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技术与社会：对方法论的反思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南中国地区的一些城中村，发廊多过米铺。2007年底当我一脚踏进田野点石厦村时，却看到村里手机店、公话超市（IP电话服务）、网吧遍地开花，生意红火。信息传播技术在流动人口社区的普及，令我产生过一阵兴奋；但我当初的设想只是试图从攸县出租车司机通信工具与互联网上的联系人名单、特定用户的使用行为、传播关系圈这些角度，来观察社会学已经涉及过的农民工社会网络研究。换言之，我当初的设想，只是在原有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增加一个新的视角和变量。

得益于质化方法对研究对象长期定点跟踪和较为深入的观察、访谈，我在这四五年时间里，获得了石厦村流动人口，尤其是湖南攸县出租车司机大量的个人经历、职业和家庭故事，才恍然发现两个难得的研究经验。一方面，特定社群的社会网络研究绝不是他们ICT使用行为如次数频率、关系类型、交流内容等由我们学者归类细化的数据那么简单、固化，这些看似极为平凡的日常的上网、打电话等传播实践，其实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有血有肉的人物、情节，它们是特定时代、特定命运、特殊境遇之下才有的个人和社群的经历，社会关系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人与人之间结成的关系网络有自身的形成与发展逻辑——对于攸县出租车司机这一社群而言，它包含了他们的生存哲学和智慧、用于抵御陌生城市和职业风险的支持网络、在国家与市场的强权之下的自我庇护，它是联结城市与乡村人流、物流、资金流的纽带……而且，它是动态发展的，建立在ICT之上的关系网络可能在市场经济观念的冲击、通信技术的升级换代、互联网陌生人的到来、人生经验的转换等过程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在引入了ICT使用这一视角之后，我发现，这绝非换一个研究角度或增加一个变量那么简单，而是促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卡斯特所说的“技术就是社会，而且若无技术工具，社会也无法被了解或呈现”（Manuel Castells, 2000）。

我在这些年的新媒体研究中发现，立足于手机、互联网对农民工的影响研究（或称效果研究），其实预设了一种因果关系——技术影响了人，这种思维方式很有可能将技术仅仅视为一个外在于社会的力量，且容易忽视人对技术的具体运用甚至改造；事实上，技术是嵌入在人们最细微的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互动中的，人的文化属性、生活境况决定了技术使用的“情境式”框架，这种情境框架是极为独特的，它是在原有的人际关系互动模式、文化习惯、思维方式，甚至在非常独特的个人际遇、特定场景中展开的。美国学者巴拉特·梅赫拉等（Mehra B., et al.,2004）在《互联网对少数和边缘群体使用者的赋权》一文中，从方法论的角度，具体地探讨了媒介技术与特定群体之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为此，他们提出了“情境式研究”（situated research）取向，其内容包括：（1）关注实践：不是将研究重点放在找出技术对人们有哪些直接的影响，而是聚焦于技术如何塑造实践以及人们如何将技术为己所用；（2）关注关系系统：将社会场景理解为一种由人、实践和价值观构成的信息环境（information ecologies）;（3）关注脉络（context）：技术如何被使用的脉络和这些方式如何形塑或制约了人们对技术的使用。因此，情境式框架摒弃了研究者的主观经验，以一种更为开放的姿态将研究对象的主体性置于技术与社会的互动之中，从而也就获得了使用者在生活中的独特经验和相对真实的实证材料。比如说一些攸县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他们买电脑的初衷是为了上网查交通违章，因为违章罚款对他们是件大事，在没有网络查询之前，要了解自己是否违章非常不便，而上网查违章解决了他们的一块“心病”；另外，我在对石厦村的调查中发现司机家人共用一个QQ账号、夫妻之间相互翻看彼此的手机短信和交换手机卡的习惯十分普遍，从而发现乡土社会其实并无我们现代人的隐私观念。因此，情境式媒介技术研究恐怕是最接近特定人群生活真相的一种研究方法和视角，只有通过这种视角，才能真正发现新媒体技术如何嵌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中以及在特定场景中技术被赋予的特殊的功能与意义。

但情境式研究对社会的理解只停留在相对微观的经验世界层面。在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哈贝马斯在阐释人的交往行动时，曾提出了“生活世界”（lifeworld）和“系统”（system，或译为制度）的“双层建构”论（two-level construction）。“生活世界”是个人或团体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环境与主观经验这一社会的微观层次；而“系统”则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这类宏观的社会力量。哈贝马斯认为，人的交往行动发生在系统与生活世界的“接合处”（seam）。因此，西方社区传播研究的著名学者弗里德兰（Lewis A. Friedland）推崇以“社区”（community）这一中观层次建构传播理论，在他看来，社区正是连接宏观社会系统与微观生活世界最佳的接合处，也是考察传播行为中制度与人们日常生活世界如何互为作用的理想场域（Friedland,2001）。通过社区/社群这一中观分析层面，就必须了解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活，包括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场景如何？他们有着什么样的喜怒哀乐、有着什么样的需求与梦想……与此同时，也就不得不将他们放到具体的社会情境和社会系统中去。于是，在考察攸县出租车司机ICT实践的同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便纷至沓来，那些平时看似抽象、空洞、宏大的理论与概念在具体的社群关系与行为中，突然变得清晰可辨——户籍制度下的身份制约、地方政府的资源垄断与控制、特殊职业设置中的劳资矛盾、陌生城市的社会距离以及乡土文化的根性……都深刻地影响了这一特定社群的社会生活，也同时形塑了他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ICT实践。可见，技术与社会都是通过具体的人的实践才得以呈现的。

因此，彻底打破传播效果研究的因果框架，就意味着走出ICT作为外力如果影响被研究者这样的预设，而进入了更加广阔的社会学领域。就像阎云翔借助“礼物的流动”这个线索去发现、挖掘一个北方村庄的社会网络与互惠原则，本书是以ICT实践为线索考察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建构过程，在这样一个主体、情境、过程式的研究（或是项飙所说的“主体 -实践”研究范式）过程中，人的ICT实践只是一个观察点，以这个观察点生发出来的问题意识与研究领域其实远远超出了ICT和传播本身，例如，我从司机的手机联系人名单中去分析他们的社会关系、阶层隔阂、借贷网、信任变迁，等等，并最终落实到身份认同——“身份共同体”对流动民工的价值意义这一核心问题上来。

但社区研究完全基于个案，而且，我的研究对象是特定社区空间中的传播生态，以及生活在这个空间里的人与故事。这个故事里的主角——攸县出租车司机，既不是当年北京“浙江村”里那些来自浙江温州农村拥有资金、技术、产品、市场信息和劳动力的经营群体；也不是生活在富士康这样工厂政体下的新工人；单纯从年龄上看，石厦村的攸县出租车司机大部分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深圳平均从事这个行业有近10年的历史，他们与那些“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也不一样；而且，有研究者发现聚居农民工和散居农民工在人际交往、媒介使用与城市融入方面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因此个案（特定社区或社群）与总体的关系，值得思考。

中国有句俗话，叫“窥一斑而知全豹”，指的是以个别推及其余，因而难免以偏概全，在研究中容易陷入以“特殊”验证“普遍”之方法论的迷思。因此，本书的个案研究并没有以“微观社会学”反映中国流动人口ICT实践之概貌的野心。当年马林诺夫斯基对费孝通《江村经济》“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研究整个中国的缩影”的赞誉及此后来自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和利奇（Edmund Leach）的质疑，也引起了费孝通对微型社区研究局限性的反思，提出通过积累多种社区“类型”，进行必要的比较研究，以达到对中国社会结构总体形态的认识。因此，希望从个别的社区展现一幅中国社会体系的总体图画，显然是不现实的。但西方也有一句谚语，叫“the sun is mirrored even in a coffee spoon”，这就换了一个观察事物的角度，它强调的是外部世界如何投射于局部，在方法论上给我以很大的启发。以我的理解，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区研究的复兴，是换了一种角度去看人类学的个案研究——假如以社会学惯用的树木与森林来比喻的话，也就是说，新的社区研究不纠缠于个别的树木能在多达程度上反映整个森林，或者说放弃了以树木来描绘整片森林之企图；而是将目光更多地聚焦于这棵树木是在什么样的土壤之中、阳光和空气对它产生了什么样的光合作用，才形成了这样一棵独特的树木。因此，新的社区研究重在通过观察微观社会如何被宏观系统结构所形塑，试图探索微观社会学的宏观基础。正因如此，学者卢晖临认为在方法上重获新生的社区研究，是将社区视为“一个检验各种各样人类特征的假设和命题的试验场，而不是对宏观社会进行概括的‘样本’”（卢晖临，2005）。事实上，我对石厦村的流动人口ICT实践有多大的代表性、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中国当今社会中下阶层在信息化社会的生存方式的整体面貌并不感兴趣，因为这是无解的问题，在此，我赞同有学者提出的：对个案研究“代表性”的质疑，其实是以统计调查研究的问题来要求个案研究，个案研究的意义在于它是否能促进知识的增长（王富伟，2012）。如果说中国信息化社会是由各阶层、各社群无数的马赛克组成，我只能提供拼图其中的一块；我关心的是，个案和整体的关系性存在：我对这一特殊community（社区/社群）的考察，是否能比较客观地反映制度、市场、文化惯性与信息化过程如何在这里形塑人的传播行为；国家、地方的资源竞争和权力关系如何在这个社区具体的人与事件的传播实践中得以真实呈现——特定的社区传播实践如何从一个个侧面折射出政治、经济、文化交织而成的五光十色的光谱。而且，我相信精彩纷呈的人类传播实践，既有一定的类型可比性，也有由具体的人与事件所构成的传播实践的特殊性。作为研究者，与其纠缠于共性或个性哪个对了解社会更有意义，还不如观察形成这些共性和个性的结构性条件，以及在这些结构性条件之下人的主体性对策、行动与结果。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我的社区研究没有脱离（甚至相当强调）宏观的结构性因素，因此，内中有一些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尽管我并不敢称这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研究。因为在我看来，传播的政治经济学虽然立场鲜明、角度凌厉、批评到位，但通常采用的视角都相当宏大，微观社会的传播现象，往往只是作为其分析的例证，很少以微观为立足点，照见宏观制度运作具体细微的过程。而个案研究（社区研究）起码可以更多地揭示制度化的过程，揭示在传播资源、权力的角逐中，人的主体性策略和社会关系如何一一展开，所以我认同美国学者弗里德兰将社区研究作为经验世界与宏观体系之接合点的中观研究取向。对此，以传播政治经济学闻名华人与国际传播学界的赵月枝曾经有过深刻的反思与提醒。她认为，学者的“终极关怀”不是宏大叙事和意识形态化了的抽象概念和总体性社会工程，而是：

特定社会群体、特定时空和社会关系中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和群体，以及他们作为中国社会的不同构成之间活生生的生活体验和社会关系。毕竟，不是抽象的传播过程，也不是被物化的传播制度，而是社会传播，即，不同社会权力主体之间的传播关系，也既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也即整个生活方式，才应该是传播研究的主旨（赵月枝，2007）。

赵月枝上述这段话句句掷地有声，但包括以政治经济学为理路的学者们对特定社群、特定社会关系之下作为主体的人的传播研究仍少之又少。社区传播研究耗时费力，且难有一拍脑袋的概念发明和理论贡献，这是众所周知的现实。我勉力为之，并希望在方法上能够补拙，因此在质化研究的基础上，还对攸县出租车司机、石厦村网吧用户、村内的媒介经营者进行了几次问卷调查，试图做到如黄宗智所言的理想的研究方法，事实上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常识：“通过质性研究形成鲜明的问题之后，方才有深度、针对性地使用计量，然后再返回到质性研究中去检验、阐释”（黄宗智，2012）。我希望这种质化与量化步步推进的方式，可以用来弥补传播学在流动民工社会关系研究中的一些尚未被涉及的领域，也算是为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做一次提供地方经验和知识的尝试。

本书的写作采用了第一人称，处处可见作者踪迹，本意在于参与观察的真实性，但也可能恰恰流于“主观”，在此有必要对研究方法略作说明。第一至第三章关于“社区传播”的内容主要采用地图法（social-spatial mapping），此方法完全得益于邱林川对广州石牌村的媒介商业环境测量法，包括编码方法等（详见附录）；另以亲身观察、访谈法和问卷法（针对媒介经营者）加以辅助。这部分的材料基于2008年和2010年两次石厦村社区传播生态的调查结果，由于2010年内容较新、经验上比较成熟，故书中主要采纳2010年的数据。书中第四、第五章关于攸县出租车司机“空中共同体”研究，在方法上采用了比较严格的、阶段性渐进的个别访谈——焦点小组访谈——再到个别访谈——问卷调查（针对石厦村攸县出租车司机，有效问卷331份）。书中有关车载通信设备和司机手机使用的材料，尤其是关于对讲机主要发展脉络的材料经过了多次、多人互相对证，因此有些材料虽基于受访者的个人经历，但被采纳的内容大多求证过其他司机。第六章的内容来自对20名攸县出租车司机妻子的焦点访谈，在有/无职业、年龄、学历上尽量各有选择。地图法、问卷法、参与观察法由本人指导并带领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本科生、研究生30余人共同执行，附录中均有详细说明。作为研究者，在方法上只能尽己所能，取证方法如有偏误或材料方面若有差错，本人负有全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