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人精神与湖北企业文化建设

刘玉堂 谢芳（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楚地得中独厚，钟灵毓秀，自古就是文化昌盛之地。楚人之所以能创造出精彩绝伦、震古烁今的文化，其根本在于他们具有卓尔不群、薪火相传的精神，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鸣将惊人”的创新精神和“一诺千金”的诚信精神。企业文化是企业长期生产、经营、建设、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管理思想、管理方式、管理理论、群体意识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的总和。随着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不断完善和管理实践的不断深入，企业文化逐渐成为企业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成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科学持久发展的内在动力。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企业文化亦是如此。企业文化的建设，应该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增值开发，接地气，汲养分，博采众长，推陈出新，打造极具地域文化特质的企业文化品牌。当今湖北人是楚人的后裔，脉管中流动着楚人的血液，继承和弘扬楚人的优秀精神传统，对于加强湖北企业文化建设、促进湖北企业长足发展、助推湖北构建中部崛起战略支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楚人“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与湖北企业文化建设

楚民族是一个充满进取精神的民族。自夏、商以来，楚人屡遭强邻打击，辗转流徙，直至西周成王时期，才得以在首领熊绎的率领下，以子男身份于方圆不足百里的荆山僻远之处定居立国。立国初期，楚人地僻民贫，势弱位卑，生存空间狭小，生存环境恶劣，所居丹阳一带交通不便，草莽丛生，荆棘密布，凶险贫瘠，被中原华夏各族蔑视为荆蛮，生计十分艰难，文化无足称道，政治地位低下，位列诸侯国之末等，甚至没有正式资格参加周朝盟会，只能做些为周王室看守祭燎的苦差。

面对苦厄困顿的局面，历经磨难的楚人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被击倒，而是君民一心，艰苦奋斗，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凭着“筚路蓝缕”的精神，创榛辟莽，以启山林，冲出逆境，初露峥嵘。西周中期与晚期，楚君熊渠实行远交近攻，挺进江汉平原，一度封三子为王。春秋早期，楚人北渡汉水，东出方成，拓土及于淮河上游。春秋中期，楚地已超过方圆一千里，楚人逐鹿中原，饮马黄河，问鼎周室，成为诸侯霸主。当时的楚国和晋国是旗鼓相当的两个强国，楚国的富庶远在晋国之上，楚国的文化不比晋国逊色。到了战国中期，楚人灭国六十余，疆域空前扩大，楚地已达方圆五千里，成为带甲百万、车千乘、马万匹、粟支十年的声势煊赫的东周第一大国，楚文化也得以走向辉煌和极致，与中原文化比肩而立。

公元前323年，西方和东方各发生了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在西方是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他用武力拼凑起来的庞大帝国迅速瓦解；在东方是楚军在襄陵之战中大败魏军，楚国声威大震。在此后的一段时间，楚国不仅是东方第一大国，而且是世界第一大国了。楚国惊人的发展速度与扩张规模，不能不说是奇迹！事在人为，在楚国强势崛起、后来居上的道路上，楚人“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无疑是最强的动力。这样的民族是不会一蹶不振的，这不仅显示在变弱为强上，而且显示在转败为胜上。公元前223年，秦国攻灭了楚国，“以为天下‘莫予毒也’”。然而，曾几何时，楚人陈胜、吴广起义，楚人刘邦、项羽起兵，势如风起云涌，所向披靡，不久就推翻了秦王朝。汉朝是楚人建立的，汉族的主源是楚人。可以说，“筚路蓝缕”作为一种精神象征，激励着一代又—代的楚人奋发图强，开拓进取。

从历史上看，湖北曾经是中国的国内市场枢纽、近代化的重要发祥地、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重点，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聚了农业、工业、科教、生态文化、交通区位等五大比较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湖北曾经一度相对沉寂。经历21世纪头十年的恢复性赶超，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是，与先进省份相比，湖北的差距仍较大；与中部省份相比，湖北的优势也不明显。各方面数据显示：湖北是农业大省，不是农业强省；是工业大省，不是工业强省；是科教大省，不是科教强省；是文化大省，不是文化强省。从2013年上半年经济发展情况看，湖北也是稳中有忧，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均有不同程度的回落：生产总值增幅比上年同期低2个百分点，回落幅度高于全国和中部平均水平；工业和消费增幅分别回落4.8和2.8个百分点。显然，大而不强是现今湖北最大的阶段性特征，也是阻碍湖北进入全国第一方阵的最大牵掣。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企业的壮大与否，直接决定区域经济的发展高度与水平。因此，湖北发展的跌宕起伏与湖北企业发展的峰谷交替息息相关。21世纪80年代初期，湖北企业勇立潮头，在体制改革中创造了多项第一。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以及接踵而至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巨大冲击，湖北企业发展逐步落后，呈现“广”而不“优”、“多”而不“强”的疲软状态，跃居行业龙头者寥寥。以与人们衣、食、住、行、玩、用密切相关的产业为例：过去30年，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明星企业爆发式成长的黄金期，服装业出现了雅戈尔，食品业出现了娃哈哈，居住业出现了万科，汽车业出现了上海大众，旅游业出现了九寨沟，电器业出现了海尔，这些品牌已深入人心。但是，湖北企业留给全国人民的记忆却相当模糊，即使东风雪铁龙这类的品牌，也只局限在家门口。当前，湖北企业综合竞争力偏弱，利润水平偏低，在中部六省的发展态势中处于前有标兵、后有追兵的竞争格局。2012年，全省新登记内资企业1.21万户，下降5.6%; 2013年1～9月，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为99.3%，比上年同期低1.1个百分点。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市场需求低迷，产品销售率下降，停产企业增多。

实践证明，保持一种进取的激情是促进企业长足发展的关键。湖北现在已经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即将进入振兴崛起、跨越发展、复兴历史地位的新阶段，需要一大批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市场竞争优势明显的骨干领军企业。在资源能源趋紧、环境容量降低等硬约束下，湖北要实现由“大省”到“强省”的转变，实现从造就成千上万的小企业、小企业家到造就成百上千的大企业、大企业家的转变，就必须弘扬楚人“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营造鄂企文化的强大气场，建立内涵隽永、特色鲜明的湖北企业文化体系，塑造开拓进取的湖北企业形象，构筑精神高地，支撑湖北企业勇担重任、敢为人先、协同奋进，以敢创业、创大业的气魄竞进提质、大胆跨越，由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提升型转变，由外延扩张型向内涵优化型转变，真正使湖北企业成为中部乃至全国的业内翘楚，发挥湖北在中部的引领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

弘扬楚人“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建设湖北企业文化，首先是要剔除小富即安、小进即满的自足心理与中游意识。改革开放以来，湖北创业者与沿海创业者的重要差距之一，是小富即安的心理过重，再创业精神不够。在湖北，白天当老板、晚上睡铺板的现象极为少见，腰缠万贯、富而思进的企业家也不太多。汉正街首批富翁今日只剩1/3。综观全国，东南沿海领先势头不减，中部兄弟省份正在奋力发展，西部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环渤海地区发展方兴未艾。在当前形势下，居长江中游的鄂企，必须摈弃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游意识，根除小富即安、小进即满的惰性思想，自我加压、自找差距。

弘扬楚人“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建设湖北企业文化，其次是要浇筑不甘一隅、跳起摘桃的惊魂气魄与过人胆识。当前，世界经济陷入低迷，国内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重大战略机遇期，鄂企从中觅得发展机会，锐意进取、抢先发展，才是破解当前发展难题的明智之举。大好局面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只能靠鄂企去拼、去抢、去干。精神状态往往决定一个企业的位次和水平。鄂企想做大做强，就不能安于现状、甘于平淡，更不能等待观望，而应以跳起来摘桃子的精神，在国家新一轮开放开发战略中、在湖北构建中部崛起重要支点战略中抢得先机，营造鄂企激情奋进、敢为人先的大气场。

弘扬楚人“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建设湖北企业文化，再次是要锤炼积极向上、永不气馁的乐观心态与坚定信心。信心是企业克难奋进的动力源泉。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依然错综复杂，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善，鄂企的经营空间亟待进一步扩展。面对这种生存状态，湖北企业人不能消极懈怠、退缩气馁，而应从更宽广的视野和更长的经济周期中，准确把握我省的发展阶段和历史方位，利用“四期并存”“五局汇聚”的战略机遇期和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的潜能红利释放期，借助平稳增长的产业支撑、投资支撑、要素支撑条件，坚定信心，务实进取，以昂扬气势抢抓实干，加快发展。

弘扬楚人“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建设湖北企业文化，最后是要锻造自强不息、百折不回的竞进意识与拼搏精神。任何一项事业的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湖北企业谋求由小变大、由大变强的征途，必将面对重重困难和无数挫折。在前有快马、后有追兵的竞技格局中，湖北企业人应该具备“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坚毅和韧劲，自强不息，百折不回，大力营造一种鄂企向上攀登、向前发展的进击态势。梁启超先生曾经讲过：“进取冒险精神，人有之则生，无之则死，国有之则存，无之则亡。”对于湖北企业而言，也是有之，则兴旺；无之，则衰落。当前湖北承担多个全局使命，肩负着建成支点、走在前列的重大任务，湖北企业应强化责任感，发扬楚人坚韧不屈、百折不回的精神传统，奋起直追，争取更多中国百强、世界500强企业落户荆楚大地。

二 楚人“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与湖北企业文化建设

楚民族是一个颇具开放精神的民族。早期的楚国，位于毗邻豫西南的鄂西北，东有桐柏山、大别山，西有秦岭，都限制着南北的交通，唯有南阳盆地和南襄夹道是一条绝佳的走廊。所以，楚国处在四战之地，不进则退，不兴则亡。在希望和危机并存的环境中，楚国君臣主动选择开放方针，奉行“抚有蛮夷”“以属诸夏”的路线，民族偏见相当淡薄，民族政策较为开明。生息在中原的楚人先民，也从来不是封闭的，而是善于接受新事物，不排斥他族和他文化，与当时的夏族、商族、周族都有密切往来。因此，尽管楚国在从一个“土不过同”的方隅小国发展到可以与秦平分天下的强国过程中，先后灭掉了60多个中小诸侯国家，但在它辽阔的疆域内部很少有民族性或地方性的叛乱发生，各族人民和平共处、相互交融。

现代考古发现，长沙近郊许多同期的楚墓和越墓彼比相邻或相错，墓主是成年男子的大抵有兵器随葬，可见当地楚人和越人的关系是相当和睦的。楚国有不少名人出身于当时所谓的少数民族，或者是同少数民族沾亲带故。先说政治名人，楚国四位名相中第一位斗谷於菟有大半少数民族血统，第二位孙叔敖算是正宗的楚人，第三位沈诸梁是越裔的楚人，第四位黄歇的祖先是夷裔的黄人。再说文化名人，也是族类纷繁：老聃是陈裔人，庄周和宋玉都是宋裔人，唐昧是周裔人，荀卿是赵裔人，算来只有屈原是正宗的楚人。对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楚人乐于择善而从。楚人的文字，其实就是由商族创造、经周族发展的文字，与诸夏所有文字属于同一系统。北方的典籍，楚国几乎应有尽有。巴人和越人的民歌，都很受楚人的喜爱。扬越的冶炼技术，曾人铸造青铜器的技术，以及吴越铸造兵器的技术，都被楚人吸收。鲁国的巧匠公输班即民间所谓“鲁班”，曾经被楚国请去改进军事器械。就连从南亚输入的“蜻蜓眼”玻璃珠，也被楚人仿制了不少，在曾侯乙墓就出土了100多颗“蜻蜓眼”玻璃珠。可以说，正是楚人“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最终造就了辉煌灿烂、耀若星宿的楚文化。

历史证明，任何一个地域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任何一种文明的源远流长都离不开其他文明的浸染、渗透与泽被。现代社会，随着不同主体相互交融的频率加快、程度加深，世界已经紧密相连、共宿一体，这就要求我们以世界性的眼光看待主体发展，在与其他主体多方面、全领域的交流合作中实现自身的科学发展、持续发展。面对这一大趋势，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这为今后一个时期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指明了方向。

湖北地处我国经济地理、人口地理中心，是扩大内需的前沿、国内市场的枢纽。独特的地理区位和特殊的商业功能，养成湖北善于接纳新事物的开放性格，形成“一本多元”的地域文化特征。开放，对于企业而言，是拓展企业发展平台和战略空间的基本途径。20世纪80年代以来，湖北企业的开放取得了一定成果，利用外资、外国技术、外智的程度不断提高，开拓国际市场的本领不断增强。但是，相对于沿海地区而言，地处内陆的湖北受市场经济和国际化的冲击较弱，对外开放的吸纳能力略显不足，集成和应用国内外科技资源仍显不够。改革开放以来，湖北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提升不快，在国内市场居榜首者寥寥，尤其是有竞争力和技术含量的自主知识品牌的产品过少，钢铁、汽车、水电、光电信息、纺织、机械、医药、建材、粮食生产等支柱产业在生产技术水平、产品品种结构、单位产品物资消耗以及劳动生产率和规模效益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较大差距，与国内先进水平也有一定距离。湖北企业要缩小乃至消除这种差距，实现国内领先、国际一流，就必须认识到开放的重要性和长期性，继承和弘扬楚人“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建设湖北开放型企业文化，引领企业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提高对外开放的层次，充分发挥对外开放的作用，全面提升湖北开放型经济水平。

弘扬楚人“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建设湖北企业文化，首先要清空故步自封、闭门造车的内陆意识。所谓内陆意识，是指湖北人囿于地理区位限制而形成的半封闭、开放不力的文化心态和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那种对商品和市场天然敏感性的消失。改革开放后湖北对外开放的“两快两慢”，即20世纪80年代初期之“快”与80年代后期之“慢”, 90年代初期沿江战略时期之“快”与90年代后期之“慢”，颇能说明内陆意识对湖北企业发展的制约。当前，国际产业转移已经进入产业链条转移时代，我国企业的开放也已经进入新的阶段，湖北企业要加速发展就不能闭门造车。市场从来都是刀光剑影硝烟弥漫，任何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脱颖而出的企业都有着不可小觑的核心优势。作为直接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湖北企业应彻底清空内陆意识，把解放思想切入文化层面，不断培育有利于改革开放的文化土壤，在传统比较优势面临阶段性变化的情况下，努力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攻克体制机制的痼疾，释放深化改革的红利，真正做到眼观天下，面向四海，顺势借势而为，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的新优势。

弘扬楚人“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建设湖北企业文化，其次要强化兼容并蓄、开襟博纳的“天下湖北观”。湖北企业要实现大发展，就需要大智慧、大气魄，需要以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吸收发展所需的人才、资本、能源等优势资源，把世界真正拿到湖北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资源是发展的基础，湖北企业只有树立“天下湖北”的观念，以更大、更远、更广的视野，把更多的省内资源、国内资源甚至国外资源拿来为我所用，才能在市场竞争中永占一席之地。“拿进来”，一是要拿人才。古人云，“惟楚有才”，此语源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湖北有悠久的人文历史和深厚的人文底蕴，高等院校数量和质量在全国名列前茅，科教资源丰富，实力雄厚。但是，近年来，湖北人力资源使用中出现两种值得关注的现象：一种是湖北大中型企业科技人员逐步减少；另一种是科研、企业、教育等关键领域人才大量流失，企业家和高素质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尤其缺乏。因此，湖北企业应以各种形式、各种途径，开襟博纳各类高素质人才：吸引院校科研机构科技人才到企业兼职；吸引世界500强企业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转战湖北；吸引优秀留学人员和海外高层次人才来企业工作或为企业服务。“拿进来”，二是要拿产业和资金。视野的宽度决定开放的广度，开放的广度决定承接产业转移的力度。湖北企业应以开放的视野，依托本地优势，主动承接和吸纳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积极引进内资和外资，把一切可为我用的资金汇聚湖北，发挥外资利用的技术溢出和综合带动效应，实现企业利用外资从注重规模向提高质量与综合效益转变，助推我省特色外向型产业发展。“拿进来”，三是要拿技术和经验。湖北企业要虚心向周边省份、沿海省份、海内外企业学习，以兼容并包、吸纳融合的开放精神积极引进新模式、新技术、新理念，力促湖北开放型经济跨上新台阶。

弘扬楚人“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建设湖北企业文化，最后要树立“走出去”的信心和决心。对于企业而言，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域外价值链整合与国际化经营能力，是拓展外部市场和外延空间的主要途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强调，要“扩大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这一决定将进一步壮大我国经济领域走出去的微观主体，释放对外投资与合作的潜力。随着国际国内市场深度融合，内外环境复杂多变，企业走出去战略势在必行，也将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湖北企业应以豁达的胸怀、从容的姿态，勇敢、自信地逐步走出去。“走出去”，一是将产品销往域外。湖北企业要立足中部、放眼全国、面向世界，以开放的姿态全面拓展市场空间，建立海外营销网络，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开展国际化经营，培育国际知名品牌，提高“湖北制造”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走出去”，二是将资金投向域外。湖北企业要在提升开放水平中竞进提质，积极、有序、安全开展对外投资，采用合营、参股、控股、并购等多种方式整合延伸产业链，提升县域、省域经济外向度，提高鄂企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配置要素资源的能力，推进从吸收外资向输出资本的转变。“走出去”，三是将合作拓展到域外。竞合时代，开放合作是唯一出路。湖北企业应进一步加强域内外合作，以开放的胸怀、包容的心态，消除壁垒、整合资源，通过共同研发产品、承担项目等途径，拓展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在一体化发展中提速提质。

三 楚人“鸣将惊人”的创新精神与湖北企业文化建设

楚民族是一个极富创新精神的民族。楚人自称“我蛮夷也”，从不忌惮于模仿中原列国，却又从不满足于且羞于跟在其他诸侯后面亦步亦趋。对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楚人总是始则仿造，继而改作，终于别创。在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实际需求对他族文化成果加以创新提升时，楚人往往有惊人之举，正如《史记》载楚庄王所言：“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

楚人的创新精神体现于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人文与艺术等诸多领域。楚人在政治领域最明显的创新与开拓成就莫过于王权的确立和县制的创设。经济领域的改革与创新集中在赋税制度与水利工程方面。军事领域的创新在于发明连弩。科技领域的创新则体现于天文历法、铜铁冶炼以及医学等方面的不俗之举。以青铜器为例。春秋早期以前，楚国的青铜器几乎全是周式器的仿制品，个别兵器如楚公家戈，则是蜀式器的仿制品。春秋中期以后，楚国的铜器就愈出愈奇，器形和纹饰都特色鲜明，因而自成一系了。铸造工艺又异常精妙，使所有其他国家的铜器都相形见绌。楚人在人文与艺术领域如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也多有开拓创新之举。诗歌，春秋时代只有北方各国的能登大雅之堂，楚人在外交场合中“赋诗断章”只是学舌；战国时代却是楚国的诗苑奇葩怒放，北方各国的诗苑已是落叶飘零了。北方的《诗经》以四字句占压倒优势，未免单调；南方《楚辞》则句式参差繁富，韵律摇曳多姿。漆器的发展历程与铜器相似，但转轨较迟。春秋中期以前，楚国的漆器还是比较稚拙的，器胎厚，纹饰粗。春秋晚期以后，由于工艺的革新、需求的增长和审美意向的变化，楚国的漆器生产突飞猛进，器胎薄了，纹饰细了，这还尚在其次，器胎的多样化和纹饰的多变性令人眼花缭乱，这才是楚式漆器得以专美约三百年之久的根本缘由。另外，从楚人改造玻璃珠也可看出楚人在工艺上的追新逐奇，力求与原物不同的创新习性，楚墓出土的众多玻璃珠是从西亚经南亚传入的，它本只有圆球形一种，楚人别出心裁，加工成多棘形。楚人刻意求新，由此可见一斑。可以说，正是楚人“鸣将惊人”的创新精神，才使楚文化在融汇传播过程中，辐射四方。

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已成为时代的显著标志，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与传统经济相比，知识经济实现了从有形资产向无形资产的转变，从以物的要素为主向以人的要素为主的转变，从重视引进、模仿向强调创新、创造的转变。可以说，知识经济形态的重点就是创新、再创新。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典型的“四高四低”特征，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速度”与“低产出、低效率、低效益、低科技含量”。发展积累的矛盾较多，运行风险加大。解决这些问题的总钥匙是创新，在深化改革中创新，在推动创新中转型。令人遗憾的是，当前我国创新动力弱，路径依赖严重，科技对外依存度50%以上，远高于日本和美国（5%以下）；投资率已接近50%，有的省份甚至达到80%；工业品的产量居全球第一，但基本是“低科技含量、低附加值”的低端产品。这种靠投资支撑的经济增长已难以为继。因此，我们提出“创新中国”，力图以创新谋发展。

湖北是科教大省，与中部其他省份相比，更具有实现创新的优势和条件支撑。湖北现有高等院校85所，各类科研机构1158家，大学生、科教人员、两院院士人数和历年发表国内外论文数、获奖科技成果、承担的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数均居全国前列。2012年，全省共取得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1567项，争取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项目49个，获国家科技奖励数量、各类科技计划项目分别列全国第4位、第5位。近年来，随着省委省政府逐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湖北在探索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上形成了新的特色和优势。2012年，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达2960.4亿元，同比增长18.6%；共签订技术合同12908项，成交金额234.6亿元，增长93.2%，居中部第1位。但总体而言，湖北仍然存在科教优势发挥不充分、科技与产业结合不紧密、自主知识产权及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和产品严重缺乏、重大成套装备和高新技术装备进口依赖度较高等问题：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在中部排第二位，低于湖南；高新技术企业的总量位居第三位，少于安徽、湖南；国家级高新区22家，在中西部地区只排第四位。这些数据表明，湖北的科技优势仍属于要素优势、潜在优势。究其原因，是湖北的创新意识不强、创新能力不足、创新服务体系不完备。因此，我们提出“创新湖北”，力图以创新促跨越。

创新是经济升级的动力，而创新必须依赖市场主体。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和经济发展的基础，理应成为创新的主体。然而，数据显示，我国企业创新动力缺乏，创新能力不足。据统计，我国企业研发人员过少，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不足1%，远低于发达国家2.5% ～4%的水平，大中型企业建立研发中心的仅有27.6%，其中不少还是部门“指定”而挂牌的。在技术创新方面，湖北企业的主体意识也不强，科技资源配置的结构性问题突出，科技创新的产业化导向弱。目前，湖北的科技创新活动特别是高水平创新活动主要集中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投入比重偏低。2012年，湖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经费263.3亿元，投入强度1.65%，低于全国1.76%的平均水平，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4%的标准更是相差甚远。由此，产业结构不合理、产品竞争力不强、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低、企业经营成本居高不下等一系列制约湖北经济增长的深层次矛盾仍然无法解决。2013年1～8月，湖北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成本同比增长17.1%，其中销售费用增长22.5%，管理费用增长17.3%，主营业务成本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达85.2%，企业资金周转紧张。打破这种局面的关键，是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大力发展企业主导的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需求主体、投入主体、研发主体和应用主体。

创新是企业的灵魂，是推动企业发展的不竭源泉。松下电器、IBM、英特尔等百年企业之所以生存至今，原因就在于其创新精神长盛不衰。企业创新，需要提升精神区位，培育前瞻意识和战略思维，需要以创新为精髓建设企业文化，充分发挥文化在企业创新驱动战略中的导向功能、凝聚功能、激励功能。湖北企业要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就应当继承和弘扬楚人“鸣将惊人”的创新精神，培养企业创新文化理念，以创新文化为引领，充分发掘和利用我省创新资源优势，充分发挥科技的支撑引领作用，实现科技优势向经济优势、竞争优势转变，实现企业从单纯生产型向生产研发型转变，突破资源、环境瓶颈的制约，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使企业发展转入要素驱动与创新驱动并举的轨道，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科学发展之路，真正实现由“湖北制造”向“湖北创造”的重大转变。

弘扬楚人“鸣将惊人”的创新精神，建设湖北企业文化，首先要强化创新意识，把创新基因置入员工思维。创新意识是一种发现问题、积极探求的心理趋向。企业要持续发展，创新是根本保证，提高创新意识是首要任务。企业要破除员工头脑中因循守旧、人云亦云、小富则安、裹足不前等妨碍创新的思想禁锢，革除影响发展、束缚创新的体制弊端，开启员工解放思想的闸门，引导员工以勇开风气之先、敢担风险之责的大无畏精神为企业发展开天辟地，营造企业风劲潮涌万象新的生动局面。

弘扬楚人“鸣将惊人”的创新精神，建设湖北企业文化，其次要尊重员工首创精神，营造尊重创新、激励创新、保护创新、勇于创新的文化氛围。一方面，企业要大胆开辟员工自主创新的主战场，将班组科室搭建为员工实践创新的基础平台，积极开展技术革新、技术协作、发明创造、合理化建议活动，引导员工在平时工作中比技能、比创新。另一方面，企业要建立和完善激励自主创新的人才评价和奖励制度，激励员工争做金牌工人、技术能手、创新高手，努力形成创新活动在企业普遍开展、创新活力在企业竞相迸发、创新潮流涌动荆楚大地、创新成果助推跨越发展的良好局面。

弘扬楚人“鸣将惊人”的创新精神，建设湖北企业文化，最后要紧抓创新人才培养，不断提高企业自主创新水平。企业创新，关键在人。湖北企业应在积极引进创新人才的同时，大力培养现有人才的创新能力。一方面，企业要引导员工从创新的视角看待事物、以创新的思维考虑问题、以创新的举措和方法寻求突破，提升企业思发展、谋发展、抓发展的整体水平，以思维的创新，带动企业产品技术和管理制度的创新，助推企业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发展的康庄大道。另一方面，企业要为员工钻业务、学技术、提技能创造条件，利用工会的教育阵地和组织网络做好各项培训工作，加快员工队伍知识化进程，提升员工整体技能素质，为建设创新企业、创新湖北、创新中国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大军。

四 楚人“一诺千金”的诚信精神与湖北企业文化建设

楚民族是一个崇尚诚信精神的民族。自先秦时起，楚人便以精诚守信精神闻名于世。《老子·第八章》第一句即说：“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这里的“与善仁，言善信”，意思就是指交友善于真诚相爱，说话善于遵守信用。纵观楚文化的演进历程，楚人重诺的精神一以贯之，成为楚文化的一大亮点。除了耳熟能详的季布“一诺千金”外，在有关先秦历史文化的著作中，还记载了几则故事，向世人展示了楚文化中守信重诺的精神品质。一是“复陈”。公元前598年，楚庄王为履行诺言，在攻进陈都后，收回改陈国为陈县的命令，派人将已逃到晋国的陈国公子午迎回陈国继承王位。孔子读史时对庄王践诺复陈的行为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贤哉楚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二是“存郑”。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因郑伯“信用其民”而未灭郑，反以“信”对待郑国的国君和国民。三是“和宋”。公元前596年，楚庄王久攻宋都不下，因不能“弃言”而采纳“筑室、反耕”的策略，为宋保全不订立“城下之盟”的面子而协议结盟。“复陈”“存郑”“和宋”的决策，在历史上广受称赞，影响深远，充分体现了楚人言信行果的思想。楚人屡屡释放忠信之君、忠信之人，尊重那些能够“言必信，行必果”的守信之人，恰恰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对忠信重诺的认同和推崇，故李白《送储邕之武昌》云：“诺为楚人重，诗传谢朓清。”

事实上，楚人“一诺千金”“重然诺”的诚信精神已成为楚文化标志性特征之一，在楚人生活中以多维度、多层面形式呈现。在国家层面，楚人的诚信精神体现于“忠诺于国”。楚人有一切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可贵传统，念祖忠君爱国的情感强烈而深沉。不管情况如何艰难，楚人对国家的忠信总是精诚践行的。在人际交往层面，楚人的诚信精神体现于“诚信待人”。楚人非常重感情，朋友之间交往，总是以心相许，以诚相待。项羽名将季布“一诺千金”的故事流传千古。在职业道德层面，楚人的诚信精神体现于“敬诺于职”。楚人都非常忠于职守，在处理问题时大多能做到铁面无私、秉公执法。《吕氏春秋·直谏》就记载了楚（荆）文王与师傅葆申敬诺受罚的故事。在自身修为层面，楚人的诚信精神体现于“精诚自守”。楚人对目标的追求多表现为自信而执着。卞和献玉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可以说，正是因为楚人“一诺千金”的诚信精神，楚国才积聚“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强大力量，傲视群雄。

在现代社会，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没有诚信，市场经济就没有发展。市场的主体是企业，市场经济的良好秩序需要企业以诚信来维护。近年来，湖北积极推进市场诚信信用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企业诚信经营的意识增强了，但与发达地区相比，还有一定差距。经济学家张维迎曾委托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对全国31个省市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湖北企业的被信任度排在第19位，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与上海、北京、广东等地有较大差距。截至2013年，湖北仅有45家企业入选“中国质量诚信企业”名单。人无信不立，企无信难存，业无信不兴。湖北企业要做大做强，就必须继承和弘扬楚人“一诺千金”的诚信精神，发展以诚信为重要理念的企业文化，积极倡导诚信为立身之本、兴业之基，引导企业和职工把诚实守信作为一种品行、一种责任、一种道义、一种准则，让诚信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湖北市场落地生花，真正成为助推湖北企业发展壮大的一种工具、一种资源、一种生产力。

弘扬楚人“一诺千金”的诚信精神，建设湖北企业文化，关键要强化企业的责任意识，把责任意识贯穿企业文化建设的始终。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同时又是社会责任的承载者。企业的责任与企业共消同存。企业成立之初就肩负对员工的责任、对消费者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以积极的态度履行职责是现代企业诚信践诺的重要方式，也是现代企业建立合理义利观的重要体现。强化企业责任意识，一要呼吁企业在追求“利”的过程中对员工保持“义”的责任观，以诚实、守信、平等、公正的方式对待员工，尊重员工的劳动权、择业权、知情权、投诉权、培训权以及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参与权和监督权，切实保护员工的利益，保障员工的生存和发展。二要呼吁企业在追求“利”的过程中对消费者保持“义”的责任观，确保产品安全和服务质量，自觉延长产品寿命，合理定价，诚信规范促销，尊重消费者的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三要呼吁企业在追求“利”的过程中对社会保持“义”的责任观，合法经营，诚信纳税，维护环境，投资公益，回报社会。四要呼吁员工在追求“利”的过程中对企业保持“义”的责任观，顾大体、识大局，爱岗敬业，勇于担当，自觉维护企业形象，为企业发展建功立业。湖北企业提高责任意识、培育诚信精神，应借助标语、报刊、网站等载体进行宣传，倡导员工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应以多样化的方式和内容加强员工诚信培训，通过价值观整合、思维方式作用、行为规范约束，把企业的经营宗旨、追求和理念转化为员工协调一致的价值行动；应制定诚信管理制度和诚信服务目标责任制，推动员工实施诚信自律管理，自觉提高诚信服务素质和能力，激励员工以企业利益为重、以消费者利益为重、以社会利益为重，努力把企业建设成为利益共同体、事业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共创诚信企业，共筑诚信湖北，共建诚信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