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前言

民国时期的中国政治处于由传统帝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渡阶段。在这一过渡时期，各种现代和传统的要素杂糅并存，处于相互交织缠绕的混沌状态。国民党人在探索过渡时期制度建设方面付出了失败的沉痛教训。其政治领袖蒋介石在1949年溃败之际，曾在日记中深刻反省称：“此次之失败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适合现在之国情与需要，而且并未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之紧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是无异失去其灵魂，焉得而不为之失败？”[1]

1928年北伐胜利后，蒋在重建政治统治秩序的过程中，不断受到来自中央与地方各种力量的掣肘与挑战。走向统一的过程充满了惊心动魄的权谋和不可预测的变数。在这一过程中，蒋所面对的最大离心力，是北伐后便与中央渐行渐远的两广地方实力派和以胡汉民、汪精卫为代表的粤籍政治人物。1931年胡汉民汤山被囚后，长期追随胡汉民的粤籍政治人物南下与两广地方实力派相结合，先是成立非常会议政府，与中央分庭抗礼；九一八事变后改设西南政务委员会，表面上隶属南京中央政府，实际上继续保持独立状态。为了避免党内公开分裂，直至西南政治领袖胡汉民去世后，蒋才通过和平解决两广六一事变，将粤桂收归中央。

长期以来，在“革命史叙事”模式中，大陆学界主要从“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与“派系斗争史”的两条线索来叙述国民党南京政府统治下战前十年的历史。[2]这一明显带有政治批评意味的研究模式，虽然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偏重以武力来解决内部抗争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但无法全面揭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在探索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与代价。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化叙述模式的兴起，加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矛盾凸显的现实需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主义与地方意识等问题开始为学界所关注。邓正兵所著的《广东地方实力派和地方主义研究》一书，从分析1927～1936年广东地方实力派的活动入手，研究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主义。该书摆脱将地方实力派等同于军阀的思维定式的束缚，“把广东地方实力派作为一个结构、一个群体角色，将其置于政治制度的结构体系下进行考察”，从而揭示为传统“革命史观”所遮蔽的广东地方实力派的自身组织结构与发展脉络，以及对广东地方社会的动员与控制。[3]金以林所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一书在细致勾勒国民党高层派系政治纷争的同时，注意到地域观念与高层派系政治之间的关系，从党内粤籍领袖正统意识的总爆发的角度切入分析了导致1931年宁粤对峙的原因。[4]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学术研究视野更加多元，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台湾地区蒋介石档案的解密、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的胡汉民档案资料的公布，学界对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政治势力与中央之间的关系有了全新的解读和认知。杨天石最早利用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胡汉民档案，揭示出1930年中国政坛一段鲜为人知的内幕，即胡汉民晚年，基于抗日和反对独裁的需要，曾经广为联络，组织力量，一再准备以军事行动推翻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政权。[5]陈红民更在全面整理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的基础上，完成并出版博士论文《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一书。该书以胡汉民往来函电里的人际关系网络为中心展开论述，既探讨了胡汉民与蒋介石、张学良之间的关系；又考证了胡汉民组建的“新国民党”相关史实，填补了国民党史研究的空缺；还通过福建事变前后两广与十九路军之间敌友关系的变化过程，揭示出反蒋阵营之间内部的矛盾分化。[6]

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启发下，本书进一步开拓研究视角，一方面从国家政权建设角度，通过勾勒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如何应对和解决西南问题，揭示蒋介石作为政治领袖的成长与局限，分析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对当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兼顾地方的视角，通过还原胡汉民及其周围相关人群的活动轨迹，来审视在中央集权重建过程中失势政治人物与地方政治势力的生存困境。本书希望通过重建西南与中央之间复杂的互动过程，揭示出在走向统一过程中的派系纠葛与权谋运用，进一步深化学界关于战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

由于研究角度的转变，本书所使用的资料范围也有所扩大。一方面继续开发“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这一“史料宝藏”，根据函中所提及的人物行踪、史事内容，排比各种已刊、未刊资料，逐一核实判定相关函电写作的时间，揭示出为学界所忽视的西南政治领袖胡汉民反蒋无门、从“矛盾政策”中找寻出路的尴尬境遇。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台湾方面自2003年陆续出版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和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自2006年以来陆续开放的《蒋介石日记》，考察自北伐后至抗战爆发前蒋介石与两广关系的变化过程，注意分析蒋的国家政权建设理念以及政治实践如何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而调整与变化。除此之外，本书还大量利用天津《大公报》《北平晨报》《独立评论》等当时报刊的相关评论及报道，通过它们站在中央与西南之外第三方立场的观察，帮助我们后来的研究者厘清当时所谓“中央与西南”之争的本质。

本书的主要内容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

西南与中央之间对立的近因是由1931年宁粤对峙的局面演变而成，其远因则是北伐后期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军系与粤桂地方军系之间历史恩怨的延续与爆发。本书第一章围绕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蒋介石在坚持武力统一政策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政治难平”的困惑为中心展开叙述，勾勒出1930年代西南与中央对立产生的历史背景。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外敌的入侵改变了蒋介石与政治对手之间的博弈方式。在经历了下野的深刻反思后，为了应对九一八事变后的危机局面，蒋于1932年重返政坛后，其建国理念与执政方式都发生明显转变。本书第二章以蒋介石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的成长为线索，论述了蒋对西南问题由武力解决到政治解决的转变。

1933年底爆发的福建事变是西南与中央关系中一个关节点。福建事变爆发后，西南因握有解决时局的关键，加之南京内部“迎胡倒汪”势力的推动，西南与中央的关系开始从对立走向交涉。本书第三章试图以西南为透视中心，以西南与中央关系为构架，通过还原福建事变前后西南与中央从对立走向交涉的过程，探讨在因外力入侵引发的救亡统一的民众心理背景下，面对中央统一化政策的压力，西南是如何因应的。事变解决后，中央虽凭借“地利”“人和”，积极推动统一化进程，但西南依旧保持割据状态。西南尽管在维持自身权力方面获得了暂时胜利，却彻底失去其道义基础。

影响西南与中央关系演变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中央实力的增强，不如说是西南内部自身的相互掣肘与钩心斗角。本书第四章利用新近出版的《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通过还原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胡汉民及其周围相关人群的活动轨迹，呈现西南内部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环境。1934年年中，为应对西南的被动局面，胡汉民欲于“矛盾政策”中找寻出路。既欲从军事上攻蒋，同时又注重与蒋交涉；既欲倒蒋以抗日，又思假日以倒蒋。“内忧”（对实力派而言）相煎益急，“外患”（对蒋介石而言）又侵逼不已。胡汉民于重重矛盾环绕纠缠中，身不由己。无奈之中，胡欲借五全大会召开之机，“从党找办法”，“以党取攻势”。未料，“自行开会”之举，锋芒所向，未曾伤及中央，却令西南“散伙”。这一情形应是西南反蒋“表象”背后的真实底蕴。

西南与中央之间的争斗，既是中国政治传统上的中央与地方之争，也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结果。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政争对西南与中央关系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本书第五章利用最新公布的《蒋介石日记》，辅以其他相关当事人的日记、信函，通过还原国民党五全大会前后西南与中央间走向“团结”的过程，揭示了“团结”表象背后国民党内部复杂的派系政治运作。1934年底，蒋借红军西撤之机，入黔、拉滇以制粤桂。在战略上居于主动地位前提下，蒋欲借五全大会召开之机，通过“党权”的让步与妥协，促成西南与中央间的“复合”。然而，因双方在实际利害面前各不相让，加之心理上的壁垒森严，这一形式上的“团结”并未增进双方实质上的凝聚力。国民党五全大会后，蒋之以政学系取代汪精卫，实质上向西南宣明了政治妥协的限度，即党权可让，政权则坚决紧握，毫不相让。政学系的上台，令西南方面对于蒋之合作诚意深表失望。因蒋的合作诚意有限，加之西南内部的掣肘，胡汉民出洋回国后没有按照原定计划赴京，而是转赴广州，以“民众之导师”的姿态，继续“监督和指导”政府。胡汉民心中对蒋的成见，至死仍未消解。

1936年的两广六一事变是西南与中央之间最为关键的较量。本书第六章通过排比《蒋介石日记》《蒋中正总统档案》等原始档案材料，重构蒋介石处置两广六一事变的历史经纬，在补充修正学界已有研究的缺失与错漏的同时，着重分析蒋在处理地方称兵反叛事件时的决策心理与谋略运用。蒋介石应对两广六一事变大体上有一整套方针与步骤。事变初露端倪时，蒋坚持静观其变。其对粤桂的军事部署以防备为主，取监视与待机方针，欲利用两广之间的矛盾纷争和广东内部的文武内讧，以政治方式和平解决。事变爆发后，蒋采取“先专对粤”的策略，以拆分粤桂；广东问题解决后，又冒险撤换李宗仁、白崇禧；然后借口李、白抗命不服，趁机派兵入粤；待中央军转至西江布防后，开始对桂谋求和平解决。蒋处置两广之方针与步骤虽无明显之失算，为两广问题得以和平解决的关键，但其所运用的手段并未超出中国传统政治术之羁縻反侧的范畴，对粤施以分化离间与策反收买，对桂则在优势武力的威慑下，通过人事、地盘与金钱三者加以笼络与利诱，恩威并施。两广事变之和平解决，实际上是双方在利益交换基础上达成的形式上之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