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文化研究
Mainstream Culture

主流文化存在的三种样态及我们的战略选择

江畅

摘要：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话语中的文化，不是广泛意义上的文化，而是就社会文化体系而言的，指系统的价值观现实化意义上的文化。就与非主流文化的关系而言，主流文化有三种存在样态，即一统天下，唯我独尊和兼收并蓄。新中国成立后的主流文化建设虽然走过一些弯路，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具备了构建可以解决目前多元文化对峙、冲突问题的最先进的“兼收并蓄”文化的现实条件，并正在作出实践上的努力。我们需要据此对我们主流文化建设的战略进行调整，更加自觉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最先进的主流文化。

关键词：主流文化 非主流文化 样态 社会主义文化 战略选择

无论从人类社会历史来看，还是从当代世界来看，在一定的以国家或民族为基本形式的社会，除非处于战乱或动荡时期，一般都同时存在着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情形。但是，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状况或样态，也可以说主流文化有不同的存在样态。在文化日益多元化的当代世界，任何一个社会都面临着处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一个社会文化取向的选择不同，其主流文化存在的样态也不同，这种不同事关社会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繁荣发展，因而不能不引起社会管理者的高度注意。我国现阶段正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有必要反思我国主流文化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它与非主流文化应当是一种什么关系，从而作出我国文化建设发展的正确战略选择。

一 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概念及关系辨析

近年来，在文化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但究竟什么是主流文化，以及相应地什么是非主流文化，似乎并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确切的共识。在当前我国同时存在着社会主义文化、西方文化、传统文化的新文化格局下，人们常常把社会主义文化看作是主流文化，而把西方文化、传统文化看作非主流文化。事实上，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也好，社会主义文化也好，都是不确定的概念，西方文化至少包括古代西方文化、中世纪西方文化、近现代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正统的、非正统的。就社会主义而言，也有传统意义上的、现代意义上的、一般意义上的、中国特色意义上的。那么，我们应该在什么意义上理解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明确这里所说的“文化”的含义。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文化’一词，在不同的学科中和不同的背景之下，自然有着多重的含义”。大致上说，文化可以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化，这种意义的文化指的是社会文化体系意义上的“文化”；文化也可以是宽泛意义上的“文化”，这种意义的文化不仅指严格意义上的文化，而且指风俗习惯、日常生活方式等。前者如“近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基督教文化”“佛教文化”等，这类文化的共同特点是：它们是一定的系统价值观的对象化或现实化；后者则还包括并非系统价值观的现实化，如“岭南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等。前一类文化有两个要件：一是系统的价值观，二是这种价值观的对象化或现实化。在人类历史上，有许多思想家提出了系统的社会价值观，但它们并没有被现实化，这种价值观虽然也属于思想文化的范畴，但并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只有当一种价值观变成了社会现实，成为了社会的价值体系，它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化（以下我们都是在这种严格意义上谈论文化）。

如果我们将现实化看作既定的，那么显然，不同的文化之间的区别就在于价值观。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灵魂，价值观不同，文化也就不同。我们说“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不同，就其实质而言，就在于它们所体现的价值观不同。系统的价值观是一种复杂的结构体系，它包括三个基本层次：终极价值目标、核心价值理念和基本价值原则。按照这种理解，同一类文化的不同具体文化之间也会因为价值观不尽相同而有所区别，尽管这种区别不一定是实质性的。例如，同属于资本主义文化范畴的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现代资本主义文化或美国资本主义文化、德国资本主义文化等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也因为所体现的价值观不同而有所不同。

基于以上对文化范畴的辨析，不难看出，我们所说的“主流文化”“非主流文化”不是宽泛意义上的文化，而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化。无论主流价值还是非主流文化，都是指一定的系统价值观的现实化。一般来说，主流文化是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普遍流行的或者为公众普遍接受的文化，而非主流文化则是在社会不占主导地位、部分流行或为部分公众接受的文化。例如，在美国社会，主流文化是美国资本主义文化，而天主教文化则是非主流文化。但是，从实质上看，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价值观的区别，而不是某种风俗习惯、日常生活方式的区别：主流文化是其价值观占据主导地位并普遍流行，而非主流文化则是其价值观不占主导地位并只为部分公众所接受。正确认识这一区别是极其重要的。在现实生活中，不少人将一些与我国传统的或本土的生活方式（如语言、服饰、饮食等）有关的东西看作非主流的文化，这种看法不仅是表面的、肤浅的，而且是危险的、有害的。我们必须意识到，正因为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区别是不同价值观的区别，所以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旦颠倒，就会导致整个社会制度乃至社会性质的根本变化。

关于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关系，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总是就一定社会范围而言的，在一定社会范围内的文化与其外的文化不构成主流与非主流的关系。比如，美国国内的文化与中国国内的文化不能构成主流与非主流的关系。不过，当美国的资本主义文化渗透到中国而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并存时，它们就存在着主流与非主流的关系。

第二，一个社会内部只有存在着不同的文化，才有可能出现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情形。如果一个社会范围内只存在一种文化，而不存在任何其他的文化，这个社会就不会发生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并存的情形。但是，一个社会存在着多种文化并非意味着出现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并存的局面。这里有两种不同的情形：一是在动荡不安、分裂割据的社会，即使有多种文化，但并没有一种成为主流文化；二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虽然统治者强制推行一种文化，但这种文化并没有现实化，没有为社会公众所普遍接受，相反，各种其他文化广泛流行。因此，多元文化格局是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并存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第三，主流文化并不等同于统治者推行的文化。统治者推行的文化可能没有成为主流文化，反之亦然。在历史上和在现实中都存在着这样的情形：统治者力图使自己倡导的价值观为社会公众普遍接受，但结果并非如此，充其量只为统治者内部成员所接受，甚至还存在统治者内部成员也不普遍接受的情形。例如，在西方中世纪后期，天主教会极力推行的价值观连教职人员都普遍阳奉阴违。这里的问题在于，统治者推行的文化和价值观是否体现了社会公众的普遍利益，是否顺应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如果体现了、顺应了，统治者的强力就有助于所推行的价值观迅速现实化，反之，则会适得其反。

第四，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之间的区别可能是实质性的，也可能是非实质性的。前面我们已经提及，本质上相同的一类文化之间也存在着区别。这种区别有两个方面：一是新旧的区别。例如，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存在着近代与现代的区别，近代的推行自由放任主义，而现代的则推行国家干预主义。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如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不同的价值观体现不同的利益等），在国家干预主义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自由放任主义为不少思想家所力主，并且在相当范围内流行。二是不同类型的区别。例如，美国市场经济是个人化的，而德国的市场经济则更倾向于社会化。我们不能排除在美国存在着市场经济社会化的情形。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也非常重要。这种复杂的情况告诉我们，在处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关系时，不仅要注意处理异质的非主流文化，也要注意同质但与主流文化有重要区别的非主流文化的存在，并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二 主流文化的三种样态

从历史和现实看，主流文化对非主流文化的关系存在着三种样态：其一，主流价值文化一统天下，非主流文化完全被压制，以致被湮灭，社会看起来只存在着清一色的文化；其二，主流文化唯我独尊，非主流文化被否定、被排斥、被边缘化，社会存在着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对立、争斗；其三，主流文化兼收并蓄，主流文化吸收现实和可能存在的非主流文化中的合理成分，使自己真正强大，非主流虽然存在，但不能与主流文化相抗衡，其存在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我们可以具体分析一下这三种样态各自产生的原因、利弊得失及其社会后果。

人类在进入文明社会的过程中，以及在文明社会发展的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都是从分散的小群体逐渐走向大的共同体，其间又发生过无数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情形。如此，进入文明社会后建立的不同社会几乎都是由不同的小社会组成的。这些小社会有着自己的社会价值观（尽管可能是不自觉的），有着自己特殊的文化。由它们组成的新的社会因而客观上存在着不同的文化，存在着不尽相同的社会价值观。历史上新社会的建立基本上都是通过武力的途径来实现的，取得战争胜利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并实现自己的利益，必然会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全社会，构建体现其价值观的文化。他们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常常通过极端的手段（如秦始皇实行的“焚书坑儒”政策、中世纪天主教会的“火刑”）压制以至于剿灭一切与其不一致的文化及其价值观。当然，有时候统治者还会采取教化的政策，使被统治者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其结果，社会就会形成一种文化一统天下的情形。一统天下的文化严格来说并不一种主流文化，但是从历史上看，真正实现文化完全一统的社会很少见，一个社会即使出现这种情形也是非常短暂的。从这种意义上看，文化一统的情形只是相对的，因而也可看作一种主流文化存在的样态。

历史事实表明，一种文化一统天下是一种弊多利少甚至是有害而无利的主流文化样态。首先，社会为了压制非主流文化、实现文化一统要花巨大的社会成本或代价。一种文化一旦形成，就具有其相对独立性并具有生命力，要使之完全泯灭，则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其次，社会在压制非主流文化的同时，也压制了信奉其价值观的人对社会的认同，以及建设社会的积极性和热情，甚至导致严重的对立情绪和斗争。这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有害的。最后，对非主流文化的过度压制必然导致社会文化缺乏活力以致衰败。历史上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社会，其结果都逃不出文化从单一走向枯萎的命运。更糟糕的是，尽管社会花费了巨大的成本，但非主流文化并不会因此而销声匿迹，相反会不同程度地存在，一有机会就会与主流文化相争斗、相抗衡，并力图取代主流文化。

不言而喻，传统社会采取这种形式常常是难以避免的。这是因为，传统社会的统治者都是通过暴力手段建立自己的统治的，而且这种统治的终极目的是实现统治者的利益。为此，他们必须压制反映被统治者利益的价值观和文化，使之无法在自己的统治下生存。

由于非主流文化不可能被完全剿灭，因而统治者可能会无可奈何地让其存在下去，当然也有些开明的统治者从自身的长远利益考虑采取一些宽容的或怀柔的政策，允许其存在。但是，其前提是对非主流文化进行种种限制、排挤，乃至干涉，严格限定其生存空间，不允许其发展，同时采取各种措施论证、宣扬主流价值观的合理性，扩大其影响，不断加强主流文化建设，以确保和不断增强主流文化的至尊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虽然可能存在一些非主流文化及其价值观，但影响很小，有些只局限于极少数人的范围，几乎不可能发展，而且社会对这些人另眼相待，甚至视为洪水猛兽。欧洲中世纪早期的修道院所保存的一些希腊罗马文化，犹如沙漠里的绿洲，其情形就是如此。于是，社会就出现了主流文化唯我独尊的局面。这种局面是一种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并存并敌对的局面，在通常的情况下，两者之间没有达到对峙的程度。

与一统天下的情形相比较，唯我独尊的情形是一种进步。至少，那些非主流的文化尚有一息生命，能够苟延残喘。更重要的是，由于有这些非主流文化的存在，主流文化始终面临不同的敌对势力，因而会保存一些活力，在一定程度上会注意从非主流文化中吸取一些内容以改进和完善自身。但是，唯我独尊的主流文化样态仍然是弊大于利的，只是其问题相对于文化一统天下的情形要轻一些而已。导致这种主流文化形态存在的原因较为复杂。一种原因可能还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防止由于非主流文化的流行动摇政权的基础，损害统治者的利益。另一种原因可能是对统治者所推行的文化不自信，感到非主流文化流行势必冲击主流文化。这种不自信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主流文化本身存在着问题，如果不强力推行主流文化，同时严格限制非主流文化，任由其自由生长发展，主流文化在与非主流文化的竞争中会败下阵来。当然，也有这样一种原因：主流文化本身是合理的，也有良好的社会基础，只是统治者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缺乏自信和气度，而不敢让其与非主流文化凭实力竞争。一般来说，在一个社会新建立的时候，统治者所推行的价值观及其文化势单力弱，对非主流文化采取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长此以往，就说明这种推行的文化要么没有反映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利益，要么其价值观本身缺乏合理性，不能为社会公众普遍接受。相比较而言，非主流文化可能更能反映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或者更具有合理性，因而更具有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不得不始终对非主流文化保持高压态势，使其不能与主流文化相抗衡。

与前两种主流文化样态不同的主流文化兼收并蓄的样态，从根本上改变了对非主流文化的态度。这种主流文化首先代表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甚至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而不只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反映了社会成员的普遍愿望；其次，这种文化的价值观从根本上说是合理的，在理论得到了合法性论证，并进行了精心的顶层设计；最后，这种文化是开放的，能不断地从非主流文化中吸收合理的成分，使自己的实力不断强大，以至于非主流文化不足以与之相抗衡。显然，这种主流文化存在有三个条件：

其一，从根本上说，这种文化的基础是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而不是少数人的利益，或者是所有社会成员的非根本利益。一种文化只有代表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成为了主流文化，才能有牢固的根基；一种文化只有代表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才能得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拥护和信奉。如此，其他一切代表一部分人利益或代表全体社会成员非根本利益的文化，就不可能与之相抗衡。这个条件是最重要的。历史上的那些主流文化之所以不能成为真正的主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其二，这种文化有科学的、合理的、可行的价值观。基于公众普遍利益的价值观必须是得到了理论论证和阐释的，它本身不仅应是科学合理的，而且应是采取可实施的形式。这一点在现代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社会的管理者确实是社会成员的代表，但并不能正确地反映其社会成员的心声，他们所致力推行的价值观还是不能为广大的社会成员所接受。在当代，反映社会成员愿望的价值观需要思想家来提供，思想家提供的价值观不正确，或者社会的管理者根本不让思想家提供，或思想家提供了也不采用，仍然我行我素，其价值观及其文化即使强力推行也仍然难以成为主流。这里的问题，一方面是要有科学、合理、可行的价值观，另一方面是采用了这种价值观后要自信。

其三，这种文化对非主流文化是宽容的、开放的，不仅允许其存在和发展，而且不断从中吸取营养。托克维尔在描述美国文明时就阐述了这种可能性。他说：“这种文明是两种完全不同成分结合的产物，而这两种成分在别处总是互相排斥的，但在美国却几乎彼此融合起来，而且结合得非常之好。我们说的这两种成分，是指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不言而喻，这两种精神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精神。在利益多元格局的社会，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多元的价值观，任何一种价值观都不可能毫无遗漏地代表每一社会成员的利益和愿望。在这种情况下，允许不同的价值观及其文化存在，能够更好地反映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另外，那些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不仅使社会的文化更丰富多彩，更繁荣昌盛，而且也能够使代表大多数利益或所有成员根本利益的主流文化从其中吸其营养，使自己更强有力，也可以使自己始终保持竞争态势，从而充满生机和活力。要使主流文化对非主流文化宽容、开放，也需要社会管理者的自信和气度。缺乏这种自信和气度，主流价值文化也难成为兼容并蓄的文化。

三 兼收并蓄：我国主流文化建设应有的战略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到今天，不过60多年的历史，近几年中共中央提出要建设文化强国，深刻地表明了我国的文化尚处于建设之中。文化强国的文化无疑首要是主流文化，加强文化强国建设，当然首要是加强主流文化建设。那么，我们就面临究竟要建设什么样的主流文化的问题。虽然我们进行文化建设已有几十年，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而且走了一些弯路。在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今天，特别是在中共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当前，我们很有必要对我国过去走过的文化建设之路进行反思，对我国文化特别是主流文化发展的路向重新作出选择或进行必要的调整。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社会致力于建设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文化，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会主义文化无疑是当代人类最先进的文化。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一直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就是要使社会主义文化不仅成为社会主流文化，而且要使其成为我国社会的唯一文化。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我国运用政治的力量在全力推行社会主义文化的同时力图消灭一切非社会主义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在封闭的社会条件下，我们达到了目的，形成了文化一统的局面。但是，由于这种文化是一种全新的文化，本身并不成熟，而且由于其他文化都被否定而不能从其中吸收有价值的内容，因而我国所致力于建设的文化内容越来越贫乏，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为此，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过去文化一统的局面逐渐改变，无论我们的主观意愿如何，社会主义文化以外的各种文化竞相登场。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我们认可了文化多元的社会现实，并且对主流文化之外的文化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同时，我们也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于是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客观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主流文化已经吸收了许多非主流文化的内容，正因为如此，我国的主流文化正日益强大。但是，不可忽视的是，我们一直以来对一切非主流文化仍然主要持一种简单否定、排斥的态度，不能妥善处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对非主流文化的宽容态度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因为我们要实行改革开放，而这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唯一选择。由于对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关系在认识和处理上还存在一些问题，所以当前我国主流文化与一些非主流文化在相当大程度上处于对峙甚至冲突的状态。

那么，我国应当如何走出当前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对峙、冲突的局面呢？笔者认为，我国需要调整对待非主流文化的战略，改变对非主流文化（无论是西方文化、传统文化，或是其他文化）简单否定、排斥的做法，在允许其存在和适度发展的前提下，充分地吸收其中的合理的、有价值的内容，为我所用，使我国主流文化成为包含当今人类一切文化中优秀内容的真正最先进的主流文化。具体地说，这种战略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具体内容：第一，建构我国主流文化吸收、借鉴其他任何文化有价值内容的开放动态机制，使我国主流文化成为一种文化的“熔炉”。任何其他文化在与我国主流文化相接触的过程中，通过这种机制的过滤，其中有价值的内容都能融入我国的主流价值文化，我国主流文化的力量因而能日益强大，任何其他文化都不能与之相抗衡。主流文化不仅有宽宏的气度，而且有巨大的消化吸收能力。第二，对于那些在我国有一定市场的非主流文化，不仅允许其存在，而且支持其适度发展，同时，将其纳入主流文化引导和控制的范围，使其为主流文化服务，对主流文化做有益的补充，满足部分人群的文化需求和利益需求。这种控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使非主流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始终有利于主流文化乃至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繁荣；二是将这些文化的存在和发展限定于特定的人群。在这方面，西方近现代对待基督教文化以及我国唐代对待佛教文化的做法值得借鉴。

笔者曾谈及当代人类最先进的价值文化，提出：“当代最先进的价值文化是集人类优秀价值文化之大成的最具竞争力的优势文化。它从根本上克服了其他价值文化的局限、缺陷和问题，尤其克服了其他价值文化的专制性、资本化、异化等问题；同时，它又吸收了这些价值文化中的合理内容和精华。当代先进价值文化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建共享的民主文化，它的主体是人民，人民是价值文化的创制者、建设者、享有者。当代先进的价值文化是以社会成员幸福的普遍实现为终极价值追求并被法制化的完整价值体系，是谋求社会成员普遍幸福的幸福文化。它能充分体现社会成员根本的和总体的利益，能最好地满足人的生存发展需要。它是顺应人性的，是人情化、人道化的，具有感召力、凝聚力和亲和力。同时，先进的价值文化还能在引导和控制其他价值文化的同时与之共存共荣，它具有宏大的气魄和博大的胸怀，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自我完善性，是具有竞争力、影响力和控制力的主流文化。”笔者认为，我国的主流文化从价值观的层面上看就应当是这种最先进的文化。

当代中国经过6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30多年的改革发展而日益强大，完全有可能构建当今人类最先进的“兼收并蓄”的主流文化。首先，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这种文化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政治基础。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社会成员真正成为了社会的主人。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当家做主，为构建全体社会成员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社会政治基础。同时，这种社会政治基础客观上也要求有代表全体社会成员根本利益和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文化与之相适应。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为这种文化的建立提供了物质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既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强大力量，同时也为我国构建一种有竞争力、影响力和控制力的主流文化提供了物质条件。最后，近些年来，我国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以及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其成果将为我们构建人类最先进的主流文化提供理论论证和顶层设计。在各种文化并存并相互竞争、冲突、交融的当代，构建一种先进的主流文化，理论的支持是前提。没有理论上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即使其他条件具备，也不可能有理论的依据和辩护。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党和政府以高度的理论自觉，组织理论界和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对我国的主流价值观和文化展开了研究，已经取得了并将不断取得许多理论的和具有实践操作意义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不仅会为我们构建最先进的主流文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供论证，而且会提供各种构建的方案供党和政府选择。此外，我国还具有构建“兼收并蓄”主流文化的传统和先例。比如，佛教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列宁主义的中国化，以及历史上一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吸纳、认同和弘扬，等等。

以上所述表明，我国在构建先进的主流文化方面具备了各种必要条件，而且正在进行着伟大实践。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构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在世界上又是最先进的主流价值文化指日可待。这种主流文化构建起来之日，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成之时。那时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将不仅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而且将形成“大中华及其共荣圈”，对整个世界都具有影响力、辐射力和穿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