低一些，在远处竟不能看清此处也有一座围龙屋。

宋屋因地势低，每到多雨季节，水排不到门前的池塘，反而会倒灌进来。除了地势低之外，宋屋正门的朝向也是被改过的，问起原因，宋姓人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宋屋建成之后，宋家在外的华侨即走霉运，于是写信给老家，请人看地理风水，重新测定大门的方位。另一种说法是，在宋屋刚建成后不久，地理先生就发现门的方向有问题，于是就改了。不过可以肯定，门的方向改变肯定是与风水有关，这种情况在本村中其他姓氏也有所见，比如七队的朱屋，大门的方位也有过很大的改变。

宋姓祖屋的风水问题一直成为周围其他各姓人对宋屋人发生各种事的解释理由。村民说起来，宋屋风水不好是出了名的，宋家祖上富有、现今衰落的现实更加印证了风水对子孙后代的重要作用。宋屋几辈人中，多有因各种原因，如患病、车祸等，在年纪不很大就逝去的。周围姓氏的村民都说宋姓人有一种遗传疾病，子孙身体都不是很好。一提起宋屋，村民们总觉得宋屋沾染了很多不吉利。

有的宗族为了避免风水对族人的不利影响，甚至迁建祖屋，如书坑的江姓。

书坑江姓现有三处旧宅，一处是“围子楼”建筑，位于六队与七队之间拐角的山坡，背靠一处被当地人称为“老虎窝”的小山涧，坐东朝西，为江姓十五世祖江元扬所建，在山坡下的路口，有一块后人立的横碑，上写“楼下江屋”。另外两处位于现在江姓集中居住的十二队，这两处都是围龙屋建筑，建于不同年代。一为坐北朝南的老屋，一为坐东朝西的新屋。新屋与老屋并临，门前共一个池塘。据江姓人说，新屋是从老屋分出的一个房支，所供奉的开基祖是十五世元扬公。元扬公“三聘清吏”贵为大学生，故其一房后人缅怀其伟业，创建新屋，分香祭祀，以别于老屋。

前说老虎窝处楼下江屋“围子楼”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由十五世元扬公传至今日已有十一世，距今已有近700年历史。“围子楼”主体是以东西方向为中轴，对称长方形二层楼房，外围以南北为轴，又建有方形围屋。围子楼占地面积为2000平方米，楼上楼下有90厘米宽的环形走廊，底层以沙灰打实地面，二层用杉木板铺设。楼上楼下东西南北对称各有四个大厅，南厅左右各有四室，一、二层共有32间，围子楼中间是天井。整座建筑划分为三个部分：主楼一层供人居住，二层存放谷物及其他器物，外围房供炊事、畜牧和堆放柴草用。整座楼的采光、通风、排水都达到了很高的要求，如天井地面比首层地面低半米左右，水道和外面山溪相通，排水自然畅通。围子楼大门（正门）朝向西面，小门（侧门）朝向南面，地处高地安全性较高。但奇怪的是，楼下“围子楼”现已无人住，院中角落里杂草丛生，废弃破旧的家什堆在各处。楼房的西南角曾被火焚烧过，据村中老人讲，一百多年前，围子楼里囤有很多粮食，被太平天国溃军发现后强征为军粮，后来由于粮食来不及运走，被太平军放火烧掉。楼下江屋年久失修，现在整个西面半壁墙裂出了两条大缝痕，已经与整个围墙脱离，突立在那里。据当地村民说，楼下江屋已被作为客家民居遗产向梅县文化局申报。

书坑江姓为何三处旧宅分处两地相距颇远，外人看来似毫无联系呢？两地一处在河东六队、七队之间，一处在河西茶岗十二队，皆都是背靠书坑两条相对的山脉，中间又有河流相隔，且楼下江屋现已几无人家，村中江姓大都居住在十二队两个围龙屋周围。据当地村民介绍，楼下江屋可算是书坑江姓最早的居住地，后来江姓发现江屋背后的靠山（当地人俗称“老虎窝”）有一个缺口，风水大坏，故决定另择风水宝地兴建房舍为居，适才建有现在茶岗的两处江屋。笔者特地考察了楼下江屋背后山，果有一缺口，不知是人为或是自然原因所导致。

有的家庭却被认为因为房屋风水获得了改善，主人的命运由此青云直上，整个家庭欣欣向荣。书坑村的风水先生李济奎有很多自己帮人改风水，后来生活变好的例子。

“我书坑村的好朋友侯保谋，他在十几年前盖第一栋楼房时，我给他看了方位，竟是下三煞，他听说后吓得要命。我告诉他不怕。当时他们家养了两条狗，接连死去，他后来上街又买了一条很漂亮的狗，我告诉他这狗只有六天寿命。他当时很气愤说：‘我买来这么一条好狗，你怎么咒它死？’果然在第六天晚上狗死去了。我告诉他说你的运气到了！他后来果然财运滚滚，不到十年时间，就盖了现在的那栋新楼。那个新楼的开门方向也是我看的，门的位置开得好，可助财运，你看他现在都出国开店去了！哈哈……”

“朱军灵头四五年前的时候还在嘉应大学对门的一间小店铺里住，开一辆摩托车，我替他改了一下家里的灶，你看现在发大财了，都开小车了！江文芳2001年的时候，回到家里，无事可做，生活得郁闷不顺，我给他家的厨房加了一道门，不久就做了书记了。林进云也是我的好朋友，他的房屋也是我看的，你看他现在，子女给钱供养他，才五十多岁就生活得这么舒服！林进云还介绍我去给他们六组的一个村民吴志强家看宅子，我说：‘每到雨天，站在你们堂屋前看你宅子前面那个学校的瓦檐上滴水时就像流眼泪一样，你应该把你们的大门方向改一下，再把围墙拔高一些别看到屋檐滴水就可以了。’之前他家里经济还很拮据，刚刚能够生活，改完大门，加高围墙后不到一个月，就来钱了，你看现在已经新建了二层楼！那个吴志强是投资博彩业的，运气很重要呀！”

四 新农村建设和改造风水

除了关注自己家庭和所属宗族的风水，书坑村村民也同样关注自己居住社区的风水状况。书坑村三面环山，中有平地，按地理先生的说法是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是极佳的风水宝地。唯有不足的是，整个地形北高南低，所有河流都是由北部流过，整个地形如同一个破了口的布袋——落雨的时候河道暴涨，没有雨的时候，马上天干地裂，留不住水，故当地有十旱九涝的说法。水谓之财也，水破天心，风水很不好，再好的财也留不住，当地人形象地把这种地形比喻为芋头的叶子的形状。村里传说，古代的时候，有一个坐轿的官员敲着锣打着鼓经过书坑，刚一进村先是发现这个村里的风水很好，料想这个地方以后一定会出一个大官，就不敢大声敲锣打鼓。后来队伍横穿村庄，看到这个村庄的整个形状就像张芋头叶子，知道这个地方存不住风水，路过的时候锣鼓声音敲得更大声了。这个故事一直流传下来，村里人也觉得村里的水留不住，财也留不住，不利于大家的发展。

1987年，JWF任书坑村的支书。他上任才没多久，村里面一个印尼华侨回乡探亲，拿出1000元现金给J支书，支持开展村里的建设。J支书回忆道：

“1000元能干些什么呢？干不了多少大事，但也能干成一些事。我就把所有生产队长叫到我家里开了个会，并请他们吃了个中午饭。在吃饭的时候我就提出了整治书坑村环境的计划。我在会上给他们说，那个印尼华侨拿了1000元给村里，希望大家有心整治书坑村，我们要再筹多些钱做点事。大家讨论决定向外出工作的人发出建设家乡的筹资募捐信。会后，各生产队长分头调查各队里外出工作人员的地址等，连续发了160多封募捐信，几个月就筹集到了8000多元资金。”

如何用好这8000元钱呢？长期以来，书坑村村民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便是在村庄南端接近村门处的河流上修建一座桥，不只是便利河流两岸的人通行，更主要的是村人相信，“芋荷形”的村庄地形不利于本村风水的留存，需要人为地改善风水，把水留住。对家乡有感情的一些人，很早就想对这样的地理结构做点改善了。现在的留尼旺侨领、书坑村人LXK1949年前在该村小学教书的时候，就已经向当时的保长建议在村门附近的河流上修建一座桥，以便改善本村风水，但由于当时涉及邻村土地的问题没能动工。新中国成立后，新上任的领导不相信风水这些迷信活动的，LXK也外出法国留尼旺成为一名华侨，几十年过去了，他虽然事业有成，但愿望中的这座桥却始终没能修建起来。

现在，手里刚好有了8000元钱，与村干部们商量后，J支书决定要用这8000元做些既改风水又修路又建设家乡的事情，要把这座桥修建起来（现在的三眼桥），以完成长久以来村人的共同心愿，并作为自己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他用筹集到的8000元钱，在村庄南端接近村门处的河流上修桥并修路；又把村门地段过于陡峭的坡度稍微降低些，以便利通行；最后还在路口做了个堵水伯公亭。

不料第二年LXK的二儿子就当选了法属留尼旺省圣旦尼市副市长，这年LXK回乡探亲，J支书便赶去探望这位老华侨。

“这个就是麦芒掉到针眼里的事情了，太巧合了。我们见面时，他给我说他们当时根本就没有信心去竞选副市长的，只是想去试一试，玩一玩，但也不知怎么回事，选票像神明送过来的一样，根本就没有想到可以竞选上副市长。但不管怎样，我就有话题了，我跟他说：‘X哥，你想一想，三眼桥那个风水堵过以后，为什么就有那么多好事，肯定就是那里风水的作用。’最后他也默认了，我又把上任以来所做的工作拿出来向他汇报。经过这件事以后，他第一次给我钱支持村里的建设。”

这次会面，使得LXK对J支书的能力大为赞赏，并把这次儿子的选举胜出认定为三眼桥的建设改善了村内风水所致，当场LXK提出要在河东地区修建水泥路并愿意出巨资助成此事，这便是书乡小学至神宫前段道路，长度约1800米。第一笔给了一万六千元，J支书用那些钱，把原来的一米半左右的道路，扩展到两米半左右宽。后来他又出了12万元，村里又把那条路扩建为现在的6米宽水泥路面的公路。

书坑村风水改善的规划被总结为“五横三纵”。“五横”为五条道路，即下佛祖高刚进村时在八队和九队（分处河东、河西）之间有条横通的马路，是为一横。在河东五队与六队之间一处山脊拐角到河西十二队又有一条横着的马路，经过村委大楼，是为二横。在河东四队田心到河西十三队饶屋也有一条横贯村中央地带的马路，是为三横。在一队水口三神宫到河西村门牌坊还有一条马路，是为四横。另外在村尾神宫前三眼桥到石下村还有一条马路，是为五横。书坑村村民在几乎没路基的基础上，规划建设完了这五条道路。同时，第二横和第四横路的一侧都修有挡风墙，高一米有余。此外，书坑村村口的三眼桥，也有两个眼被堵住了，以防止书坑村的风水泄露。“三纵”即为穿村而过的三条水流，主要的工程内容是对灌溉圳道全面实现“三面光”。此外，村子里还从风水的角度修建了凉亭、桥梁和村门，同时完成了新村委会大楼的建设。

为了不断取得LXK等李姓华侨的捐助，J支书上任伊始，便开始扶植李姓华侨至亲LJK，先是让他做小组长，两年后又提拔他为村干部，专门负责对外“侨务工作”。这样村委会便能够通过LJK不断地从李姓华侨那里拿来大批资金，进行村庄集体事业建设，并保证村委日常运作和发放干部工资津贴。同时，J支书还向自己两个在事业上都有很有成就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募集资金。

2003年起，村中基础设施建设迎来了新的高潮。除了通过LJK从李姓留尼旺华侨那里筹集资金，J支书扩大筹资途径。他还想方设法获得了该村在外乡贤ZRS先生的支持。朱先生的族叔ZJL自己有个工程队，朱先生表示他愿意资助书坑村搞建设，但唯一的条件就是所有他支持的工程都要由他的族叔承建。为了保持与朱先生的稳定关系，ZJL被迅速地引入村庄的领导层，开始做支书助理，成为J支书退休后的接班人。在2008年4月，ZJL顺利通过村民选举，当选为书坑村村长，随后，又被镇政府任命为村支书。

五 书坑村的启示

书坑村的人类学分析告诉我们基于村落共同体的、传统的“集体意识”要素对乡村社会整合的重要意义。这些要素主要包括家庭、宗族、祭祀信仰圈等这类具有先赋性的血缘和地缘社会组织结构。乡村社会的变迁过程展示了传统和现代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实现对立与统一的过程。政治的变迁，虽然引起了村落各方面的变化，但国家根据自己的理念对乡村社会进行重塑的同时，乡村本身也在不断适应国家的变化，一些固有的规则也在切实地左右着乡村社会的政治变迁。如乡村最基本的诸如家庭、婚姻、信仰和习俗（制度和观念层面的文化）就没有什么质的变化，尤其是观念层面的文化更是难以改变。从村落文化发展的脉络来看，中国乡村社会在整合逻辑上与传统中国乡村社会一脉相承。书坑村社会整合的经验为我国乡村社会整合的持续带来了诸多启示。

一是政策设计要始终植根乡土、植根“三农”实际，最好是一切政策要高明地嵌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代代相传的信仰当中，变为老百姓的价值观。30年的农村改革，各级党政机关和广大党员干部为“三农”殚精竭虑，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形成了比较完整严密的理论和决策体系。统筹城乡的各项政策开始紧锣密鼓推进。我们会发现，30年来，凡是那些深深植根于国情、植根于乡村实际的政策，都得到了老百姓的热情拥护。凡是脱离实际的空想主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命令主义等，老百姓都很反感。虽然社会在不断变迁，但乡土社会和老百姓有自己的“惯习”，社会的变迁更多是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的变迁，体现在生活方式和观念的渐变。即使是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转折和巨变，对于天天过日子的老百姓而言，大部分人仍然要他们真切体会到变化以后才会意识到。如果我们的政策改变过于频繁，口号过于复杂，超越了老百姓的接受水平，最英明的大道理，也难以扎根乡土，难以在老百姓头脑中生根发芽。“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最朴素的原理在于，我们的一切政策要高明地嵌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代代相传的信仰当中，变为老百姓的价值观，这样，无形中完成了艰巨的社会文化变迁。如果生硬地让老百姓接受这个接受那个，往往会适得其反。

二是要重视本土资源的革新和利用。马克思曾经描述印度的农村公社是一盘散沙，“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孙中山、鲁迅等人也认为中国人一盘散沙。从我们田野调查的情况看，除发财致富这一世俗功利的观念极为泛滥外，至今宗族观念、风水观念、地缘观念和“功名观念”（读书或其他途径入仕，离开乡村进入体制内，一举成名的观念）仍深深植根在村民们的脑海中并在日常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虽然表面上中国农村的交往半径（经济圈、祭祀圈或别的圈）不大，没有形成市民社会所谓的“共同体”，但中国农民并不是一个个孤立的马铃薯，“功名观念”使农民与国家有着高度认同和密切互动，宗族观念使同姓交往圈可以无限扩大（全国孔姓、曾姓及广东普遍存在的联宗就是明证），地缘观念的伸缩性使中国人可以在需要的范围内保持认同（出了县，一个县的人是老乡；出了省，一个省的人是老乡；出了国，一国人都是老乡），风水观念其实是一种朴素的天人合一基础上的自然环境观，宗族观念实际上有利于培养历史责任感。因此，中国乡村不能简单等同于印度农村公社，有它内在的黏合因素、整合力量乃至信仰体系，或者说有它的内在文化基因，并非一盘散沙。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规划今后的乡村发展，不仅要知道老百姓想什么，需要什么，还要真实把握老百姓究竟怎么想问题，这样才能把党和国家的前瞻性考虑和乡村的现实性、可行性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和引导好本土既有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适当传承并改造村民的宗族观念、风水观念、地缘观念和“功名观念”，把这些观念引导到健康的方向上来，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

三是全方位提高农民的能力和素质。从书坑村的现实来看，老百姓发展经济的内在动力非常突出，职业的选择非常广泛，当前政府的关键是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引导老百姓树立比较正确的财富观、正确的法治观、正确的道德观。鉴于观念的改变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有系统的整合措施。首先，要大力兴办教育尤其是针对村民的各类培训和再教育，尤其是乡村实用技术培训、法治教育等。其次，要“旧瓶装新酒”，改造和提升农村的各种传统文化。再次，扶持各类行会和专业组织。这样，这类组织产生的业缘关系、业缘观念加上重视教育产生的同学关系、同学观念就会慢慢成为主流。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以后，相应的观念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总之，改革开放30年有效地激发了人民的主体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了农村的生产力发展，更重要的是带来了社会结构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30年农村改革改变的不仅仅是村落，关键是促进了人的现代化。就我国的国情来看，要在短时期内消除城乡、区域发展的差距不太现实，要在短时期内实现城市化也不现实，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农村的逐步城市化仍然是需要面对的现实课题。从长远看，乡村都市化是大势所趋，农村必将走上繁荣兴盛的道路。眼下最现实的还是立足本地优势来寻找发展的机会。除了繁荣经济的措施外，在科学发展的统领下，挖掘各地不同乡村的有利传统，加强和完善乡村社会治理，使各项政策措施内化为乡村的“新传统”，不断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劳动技能是今后的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