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综述
Forum Report Summary

“世界文化发展论坛”（2013）研究报告

强以华

摘要：由湖北大学举办的“世界文化发展论坛”于2013年9月23日在武汉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围绕会议“当代世界主流文化的现状和前景”这一主题进行了热烈研讨与交流。综合来看，会议有三个焦点问题，即文化与主流文化、各国主流文化以及各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本次研讨会观点富有创新性，成果较为丰硕。

关键词：世界文化 主流文化 发展

文化的发展既是物质文明发展的结果，又是物质文明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正如中国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一样，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世界文化的发展。鉴于文化发展对于当代世界发展的重要意义，2013年9月23日，由湖北大学主办、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协办的首届“世界文化发展论坛”（2013）在湖北省教育考试院沙湖基地隆重召开。来自美国、墨西哥、澳大利亚、爱尔兰、巴西、韩国、印度、以色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内院校或研究机构的专家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以系列笔谈为基础，围绕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诸多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了使讨论更为集中，我们把系列笔谈的相关内容同全部论文结合起来，纳入以下三个部分加以分析。

一 主流文化研究

会议探讨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如何在文化的基础上理解主流文化以及各国主流文化。毫无疑问，文化是理解主流文化的基础，但是，理解主流文化作为理解文化的进一步提升，更能把握文化的实质，并且更能有效地帮助我们把握文化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

1．一般文化

文化，伴随着人类的诞生、成长与发展，从远古社会蹒跚而来，时至今日已蔚为大观。

那么，文化究竟是什么呢？在人们的生活中，文化有点像空气，它视之不见、嗅之不觉，却又或隐或显、或自觉或不自觉地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始终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左右着人们。正因为文化太广大、太深邃，并且太重要了，因而对它难以名状，难以下定义。文化成了定义最杂乱、界说最模糊的概念之一。正因为此，为了探讨文化的内涵，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追寻文化这一概念的起源。中国社会中的文化概念最早见于《易经》。《易·贲卦》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化成”便是最早出现的“文化”概念。具体到“人文化成”，则是指典籍和礼仪风俗。西汉时期，刘向在《说苑·指武》中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此处的“文化”指与武力相对的文治教化。西方社会中的“文化”概念从辞源上说，主要都来源于拉丁文的“cultura”，具有居住、留心、耕种、培养、敬神等含义，指的是生活方式和礼仪风俗。现代英文、法文和德文中的文化都从拉丁文演化而来，并且都保留了拉丁文的某些含义。因此，从起源上说，无论是中国的“文化”还是西方的“文化”，都包含了教化培育人的含义。就此而言，一切人化的东西（包含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等）都应该属于文化的范围。所以，中国的《辞海》说，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然而，从教化培育人的角度看，精神或思想文化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因此，学者们更多是从精神或思想文化的角度来定义文化。文化的专门研究源于19世纪西方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对原始社会形态的探讨，而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范畴、一个中心概念则首次被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1871年出版的著作《原始文化》中提了出来。泰勒其实就是从精神或思想的角度给文化做了界定，他说：文化或者文明就其民族意义而言，指的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任何能力与习惯。

在本次会议中，一些学者探讨了文化的含义。墨西哥学者霍藤沙·居雷尔·贝瑞（Hortensia Cuéllar Pérez）教授的研究更为深入。我们以贝瑞的观点为例来讨论会议对于一般文化的思考。在《文化与诸文化：对世界主流文化的简略反思》一文中，贝瑞也从文化一词的拉丁词源开始追溯，并且进一步指出，文化一词的拉丁语与动词colere（培养或抚育）有关，它源自印欧语“变化或改变”。由此出发，他也把文化的基本意思理解成对人的培养，或者，个人、团体、民族或国家所经历的可能平静发生也可能充满艰辛的内在的“变化或改变”。因此，他说：“文化一词，无论是东方的儒家学说还是西方的经典，都指的是对受教育者的塑造和培养。”贝瑞探讨一般文化含义的令人印象深刻之处表现在他把文化分为经典人文主义意义上的文化和现代人文主义意义上的文化，并描述了经典人文主义意义上的文化向现代人文主义意义上的文化之发展的内在逻辑。首先，他从西方的角度概括了经典人文主义意义上的文化的发展历程。在他看来，希腊人所谈论的希腊文化总是致力于把自由人的各种品格塑造得非常优异，古希腊人称之为同美德有关的内在塑造，这种塑造不仅针对个人，而且针对政治—社会或社区团体。这一观点的典范是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所表达出来的思想。基督教早期的文化继承了古希腊对人的培养，同时加入了宗教的成分，即信仰之光，也就是对上帝和基督的信仰，代表了有别于理性却不反对理性的另外一种知识的来源，从此，在智力的层面上开创了神圣的先河。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强烈的科学理性得以发展，由此出发，诞生了工具理性。并且，在地理大发现时代里，世界在地理上得到了统一，从而直接导致了大陆与大陆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知识共享。然而，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引起了人们对于工具理性的反思，使人们意识到必须要限制工具理性和权力意志。最近，后现代运动及其文化和哲学的解构指出了理性的边界。现代人文主义意义上的文化正是这种反思的结果，它比经典人文主义意义上的文化更加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其实，人文主义意味着某种综合性，它对不同团体开放，并且与之对话与合作。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什么是文化？贝瑞说道：我们认为，在开始讨论“文化”“文明”和“世界主流文化”之前，我们要理解复杂的世界，它与多种因素，例如历史语境、地理、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地域、种族、语言、宗教、自然环境的丰富与否等有关。

2．主流文化

文化（一般文化）一定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它的多层次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加以区分：其一，从时间的角度加以区分就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加以区分。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中，文化都有主流与支流之分。例如，在中华民族（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儒家文化始终是一种主流文化，它不仅相对于汉族文化中的诸如道家文化、法家文化、墨家文化、名家文化等是一种主流文化，而且相对于随着历史的发展后来加入中华民族的少数民族文化也是一种主流文化。其二，从空间的角度加以区分就是从一定范围内文化的现实横断面的角度加以区分。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现实横断面上，文化也都有主流和支流之分。例如，在当代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的横断面上，社会主义文化目前是一种主流文化，它不仅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是一种主流文化，而且相对于其他大众文化也是一种主流文化。然而，尽管我们既可以从时间的角度也可以从空间的角度区分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甚至描述一个民族（例如中华民族）具体的主流文化究竟为何，但是，在如何具体定义一种主流文化方面依然存在着巨大的争议。在此方面，国内学者江畅教授的研究给人印象深刻。

江畅教授在本次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为《主流文化存在的三种样态及我们的战略选择》。江畅教授从一个独特的视角亦即“价值”的视角来看待文化的实质，并且将其作为判定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标准。在他看来，价值观构成了文化的核心和灵魂，价值观的差异构成了文化之间的差异，这一情形不仅表现在不同的一般文化之间，而且表现在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之间。从表面看来，“主流文化是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普遍流行的或为公众普遍接受的文化，而非主流文化是在社会中不占主导地位、部分流行或为部分公众接受的文化”。但是，由于“无论主流文化还是非主流文化，都是指一定的价值系统的现实化”，所以，“从实质上看，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价值观的区别，而不是某种风俗习惯、日常生活方式的区别：主流文化是其价值观占据主导地位并普遍流行，而非主流文化则是其价值观不占主导地位只为部分公众所接受”。既然主流文化区别于非主流文化的实质在于它的价值观，并且这是一种占据主导地位、普遍流行、得到公众普遍接受的价值观，那么，我们便可以得出结论：主流文化之所以是主流文化，乃在于它是一种包含了主流价值观或体现了主流价值观的文化。这样一来，江畅教授就从主流价值观的角度定义了主流文化。由此出发，江畅教授还进一步指出了主流文化的三种存在样态，并且根据这三种样态的理论提出了中国主流文化建设应有的战略选择。主流文化存在的三种样态包括：其一，主流价值文化一统天下的样态，在这种样态下，非主流文化完全被压制以致湮灭，社会看起来只存在着清一色的一统文化；其二，主流文化唯我独尊的样态，在这种样态下，非主流文化被边缘化乃至被排斥被否定，社会中存在着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的对立与争斗；其三，主流文化兼收并蓄的样态，在这种样态下，主流文化吸收现实可能存在的非主流文化的合理成分，使自己真正强大，非主流文化则在有助于主流文化稳定繁荣的基础上与主流文化同时存在。在以上三种主流文化的存在样态中，第三种样态应该是最为值得推崇的样态，因此，选择主流文化的第三种样态也就是中国主流文化建设应有的战略选择。

会议不仅探讨了一般文化和主流文化，还进一步把探讨的触角深入具体的各国主流文化。

3．各国主流文化

各国主流文化的探讨乃是本次会议的重点。除了国内学者关于中国主流文化的大量研究成果之外，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会长王忠欣博士和保罗·斯威夫特（Paul Swift）教授分析了美国的主流文化（参见王忠欣博士的论文《当代美国文化及其特征》和斯威夫特教授的论文《宽容作为美国核心价值观的优点与缺点》），马来西亚的萨米安（A. L. Samian）教授探讨了马来西亚的主流文化（参见他的论文《马来主流文化在世界上的现状与未来》），爱尔兰的摩尔·尼洛根（Mair Ni Lorcain）教授探讨了爱尔兰的主流文化（参见她的论文《爱尔兰主流文化的主流价值观》）。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以中国主流文化和美国主流文化的探讨为例进行阐述。

（1）中国主流文化

在本次会议上，有关中国主流文化的探讨呈现多样化的特点。这种多样化既表现为角度的多样化，又表现为观点的多样化。

从角度的多样化来看，学者们从诸多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中国主流文化方方面面的问题。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的笔谈《世界文化还是世界文化多样模式》、北京师范大学吴向东教授的论文《为什么中国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念》、湖北大学强以华教授的论文《当代中国文化的源流思考》探讨了中国主流文化的内容和源流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的笔谈《文化软实力》、湖北大学教授刘文祥的笔谈《从公共政策看中国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和湖北大学张丽军副教授的论文《苏联主流文化边缘化的教训对当代中国主流文化构建的启示》探讨了中国主流文化与中国的发展战略问题。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围绕中国主流文化探讨了其他一些问题，如湖北大学赵红梅教授的论文《当代中国主流审美文化问题研究》探讨了中国的审美文化问题。

观点的多样化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角度的多样化所带来的观点的多样化；其二，同一角度之内观点的多样化。同样，我们不可能在一篇研究报告中探讨所有角度的多样化和同一角度内部所有观点的多样化，我们这里仅仅挑选两个角度，并在每一角度中选择一篇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来窥视本次会议对中国主流文化的探讨。

第一，中国主流文化的内容和核心含义。在此方面，俞吾金教授深入地探讨了中国主流文化的核心内涵、基本特征和主导精神。在他看来，中国主流文化的核心内涵就是马克思主义，更为准确地说，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了避免误解，我们必须进一步理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含义。首先，在现、当代中国社会的语境中，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马克思主义主义，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马克思主义”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其次，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与谈话者同时代的‘当代’”指涉的乃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亦即1978年以来的中国社会主流文化；最后，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实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不仅包含了邓小平的思想，也包含了邓小平之后继者的思想。根据中国主流文化的核心内涵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规定，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概括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基本特征和主导精神。它的基本特征应该体现在四组张力之中，即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与执政党自身建设之间的张力；物质文化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之间的张力；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间的张力；借鉴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间的张力。它的主导精神则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组概念，即科学发展、公平和谐和民主法治。

第二，中国主流文化与中国的发展战略。在此方面，孙伟平研究员深入分析了文化作为软实力的内涵和构成要素，并分析了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方略。他说：“所谓文化软实力，是指一定的文化本身所内蕴或张扬出来的吸引力、感召力、凝聚力、竞争力、影响力等作用力的综合表达。这种‘有方向’的软力量以相应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发展状况为基础，蕴藏在文化传统、价值观、意识形态、政策法规、科教活动、生活方式以及文化产品和服务之中。”这种文化软实力包含诸如“文化价值吸引力”“文化知识创造力”“文化产业竞争力”“文化服务亲和力”“文化传播影响力”“文化体制引导力”等内在的构成要素，它以“教化”“同化”“感化”“融化”等方式并带有“润物细无声”的特征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此，发展文化软实力应该是中国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孙伟平研究员提出了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方略。在他看来，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首先应该做好两件事：其一，探索和确立实事求是、合乎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其二，坚定和确立人民大众的文化主体地位，依靠人民群众，促进大众创造力的充分涌现。在此基础上，他强调应该从文化软实力的内在结构出发，做好以下工作，即凝聚核心价值理念或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价值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树立科技立国和教育立国的发展战略，全方位提高全民科技水平、文化素养和道德素质，促进创新性的文化生产，稳步提升文化知识创造力；通过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推动文化产业和服务业快速发展，增强文化发展的竞争力和活力；大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以大众传媒为基础，打造全方位、覆盖广、有渗透力的传播平台和传播渠道，拓展中国的“文化边界”“文化版图”，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创新文化制度、内容和形式，提高文化体制的引导力和保障力。

（2）美国主流文化

在本次会议上，王忠欣博士清晰地勾画了当代美国文化及其特征。他首先回顾了美国文化的发展历史，指出美国文化早期接受的是来自欧洲殖民者的基督教文化，从19世纪中叶起，美国文化又深受欧洲的世俗文化和学术的影响，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文化一直都被称为犹太—基督教文化。在回顾美国文化历史的基础上，他分析了当代美国文化的形成，并且指出了当代美国文化的核心内涵和特征。他说，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大量非欧洲移民的涌入，美国逐渐从以基督教占压倒优势的文化转变成了纯粹的多元文化，美国是世界上文化最为多元的国家。那么，美国的多元文化究竟有无共同的核心内涵呢？有！根据王忠欣博士的分析，这种核心内涵就是有神、自由、平等。信仰上帝是美国文化之核心内涵的基础，追求自由是美国文化核心内涵的理想。崇尚平等作为美国文化之核心内涵就是强调人的平等，表现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机会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看来，美国当代文化尽管走向了多元化，但是，它依然与美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尽管如此，它也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即多元性、开放性、宗教性（多元宗教）、大众性和创造性。

在《宽容作为美国核心价值观的优点与缺点》一文中，斯威夫特教授则深入探讨了作为美国核心价值观的宽容问题，即美国人与人之间赖以和睦共处的伦理原则和法律原则，亦即宽容以及宽容的意义。他说，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它的文化是国际性的多元文化，面对这样的多元文化，要想确定其核心价值观非常困难。在这样的情形下，宽容就显得十分必要，它有实用的功能，因为它可以使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和平相处。特别重要的是：宽容作为一条基本原则，还与美国宪法第一条即保证言论自由相吻合。毫无疑问，这种宽容有好的一面，它的实用功能本身就意味着它有好的一面。它的好的一面在于：它使谈话保持开放的状态。然而，宽容也有不好的一面，它的不好的一面在于：它也会产生负面的效果。宽容是对差异的容忍，但是作为一种美德，宽容是有限度的，如果一个社会对所有的一切都持宽容态度，那么，它就没法反对毫不宽容的人。从底限上说，如果一个人想保持宽容，他必须对试图取消宽容的行为保持不宽容。美国保护言论自由，却不能宽容一个人在拥挤的剧院大喊“失火了”，因为这会直接导致伤害或踩踏。历史上的宗教迫害培养了宗教宽容的传统。在美国社会中，广泛存在着宗教宽容。即使今天的美国年轻人更愿意接受无神论，但是，与北欧相比，美国仍然是一个宗教气氛非常浓厚的国家。美国有很多宗教团体，其中有些宗教团体甚至对宗教进行恶搞，但没有人去惩罚它们，恶搞穆罕默德先知，虽然不受鼓励，却是允许的。伦理学中有伦理相对主义的争论，伦理相对主义有两种形式，即文化伦理相对主义和极端相对主义。文化伦理相对主义也就是传统相对主义，认为伦理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极端的伦理相对主义也叫主观相对主义，认为人与人之间就基本的对与错都无法达成一致。从事实上看，文化伦理相对主义和极端相对主义的区别在于文化群体的大小。总之，美国文化内在的多样性使人难以对所有人认同的核心价值观做出介绍。但是，美国人的宽容，尤其是对不受欢迎的语言的宽容，表明美国不要求人与人相互认同，而是要求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宽容的耐心。

会议在一般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基础上讨论了具体的各国主流文化，不仅如此，它还在此基础上深入讨论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以及各国（主流）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问题。我们先来讨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问题。

二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是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主题。围绕这一主题，学者们分别讨论了中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在传统文化的讨论中，学者们重点讨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例如湖北大学吴成国教授的论文《论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血脉》、湖北经济学院肖春艳教授和刘冲冲的《孔子“性相近、习相远”思想的方法论及其现代价值》；在现代文化的讨论中，学者们重点讨论了西方文化，例如湖北大学副教授徐瑾的论文《位格与完整：马里坦人道主义思想探微》。在分别讨论中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基础上，学者们认真比较了中外文化（主要是中西文化），探讨了中外（中西）文化的传播方式。例如，湖北大学教授熊友华等的论文《中庸与中道——先秦儒家与亚里士多德伦理观之比较》比较了中西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思想，湖北大学博士李家莲的论文《无为与守约：〈道德经〉与〈创世纪〉处世方法之比较》比较了中西传统文化中的处世方法，同济大学张能博士的论文《德勒兹的“欲望机器”与王充的“气”的比较》则通过中西方两位著名的哲学家比较了中西文化的某个侧面，湖北大学教授张宗庆、郭熙煌的论文《文化传播中的中式英语媒介》巧妙利用了“中式英语”这一特殊现象分析了中西文化的传播。此外，在提交的涉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论文中，学者还就其他感兴趣的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例如，菲律宾学者柯拉松·多拉巴（Corazon T. Toralba）的《文化基础的哲学反思》从哲学的层面深入反思了文化的基础问题；温州大学方德志博士的论文《生态文明与儒家德性精神振兴》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问题；湖北大学舒红跃教授的论文《从“我”到“我们”——现代工业文化的批判与反思》则对现代工业文化和工程技术提出了批判与反思。

1．传统文化的追寻

李家莲博士的论文《无为与守约：〈道德经〉与〈创世纪〉处世方法之比较》通过比较《道德经》和《创世纪》分析了中西传统文化中的处世方法。作者指出，《道德经》与《创世纪》以不同的名称共同阐释了哲学中相同的最高存在者——“God”与“道”，但是尽管如此，当中国哲人与西方哲人开始把宇宙最高存在者与“人”联系起来的时候，情况就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种文化源头的差异逐渐演变成为性格迥异的中西哲学内涵与文化传统。

在伦理思想上，相同的哲学最高存在者在《道德经》中对人的要求是“德”，而在《创世纪》中，对人的要求是“moral”，“德”与“moral”虽然中文译文大致相似，但二者在词语的文化内涵上是截然不同的，正是这种不同显示了《道德经》与《创世纪》对人的不同伦理要求。在伦理实践上，《道德经》的“德”要求人们做到“知常”，而《创世纪》却通过与人“立约”的方式要求人遵守约定。《道德经》与《创世纪》暗示的不同处世方式不仅体现了中西方民族对待哲学最高存在者的不同态度，而且体现了中西方“人”在哲学中的不同地位，更重要的是，还体现了中西方哲学基本思维方式的差异。

2．中西文化的比较

熊友华、陈静文的论文《中庸与中道——先秦儒家与亚里士多德伦理观之比较》围绕中西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精神“中庸”和“中道”比较中西文化，试图发现先秦儒家思想的伦理观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之间的联系和差异。

在比较中庸和中道之历史背景的基础上，作者分别比较了中庸和中道的基本内容、方法和目标。在内容上，作者指出，对于中庸和中道的思想内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比较：其一，过犹不及的思想。中庸的思想是过与不及的中间状态，所以过犹不及的思想是中庸的基本思想。儒家对中庸的这一理解与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基本相同。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应该选取中道，既不过度，也非不及。……中道就是过度与不及的居间者。”其二，时中的思想。孔子认为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应当是随着时间、环境、条件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对此，亚里士多德也曾有过相似论述，即相对中道思想。在他看来，除了绝对的中道之外，还有一种相对中道，它是随人随事、因地因时不断变化的，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尺度和标准来衡量。它只是对应该的对象，在应该的事件，于应该的地点和应该的时间，以应该的方式来行动。其三，中和的思想。“礼之用，和为贵”集中反映了孔子的中和思想。儒家中和思想的实质在于人伦关系的和谐，它以情感为纽带，强调温情脉脉的伦理道德，甚至将情感凌驾于理性之上。亚里士多德虽然也希望通过中道达到和谐的社会状态，但与儒家的感性主义原则不同，他所倡导的是理性主义原则。在方法上，作者也从几个方面来比较中庸和中道的方法。首先，中庸和中道都主张权衡适度法，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若是不能选择最好的方法，那就应该经过权衡去选择一种相对适度的方法。其次，先秦儒家的中庸和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根据各自的理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方法。儒家根据中庸中的时中思想提出权变的方法。所谓权变，就是根据事物发展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所以，儒家认为，我们在培养中庸思想时，要把握好实施中庸的应变能力，在不同形势下灵活应对。亚里士多德则提出感性怀疑法，即要警惕自身的感性欲望。所以，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我们必须不断地对感性欲望提出质疑，用理性调控感性，将自己拽往相反的方向，才会避免失误，达到适中。在目标上，作者指出，无论是先秦儒家的中庸还是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它们的核心思想都是在过与不及之间寻找中间，但这个中间的确定并不是随意而为的，需要有一定的标准。孔子明确指出，中庸的标准是“礼”。情感和行为只有合乎“礼”才可以称之为“中”。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法律才是中道的标准，在他看来，只有法律才能遏制人性的恶欲，使人的生活合乎德性。他认为法律是没有感情的智慧，是合乎正义而毫无偏私的工具，所以他对人的品质要求是合法基础上的合德。在比较中庸和中道的基础上，作者还进一步讨论了先秦儒家的中庸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对于后世的影响以及影响的特点。

三 各国文化与世界文化

万俊人教授关于《中国梦与世界梦》的演讲从一个基本角度把各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互关系的问题高屋建瓴地提了出来。他试图把中国梦与世界梦联系起来思考，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他是把中国文化的发展与世界文化的发展联系起来思考，试图找出一条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和谐发展的道路。在本次会议上，很多学者都探讨了各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问题，如墨西哥贝瑞教授的论文《文化与诸文化：对世界主流文化的简略反思》、韩国韩康铉教授的论文《一体哲学与新人类文化》、以色列李迪亚·爱弥尔（Lydia Amir）教授的论文《当代世界文化中的新怀疑主义世界观》、印度托马斯·门拉帕拉皮尔（Thomas Menamparampil）教授的论文《亚洲未来：受惠于世界伦理智慧》、湖北中医药大学陈建华教授的论文《中医药文化及其核心价值》，等等。湖北大学戴茂堂教授的论文《塑造我国主流文化的全球品质》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把中国文化与全球文化联系起来。此外，美国学者弗兰·詹姆斯·吾辛斯基（Fran James Wucinski）教授的论文《美国和中国：关于教育之重要性的不同观点》和巴西学者丹尼尔·维拉斯（Daniel Veras）教授的论文《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巴西人与中国人经商的不同方式》还分别从教育的角度和经商的角度探讨了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问题。

1．文化的多元化与世界化

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那么，各国文化如何构成世界文化呢？贝瑞教授试图探讨多种文化如何共存的问题。贝瑞教授把文化区分为经典人文主义意义上的文化和现代人文主义意义上的文化，并且认为现代人文主义意义上的文化更加呈现出多元性和丰富性的特点。他充分论证了当代世界的文化多元性。他说：从社会政治学的角度而言，自从柏林墙倒下之后，世界上再也没有了两极分化的局面，而是呈现出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多元化格局，其中，从特定的角度出发，每种文化都提供了一种地缘意义上的政治文化身份，因此，产生了多种对于世界有重要影响的文化，例如欧共体的文化、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以墨西哥和巴西为首的拉丁美洲的文化，以及以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这些情形说明，当今世界已成为多极化的世界。今天，已经没有任何伟大民族的身份特征或者文化能够保持不变，不管是西方的希腊文化、基督教文化，还是东方的印度文化、中国文化等，它们都不可避免地会接受发生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改变。因此，贝瑞教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在今天的社会中，我们能说世界上存在着主流文化吗？他回答说：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难以给出肯定性的回答，因为这个问题隐含着另一个问题，即从什么角度说世界上存在主流文化？当今，世界权力的重心正在向东方和南方转移，2013年的联合国报告也表明了这一点。这样，我们面对的就是文化多元主义以及跨文化交流，但是，由于文化身份、认知身份、民族荣誉和尊严等思想的不同，跨文化交流是非常困难的，怎么办呢？解决问题的方式是进行以尊重多样性为前提的跨文化对话。由此出发，贝瑞教授提出了如何促进各国或者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的设想。根据他的设想，我们可以采取两条路径来促进各国或者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首先，从动机层面上说，要具有进行开放性的对话与合作的态度，追求公平与和平；其次，从实践层面上说，每个国家都必须建立尊重其历史和传统的公共政策，以教育为途径，来提升其文化创造力，创造文化财富。在他看来，墨西哥就是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国家。

2．文化的全球化与普世化

贝瑞教授讨论各国文化的多元共存，戴茂堂教授则在承认和坚持多元共存的同时讨论了各国文化的全球化与普世化问题。戴茂堂教授论文的主旨是探讨中国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塑造主流文化的问题，或者换句话说，其论文的主旨是探讨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塑造中国主流文化的全球品质问题。在围绕这一主旨的讨论中，他正好涉及了与贝瑞教授之观点具有互补关系乃至对立关系的观点，即各国文化的全球化与普世化问题。

戴茂堂教授首先讨论了全球化的历史过程和逻辑线索。他说：全球化原本是开放性和竞争性的商品流通，特别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因此，它的核心是经济全球化，包括资本、资源、金融、生产、贸易、服务的全球化。然而，社会的经济与社会的政治、文化等原本不可分割，经济的全球化不可能只是停留于经济领域，它虽然发端于经济领域，但不可避免地要辐射到社会的其他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因此，全球化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也是政治、文化等的全球化。“所以，全球化从时间上看大致还是经历了先经济再政治再文化的历史过程。”经济全球化是发端，文化全球化则是落脚。从本质上说，虽然人们把经济全球化作为全球化的核心，其实，文化的全球化才是全球化的真正核心。正如戴茂堂教授自己所说：经济全球化到政治全球化再到文化全球化“这一逻辑进程本身表明，经济和政治的全球化都有待于文化全球化的价值支持，全球化的核心、归宿和根本只能是文化的全球化”。在讨论全球化的历史过程和逻辑线索的基础上，戴茂堂教授进一步探讨了各国文化的全球化和普世化问题。他说：“文化全球化要求不断超越本民族文化的国界并在人类的评价和取舍中获得文化的认同，不断将本民族的文化资源转变为人类共享、共有的资源。文化全球化依托信息革命，努力缩小、打破和消除了人民的文化界限，使知识信息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由于全球化作为一个整体首要的是一个社会文化系统，因此，全球化社会的关键在于多元社会文化构成的全球文化系统，全球化只能在既定的多元社会文化系统中进行整合。”“全球化的最高境界就是走向对价值文化普世性的诉求，就是在文化上达成或完成价值共识或价值趋同。”在他看来，他所理解的这种文化全球化在实践上一直在进行，它既包含了1993年8月世界宗教会议第二次大会签署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也包含了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还包含了更多的相关组织的决议和报告。如今，珍重生命、正直公平、言行诚实、相敬互爱，以及人人享有生活、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这些伦理规范和价值追求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戴茂堂教授才要求中国主流文化应该自觉对接于全球语境，并且通过增强文化自信来实现这一对接，构建中国具有全球品质的主流文化。

本届“世界文化发展论坛”作为湖北大学、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等单位举办的高层次文化论坛，试图探幽发微，通过对文化以及主流文化的探讨，追寻走向当代世界的文化交流和整合之路，给学界留下了丰硕的成果。我们这里挑选一些论文结集发表，并且期待未来各届“世界文化发展论坛”能够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