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水浒》作者论

施耐庵文物史料辨析

一

讨论的前提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这是杜甫的名句。短短的十个字，寄寓着诗人的深沉的感叹。我们可以借用这两句诗来概括文学史上这样一种常见的现象：历史上有一些著名的文学家，尽管创作出了一些永垂不朽的杰构，生前或许也曾名噪一时，但是，在那个封建社会里，离他们的逝世才不过几十年或一两百年的光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生平事迹已不为一般的人们所知晓，甚至他们的姓名也开始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地淡漠起来。

今天，许多伟大的古代文学作品上蒙覆着的尘土已被拭净，重新闪耀出它们的光辉，许多伟大的古代作家的历史地位也获得了一致的确认。可惜的是，他们的生平事迹却很少能完整地、系统地保存和流传下来。

一些诗人是这样，一些小说家更是这样。

而在小说家中，《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在这方面的情形最为突出。他的生平事迹不详，他的名字也已佚失不传。过去，我们确实知晓于他的，除了他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这一点之外，实在不算多。约略地说来，不外是这样两点：

第一，他是元末明初人。在元末明初戏曲家贾仲明的《录鬼簿续编》中，有施耐庵的合作者罗贯中的小传：

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至正甲辰，即元末的至正二十四年（1364）。罗贯中既为编者贾仲明的友人，则这段记载当然有它的可靠性。而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这一点间接地证明了施耐庵同样也是元末明初人。

第二，他是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现存最早的关于施耐庵的记载见于明代嘉靖间（1522～1566）人高儒的《百川书志》，其中写道：

《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

其后，胡应麟（1551～1600）也说过：

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

武林即钱塘。另外，嘉靖间人郎瑛、田汝成、王圻和万历间人天都外臣等，也有《水浒传》的作者是“杭人”、“钱塘人”、“杭州人”和“越人”的说法。从《水浒传》来看，它的作者对山东、河南、陕西、甘肃等地的地理环境显得不熟悉；他还在书内运用了宋元时期杭州一带流行的方言土语。这都和他是钱塘人的身份符合的。

对于判断后世出现的有关施耐庵家世和生平事迹的“新材料”或“文物史料”的真伪问题，以上两点是至关重要的。它们出于明人的手笔，时间距施耐庵生活的时代较近，有它们的可靠性。凡后世出现的说法，如果和以上两点有所违背的话，那都是值得怀疑的，需要加以剖析和辨别真伪的。例如，有人说，施耐庵可能是明代正德、嘉靖间人郭勋（1475～1542）的化名。又如，有人认为，施耐庵是苏北的兴化县或大丰县人。这显然与上述两点相左，正像《九辩》上所说的：“圆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龃龉而难入。”

问题的提出

施耐庵是否确有其人，老实说，这本来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四五百年以来，《水浒传》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始终在人们的手上不停地传阅着。难道作品的存在，还不能证明作者的存在？所以，今天提出施耐庵是否确有其人的命题，并加以论证，在我看来，是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的。

断言“施耐庵实无其人”的仅仅是极个别的学者。随着《水浒传》研究的进展，这种发表于几十年前的意见已很少有人再坚持，也不为人们所普遍接受。据我所知，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学术界，首先是戴不凡同志在《疑施耐庵即郭勋》一文中，仍坚持这种见解。戴不凡同志的论文标有副题：“据1975年秋在学习小组会上的发言整理”。正标题中用了一个“疑”字。论文中带有结论性的词句又是这样的：“因而，我怀疑这个 ‘施耐庵’会不会是郭勋（准确地说，该是郭勋所雇用的文人）的托名？”“施耐庵其实并无其人，极可能就是郭勋门下御用文人的托名。”连续使用了“疑”、“怀疑”、“会不会是”、“极可能”等词，表明戴不凡同志下断语时比较谨慎，没有流露出十分肯定的语气。何况，后来戴不凡同志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有了变化。还有，张国光同志也认为“施耐庵只是《水浒》繁本作者的托名”。此外似无他人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支持“托名”说。

相反的，断言施耐庵是江苏兴化或大丰人的却大有人在。尤其是自1980年以来，陆续发表了这样一些论文：

刘冬：《施耐庵生平探考》

张惠仁：《施耐庵墓志的真伪问题》

萧相恺、刘冬：《关于施耐庵生平的通讯》

王春瑜：《施耐庵故乡考察散记》

张袁祥、陈远松：《施耐庵家世的新佐证——新发现施氏家谱简介》

欧阳健：《国贻堂施氏家谱世系考索》

刘冬：《施耐庵四世孙施廷佐墓志铭考实》

卢兴基：《关于施耐庵文物史料的新发现》

何满子：《施耐庵之谜——江苏兴化、大丰施氏家族文物考察记》

王春瑜：《施让地券及云卿诗稿考索——施耐庵史料研究之一》

此外，1982年2月至5月间，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新华日报》、《盐阜大众报》、《兴化报》等报纸上先后发表了许多消息和报道，它们几乎一致断言苏北的施耐庵就是《水浒传》的作者，只不过有的结论十分肯定，有的语气稍显游移而已。

三次调查的经过和学术界的反响

把施耐庵说成是苏北人，非自今日始。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信者寥寥。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研讨这个问题，曾在苏北兴化、大丰等地进行过三次调查。

第一次调查是在1952年进行的。当时《文艺报》收到了刘冬、黄清江两位同志的论文《施耐庵与〈水浒传〉》，里面提出了有关施耐庵的新材料。《文艺报》当即转请有关方面设法在苏北进行调查。9月中旬，苏北文联派了丁正华、苏从麟两位同志到泰州、兴化、施家桥、白驹镇、海安镇等地调查施耐庵的家世和生平，历时10天。调查中发现了更多的新材料，结果写成《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在这之后，文化部又派人民文学出版社聂绀弩、《人民日报》徐放等同志赴苏北做进一步的调查，事后写出了几万字的调查报告，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该调查报告没有公布。

刘冬、黄清江的论文断定苏北的施耐庵即《水浒传》的作者。丁正华、苏从麟的调查报告没有直接说出他们的结论，但从行文语气可以看出，他们实际上倾向于刘冬、黄清江的观点，至于聂绀弩等人的看法，则可以从聂绀弩当时在北京大学等处所做的几次关于《水浒传》的学术报告中获知。他在报告中公开宣布：那些材料不可靠，全是假的。后来，他又在《中国古典小说论集》“自序”中分析宋江造反问题时说：

《水浒》决不是什么思想家、革命家的创作，我到苏北调查过施耐庵的材料，所有关于施耐庵参加过张士诚的起义的传说，以及别种传说，全是捕风捉影，无稽之谈，连施耐庵的影子也没有，还参加什么起义呢？

第二次调查是在1962年进行的。6月至8月间，兴化县委宣传部派赵振宜等同志，大丰县文教局派陈安智、倪云飞等同志，江苏省文化局、文联派周正良、尤振尧、丁正华等同志，参加调查工作。9月17日，赵振宜、周正良、尤振尧、丁正华、陈安智、倪云飞等同志写出《清理施让残墓文物及继续调查施耐庵史料报告》。调查中，清理了施让（相传为施耐庵之子）墓文物，查访和搜集到其他一些材料。这些调查的参加人员仅限于江苏省和兴化、大丰两县，加以调查报告又没有公开发表，所以在全国范围内知者甚少。

从1952年的第一次调查开始，经历了1962年的第二次调查，直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为止，在这十余年间，几乎所有的关于《水浒传》的论文和专著都不引用这些材料，也就是说，它们的作者都不相信这些材料，或持存疑的态度。

在这里，我为什么要用“几乎所有”这样的字词呢？因为1952年调查报告的作者之一丁正华同志还在坚持原先的看法，他在1961年发表了一篇题为《施耐庵为兴化施族祖先应非假托辨》。此外，我再也想不起这一时期在国内的报刊上还公开发表过哪一篇持这种观点的论文了。

至于专著，例如，何心《水浒研究》、严敦易《水浒传的演变》，都表明了他们对这些材料持否定的态度。连《水浒研究论文集》这样一本已发表的论文的汇编性质的书，也拒不收录刘冬、黄清江和丁正华、苏从麟的调查报告。几部重要的文学史著作，例如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同志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同学编写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等等，在论述《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生平时都毫无例外地摈弃苏北施耐庵之说。

而在当时新出版的《水浒传》各种版本中，例如70回的《水浒》、120回的《水浒传》、会校本《水浒全传》等，无论是序言或出版说明，也都没有一字一句采用这些新材料所提供的说法。

上述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从1952年到1966年之间，关于施耐庵的新材料的真伪问题，尽管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但在学术界，怀疑或不相信这些新材料的显然占压倒性的多数。当时并没有人撰写并公开发表专门的论文来讨论这些新材料的不可靠性和可疑之点。原因很简单，这些新材料不能作为论述或研究《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依据——在大家的心目中，以为这是不成其为问题的。

谁知到了“文化大革命”之时，学术界许多人失去了发言权。1975年掀起所谓“评论《水浒》”的高潮以后，有的作者找到了1952年的《文艺报》，又把这些新材料翻了出来。一些不明底细的人跟着就把它们视为真实、可靠的史料，而在自己的文章中加以援引了。最突出的是两个例子：

《水浒资料汇编》、

《水浒传资料汇编》。

这两部书，我觉得编得不错，对于治小说史或专攻《水浒传》的研究者十分有用。但这两部书却收录了这些新材料，让它们混杂在其他大量的真实的、可靠的史料之中，有损于资料工具书所应具有的“翔实”。随后，不少论文又不加抉择地抄录这些新材料，用以考证施耐庵的身世，甚至阐述施耐庵的思想。

1981年底和1982年初进行了第三次调查。结果在兴化、大丰两地发现了一些新的文物史料。1982年4月18～25日，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邀请国内十余位《水浒传》研究工作者对这些文物史料进行考察和参观，并举行座谈。会后发表了《江苏新发现的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报告》和《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座谈纪要》。从考察报告和座谈纪要本身，再结合报纸上发表的有关消息报道看，这次考察和座谈基本上肯定了《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就是苏北的施彦端。随后，报刊上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也持这样的观点。

至此，施耐庵问题遂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施彦端是不是《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或者说，从新发现的文物史料中能不能肯定施彦端、施耐庵、《水浒传》作者这三者是同一个人？——这就是我们需要探讨的中心问题。怎样分析和评价这些新发现的文物史料？他们的发现，是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解决了几百年没有解决的悬案”，是《水浒传》研究中的“重大突破”? ——这也有必要加以商榷。

我相信，只要遵循“百家争鸣”的方针，本着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大家充分发表和交换意见，关于施耐庵文物史料问题的探讨一定能获得科学的、有说服力的、明确的结论。

二

《文艺报》1952年第21号（11月10日出版）发表了两篇文章：刘冬、黄清江的《施耐庵与〈水浒传〉》，丁正华、苏从麟的《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这两篇文章介绍和列举了一些新材料，在当时引起了学术界和一般读者的注意。

它们介绍和列举了一些什么样的新材料呢？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和剖析疑点，同时也为了使读者能有完整的印象，以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我在这里不得不花费一些篇幅，再一次移录这些新材料，供读者参考。

1952年公布的新材料

刘、黄一文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标题就叫做“几种新材料”。它所介绍的“新材料”，计有四项：

（一）神主

大丰县白驹镇施家舍村上施姓家中有祭祀祖先用的神主。上面写着他们的祖宗共十八世。他们的始祖，神主上这样写着：

（二）墓碑

兴化县施家桥有施耐庵的坟墓。坟上有碑和牌坊各一，为1943年所立。碑文的作者是当时兴化县人民政府的县长蔡公杰。关于碑文，请参阅丁、苏调查报告所引的全文。这里仅仅抄录其中的两句：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先生为苏人。

考施氏族谱所载，先生元末避张士诚之征而隐于此。

（三）墓志

《兴化县续志》载有明代淮安人王道生所撰写的《施耐庵墓志》，全文如下：

公讳子安，字耐庵。生于元贞丙申岁，为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赍恨以终。公之事略，余虽不得详，尚可缕述：公之面目，余虽不得亲见，仅想望其颜色。盖公殁于明洪武庚戌岁，享年七十有五。届时余尚垂髫，及长，得识其门人罗贯中于闽，同寓逆旅，夜间施烛畅谈先生轶事，有可歌可泣者，不禁相与慨然。先生之著作，有《志余》、《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侠传》（即《水浒》）。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罗贯中者为尤多。呜呼！英雄生乱世，则虽有清河之识，亦不得不赍志以终，此其所以为千古幽人逸士聚一堂而痛哭流涕者也。先生家淮安，与余墙一间，惜余生太晚，未亲教益，每引为恨事。去岁其后述元（文昱之字）迁其祖墓而葬于兴化之大营焉，距白驹镇可十八里，因之，余得与流连四日。问其家世，讳不肯道，问其志，这又唏嘘叹惋；问其祖，与罗贯中所述略同。呜呼！国家多事，志士不能展所负，以鹰犬奴隶待之，将遁世名高。何况元乱大作，小人当道之世哉！先生之身世可谓不幸矣！而先生虽遭逢困顿，而不肯卑躬屈节，启口以求一荐。遂闭门著书，以延岁月。先生之立志，可谓纯洁矣。因作墓志，以附施氏之谱末焉。

（四）小传

《兴化县续志》还在“文苑”中记载了施耐庵的小传。全文如下：

施耐庵原名耳，白驹人，祖籍姑苏，少精敏，擅文章。元至顺幸未进士，与张士诚部将。士诚擅甲兵，将窥窃元室，以卞元亨为先锋。元亨以之才荐士诚，屡聘不至。迨据吴称王，乃造其门，家人不与见。士诚入内，至耐庵室，见耐庵正命笔为文，所著为《江湖豪侠传》，即《水浒传》也。士诚笑曰：“先生不欲显达当时，而弄笔以自遣，不虚糜岁月乎？”耐庵闻而搁笔，顿首对曰：“不佞他无所长，惟持柔翰为知己。大王豪气横溢，海内望风瞻拜。今枉驾辱临，不佞诚死罪矣。然志士立功，英贤报主，不佞何敢固辞？奈母老不能远离，一旦舍去，则母失所依。大王仁义遍施，怜悯愚孝，衔结有日。”言已，伏地不起。士诚不悦，拂袖而去。耐庵恐祸至，乃举家迁淮安。明洪武初，征书数下，坚辞不赴。未几，以天年终。

丁、苏的调查报告所搜集的新材料，计有十四项，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民间传说，一类为文字记载。前者三项，后者十一项。现仅介绍文字记载部分。

（一）《施耐庵传》

原载《兴化县续志》卷十三，即刘、黄一文所引的第（四）项材料。

（二）王道生《施耐庵墓志》

原载《兴化县续志》卷十四，即刘、黄一文所引的第（三）项材料。

（三）关于施耐庵墓的记载

施隐士墓，在县境东合塔垅内施家桥，葬元隐士施耐庵，淮安王道生撰志。

这些文字原载《兴化县续志》卷一。

（四）袁吉人《耐庵小史》

施耐庵白驹场人，与张士诚部将卞元亨友善。士诚初缮甲兵，闻耐庵名，征聘不至。士诚造其门，见耐庵正命笔写《江湖豪侠传》，士诚曰：“先生不欲显达当时，而弄文以自遣，不亦虚糜岁月乎？”耐庵逊谢，以母老妻弱、子女婚嫁未毕辞之，因避去。其孙述元，应士诚聘，至麾下奉命招募，因见士诚骄矜，亦逸去。

这段“小史”原载《吴王张士诚载记》卷四。文前冠有“袁吉人编《耐庵小史》云”字样。这段引文是不是袁吉人的原文，有没有删节或改动，均不详。

（五）《施氏族谱》世系

第一世：彦端，字耐庵（行一）。元配季氏，继配申氏。

第二世：让，字以谦（生于明洪武癸丑，没于永乐辛丑，隐居不仕，另有处士墓志）。元配顾氏、陈氏。

第三世：文昱，字景胧（明，文学）。文颢，字景顺。文晔，字景明。文晊，字景华。文晖，字景清。文昇，字景旸。文鉴，字景昭。

第四世：芸曙，字海霞（明、礼部儒士）。芸士，芸霞。芸觞。芸恭。芸靖。芸。芸芳。芸祥。

世系表原载《施氏族谱》。这里仅仅移录了其中的四世。第一世和第二世是全引。第三世略去了各人配偶的姓氏，第四世的芸曙也略去了配偶的姓氏。据调查报告说，此《施氏族谱》“系咸丰四年所修，无刻本。白驹镇西北二里港施氏后裔施莲塘（已死）家曾藏有手抄本，连年战争中已散失无存。我们调查所得者为施氏十八世孙施熙及施氏二十世孙施祥珠根据施莲塘藏本所抄之摘录本。两人所录大体相同。据施熙谈：凡原本有关施氏生平史料均已抄录无遗”。

（六）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

处士施公，讳让，字以谦。鼻祖世居扬之兴化，后徙海陵白驹，本望族也。先公耐庵，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国初，征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积德累行，乡邻以贤德称。生以谦，少有操志。续长，先承家业。父母以孝，兄弟以友，朋友以信，人无间焉。自以耕学扁斋，潜德弗耀。娶孺人顾氏妙善暨陈氏妙真，皆自名门，淑德昭著。永乐辛丑岁，公上章困敦，甫及四十，以疾终。远近闻者，罔不悼念，以为仁而弗寿，天佑不肖。浮柩于本场高源，未卜寿藏。今年以通利，遂为安厝。士人顾蘩，行状请铭，以志悠久。予惟处士，生于太平文运之时，礼俗敦厚之乡。素与友善，更相姻娅。其为人也，读书尚礼，邪僻不干于心，出处不卑其志，理乱不闻黜陟不预。忘形林泉之下，娱情诗酒之间。此亦命之所得耶？厥后，孺人顾氏、陈氏悲慕弗忘，渐忽弃世，且二孺人与公结发后，相敬如宾。其为处子，闺门之间，女仪妍洁，敦持妇道，上下无忌。综理家事，各从俭约。至时祭祀，调合涤濯，必尽丰美。孝养舅姑，始终弗怠。生子七：长文昱，字景胧，文学；次文颢，字景顺，国学生；次文晔，字景明；次文晊，字景华；次文晖，字景清；次文昇，字景旸；次文鉴，字景昭。文晔、文晖，不幸早逝。而文昱等皆有能声，□理家务，炽盛逾归。女三：长适里人刘仲衡子镒，次适邵文义子钱，次适刘宏义子坚，皆耆故之后也。公生于洪武癸丑，没于永乐辛丑。顾氏生于洪武辛亥，没于正统丙辰。陈氏生于洪武戊辰，殁于正统丙辰。呜呼，生寄死归，人之常也；信德既立，人之行也。故处士、孺人，各得其道焉；子文昱等又能继述。请铭曰：嗟彼哲人，如金如璧。处士之贤，孺人之德。胡为不寿？遂致窀穸。父道母仪，乡邻是则。佳城苍苍，既松且柏。勒石志铭，千载弗易。景泰四年，岁次癸酉，二月乙卯十有五日壬寅立，淮南一鹤道人杨新撰，里人顾蘩书，陈景哲纂盖。

这篇墓志铭原载《施氏族谱》。

（七）陈广德《施氏族谱序》

序文写于咸丰四年（1854），原载《施氏族谱》。略。

（八）施埁《建祠记述》

记述写于咸丰五年（1855），原载《施氏族谱》。文中说到了两次建立祠堂的经过。第一次在乾隆戊申（乾隆五十三年，1788）, “先君文灿公与族伯美如公尽族祖奠邦公宅所改建者也”。第二次在咸丰壬子至乙卯（咸丰二年至五年，1852～1855），由施埁本人倡捐，他的族侄永昌、儿子铎共襄其事。

（九）胡瑞亭《施耐庵世籍考》

这篇文章系施氏十八世孙施熙、二十世孙施祥珠二人所抄。施祥珠认为是族谱所载，施熙则说是录自《申报》的“快活林”栏。文内有一节题为《施氏族谱》，全文如下：

据施氏后人云：家本淮安籍，自耐庵公因避张士诚曾引去东京寻旧，无疾终。至十七世祖述元公，迁于现里。并谓：述元公出身武士，张士诚亦聘征之，效命麾下，后以故亡去。又施氏族谱云：随士诚效命，奉命招募。因见士诚骄矜，不久必败。述元公重返故墟，迁其祖墓而葬焉；更出所积，购置田亩。后人名其地为大营，距白驹可二十里。因述元公曾欲在此地招募也。径由小溪驾桥达道衢，即名其地为施家桥。

另外，该文还有两节，一题《耐庵小史》，一题《耐庵墓志铭》。前者引录的也是袁吉人的《耐庵小史》，但和前第（四）所引录的略有差异。后者引录的实即王道生《耐庵墓志铭》。和刘、黄一文所引录的第（三）项比较起来，有这样几点重要的不同：

（1）刘、黄所引，有云“生于元贞丙申岁”, “殁于明洪武庚戌岁”，而胡瑞亭所引，则无此二语。

（2）关于中进士的年份，刘、黄所引明确地指出，“为至顺辛未进士”；而胡瑞亭所引，改成了一句笼统的话：“元末赐进士出身”。

（3）末句，刘、黄所引作“因作墓志，以附施氏之谱末焉”；而胡瑞亭所引，则无此句，而代之以它的小注：“墓志只此，下已剥蚀”。

（十）施耐庵墓碑

正面题曰：“大文学家施耐庵先生之墓”。上款：“民国三十二年（1943）春兴化人民公建”；下款：“陈同生敬书”。反面为碑文，略。

（十一）施熙祭文

祭文作于“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二月谷旦”，作者系施氏十八世孙。祭文中关于施耐庵的几句话，抄自陈广德《施氏族谱序》和施埁《建祠记述》。其余全是浮辞的堆砌。

以上便是《文艺报》1952年第21号发表的两篇文章所引录的关于施耐庵家世和生平的文字材料。

三

这些新材料能不能作为《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是苏北人的证据呢？

我认为，不能。

如果我们把“《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是苏北人”看作学术研究中的结论，那么，引出这个结论的那些新材料，作为学术研究工作中正常使用的证据，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某些材料是否可以被称为“证据”，某些材料有没有出于后人伪造或附会的可能，那都是大可怀疑的。

新材料的破绽和疑点

从这些新材料的内容来说，它们各自表现出众多的矛盾和混乱的现象，存在着种种的破绽和疑点。不妨指出以下六点，并做些粗浅的说明和分析。

第一，关于施耐庵的名字。

它们所说的施耐庵的名讳不同，彼此不一致。

王道生《施耐庵墓志》说是：“公讳子安”。《兴化县续志》的文苑传说是：“原名耳”。《施氏族谱》则说他名“彦端”。仅仅名讳一项就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说法，令人莫知所从。

对于同一个人的名讳有不同的说法，这在口头传说和某些无关紧要的文字资料中出现，是不难理解的；但在墓志、族谱中出现两歧的记载，却是不可理解的。在墓志和族谱中，一个人的名讳恐怕算是头等重要的一个项目了吧，照理应该明确而不容许半点儿含混，应该一致而不容许产生巨大的歧异。退一步说，即使有抄错、写错的可能，那也不至于会错成读音、字形都不大相同的“子安”和“彦端”。

大概由于“耐庵”二字是唯一能使人联想到《水浒传》作者身上去的线索，所以“字耐庵”的说法，在这些新材料中倒还是比较一致的。但是，根据种种情况来判断，“耐庵”恐怕是号，而不是名或字。

在我国封建社会，在通常的情况下，男子取名有着一般的规律。当他诞生的前后，他的父亲或祖父要给他取一个正式的学名；当他成年之时，他的父亲或祖父又要给他取一个和学名在意义上有一定联系的表字；在这之后，他又可能会给自己取一个或几个表明志向、意趣的别号。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说的，当然会有例外。

施耐庵作为一个著有文学杰作的知识分子，相信他的取名不会有异于这一般的情况。而“耐庵”二字，实际上不像是表字。试想，有哪个父亲或祖父会让自己的孩子以什么“庵”之类的为表字呢？况且，这个“耐”字，如果不是人到中年以后，“翻过筋斗”，怎么会单单选择上它呢？据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和《施氏族谱》世系，施耐庵之子名让，字以谦，孙名文昱，字景胧，曾孙名芸曙，字海霞，玄孙名孟兰，字湘浦。他们的名字和字，正互相有所关合，完全符合于那时取名的一般规律。回过头来再看施耐庵的名字，在“彦端”、“耳”、“子安”和“耐庵”之间，很难找到它们之间在意义上的联系，竟和他的子孙取名的情形大相径庭，岂非怪事！

“子安”之名，见于王道生《施耐庵墓志》，极为可疑。在《施氏族谱》世系上，确有一位施子安，但他却被列于第十二世，而施耐庵则为第一世。如果施耐庵名子安，则他的十二世孙不可能再名子安，否则将在施氏家族中被视为大不敬之事。而《施氏族谱》世系止于第十二世，说明其时与族谱的纂修靠近，则第十二世之名似不应出现舛错，揆诸情理，第十二世名子安比较可靠，第一世施耐庵名子安不大可靠。

第二，关于施耐庵的籍贯。

它们所说的施耐庵的籍贯也不同，这方面记载的矛盾和混乱不亚于施耐庵的名字。

袁吉人《耐庵小史》说施耐庵是“白驹场人”，没有指出县名。《兴化县续志》的文苑传也说是“白驹人”，但又说他“祖籍姑苏”。陈广德《施氏族谱序》、施埁《建祠记述》和施熙《祭文》的说法相同。《序》说：“白驹场施氏耐庵先生，于明洪武初由苏迁兴化，复由兴化徙居白驹场。”《记述》说：“吾族始祖耐庵公，明初自苏迁兴，后徙居白驹场。”《祭文》同样说：“粤之我祖，于明初自苏迁兴，后徙海陵白驹。”三者同出一辙，辗转抄袭，字句几乎全同。此外，王道生《施耐庵墓志》则没有明确交代他的籍贯，而仅仅说他“家淮安”, “葬于兴化之大营”。胡瑞亭《施耐庵世籍考》引述“施氏后人”的话说，“家本淮安籍”, “自十七世祖述元公，迁于现里（按：指兴化白驹镇施家桥）”。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 “鼻祖世居扬之兴化，后徙海陵白驹，本望族也”，说的是施让，当然包括他的父亲施耐庵在内。

这些说法彼此全不一致。籍贯有兴化、淮安二说，一见于族谱，一见于墓志。族谱为本族、本房之人自修，或请人主持纂修，墓志一般由死者之子孙请著名的文人撰写，还要亲送行状等具体资料供撰写时参考。因此，在族谱或墓志中，同一个人的籍贯万无讹错之理。

第三，关于施耐庵的科第和宦历。

白驹镇施姓家中的神主上写明施耐庵是“元辛未进士”。只有纪年的干支，没有年号。元代以辛未纪年的不外两年，一为世祖至元八年（1271），一为文宗至顺二年（1331）。前者远在宋亡之前，当指后者而言。王道生《施耐庵墓志》、《兴化县续志》文苑传、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果然都说是“元至顺辛未进士”。

查《元史·选举志》，元太宗“始得中原”之时，曾“以科举选士”；世祖“既定天下”之后，“事未果行”；后至仁宗延佑年间，“始斟酌旧制而行之”。一共开科七次：延佑二年（1315），延佑五年（1318），至治元年（1321），泰定元年（1324），泰定四年（1327），天历三年（即至顺元年，1330），元统元年（1333）。施耐庵中进士的年份，至顺辛未（1331），恰恰不在其内。我们可以发现，这七次开科的年代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即每科相隔三年，而毫无例外。所以，在这方面不存在记载有遗漏的问题。

再查《兴化县志》等书，其中记载了当地人士中进士的年份和全部名单，根本就没有“元至顺辛未”一科，也找不到施耐庵姓名的踪影。

这雄辩地说明了施耐庵为“元至顺辛未进士”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因而也是不足凭信的。

还有两点，也很值得注意。

一点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小说和小说作家并不受到重视。宋、元、明、清四代，还没有发现过进士撰写白话通俗小说的记录。为什么唯独《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会变成例外？

另一点是，施耐庵如果真是进士出身，那么，他应该是一个“诗书继世”的家族的始祖。可是，我们从《施氏族谱》世系中仔细检索，结果发现在他的众多子孙中，连个举人也没有，更不要说是第二个进士了。

这两点都可以作为施耐庵不可能有进士身份的旁证。

王道生《施耐庵墓志》还说，施耐庵“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这个记载同样十分可疑。我们在《钱塘县志》和《杭州府志》、《浙江通志》等书中也查不到在元代至顺二年之后的官员名单中有施耐庵其人。另外，《施氏族谱》对“礼部儒士”、“邑怏庠生”之类的头衔都不肯轻易放过，为什么纂修者对“曾官钱塘二载”这样更大的头衔、令子孙们感到更光荣的事情却很吝惜笔墨呢？

况且，施耐庵曾出任钱塘地方官员的说法也和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所说的“高尚不仕”显然不合。

第四，关于施耐庵的儿子。

据《施氏族谱》，施耐庵之子名让，字以谦。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也这样说。它们还明确地记载着施让的生卒年：“生于洪武癸丑，没于永乐辛丑。”洪武癸丑即洪武六年（1373），永乐辛丑即永乐十九年（1421）。

从这个生卒年可以推算出，施让享年四十九岁。然而《墓志铭》却说，“永乐辛丑岁，公上章困敦，甫及四十，以疾终。”相差九岁之多。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有人解释说，“四十”可能是“五十”的讹误，也许勉强可通。但我们要指出另外一个更大的矛盾，那恐怕就很难强为之说了。

王道生《施耐庵墓志》指出，施耐庵“生于元贞丙戌岁”，即元贞二年（1296）; “殁于明洪武庚戌岁”，即洪武三年（1370）; “享年七十有五”。这三个数字本身倒是吻合一致的。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若把施耐庵的卒年和施让的生年放在一起，奇怪的现象立刻迎目而生：父亲在洪武三年（1370）已然离开了人世，儿子却在洪武六年（1373）呱呱坠地！这样的事理恐怕是无法令人相信的。

又有人解释说，施让不是施耐庵亲生的儿子，而是过继的。这个解释，在我看来，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在宗法制的封建社会里，对亲生子和继子的区别是相当重视的，一般不容混淆。在家谱或族谱上按照通例，过继的关系也是要特别注明的。现在从族谱上看不出在施耐庵和施让之间有过继关系的痕迹，施让本人的墓志铭上也无只字提及，反而说是“生以谦”。这只能有一种合理的解释：施让是这位施耐庵亲生的儿子。

其次，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中有一句“兄弟以友”，不应忽略。这句话是用来赞美施让生前的操行的。如果施让根本没有“兄弟”，那么，赞美就落了空，这句话自然失去了存在的依据，既然施耐庵的儿子不止一人，则施让为过继之说就更加不能成立了。

在墓志铭中，和“兄弟以友”并行，还有一句“父母以孝”，同样也是赞美施让生前操行的话。可见施让在他的父亲、母亲跟前尽过孝道。换句话说，当施让出生后，他的父母依然健在。《故处士施公墓志铭》下文还称颂了施让之妻顾氏、陈氏的美德，其中有云：“孝养舅姑，始终弗怠。”所谓“舅姑”，当然是指施耐庵夫妻。所以，直到施让结婚之后，这位施耐庵即施彦端还顽强地活在世上。

《施氏族谱》世系和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中关于施让生年的记载，和袁吉人《耐庵小史》也是抵牾的。袁吉人说，张士诚曾登门拜访施耐庵，准备加以征聘，而施耐庵“以母老妻弱、子女婚嫁未毕辞之”。其事发生于张士诚“初缮甲兵”之际，当是元末至正（1341～1368）年间。此时施耐庵已有“子女”，而且到了即将议论“婚嫁”之事的年龄。袁吉人所说的施耐庵的“子女”，理所当然地不可能包括《施氏族谱》和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所说的生于洪武六年（1373）的施让在内。

第五，关于施耐庵的孙子。

对施耐庵之孙的说法，几篇新材料互相矛盾，彼此无法合拢。袁吉人《耐庵小史》说是“其孙述元”。胡瑞亭《施耐庵世籍考》引施氏后人的话说，在“耐庵公”之后，有他们的“十七世祖述元公”。王道生《施耐庵墓志》含糊地提到“其后述元（文昱之字）”，没有明说是施耐庵之孙，而下文又把施耐庵称为“其祖”。可是在《施氏族谱》世系和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中，无从寻觅述元之名。它们都说施耐庵有孙七人。长孙虽名文昱，其字却是景胧，与“述元”了不相涉。

关于施耐庵之孙，还有一个年代的问题。这涉及施耐庵祖孙二人和张士诚的关系，《兴化县续志》的文苑传、袁吉人《耐庵小史》都说到了张士诚曾亲临施家，聘请施耐庵出山，遭到了施耐庵的拒绝。袁吉人《耐庵小史》接着又说：“其孙述元，应士诚聘，至麾下奉令招募，因见士诚骄矜，亦逸去。”胡瑞亭《施耐庵世籍考》引施氏后人之语：“述元公出身武士，张士诚亦征聘之，效命麾下，后以故亡去。”又引《施氏族谱》说：“述元公随士诚效命，奉令招募，因见士诚骄矜，不久必败，述元公重返故墟，迁其祖墓而葬焉。”它们把施耐庵的孙子说成是张士诚的同时代人，言之凿凿，似乎真有那么一回事似的。

张士诚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他的生平事迹是有具体、确切的年代可考的。现根据有关的历史资料，将他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列一简明的年表于下：

至治元年（1321）生。

至正十三年（1353）起兵，攻下高邮等地。

至正十四年（1354）称诚王，国号周；后渡江，攻下常熟、湖州、松江、常州等地。

至正十六年（1356）定都平江（苏州）。

至正十七年（1357）降元。

至正二十三年（1363）攻安丰，杀刘福通，自称吴王。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平江城破，为朱元璋军队所俘，至金陵，自杀而死。

试用这个可靠的时间表去检验袁吉人的《耐庵小史》和胡瑞亭的《施耐庵世籍考》，就不难发现，它们的说法大有问题，虚构和捏造的痕迹非常明显。据《兴化县续志》文苑传，张士诚拜访施耐庵的时间是在“据吴称王”之后。而张士诚的称王，在至正十四年（1354）；据吴，则在至正十六年（1356）。其时，按照王道生《施耐庵墓志》关于施耐庵生卒年的说法来推算，施耐庵为五十九岁或六十一岁。而袁吉人《耐庵小史》说他当时的情况是：“母老妻弱，子女婚嫁未毕”。从这两句话看，施耐庵的儿子尚未娶妻，他当然不会是已经抱了孙子。退一步说，纵令他有了孙子，最多也不过是个不懂事的童子。由至正十六年往后数，再过十一年，张士诚就自杀了。而这十一年之中，施耐庵的孙子生长的速度再快，也达不到有资格接受张士诚聘请的年龄。

第六，关于施耐庵的著作。

施耐庵的著作，我们目前仅知有《水浒传》一种。王道生《施耐庵墓志》却提供了多达五种的名单：《志余》、《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最后一种注明“即《水浒传》”。

我们不能不承认，《江湖豪客传》这个名称是生平第一次在王道生的笔下见到的。现存各种明代的《水浒传》的版本，没有一种以《江湖豪客传》为书名，现存所有的关于《水浒传》的文字记载，也没有一处提到它有这么一个罕见的别名。至于“水浒”，用作《水浒传》一书的简称，那也是晚明以后的事。施耐庵去世之际，王道生已届“垂髫”之年。如果世上真有这么一位姓王名道生的作者，而他的时代又确与施耐庵相及，他当为明初洪武（1368～1398）时人。而据我们所知，在明代万历之前，《水浒传》的正式书名是《忠义水浒传》或《京本忠义传》。

《志余》不知为何种书？施耐庵的这部著作也是我们生平第一次在王道生的笔下见到的。

《三国演义》的书名同样是晚起的。现存各种明刊本，它们的作者都署罗贯中之名。《隋唐志传》现存明万历姑苏刊本，《三遂平妖传》现存明万历钱塘刊本，它们的作者也都署名罗贯中，我们从来还没有见到这三种小说的任何一个版本曾把它们的著作权归之于施耐庵，也没有见到过任何一则文字记载这样说。有之，则自王道生始。

仅凭单文孤证，坐实施耐庵为《志余》、《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等书的作者，那是欠慎重的，而且不免要上当的。

新材料能成为施耐庵是苏北人的证据吗？

把这些新材料放在一起加以考察，可以发现其中有许多的矛盾、混乱，也有不少的破绽、疑点。此外，还必须指出，在学术研究工作中，这些新材料绝大部分不是信史，是不能被当作坚强的证据来使用的。

拿神主来说，它到底写于什么时候？它这样写的根据又是什么？——这些都是令人难以释怀的问题。如果它竟像“施耐庵第十八代孙施熙”的祭文那样，作于“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那还有什么考据的价值可言呢？

胡瑞亭的《施耐庵世籍考》一文，同样也是20世纪20年代的产物。据查，它原载1928年11月8日上海《新闻报》的“快活林”副刊。

袁吉人《耐庵小史》的一段文字，出于《吴王张士诚载纪》一书所引。《吴王张士诚载纪》又是什么时候的书呢？它现存民国年间铅印本，共五卷。卷首有韩国钧民国十九年庚午（1930）2月序，卷2署“泰县韩止叟鉴定，丹徒支伟成辑”，卷3、卷4署“泰县韩止叟鉴定，旌德任致远述”。此书原为支伟成所编，支伟成1929年去世后，由任致远续编。

至于施耐庵的牌坊，则为1943年所建，蔡公杰撰写的碑文也作于同一年。

这些材料的年代距离《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如此遥远，不能用为考证生平事迹的凭据，自不待言。

《兴化县续志》的年代比“施耐庵墓”的牌坊、碑文早不到哪里去。它有关于“施隐士墓”的记载，补撰了施耐庵的小传，并且收录了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全文。单纯作为材料来看，是相当重要的。可是，它是什么时候成书的呢？刘冬、黄清江的《施耐庵与〈水浒传〉》一文对此没有做丝毫的交代。丁正华、苏从麟的《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仅仅笼统地说为兴化汪伪县长李恭简所修。考《兴化县续志》现存20世纪40年代印本，它实由兴化李详（字审言，1859～1931）于1919～1927年间主纂，因经费问题当时未能刊行；1942年，由邑人魏隽（字克三，1878～1949）主持完成。他们的助手为刘麟祥（字仲书，1880～1955）。刘麟祥1927年任县志编修，1942年任兴化续修县志委员会坐办。据当地人士说：

他（按：指李详）主持修撰《兴化县续志》时，委托邑人刘仲书住刘庄、白驹采访古迹人物，发现有关施耐庵的史料、传说。李详先生在兴化修志局听刘汇报后，便说：“施耐庵以著《水浒传》获罪，也以著《水浒传》得名，其生平事迹不独前志所不能载；即其子孙亦讳不肯言，进民国成立，无所顾忌，可以补遗。”遂将施耐庵生平载入《兴化县续志》。

可见这些材料是经刘麟祥之手入书的。由于它们属于“补遗部分”，非原书所有，所以实际写定和入书的时间当在1942年他出任“坐办”以后。

出现在20世纪20～40年代、根据民间传说写成的材料，恐怕是不会被治学谨严的专家、学者当作研究14世纪伟大作家施耐庵生平事迹的确凿史料使用的吧。

在这批新材料中，最奇怪的要算那篇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了。除了上文已经揭示的几点之外，还可以指出：它违反了一般墓志的体例和写法，内容空洞无物，闪烁其词，有些议论和牢骚不是明初洪武年间的人所能有的；篇末两句：“因作墓志，以附施氏之谱末焉。”仅仅附在族谱后面，怎么能叫做“墓志”？由种种情况来判断，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它是后人杜撰出来的游戏笔墨。在明代历史上，到了嘉靖、万历年间，通俗小说方始普遍地、大量地印刷、流行。我认为，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不会出现在这之前。它很可能是金圣叹评点的《水浒传》流行之后的产物。

1952年公布的《施氏族谱》是一个辗转抄录的本子，内容庞杂，甚至收录了1926年所写的祭文、1928年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对它的真伪或可靠与否的问题，必须细加甄别。大体说来，世系表、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基本上是可信的，但其中羼入了后人的一些附会之词，特别是关于施耐庵的记载。剔去这些附会之词后，可以运用它们来检验其他材料真实、可靠与否。例如，陈广德《施氏族谱序》所说“于明洪武初由苏迁兴化”，施埁《建祠记述》所说“明初自苏迁兴”，都与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所说“鼻祖世居扬之兴化”不符，因而不能信从。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是一篇伪作，所以它和族谱世系、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矛盾之处也就更多、更显眼。

在《施氏族谱》中，明确地把施耐庵和施彦端联系在一起的，是族谱世系：陈广德《施氏族谱序》和施埁《建祠记述》只提到“耐庵”，意思是指彦端其人，它们都没有联系到《水浒传》。只有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中提出了唯一的把施彦端、施耐庵、《水浒传》作者三者合为一人的说法。因此，我认为，杨新文中这一段话是探讨施耐庵问题的关键。但《施氏族谱》系咸丰四年（1854）所修，原抄本已佚，丁正华、苏从麟二人1952年见到的摘录本原件也已散失不存。这给我们的探讨带来了困难。只有等到发现了更多的真实可靠的新材料之后再来下进一步的结论了。

四

自1952年以来，在兴化、大丰两地又继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问题的文物史料。兴化县施耐庵文物史料陈列室于1982年5月编印了《施耐庵资料》（一），大丰县施耐庵纪念馆筹建委员会于1982年5月20日编印了《施耐庵文物、史料调查报告》（校正本）。

近年来发现的文物史料

那些口头传说可以不计在内，同时，那些和施耐庵问题无直接关联的也可以暂且撇开，文物史料主要有以下五项。

（一）《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

墓志铭系砖刻，1978年秋天出土，1979年8月在兴化县新垛公社施家桥发现。正文19行，每行21字至23字不等，共四百余字。此墓志铭出土后，未能及时征集保管，以致损伤严重，字迹模糊。铭语除一二字依稀可辨外，都已磨灭。正文可辨认者，有一百六十余字。据“施耐庵文物史料参观考察座谈会”1982年4月23日的校录，前五行如下：

施公讳□，字廷佐，□□□□□□□祖施公元德于大元□□生（曾）祖彦端，会元季兵起，播浙，（遂）家之。及世平，怀故居兴化，（还）白驹。生祖以谦。以谦生父景□。至宣德十九年辛丑，生公□（施）亮（风）□□于公历□□户使，官台州同知施锦□□□公之兄弟也。公□□□□之□生男八、女一□□□

中间十行已难辨认，最后四行如下：

公□□仁者之□也，先于弘治岁乙丑四月初二日老（病）□而卒，后于正德丙寅岁二月初十日归葬未成，迄今□卜吉（露）丘久矣□□亡穴□善□□风水悲思孝心感切□□嘉靖岁甲申仲冬壬申月朔□葬于白驹西□（落）湖。

文末所署的嘉靖甲申，即嘉靖三年（1524）。从墓志铭可知，施廷佐生于宣德十九年辛丑，卒于弘治乙丑四月。弘治乙丑，即弘治十八年（1505）。宣德为明宣宗（1426～1435）年号，首尾十年，无十九年，其中亦无辛丑之年。此前的辛丑为永乐十九年（1421），此后的辛丑为成化十七年（1481）。“宣德”二字当为“永乐”之误。则施廷佐生于宣德十九年（1421），享年85岁。

另据曹晋杰同志说，1979年8月间，他见到此墓志铭时，曾随手记下其中的一些字句：

公讳翔，字廷佐，祖籍姑苏。生高祖公元德，字大元。生曾祖彦端，会元季兵起，乱及苏，……故迁兴化遂白驹，生祖让，字以谦，生父文昱，字述元……

凡行下标有着重点的字句，都是和上述座谈会的校录文字不同的地方。

（二）《施氏家簿谱》

有人称此谱为《施氏长门谱》，或《施氏家谱》。现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仍用该谱封面所写的名称。

此谱为民国七年（1918）抄本，1981年10月征集，共56页。封面左上侧：“施氏家簿谱”。右下侧：“国贻堂”。中间两行：“中华民国七年桃月上旬吉立，十八世释裔满家字书城手录于丁溪丈室”。封面之前的外皮上书“设其上裔”四字。封面之后，第2页为空白页，第3页至第4页为施封《施氏长门谱序》，第5页至第10页为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第11页至第56页为世系。

施封《施氏长门谱序》全文如下：

族本寒微，谱系未经刊刻，而手抄家录，自明迄清，相延不坠。继以雷夏、甘涛二公纂修增订，料应详备无遗。雷夏公没，谱传康侯，康侯传圣言。奈何遭家不造，圣言被禄，而因销亡。维时为有继述之人，封系长门，出自文昱公之裔，访诸耆老，考诸各家实录。亟从而修辑之。迄于今，废坠已久，盖族之谱难以考证，惟长门之谱尚属可稽。自文昱公以后，分派支别，秩然有序。诚恐日复一日，又将远而易失，谨为序次略迹，藏诸一家，以候后之有志者从而搜辑之云尔。乾隆四十二年，岁次丁酉，桂月中浣，第十四世孙封敬序。

《施氏家簿谱》上所载的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和1952年公布的《施氏族谱》上所载的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实际上是同一篇文章。不过，两者在字句上有一些出入，约20处。有的出入甚至是非常关键的。最大的出入在于，《施氏族谱》本提到施让之父时写道：

先公耐庵，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国初，征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积德累行。乡邻以贤德称。

而《施氏家簿谱》本却是这样的：

先公彦端，积德累行。乡邻以贤德称。

根本没有出现“耐庵”其人，同时也根本没有提及“著《水浒》”其事。除此之外，两个抄本还有重要的出入多处。这里不一一列举。

《施氏家簿谱》的主要内容是世系。从第一世起，至第十八世止。现从第一世到第十七世各列举一人，移录如下：

元朝辛未科进士。第一世：始祖彦端公，字耐庵。元配季氏、申氏。生让。

第二世：讳让，字以谦。彦端公子。元配顾氏、陈氏。生文昱、文颢、文晔、文晊、文晖、文昇、文鉴。

第三世：讳文昱，字。以谦公长子。元配陆氏。生芸曙、芸士。

第四世：讳□□，字芸曙。景胧公子。元配季氏。生孟兰。

第五世：讳□□，字孟兰。芸曙公子。元配夏氏。生咏棋。

第六世：讳□□，字咏棋。孟兰公子。元配陈氏。生德润、德照、德履。

第七世：讳□□，字德润。咏棋公长子。元配吉氏。生古泉。

第八世：讳□□，字古泉。德润公子。元配陈氏、李氏。生奉桥、隆桥、石桥、板桥、柳桥。

第九世：讳□□，字奉桥。古泉公长子。元配葛氏。生翊明、惟明。

明乡饮大宾。第十世：讳□□，字翊明。奉桥公长子。元配杨氏。生雷夏、甘涛、景素、结士、二仪。

廪膳生，大清。

第十一世：讳泽，考名正辂，字雷夏。翊明公长子。元配冀氏。生康侯、建侯。

第十二世：讳□□，字康侯。雷夏公长子。元配陈氏。生圣言。

第十三世：讳□□，字圣言。康侯公子。元配□氏。生雍如。

第十四世：讳□□，字雍如。圣言公子。元配陈氏。

第十五世：讳□□，字天彩。兆先公子。元配杨氏。生文忠。

第十六世：讳□□，字树生。占魁公长子。元配朱氏。生真全、万全。

第十七世：讳□□，字真全。树生公长子。元配许氏。生恒远、僧满家。

（三）施让地券

施让地券为方砖一块，1958年出土。原物已于“文化大革命”中佚失，现存拓印本。有关字句节引如下：

维大明景泰四年，二月乙卯朔，越十有五日壬寅，祭主施文昱等，伏缘父母奄逝，未卜茔坟，夙夜忧思……

施文昱即施让的长子，见族谱和家谱世系。施让则为施彦端之子。

（四）施奉桥地券

施奉桥地券为方砖一块，1955年出土，1981年10月征集。字迹基本上完整、清晰，一小部分模糊难认。现将有关字句节引如下：

大明国直隶扬州府高邮州兴化县白驹场街市居住……孝子施应昌等……故先考施公奉桥存日□年五十一岁，丁卯□三月二十二日戌时生，大限不禄，卒于万历四十五年，十二月初七日丑时身故……今卜万历四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午时开山破土，二十一日辰时发□，午时安葬……万历四十七年，岁次己未，季冬月庚午吉旦立券。

施奉桥之名，见于《施氏族谱》和《施氏家簿谱》，系第九世。从地券可知，他生于隆庆元年丁卯（1567）三月，卒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十二月。

（五）“施子安”残碑

残碑1954年发现于白驹施氏宗祠遗址，1981年9月征集。残碑上，“子安”二字完整无缺，“施”字少右上方，篆书。

五

近年来新发现的文物史料本身是否可靠呢？

它们能证明什么，又不能证明什么呢？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对它们进行具体的、分别的考察。

它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文物；另一类为文字记载。前者或是出土的，或是历代保存下来的实物。后者大都是晚近的手抄本。简单地说，前者是真实可靠的，可以作为考证施耐庵问题的依据，但要细致地审读文字；后者往往存在矛盾和可疑的情况，需要进行甄别真伪的工作，去伪存真，然后才能用为研究问题的证据。

鄙见以为，《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属于前者，《施氏家簿谱》属于后者。

施廷佐墓志铭能证明什么和不能证明什么

《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作为出土文物，它的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文中写出墓主的高祖元德至施廷佐本人五代的世系：

元德—彦端—以谦—景□—廷佐

这就证明了《施氏族谱》和《施氏家簿谱》世系中关于第一世施彦端、第二世施让（以谦）、第三世施文昱（景胧）兄弟的记载的真实性。同时，这也证明了《施氏族谱》和《施氏家簿谱》世系的不完整性。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有很大的缺漏。它们都以施彦端为“始祖”，殊不知施彦端之父施元德的名字在明代嘉靖三年（1524）左右还为施姓族人所熟知。《施氏族谱》世系所记载的第四世共有芸曙（海霞）、芸士、芸霞、芸觞、芸恭、芸靖、芸、芸芳、芸祥九人，《施氏家簿谱》世系中的第四世只举了芸曙一人。两者都失载施廷佐之名。仅仅从一篇墓志铭来比较，仅仅从五代来对照，就已使它们显露出这样重大的差异，可知它们的缺漏远不止此。

有人认为，“施耐庵四世孙施廷佐墓志铭刻砖，乃是施耐庵确有其人，是兴化、大丰两地施氏始祖的铁证；也是1952年《文艺报》所公布的有关施耐庵一系列资料如《施耐庵墓志铭》（王道生作）、《施让墓志铭》（杨新作）、《施氏族谱世系表》等待真实可信的铁证”。这话未免是失之夸大的。

在文物史料的考证中，我们所下的任何结论都必须要有根据，要有真实可靠的根据。证据有本证与旁证之分，应以本证为主，以旁证为辅。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就不必匆促下结论，更无必要轻易地指为铁证。

试想，施廷佐墓志铭没有出现“施耐庵”的字样，怎么它就变成了“施耐庵确有其人”的铁证呢？它虽然提到了施彦端，但没有指明他就是施耐庵，更没有指明他就是《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如果要想论证施彦端即施耐庵的话，那必须另寻途径，施廷佐墓志铭本身并未为此问题提供任何“铁证”。

至于说到“施氏始祖”的问题，我在上文已经指出，彦端之上还有元德一世。施元德似比彦端更有资格充当施氏的“始祖”。所以，在我看来，施廷佐墓志铭倒恰恰是施耐庵非“兴化、大丰两县施氏始祖”的“铁证”。

施廷佐墓志铭是不是证明王道生《施耐庵墓志》“真实可信”的“铁证”呢？我看也不是。王道生《施耐庵墓志》开头第一句话就说得十分明白：“公讳子安，字耐庵”。而在施廷佐墓志铭中，既无“耐庵”二字，又无“子安”二字。它何从证明王道生的话“真实可信”呢？退一步说，即使承认施耐庵即施廷佐的曾祖施彦端，仍然无法证明王道生《施耐庵墓志》的“真实可信”。因为王道生笔下关于施耐庵的几乎所有的事迹，在施廷佐墓志铭中都寻不见踪影，找不到呼应。

有人说，其中第2行“会元季兵起”五字之后，有“播浙”二字，证明“元末明初在江苏兴化白驹一带，有一位施耐庵的存在是可信的”, “年代与地望亦均吻合”。这是大可商榷的。我在1982年6月下旬曾专程前往兴化目验施廷佐墓志铭砖刻的原文，发现把这两个字指实为“播浙”是缺乏根据的。上一字由左右两部分构成，左部为“扌”偏旁，右部一片模糊，可以猜是“播”字，也可以猜是其他的字。下一字由左、中、右三部分构成，左部是“氵”偏旁，右部磨损不清，中部依稀可辨，但绝对不是“浙”字中部的“扌”，因为当中一竖只到一横为止，上边呈“六”形，下边看不清。既然难说“播”，又肯定不是“浙”，这无异于切断了它在“地望”上和明人记载中的“钱塘施耐庵”、“武林施某”的联想。

尽管有些同志所辨识的“播浙”二字，非原文所有，但上文“曾祖彦端，会元季兵起”，以及下文“家之，及世平，怀故□兴化，□白驹”，都清晰可认。把这几句联系在一起，意思是说：在元末兵荒马乱之际，曾离乡外出，天下太平之后，方才回到了故里。这段话符合于元朝末年社会动乱、人民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情况。反之，我们看王道生《施耐庵墓志》，它虽也同样说施耐庵为元末人，却有这样的话：“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把离乡外出的原因，归结为到钱塘去做官，这是完全和施廷佐墓志铭的说法矛盾的。由于施廷佐墓志铭是出土文物，它的文字记载是可靠的。既然如此，则来路不明、破绽百出的王道生《施耐庵墓志》更是伪作无疑。

那么，施廷佐墓志铭中的“彦端”是不是施耐庵呢？墓志铭本身没有提供任何线索，只有对《施氏家簿谱》详加考察，才能做出正确的回答。

施氏家谱能证明什么和不能证明什么

《施氏家簿谱》全书只有一个地方提到了“耐庵”，即世系部分在“始祖彦端公”下写着“字耐庵”三字。而在其他地方再也没有重复出现过。这三个字极为可疑。我在1982年6月下旬曾专程前往大丰查阅家谱的原文，发现“字耐庵”三个字不是正文，而是添写在行侧的。字形比正文小，墨色较正文淡而浮，笔迹似与正文不同，当非一人一时所写。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到，它是在民国七年（1918）以后羼入的。

在上文第三节里，我已指出，从封建社会取名的通例来看，耐庵可能是号而不是字。现在看到了《施氏家簿谱》，更坚定了我的这种看法。

家谱世系第一世：“始祖彦端公”。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没有写出他的名讳，又在“彦端”二字之后加了“公”字。第二世、第三世，都写出了他们的名讳。第四世至第十一世、第十六世、第十七世，都作“讳□□”，表示阙名。第十二世至第十五世，有的写出了名讳，有的作“讳□□”。另外，第二世施让（字以谦）注明为“彦端公子”，第三世施文昱（字景胧）注明为“以谦公长子”，第四世施□□（字芸曙）注明为“景胧公子”……按照家谱世系体例，“公”前冠以字，不冠以名。

如果“彦端”是名，家谱上自会写明“讳彦端”，并称之为“耐庵公”。由此可见，“彦端”是字而不是名。把“字耐庵”三字添写在行侧的那位先生没有悟出这层道理，误以“彦端”为名，所以给我们留下了作伪的破绽。

把施彦端和施耐庵捏合成一人的，还有1952年公布的《施氏族谱》所载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一文。可惜族谱原件已佚失，无从验定它的真伪。所幸近年来发现的《施氏家簿谱》中也收录了这篇墓志铭，给我们提供了两篇对校的机会。上文第四节，我已指出有三十个字为前者所有，而为后者所无。有没有这三十个字，对于探索和考订施耐庵生平事迹来说，是带关键性的、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三十个字蕴含着这样的内容：

施让之父（彦端）＝施耐庵＝《水浒传》作者

一个有，一个没有。我们到底相信哪个呢？

我认为，应该相信《施氏家簿谱》中的没有这三十个字的施让墓志铭。而不能相信《施氏族谱》中有这三十个字的施让墓志铭。在后者，插入这三十个字以后，使上下文的语气减弱了原有的连贯性，有失衔接。而且“先公耐庵”的称呼也没有“先公彦端”的称呼来得合理。因此，这三十个字是后人故意增添出来的。故意增添的目的则在于，使本来互不相干的施耐庵和施彦端二人合为一人。

有的论者对此持相反的解释，认为不是《施氏族谱》中的施让墓志铭添出了这三十个字，而是《施氏家簿谱》中的施让墓志铭在抄录的过程中删去了这原有的三十个字，并且这是“出于某种考虑”，或说“手抄者满家系一僧徒，从其 ‘出世’的观点来看，上述诸事是应该 ‘为亲者讳’的”，或说“此谱的抄写者施满家因家贫，自小即出家为僧，恪守佛门戒规。佛门戒规甚多，……但最重要的是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贪酒、不妄语。此点在《水浒》中亦有描写。在施满家看来，《水浒》是与五戒格格不入的，在家谱中保留祖宗施耐庵著《水浒》的文字，显然不妥，故删去”。

这样去解释，其实是欠圆满的。试分四点来做分析。

第一，在字数有限的情况下，在儿子的墓志铭中似无必要对父亲的生平事迹说得这样多，这样具体。相反的，这篇墓志铭中对墓主施让本人的生平事迹的叙述倒不多，并且也不具体。

第二，下文紧接着说施让长大后“克承家业”。克承什么家业呢？如果上文只有“积德累行，乡邻以贤德称”十个字，而没有那三十个字，则“克承家业”只不过是一句抽象而泛指的话而已。这和全文的内容和写法是吻合的。如果上文果有那三十个字，那么，从文意的逻辑和语气上来理解，“著《水浒》”之类的事显然也应包括在施让所能继承的家业之内，而这恰恰不符合作者的原意以及他对施让作出的一系列评价。

第三，由于害怕惹祸或其他的原因而删去“著《水浒》”的话，也许还勉强可以理解，但为什么要删去“元至顺辛未进士”的字样呢？须知，在那个时代，在杨新或施满家这些人的心目中，中进士一事是增添光彩的，而不是带来灾祸的。施满家所抄录的家谱世系第一世“始祖彦端公”的上方添写着“元朝辛未科进士”几个字，在以后几世人名的上方也添写了“明朝邑庠生”、“明乡饮大宾”、“廪膳生，大清”、“文庠生，大清”、“国学生”、“邑庠生”、“恩赐迪功郎”，等等，表明他非常重视这等头衔，添之唯恐不及，又怎么会略去“始祖”的进士身份呢？难道祖先中进士也算是违反佛门五戒吗？

第四，原文当是“先公彦端”，而非“先公耐庵”。因为正像我在上文已经指出的，彦端是字非名，耐庵是号非字。在这里，理应用字，而不能用号。改“彦端”为“耐庵”，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增添者误以为彦端是名，遂以耐庵为字。另一个原因，也是更大的原因，如不改用“耐庵”，则如何给人以彦端、耐庵本为一人的印象？

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收录于《施氏家簿谱》之中，且紧贴地排列在世系之前。墓志铭中提到了施让的父亲彦端，却没有指明他就是施耐庵，也没有说他中过进士，这可以从侧面证明家谱世系中“始祖彦端公”右侧添注的“字耐庵”三字，以及上方添注的“元朝辛未科进士”七字，并非原有，而是后人故意增添的。

把施让墓志铭和家谱世系关于施彦端的记载两相比较，我认为，没有经过窜改的墓志铭是真实可信的，世系中为施彦端增添的十个字既不是来源于施廷佐墓志铭，也不是来源于施让墓志铭，因而是不可靠的。

在《施氏家簿谱》中，除了这极为可疑的后人旁添的“字耐庵”三字以外，其他所有的地方都没有提到人名“施耐庵”和书名《水浒传》。因此和出土的《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一样，单凭抄本《施氏家簿谱》全书也不能下施彦端即《水浒传》作者的结论。

其他文物史料也和施耐庵无直接关系

近年来发现的其他文物史料，都和《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无直接的关系，但都各有其本身的不同的史料价值。

出土的施让地券有“祭主施文昱等，伏缘父母奄逝……”等字句，可以证明《施氏族谱》和《施氏家簿谱》世系中的施文昱兄弟和他们的父亲施让都确有其人，证明《施氏家簿谱》所载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是真实可信的。而地券所署的时间“大明景泰四年二月，乙卯朔，越有十五日壬寅”和墓志铭所署的时间“景泰四年，岁次癸酉，二月乙卯望日壬寅吉立”，年、月、日都完全相同，更清楚地显示了没有经过后人故意增添三十个字的施让墓志铭的真实可靠。

施让地券本身的文字，没有提到施耐庵，也没有提到《水浒传》。有的论者说，“两种家谱都清楚地表明了施耐庵、施让、施文昱是祖孙三代，现在有了施让地券相验证，是无可怀疑的”。我认为，不是无可怀疑，而是大可怀疑。因为我们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施让地券顶多坐实施让、施文昱两代，而“施彦端”三个字在施让地券上是根本寻觅不到的，更不要说是“施耐庵”三字了。至于族谱、家谱上出现的“字耐庵”三字，更是不足为据的。这一点，我已在上文作过一番辨析了。

出土的施奉桥地券有第九世施奉桥之名，可证族谱和家谱世系关于施奉桥的记载是真实可靠的。地券上说，施奉桥之子为“施应昌等”。而族谱世系记施奉桥有二子，长子翊明，次子惟明；家谱世系相同，但注明翊明、惟明是字，名讳不详。地券上所说的应昌当即翊明之名，这可补族谱、家谱的阙失。但施奉桥地券的文字本身并没有提到施奉桥的上世，当然也就没有提到施耐庵和《水浒传》。

“施子安”残碑也是一件值得重视的文物。据王道生《施耐庵墓志》说，施耐庵名子安。查家谱世系，知第十二世有名讳不详而字子安者，族谱世系也在第十二世记下了子安的名字。这证明了家谱和族谱关于第十二世施子安的记载是真实可靠的。但，无论是家谱，或是族谱，都没有说过施彦端或施耐庵名子安。看来，子安不像是彦端之名。如果彦端名子安，那么，不言而喻，他的第十二世孙不会再以子安为字。王道生《施耐庵墓志》中的“子安”之名，估计不会是墓志作者自己臆造出来的。恐怕是在他从族谱或家谱上，甚至从碑刻上，了解到有“子安”其人的存在以后，才杜撰出那么一篇墓志的。如果这个推测能够成立的话，则王道生《施耐庵墓志》的完稿当在第十二世施子安身后。我们知道，第九世生于明代隆庆元年（1567）。按三十年为一世推算，第十二世施子安约生于清代顺治十四年（1657）。他如享年60岁，则约卒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所以，王道生《施耐庵墓志》的问世约在雍正、乾隆之后。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是在施封《施氏长门谱序》所署的乾隆四十二年（1777）之后。

六 几点简短的结论

第一，在考证施耐庵问题时，任何结论如果不是建立在真实可靠的证据的基础上，都是缺乏说服力的。对有关的文物、史料，都无例外地要进行细致的考察和鉴定，去伪存真。

第二，关于施耐庵的民间传说，对施耐庵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不能作为考证施耐庵家世和生平事迹的依据。

第三，民国《兴化县续志》中的关于施耐庵的材料（包括施耐庵小传、王道生《施耐庵墓志》等），支伟成、任致远《吴王张士诚载记》一书所引录的袁吉人《耐庵小史》，时间晚近，来源不详，内容可疑，如果作为考索施耐庵生平事迹的本证，是无法令人首肯的。

第四，王道生《施耐庵墓志》是后人杜撰的游戏笔墨，其出现约在清代乾隆以后。

第五，现代人撰写的文章（例如胡瑞亭的《施耐庵世籍考》、蔡公杰的施耐庵墓碑文），同样不能作为考证施耐庵家世和生平事迹的依据。

第六，《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本身的文字不能证明施彦端即施耐庵。

第七，《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会元季兵起”底下有两个字，磨损不清，不易辨认，但前一字难说是“播”，后一字则肯定不是“浙”。

第八，《施氏家簿谱》世系中的“字耐庵”（写在行侧）和“元朝辛未科进士”（写在天头）十个字，极为可疑。它们非原文所有，而是后添的。

第九，除开这后添的十个字以外，《施氏家簿谱》世系基本上是真实可靠的，但有很大的缺漏。这可由施让地券、施廷佐墓志铭、施奉桥地券等出土文物的发现而得到证实。

第十，除开世系中旁添的“字耐庵”三字以外，《施氏家簿谱》中的其他地方都没有提到施耐庵。

第十一，《施氏家簿谱》所载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是真实可靠的，其中没有提到施耐庵。相反的，《施氏族谱》所载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中有关施耐庵的一段话（“先公耐庵，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国初，征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出于后人的窜改和插增，不足为凭。

第十二，1952年公布的《施氏族谱》的原件已佚失，目前无法对它的真伪做出明确的判断。其中，陈广德《施氏族谱序》、施埁《建祠记述》多夸饰之语，多传闻之辞，与《施氏家簿谱》所载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不合，不能视为信史。

第十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项真实可靠的、能排斥任何反证的文物、史料可以证明施彦端即《水浒传》作者施耐庵。

第十四，从《水浒传》一书所使用的语言及其中所反映的风土人情，看不出它的作者是苏北地区人。

第十五，希望能有更多的新的文物史料继续发现，这将有助于施耐庵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和考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