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水浒》版本论

论《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与地位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或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然而现今传世的确凿可信的《水浒传》版本，最早的不过是明代嘉靖或万历年间的。那么，从明初到万历之前的二百年间，《水浒传》的版本和流传究竟处于怎样的一种状态呢？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在探索的一个难题。

由于史料的匮乏，我们暂时还无法对这个难题求出明晰的答案。我们目前只能进行一点一滴的准备和积累，从已知的情况（包括那些曾被认为是万历之前的版本）入手，逐步去接近问题的核心。

而《京本忠义传》尤其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它的全书已佚失不传，仅仅留下了残叶二纸。但它却在现存《水浒传》各种版本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所以，本文选择它作为论述的对象，对有关它的种种问题进行研讨和考察。

介绍和论述《京本忠义传》残叶的论文，已发表者，有这样四篇：

顾廷龙、沈津：《关于新发现的京本忠义传残页》

宏烨：《上海图书馆善本书一瞥》

刘冬、欧阳健：《关于京本忠义传》

李骞：《京本忠义传考释》

此外，马蹄疾（陈宗棠）的《水浒书录》也著录了它。

我已详细了解到这几位学者和专家的见解，在这个基础上，我准备作进一步的研讨。研讨将集中于三个问题：《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和地位。

时代——它刊刻于什么时代？或者说，它是不是正德、嘉靖年间的刊本？性质——它是繁本，还是简本？或者说，它是原本，还是增补本或删节本？

地位——它在《水浒传》版本演变史上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或者说，它在《水浒传》版本演变史上处于何等地位？

一 《京本忠义传》刊刻于什么时代？

《京本忠义传》之名，见于残叶版心的中缝。从常理看，出现在这个地方的书名，往往是这部《水浒传》刊本的简称。估计它的全名应该是《京本……忠义水浒传》或《京本……忠义水浒志传》之类。在不知晓全名或正名的情况下，我们暂以《京本忠义传》作为这一版本的代称。

关于《京本忠义传》的刊刻时代，现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可称为“正德、嘉靖说”，另一种可称为“嘉靖说”。

《京本忠义传》残叶是1975年在上海图书馆发现的。当时，上海图书馆的顾廷龙、沈津两位先生首先报道了这个消息。他们说，“经鉴定，《京本忠义传》可能是明代正德、嘉靖间书坊的刻本”。五年以后，宏烨先生也说，“从残页的字体、纸张等风格来看，应为明正德、嘉靖间书坊所刻”。这就是“正德、嘉靖（1506～1566）说”。

马蹄疾先生在1986年出版的《水浒书录》中提出了“嘉靖（1522～1566）说”。他断定《京本忠义传》是“明嘉靖间刻本”。

“正德、嘉靖说”的提出者是《京本忠义传》残叶的收藏单位的图书馆学家和版本学家。“嘉靖说”的提出者则是一位水浒学专家。“正德、嘉靖说”发表在前，“嘉靖说”发表在后。令人纳闷的是，“嘉靖说”舍正德而取嘉靖，不知它依据什么而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残叶本身并没有显示《京本忠义传》的刊刻时代是直接、明确而肯定的标志。这个问题目前只能依靠人们在版本学范围内的常识来获得解决。顾廷龙、沈津先生和宏烨先生分别使用“可能是”和“应为”等词，表明了一种审慎的态度。照我看，在发现直接、明确而肯定的证据之前，他们的判断基本上可以成立。因为残叶的款识以及纸张、墨色等方面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古人刻书，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风气，并不可避免地要在版本的款识上有所反映。

以版口而论，有白口、黑口、花口之分。元代版本流行黑口，明初仍然继承了元代的遗风，一直沿袭到成化、弘治年间。到了正德、嘉靖年间，才发生巨大的变化，白口几乎完全取代了黑口。明初黑口本因之而被后世藏书家视为珍本。黄丕烈就说过：“向闻钱听默言没，书籍有明刻而可与宋元板埓者，惟明初黑口板为然，故藏书家多珍之。”“明刻黑口宋人集，世以为珍。”

再以字体而论，它和版口变化的情况非常类似。元代盛行赵孟的书法，世称赵体、吴兴体或松雪体。影响所及，元代刻书也大多采用圆转遒丽的赵体。徐康说：“元代不但士大夫竞学赵书，其时为官本刻经史，私家刻诗文集，亦皆摹吴兴体。至明初，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尚沿其家法。即刻版所见，如《茅山志》、《周府袖珍方》，皆狭行细字，宛然元刻，字形仍作赵体。”可知明初版本仍用赵体字。

其后，明刊本所反映的字体的变化，发生了三次。第一次变化发生在正德、嘉靖年间，一种僵硬呆滞的方体字替代了赵体字。隆庆、万历年间，发生第二次变化，专业的书工所追求的是，字形整齐方正，字体横轻竖重。这体现出肤廓的气派。版本学家称之为“宋字”、“宋体”、“匠体”或“明匠体”。第三次变化，在天启、崇祯年间，字体仍是横轻竖重，字形却改而以狭长为尚了。

明刊本版口和字体演变的历史告诉我们，正德、嘉靖时代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单元，它和以前的洪武至成化的时代不同（从版口、字体看），也和以后的隆庆、万历时代不同（从字体看），而有着自己的突出的特征。

《京本忠义传》残叶表现出两个特征：其一，白口；其二，方体字。这两个特征都具体地提供了《京本忠义传》刊刻时代的上限和下限的线索。前者表明，《京本忠义传》不会刊刻于洪武至成化时代。后者表明，既不会刊刻于正德、嘉靖时代之前，也不会刊刻于正德、嘉靖时代之后。

另外，从纸张、墨色等方面加以考察，也可以得出近似的结论。

因此，我认为，顾廷龙、沈津、宏烨等先生提出的“正德、嘉靖说”是具有说服力的。

《京本忠义传》的时代问题，实际上包含着它的刊刻时代问题以及它的创作时代问题两个方面。后者又和它在《水浒传》版本演变史上的地位有所关联。

顾廷龙、沈津两位先生认为，《京本忠义传》“早于郭勋本”, “比今天所见其他《水浒》各本更接近于原本面貌”。宏烨先生也说，《京本忠义传》“较之现存传世最早的郭勋本为尤早，至内容方面与现在所能见到的其它《水浒》相比，也更接近于原本”。他们的看法，可以归纳为：《京本忠义传》是现存《水浒传》各种版本中最早的一个本子；它最接近于《水浒传》原本的面貌。

刘冬、欧阳健两位先生，在刊刻时代问题上，同意“正德、嘉靖说”。他们强调说，“《京本忠义传》产生的年代，还可以再向前推”, “此书之成就，当应更早，甚至是元末明初之际”。从论文所表达的意思来看，他们似乎认为，《京本忠义传》即《水浒传》原本，产生于“元末明初之际”。

李骞先生的看法和刘冬、欧阳健两位先生近似，但他的意见表达得更为明确和直率：“《京本忠义传》早于嘉靖刻水浒残本，它是一切《水浒传》版本的祖本，是作者编写《水浒传》的原始本”。

他们的这几种意见，能不能成立呢？

这就牵涉到《京本忠义传》的性质问题了。

二 《京本忠义传》是繁本，还是简本？

《京本忠义传》是繁本，还是简本呢？

顾廷龙、沈津两位先生和宏烨先生认为，《京本忠义传》“应属《水浒》的繁本系统”和“属于繁本系统”。刘冬、欧阳健两位先生没有涉及繁本、简本问题。李骞先生认为，“《京本忠义传》是繁本，而不是简本”。马蹄疾先生将《京本忠义传》归于“文繁事简本”一类，可见他同样视《京本忠义传》为繁本。

然而我却认为，《京本忠义传》是简本，而不是繁本。

试从分卷、字数和书名等几个方面展开商榷和论证。

（一）从分卷看繁简

讨论《京本忠义传》的繁简问题，我想，不应运用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证据和判断。例如分卷问题。

《京本忠义传》残叶，一为卷10第17叶；一为卷10第36叶。从正文看，前者相当于繁本的第47回，后者相当于繁本的第50回。于是有的学者就认为《京本忠义传》系五回一卷，故其第10卷恰为第46回至第50回，并因此而推断《京本忠义传》是二十卷的百回本、繁本。

这种推断含有很大的危险性。如果单纯从分卷的角度出发，它最大的限度也只有50%的可能性。理由如下。

第一，《京本忠义传》仅仅残存卷10的两叶，怎么能够断定它必然是20卷或100回？这最多只能证明50回之前分为10卷，并不能证明50回之后有有10卷或50回，更不能证明全书的最后一卷是卷20，最后一回是第100回。

第二，卷10包括了第47回和第50回的内容，怎么能够断定它必然是全书五回一卷的格局？这最多只能证明卷10包括四回（第47回至第50回）或四回以上，并不能证明卷10只有五回（第46回至第50回），更不能证明从卷1到卷9，以及从卷11起，必然每卷都是五回。

这里存在着不能排除的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卷10从第45回开始。试想，第17叶是第47回，第36叶是第50回，两者相隔两回或18叶，这18叶既包括第48回和第49回两个正回，还包括第47回和第50回的一部分。那么，在第17叶之前，从第1叶到第16叶，难道仅仅有第46回一个整回和第47回的一部分吗？难道不能从第45回开始吗？

另一种可能性：卷10从第47回开始。《京本忠义传》每叶728字，容与堂刊本每叶484字。前者约为后者的1.5倍。现在，容与堂刊本第46回有14叶；第47回在“爷指教出去的路径”（即《京本忠义传》卷10第17叶所保存下来的开端的文字）之前，有12叶又7行2字，约12.3叶。按1.5倍计算，14×1.5＝21叶；12.3×1.5 ＝18.45叶。两者相加，21 +18.45 ＝39.45叶。也就是说，《京本忠义传》卷10如从第46回开始，则在第17叶之前还应有将近39叶半的篇幅，而事实上，在第17叶之前只有16叶。18.45叶，这个数字，大于16叶，说明它和第17叶之前的篇幅大致相当。换句话说，《京本忠义传》卷10系从第47回开始，这有着最大的可能性。如果是这样，则它的格局完全违背了五回一卷、全书一百回的规律。

不妨指出，双峰堂刊本《水浒志传评林》是典型的简本，它和《京本忠义传》残叶相应的正文恰巧也都处于卷10的位置。但它的全书共25卷，每卷三、四、五、七回不等，并非整整齐齐的五回。它的回数也超过了110回。如果它只残存卷10两叶，其他卷、叶佚失不传，按照同样的推断，不是也会被误认为五回一卷的二十卷百回本吗？

由此可见，《京本忠义传》残叶的分卷问题本身，并不足以说明《京本忠义传》的繁简性质。

那么，作为判断《京本忠义传》的繁简性质的依据应该是些什么呢？

（二）从字数看繁简

字数问题可以作为判断《京本忠义传》的繁简性质的依据之一。

不过，字数的统计必须以准确性为前提，否则是毫无意义的。

李骞先生曾统计了《京本忠义传》残叶的字数，并把它和容与堂刊本相应的字数做了比较，指出前者的总字数为22736字，后者的总字数为15972字，“《京本忠义传》文字在量上却大于容与堂刊本《水浒》或与其大致相等”，得出结论说，“《京本忠义传》不是属于简本系统，而应属于繁本系统”。

我认为，李骞先生的比较方法是可行的；但，李骞先生的统计是奇怪的、有严重缺陷的；李骞先生统计的字数是不准确的；因之，李骞先生的结论是难以成立的。

先看《京本忠义传》的字数。

它的行款是每半叶13行，每行28字。每叶728字。

现存两个残叶。一为卷10第17叶的后半叶，以及前半叶的末三行，自“爷指教出去的路径”至“全付披挂了弓箭”止。一为卷10第36叶的后半叶，以及前半叶的末三行，自“兵府调他来镇守此间”至“军人们道那厮”止。各是16行，448字。

两者之间，相距有多少字呢？从第18叶到第35叶，共18叶，计468行，13104字。可知从卷10第17叶前半叶的第11行“爷指教出去的路径”起，到卷10第36叶最后一行“军人们道那厮”止，总计500行，14000字（448+13104+448＝14000）。

李骞先生的统计字数却是22736字，比我的统计多出了8736字。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李骞先生在统计上有三点失误。

第一，点错了行数。《京本忠义传》每半叶13行，每叶26行，他说成“每页是28行”，多出了两行。因此，每叶的字数便平白地由728变成784，多出56字。

第二，算错了叶数。卷10第17叶至第36叶，应为20叶，他说成“由开头至结尾两叶相距是二十九页”，多出了9叶。

第三，把残叶当作整叶计算。第17叶和第36叶都是残叶，各存16行，各缺10行。如把它们当作整叶（26行）计算，则又多出了20行，计560字。

（56×29）+（728×9）+560＝8736——这就是李骞先生统计的字数比实际的字数多出来的字数。

再看容与堂刊本的相应的字数。

容与堂刊本的行款是每半叶11行，每行22字，每叶484字。

与《京本忠义传》卷10第17叶相应的文字，在容与堂刊本第47回，系从第13叶前半叶第8行的第5字开始（“爷指教出去的路径……”），至第14叶前半叶第9行的第19字止（“……全付披挂了弓箭”）。准确地说，容与堂刊本这段文字共占22行又37字，即521字。

与《京本忠义传》卷10第36叶相应的文字，在容与堂刊本第50回，系从第3叶前半叶第7行的第14字开始（“兵府对调他来镇守此间郓州……”），至第4叶前半叶第8行的第21字止（“军人们道那厮”）。准确地说，容与堂刊本这段文字共占22行又29字，即513字。

第47回中，与《京本忠义传》卷10第17叶相应的文字之后所剩余的篇幅，计有43行20字，共折合966字。第50回中，与《京本忠义传》卷10第36叶相应的文字之前，其篇幅计有两叶6行又14字，共折合1114字。

在这之间，有第48回和第49回两个整回。第48回有10叶11行又4字，折合5086字。第49回有16叶4行又19字，折合7851字。

以上六项数字相加，521+966+5086+7851+1114+513＝16051，这就是容与堂刊本中和《京本忠义传》卷10残叶第17叶至第36叶之间的文字相应的总字数。

李骞先生的统计字数却是15972字，比我的统计少了79字。这可能是由于具体的计算方法有所不同，相差有限，不必细究。

现将《京本忠义传》与容与堂刊本的字数列表比较如下：

请看，《京本忠义传》的字数少于容与堂刊本。如果表中的数字在全书中有典型意义的话，则每叶少六七十字，每两回约少一千字。若以百回计算，则共少五六万字。

我们知道，所谓繁本是指天都外臣序本、容与堂刊本等百回本，以及袁无涯刊本（120回本）中的百回部分。而容与堂刊本正是一种典型的繁本。所谓繁本、简本之分，无非视书中文字的繁缛与简略而定。既然《京本忠义传》的字数要比容与堂刊本（繁本）少去数万字，那么，它怎能厕身于繁本的行列呢？

所以，从字数上看，《京本忠义传》自然是一种简本。

（三）从正文看繁简

《京本忠义传》是一种简本，这不仅从字数的比较上，而且还从正文的比较上得到了证明。

首先，我将挑选正文中的几个文句与繁本进行比较。这些文句在字数上显然少于繁本。通过例证的列举，我们可以作进一步的研讨，以确定它们与繁本的文句孰先孰后的问题。下面引录的正文，出自《京本忠义传》；繁本以容与堂刊本、天都外臣序本为代表。

例一：

但有白杨树的转弯，便是活路。没那树时，都是死路。

繁本此下多两句：“如有别的树木转弯，也不是活路。”

例二：

只见七八十个军人背绑着一个人过来。石秀看时，却是杨林。石秀看了，只暗暗地叫苦。

在“却是杨林”一句之下，繁本尚有两句：“剥得赤条条，索子绑着”。

例三：

人见他走得差了，即报与庄上大人，因此吃拿了。

“即报与庄上大人”，繁本作“来路蹊跷，报与庄上大官来捉他，这厮方才又揧出刀来，手起伤了四五个人，当不住这里人多，一发上去”。

例四：

祝彪道：“我自出上马拏此贼。”便出庄门，放下吊桥，引一百余骑马军杀出。早迎见小李广花荣，领军五百，出与祝彪两个斗了十数合，不分胜败。

繁本作：“祝彪道：‘我自出上马拿此贼。’便出庄门，放下吊桥，引一百余骑马军，杀将出来。早迎见一彪军马，约有五百来人，首先拥出那个头领，弯弓插箭，拍马轮枪，乃是小李广花荣。祝彪见了，跃马挺枪，向前来斗。花荣也纵马来战祝彪。两个在独龙岗前约斗了十数合，不分胜败。”

例五：

祝彪道：“今日口阵与花荣斗了五十合，吃那厮走了。我却待要赶去追他，军人每道：那厮……”

“今日口阵与花荣”，繁本作“这厮们伙里有个甚么小李广花荣，枪法好生了得”; “五十合”，繁本作“五十余合”; “吃”，繁本无；“军人每”，繁本作“军人们”。

从例一到例五，五个例子有两类情况。

有的例子，一看便知，繁本的文字是原有的，《京本忠义传》的文字是经过删节的。这是大多数，如例一、例二、例三和例四。

例一所引，出于钟离老人的话语。他在向石秀指点走盘陀路的诀窍。“但有白杨树的转弯，便是活路。”“没那树时，都是死路。”“如有别的树木转弯，也不是活路。”这里包含着三层意思，在逻辑上是非常严密的，缺一不可，否则将会破坏语义的完整性。很难想像缺少第三层意思的《京本忠义传》的文字会是《水浒传》的原文。《水浒传》的作者，写出洋洋百回巨文的艺术大师，他不至于疏忽到这样的地步。

例二中，“石秀看时，却是杨林。石秀看了，只暗暗地叫苦”，最后两句，主语都是石秀，中间只隔着一个四字句。相距如此之近，重复出现主语“石秀”，阻断了文气的顺畅。这明显地告诉人们，在这里有文字被删节了。繁本所多出的“剥得赤条条的，索子绑着”两句，是对杨林被捉的补充修饰，系石秀眼中所见。有了这两句，下句的“石秀”才有必要作为主语出现。有了这两句，“暗暗地叫苦”——石秀的这种反应才有针对性。所以，这两句应是原有的、被删去的，而不是被增补的。

例三中的“大人”令人费解。“大人”无论是解释为成年人，或是解释为对官员的敬称，都不符合这里的语言环境。这里的几句话语出于钟离老人对石秀所说。以繁本的“大官”为是。钟离老人嘴中的“大官”实指祝氏三杰中的祝龙。

大官、二官、三官即老大、老二、老三的意思。此叶下文有云：“只听得前面喝道，说是庄上三官人巡绰过来。”“三官人”即指祝彪。蒲松龄《聊斋志异》中有《商三官》的篇名。至今，江浙一带的市镇、村庄中仍有不少以大官、二官、三官……为乳名的人。土著钟离老人不称祝龙为“大官人”，而称为“大官”，众庄客不称祝彪为“三官”，而称为“三官人”，这正符合他们各自不同的身份和年辈。

《京本忠义传》的删削者不了解“大官”一词的含义，信笔改为“大人”。殊不知祝家庄上的居民并不把祝朝奉一家当作政府官员看待而称之为“大人”的，这在《水浒传》“三打祝家庄”几回中是写得一清二楚的。这个例子证明，改“大官”为“大人”的人不会是《水浒传》一书的作者。

例四有不通顺的文句：“早迎见小李广花荣，领军五百，出与祝彪两个斗了十数合，不分胜败。”从这里的文意看，战斗的双方，一为花荣，一为“祝彪两个”。除祝彪外，还有一个是谁？文中缺乏明确的交代。一打二，也不符合书中所描写的当时的情景。一查繁本的文字，方知“两个”属下句，指花荣、祝彪二人。删改者在删改过程中产生了不应有的过失，胡乱把上句末尾的“祝彪”二字和下句开头的“两个”二字捏合在一起，并弃去前后数字，露出了删改的痕迹。

另外，有的例子本身一时还不易辨别清楚，究竟何者为先，何者为后。这是个别的，如例五。

例五中的“每”，繁本作“们”。有的学者认为，“每”字作为人称复数代词，“习见于元代书刻，此为残页版本较早的重要证据”。实不尽然。在明代万历刊本和崇祯刊本的小说中，我们还常常见到“每”、“们”混用的情况。前者例如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词话》，后者例如金木散人的《鼓掌绝尘》就是。所以，仅凭一个字或词使用的孤证还不足以判定版本产生的早晚，也不足以判定版本的繁简的性质。

接着，我将正文中的几个有特殊意义的字进行比较。所谓有特殊意义，是指它们在繁本和简本中彼此不同，泾渭分明。这就可以根据这个情况来判断《京本忠义传》究竟归属于哪一个阵营了。

下面引录的正文，出自《京本忠义传》；繁本仍以容与堂刊本、天都外臣序本为代表；简本则以双峰堂刊本、雄飞馆刊本为代表。

例六：

若是走差了，蹈着飞签，准定吃捉了。

“蹈”字，繁本作“踏”，简本作“蹈”。

例七：

这村里姓祝的最多，惟有我复姓钟离，住居在此。

“住”字，繁本作“土”，简本作“住”。

例八：

中间拥着一个年少的壮士，骑一匹雪白马上。

“骑”字，繁本作“坐在”，简本作“骑”。

例九：

这两个是登州将来的军官。

“将”，繁本作“送”，简本作“将”。

从以上四个例子，不难看出，《京本忠义传》一律同于简本，异于繁本。可知它确属于简本系统。

（四）从书名看繁简

除了字数、正文之外，书名问题也可以作为判断《京本忠义传》的繁简性质的依据之一。

《京本忠义传》这个书名中，值得注意的是“京本”二字。

“京本”作什么解释呢？“本”当然是版本的意思。“京”包括明代的都城北京和南京，但多指后者。无论官刻书，还是私刻书，南京都是当时的印书中心地之一，尤以刊刻精美著称，受到读者的重视。在明刊本中，所谓“京本”，即指南京刊行的版本。

这样一说，莫非《京本忠义传》竟是刊刻于南京吗？

不是的。《京本忠义传》虽以“京本”为名，却不是真正的“京本”。因为真正的南京刊行的版本，一般来说，并不在书名上以“京本”为标榜。

“京本”二字，在小说书名中常见。以《水浒传》为例，可举五种：

（1）《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

（2）《京本增补校正全像水浒志传评林》（余象斗双峰堂刊本，万历二十二年）

（3）《新刻京本全像忠义水浒传》（种德堂刊本，万历二十八年？）

（4）《新刻出像京本忠义水浒传》十卷（文星堂刊本）

（5）《新刻出像京本忠义水浒传》八卷（坊刻本）

此外，《三国志演义》和《西游记》也有以“京本”为名的，例如：

（6）《新刻京本补遗通俗演义三国全传》（熊清波刊本，万历二十四年）

（7）《新刊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全像三国志传》（郑少垣联辉堂刊本，万历三十三年）

（8）《重刻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杨起元刊本，万历三十八年）（9）《新锲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郑云林刊本，万历三十九年）

（10）《新镌校正京本大字音释圈点三国志演义》（郑以桢刊本，万历年间）

（11）《新刻京本校正演义按鉴全像三国志传评林》（余象斗刊本）

（12）《鼎锲京本全像西游记》（杨起元刊本，万历年间）

杨起元刊本《西游记》目录题：“鼎锲京本全像西游记”。可知“京本”和“京板”是同一个意思。其他的明代小说，以“京本”或“京板”为名的，还有：

（13）《京本通俗演义按鉴全汉志传》（杨先春清白堂刊本，万历十六年）

（14）《京板全像按鉴音释两汉开国中兴传志》（詹秀闽刊本，万历三十三年）

（15）《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余象斗三台馆刊本，万历三十四年）

（16）《新刊京本编集二十四帝通俗演义全汉志传》（余象斗双峰堂刊本，万历年间）

“京本”二字不仅可以出现在小说书名上，而且还可以在明代的一些书名中找到它：

（17）《新刊京本礼记纂言》（安正堂刊本，嘉靖九年）

（18）《新刊京本校正增广联新事备诗学大全》（叶翠轩刊本，嘉靖十三年）

（19）《新锓京本句解消硝经节图雪心赋》（刘龙田乔山堂刊本，万历二十七年）

（20）《京本音释注解书言故事大全》（郑世豪宗文书堂刊本，万历二十八年）

（21）《新刊张翰林重订京本排韵事类氏族大全》（陈云岫积善堂刊本，万历三十七年）

（22）《京本校正注释音文黄帝内经素问》（詹林所刊本，万历年间）

（23）《新刊京本校正大字医学正传》（刘希信刊本）

（24）《新刊京本校正增广联新事备诗学大成》（刘氏刊本）

（25）《新刻京本性理大全》（刘肇庆刊本）

以上一共列举了二十五种书名。从时代来说，以万历刊本居多，间或有嘉靖刊本。从刊刻地点说，其中第一种是残本，因而无法确定它的刊刻地点，但从版式、行款、插图等等来判断，当为“闽本”或“建本”无疑；第五种刊刻者不详。除此之外，其他二十三种的刊刻地点全在福建建阳，而没有一种是刊刻于南京的版本。

它们为什么要冒“京本”之名呢？这是明代福建建阳刻书行业中的流行风气。

这二十五种都是大受读者欢迎的畅销书。十六种小说，或为名著，或为通俗历史演义作品。另外九种，也显然属于读书人的必读书或必备书。这些书籍，在当时的流通市场上，想来是非常抢手的。如果再在书名上突出地加入“京本”二字，岂不是使它们具有了更大的号召力？

在这方面，建阳的书商们有三种推销术。

一种是直接以“京本”为名，并不交代它所依据的底本或原本。上举二十五例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情形。

另一种是书名上并不出现“京本”二字，但尽量想方设法在书上注明它所依据的底本或原本是南京刊本。例如小说《按鉴演义帝王御世盘古至唐虞传》余季岳刊本，封面左下题“金陵原梓”；小说《新镌龙兴名世录皇明开运英武传》杨季峰重刊本，卷一题“原板南京齐府刊行”; 《易经开心正解》熊冲宇种德堂刊本，书名另加“新刻金陵原板”六字；《李阁老四书教子正讲》杨素斋刊本，封面题“金陵吴肖川原版”。

再一种是两者的结合，既有“京本”之名，又注明了它所依据的底本或原本。例如上举第十例，《新镌校正京本大字音释圈点三国志演义》郑以祯刊本，封面题“金陵国学原板”。

《新刊京本性理大全》刘肇庆刊本为我们提供了典型的例证。

《性理大全》是当时的应试入仕者的必读书。据查，它至少保留下来二十余种明刊本。其中有北京一种：司礼监刊本；南京三种：唐际云积秀堂刊本（万历二十五年）、应天府学刊本（万历三十一年）、光裕堂刊本（万历年间）；建阳九种：魏氏仁实草堂刊本（弘治十七年）、宗德书堂刊本（正德六年）、郑世豪宗文堂刊本（嘉靖二十四年）、张氏新贤堂刊本（嘉靖三十年）、余氏自新斋刊本（嘉靖三十一年）、双桂堂刊本（嘉靖三十一年）、詹氏进贤堂刊本（嘉靖三十九年）、刘莲台安正堂刊本（万历年间）、刘肇庆刊本；晋江一种：李延机刊本（万历年间）；新安一种：吴勉学刊本（万历年间）；地点待考者有叶氏作德堂刊本（嘉靖十二年）、杨宣刊本（嘉靖二十二年）、熊氏一峰草堂刊本（嘉靖三十年）、程秀民刊本（嘉靖三十五年）、师古斋刊本（万历二十五年）等等。

司礼监刊本、应天府学刊本、唐际云积秀堂刊本、光裕堂刊本的存在，证明了刘肇庆刊本以“京本”为标榜不是没有来由的。而魏氏仁实草堂刊本等九种的存在，也说明在建阳的刻书业中重刊或翻印此类书籍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

同一书名或同一内容的畅销书，在建阳，会有几家、甚至十几家书商同时或先后竞先刻印。反之，同一书商，在建阳，也会同时或先后刻印几部书名不同或内容不同的“京本”书籍。例如，余象斗刻印了“京本”的《水浒传》、《三国志传》、《列国志传》、《全汉志传》，杨起元刻印了“京本”的《三国志传》、《西游记》，熊冲宇刻印了“京本”的《水浒传》和“金陵原板”的《易经开心正解》。

因此，在明刊本中，凡书名中标明“京本”字样的，十之八九出于嘉靖、万历前后时期的福建建阳重刊本、翻印本。名为“京本”，实为闽本或建本。根据这个结论，我认为，《京本忠义传》极可能是正德、嘉靖时代的福建建阳刊本。

上述二十五例中，前五例为《水浒传》。它们无一例外地全是《水浒传》的简本。而在现存《水浒传》的各种简本中，又以万历时代的福建建阳刊本为最多，版本学家称之为“闽本”或“建本”。

“闽本”或“建本”的《水浒传》是怎样的情况呢？请看郎瑛、胡应麟和周亮工的论述：

郎瑛说过：

我朝太平日久，旧书多出，此大幸也。亦惜为福建书坊所坏。盖闽贾专以货利为计。但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刊。卷数、目录相同，而于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货半部之价，人争购之。近如徽州刻《山海经》，亦效闽之书坊，只为省工本耳。

郎瑛生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卒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他的《七修类稿》现存嘉靖刊本。他所说的福建书坊翻刻外省所刻好书以及删减文字，当是嘉靖时代或嘉靖时代以前的情况。

其后，胡应麟也有这样的话：

余二十年前所见《水浒传》本，尚极足寻味。十数载来，为闽中坊贾刊落，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遂几不堪复瓿。复数十年，无原本印证，此书将永废。

胡应麟生于嘉靖三十年（1551），卒于万历三十年（1602）。他所说的闽中坊贾删落《水浒传》文字，是万历初年或嘉靖末年的情况。

周亮工同样说：

予见建阳书坊中所刻诸书，节缩纸板，求其易售，诸书多被刊落。此书（指《水浒传》）亦建阳书坊翻刻时删落者。六十年前，白下、吴门、虎林三地书未盛行，世所传者独建阳本耳。

周亮工生于万历四十年（1612），卒于康熙十一年（1672），曾在福建任官多年，著有《闽小记》等书。他所说的建阳书坊翻刻《水浒传》时删落文字，以及建阳本盛行于世的情况，从“六十年”逆推，其事当在万历年间。

他们三人所说的情况，不仅对一系列的建阳刊本《水浒传》有概括的意义，而且也完全符合于《京本忠义传》。

从字数上看，《京本忠义传》少于《水浒传》繁本；从正文上看，《京本忠义传》删节了《水浒传》繁本的文句；而从书名上看，《京本忠义传》实是一种建阳刊本，也实是一种简本。

总之，《京本忠义传》以“京本”为书名，这表明它是简本，而不是繁本。

三 《京本忠义传》是一种什么样的简本？

《京本忠义传》既然属于《水浒传》简本系统，那么，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简本呢？

这需要从它和繁本的比较，从它和其他简本的比较，来加以考察。上文已通过对它和繁本的比较，论证了它其实是一种删节本。下面着重考察它和其他简本的比较。

从《京本忠义传》和其他简本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它乃是另外一种比较特殊的简本。

《京本忠义传》和其他简本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它们的一致，是因为它们都属于简本系统，当然有共同性。它们的不一致，则是由《京本忠义传》的特殊性造成的。本文的着眼点将放在它们的不一致之处。

在这里，让我们先在字数方面对《京本忠义传》和其他简本做一番比较。其他简本暂以双峰堂刊本和雄飞馆刊本为代表。

双峰堂刊本每半叶14行，每行21字，每叶588字。和《京本忠义传》卷十第17叶相应的文字，也在卷十，从第10叶后半叶末行最后二字“爹指”起，到第11叶第11行“骑匹白马”止，共224字。和《京本忠义传》卷十第36叶相应的文字，在卷十第23叶，从前半叶第9行“兵府对调他来镇守郓州”起，到后半叶第1行“宋江又调军马杀奔庄上来”止，共143字。而从卷十第10叶“爹指”起，到卷十第23叶“宋江又调军马杀奔庄上来”止，前后共7372字。

雄飞馆刊本每半叶12行，每行13字，每叶312字。和《京本忠义传》卷十第17叶相应的文字，在卷七，从第35叶后半叶第11行末字“爹”起，到第36叶前半叶第14行“匹白马”止，共225字。和《京本忠义传》卷十第36叶相应的文字，则在卷八第2叶后半叶，从第1行末三字“兵府对”起，到第12行“江又调军马杀奔庄上来”止，共143字。而从卷七第35叶“爹指教出去路径”起，到卷八第2叶“宋江又调军马杀奔庄上来”止，前后共6415字。

以上数字，列表与《京本忠义传》比较于下：

从表中不难看出：第1项字数，《京本忠义传》是双峰堂刊本、雄飞馆刊本的200%；第2项字数，《京本忠义传》是双峰堂刊本、雄飞馆刊本的313%；第3项字数，《京本忠义传》是双峰堂刊本的190%，是雄飞馆刊本的218%。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京本忠义传》的字数都多于双峰堂刊本、雄飞馆刊本。

所以，从字数上说，《京本忠义传》比繁本少，但比其他简本多，它是介于繁本和其他简本之间的一个简本。

接下来，让我们再在正文方面对《京本忠义传》和其他简本做一番比较。下面引录的正文，A出于《京本忠义传》, B出于双峰堂刊本和雄飞馆刊本。

例一：

A但有白杨树的转弯，便是活路。没那树时，都是死路。若还走差了，左来右去，只走不出去。更兼死路里地下埋藏着竹签、铁蒺藜。若是走差了，蹈着飞签，准定吃捉了。

B但有白杨树的转弯，便是活路。没那树时，都是死路。若还走差了，左来右去，埋藏着竹签、铁蒺藜。蹈着飞签，准定捉了。

《京本忠义传》所有的“若还走差了，左来右去，只走不出去”几句为其他简本所无。但这几句却很重要，与下文杨林被捉一事有遥相呼应的关系。钟离老人曾告诉石秀一首诗：

好个祝家庄，尽是盘陀路。容易入得来，只是出不去。

此诗形容祝家庄路径曲折、复杂，外人难以辨认。后来杨林被捉，是因为他“只拣大路走”，左冲右撞，走不出去，终于被人发现，而不是因为他踏着飞签、铁蒺藜，受了伤。所以，“若还走差了……”几句，实际上是一种伏笔。它们是原有的。在《水浒传》作者的全局构思中，它们是早已安排妥当的有机的组成部分。

例二：

A石秀道：“蒙赐酒饭，已都吃了，即当厚报。”正说之间，只听得外面炒闹，石秀听得道：“拿了一个细作。”石秀吃了一惊，跟那老人出来看时，只见七八十个军人背绑着一个人过来。石秀看时，却是杨林。

B只听得外面炒闹，听得道：“拿了一个细作。”石秀大惊，跟那老人出来看时，只见七八十个军人绑杨林前走。

“绑杨林前走”这种文字，语气急促，又不通顺，哪里像是白话小说中的叙述？在《水浒传》繁本以及《京本忠义传》的描写中，众人押解杨林，是自远而近地向着石秀这边走过来。其他简本却表达得不够清楚。“前走”是什么意思？向前走，还是杨林在前面走？显然，这种败笔是书商在删节过程中造成的。

例三：

A石秀看了，只暗暗地叫苦，假问老人道：“这个拿了的是甚么人？为甚事绑了他？”那老人道：“你不见说他是宋江那里来的细作？”石秀又问道：“怎地吃他拿了？”那老人说道：“这厮也好大胆，独自一个来做细作，打扮做个解魇法师，闪入村里来，却又不认这路，只拣大路走了。左来右去，只是走死路，有不晓的白杨树转弯抹角的消息。人见他走得差了，即报与庄上大人，因此吃拿了。”

B石秀看了，假问老人: “这个拿的是甚么人？”老人曰：“他是宋江差来细作。”他只拣大路走。人见他走差来路，众人拿了。

“人见他走差来路”一句欠通。说“走差路”当然可以；说“走差来路”则不知何所云。难道还有“来路”、“去路”之分？查繁本此句作“人见他走得差了，来路跷蹊”。原来“来路”一词在这里不是“道路”，而是“来历”的意思。“来路跷蹊”，四字一组，来历可疑之谓也。岂可割舍后二字，而独独留存前二字乎？再把上句的“走差”与下句的“来路”误接在一起，遂产生了不通的文句，留下了笑柄。

从这个例子，可知繁本的原文至少已被删节过两次。《京本忠义传》进行了第一次删节。其他简本的删节已经是梅开二度了。

例四：

A说言未了，只听得前面喝道，说是庄上三官人巡绰过来。石秀在壁缝里张时，看见前面摆着二十对缨枪，后面四五个人骑战马，都弯弓插箭，中间拥着一个年少的壮士，骑一匹雪白马上，全付披挂了弓箭。

B说言未了，看见前面摆二十对缨枪，后面四五个骑战马，弯弓插箭，拥着一个年少壮士，骑匹白马。

“说言未了，看见……”这样的句子有两个可疑点。其一，主语是谁？这两句紧紧相挨，它们的主语应该相同。“说言未了”的主语，自然是钟离老人。“看见……”的主语，按文法说也是钟离老人。但，钟离老人系祝家庄的土著，他看见祝彪的“巡绰”怎会有这样的新鲜感，这样的陌生感？如果说，主语本来是石秀，后来被人错误地转换为钟离老人，那么，这些疑问就可以得到合情合理的解释了。其二，怎样看见的？石秀是个惹眼的外来者，他敢站在路边，公然无所畏惧地去“看见”祝彪的队伍从面前经过吗？万一被人认出，他不是要遭到和杨林同样的命运吗？精明、细心的拼命三郎绝不会干出这样卤莽的蠢事。

这两个可疑点，在《京本忠义传》的文字中并不存在。因为在“看见”二字之前，有“石秀在壁缝里”、“张”一句。一来明确地交代出主语是石秀。二来描写出石秀不是站在路边公然无所畏惧地在看，而是躲藏起来，“在壁缝里”、“张”。这样的描写才符合于石秀的性格。否则，石秀就不是石秀，而变成杨林甚至李逵了。

这个例子表明，其他简本的文字是被后人删改过的。

例五：

A祝氏三杰相请众位尊坐。孙立动问道：“连日相杀，征阵劳神。”祝龙答道：“也未见胜败，众位尊兄鞍马劳神不易。”

B祝氏三杰相请众位尊坐。祝龙动问众位来历。”

“动问”的人，《京本忠义传》是孙立，其他简本则作祝龙。从上下文来看，以作孙立为是。孙立问，祝龙答，围绕着“劳神”与否，互相安慰，主人和宾客双方都尽到了礼数。而在其他简本中，大家落座后，孙立一声不吭，显得他是一个不通人情世故的人；祝龙却开门见山地盘问众人的来历，殊非待客之道，这些不合情理的描写，只可能出于学识浅薄者之手；《水浒传》作者的大手笔，断不如此。

例五所引录的文字，《京本忠义传》和繁本相同。“孙立动问”三句，“祝龙答道”三句，已全被其他简本删去。为了和下文衔接，其他简本增加了一句“祝龙动问众位来历”。“动问”二字并非出于其他简本的杜撰，而是摘取自原有的“孙立动问”一句，并把“孙立”换成了“祝龙”。这个例子可以证明，其他简本的这段文字是自《京本忠义传》或繁本删节而来的。

例六：

A只顾杀牛宰马，做筵席管待，众人且饮酒食。过了两日，到第三日，庄客报道：“宋江又调军马杀奔庄上来了。”祝彪道：“我自出上马拏此贼。”便出庄门，放下吊桥，引一百余骑马军杀出。早迎见小李广花荣，领军五百，出与祝彪两个斗了十数合，不分胜败。花荣卖了个破绽，拨回马便走，引他赶来。祝彪正待要纵马追去，背后有认得的说道：“将军休要去赶，恐怕暗器。此人深好弓箭。”祝彪听罢，便勒转马来不赶，领回人马，投在庄上来，拽起吊桥。看花荣时，也引军马回去了。祝彪直到厅前下马，进后堂来饮酒。孙立动问道：“小将军今日拏得甚贼？”祝彪道：“今日口阵，与花荣斗了五十合，吃那厮走了。我却要赶去追他，军人每道那厮……”

B只顾筵席管待。庄客报曰：“宋江又调军马杀奔庄上来。”

简本之简，有时表现为文辞的削减，有时则表现为某些情节的省略或归并。像这个例子，就是比较典型的。这段文字，《京本忠义传》共242字，其他简本仅21字，繁本则有304字。以《京本忠义传》与其他繁本相较，可知这段文字的不同，主要在于祝彪与花荣交战情节的有无。繁本和《京本忠义传》都保留了这一段情节，尽管细节描写有所出入。其他简本芟除了这一段情节，所以要比《京本忠义传》少221字，比繁本少283字。

在双峰堂刊本中，例六所引录的这段文字见于卷十第23叶。必须指出，这里有个奇怪的现象：在正文的叙述中，没有祝彪与花荣交战的情节；但是，第23叶前半叶的插图，却以“花荣与祝龙大战”为标题。“祝龙”即“祝彪”的形讹。可知在双峰堂刊本的底本上，是有祝彪与花荣交战的情节的；这段情节是被双峰堂刊本的整理者或刊印者动手删节掉的。不然，插图怎么会绘出正文中所没有的情节呢？

值得注意的是，《京本忠义传》卷十第36叶后半叶的标目正是：“祝彪与花荣战”。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焉知《京本忠义传》不是双峰堂刊本等简本的底本或参考本？

以上六个例子说明，《京本忠义传》虽然也是一个从繁本删节而来的简本，但它删节的字数远比其他简本少得多；其他简本不仅删节文句，而且还删节某些情节。

从《京本忠义传》和其他简本的比较看，尤其是从和其他简本的不一致看，《京本忠义传》应是第一次删节本，其他简本则显然是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删节本。我们不能忘记，在其他简本中，双峰堂刊本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一种，刊刻于万历二十二年；而《京本忠义传》却刻于正德、嘉靖年间。因此，《京本忠义传》是一个早期的简本。

其次，从《京本忠义传》和其他简本的一致性看，凡是《京本忠义传》已删节的，其他简本也几乎完全删节了，这就告诉我们：在其他简本删改成书的过程中，《京本忠义传》如果不是底本，至少也是一种重要的参考本。

明确了《京本忠义传》的性质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而探讨它在《水浒传》版本演变史上的地位了。

四 《京本忠义传》在《水浒传》版本演变史上的地位

（一）两种过渡的完成

作为早期的简本，《京本忠义传》在《水浒传》版本演变史上起了过渡本的作用。它完成了两种过渡，第一种过渡是从繁本向简本的过渡。第二种过渡是从白文本向上图下文本的过渡。

在简本系统中，《京本忠义传》是最接近于繁本的一种简本。它的字数，比繁本少，但比其他简本多。它的正文，删节了繁本的某些词句，但却保留了不少被其他简本删节的词句和情节。在这两方面，它的特征都是距离繁本近，距离其他简本远。然而，它的带有根本性质的特征在于，它是简本和删节本。在这一点上，它和繁本之间有质的区别；至于它和其他简本之间只不过是量的区别而已。

这就是我所说的第一种过渡。

繁本——早期的简本——其他的简本

（明初）（正德，嘉靖时代）（万历时代）

万历时代的简本，大多刊刻于福建建阳，又大多采取上图下文的版式。这种版式其实是从《京本忠义传》这种早期的简本演化而来的。

《京本忠义传》的边框是四周单边。每半叶，在边框之内分为上、下两栏。上栏占一字位，横跨13行。下栏每行28字。上栏为标目，下栏为正文。卷十第17叶后半叶的标目为“石秀见杨林被捉”，前半叶的标目仅存最后一个“饭”字。卷十第36叶后半叶的标目为“祝彪与花荣战”，前半叶的标目仅存“家”字。可知全书每半叶都有一个标目，六七字不等。每个标目彼此不同，用以概括每半叶的主要情节内容，对读者起提示的作用。我们不妨称之为标目本。

简本属于通俗书籍的性质，它们要迎合特定的读者阶层的文化素养、欣赏趣味和阅读习惯的需要。而《水浒传》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结构宏伟，故事曲折复杂，人物繁多，尽管已经分回，并且设立了回目，但如果让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来读，又往往缺乏集中时间一口气读完的条件，那还是会感到不少的困难。标目本在每半叶设立明细的标目，恰恰有助于这批读者的困难的解决。通过标目，他们可以了解内容的大概，提高阅读的兴趣。甚至通过标目，他们还可以做出哪几叶精读、哪几叶粗读、哪几叶一翻而过或哪几叶略而不读的抉择。

现存几种《水浒传》繁本的万历刊本都有插图。万历以前的刊本有没有插图，我们一时尚无法详知。《京本忠义传》有没有插图，仅凭两个残叶，也很难探知究竟。但《水浒传》繁本的插图本对建阳简本的模仿肯定起到了一定的刺激作用。上图下文本因之而涌现。

在《水浒传》刊本的演变中，标目本和插图本的结合，导致了上图下文本的产生。上图下文本虽然增加了大量的图，却同时也删节掉大量的文。所以，它的篇幅和标目还是大致相当的。标目本的正文，在字数上，比上图下文本的正文要多得多，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有时，标目本的标目也被上图下文本所袭用。双峰堂刊本卷十第23叶插图的标题“花荣与祝龙（彪）大战”，其渊源就应当追溯到《京本忠义传》卷十第36叶后半叶的标目“祝彪与花荣战”。

第二种过渡可以图示如下：

从历史上看，不论是第一种过渡，还是第二种过渡，《京本忠义传》都在引导着其他的简本朝更普及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它功过参半。它对《水浒传》的普及和传播，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但同时它和其他简本又因对《水浒传》原著的肌体动了或大或小的删节的“手术”，致使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失去了大部分的血肉，基本上只剩下了骨头。

在讨论《水浒传》刘兴我刊本的时候，我曾说过：

如果我们称之为粗制滥造的出版物，甚或一种文学作品商品化的产儿，包括刘兴我刊本在内的简本恐怕是难辞其咎的。今天，它们仅仅被当作文物或研究资料而受到我们的高度重视，它们已在很大的程度上丧失了古典文学作品读本的作用。

我想，这大体上也适用于《京本忠义传》这种早期的简本。

（二）解决两个问题的线索

过去，我们所知道的《水浒传》刊本，繁本中除去一种有争议的嘉靖残本外，以几种万历刊本为最早；简本中最早的是万历二十二年的双峰堂刊本。《京本忠义传》的发现，由于它是正德、嘉靖年间的刊本，把现存的《水浒传》刊本的时代大为提前了。

到目前为止，《京本忠义传》是现存最早的《水浒传》刊本。这一点使它在《水浒传》版本演变史上占据一席重要的位置。

在《水浒传》版本演变史的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两个争议不休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到底是简本出于繁本呢，还是繁本出于简本？

第二个问题是：在嘉靖、万历之前，或者说，在明初，究竟有没有《水浒传》的刊本？

而《京本忠义传》的发现，为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本文第二节中的（三）“从正文看繁简”，已经举例探讨了繁本、简本孰先孰后的问题。我认为，不仅其他简本是繁本的删节本，作为早期的简本，《京本忠义传》同样也是繁本的删节本。

因此，《京本忠义传》的发现，再一次证明了简本晚于、出于繁本的结论的正确性。这就是第一个问题的解决。

《京本忠义传》的书名中，有“京本”二字。本文第二节中的（四）“从书名看繁简”已经举例论证了它并非真正的京本，而是福建建阳刊本，即前人所称的“建本”或“闽本”。它既以“京本”为标榜，则在它刊刻之前，必然有真正的京本存在。这个真正的京本的刊刻地点当是南京。否则，《京本忠义传》的书名就变成不根之言了。

周亮工曾在《因树屋书影》中提到了“六十年前”的“白下、吴门、虎林三地”的《水浒传》刊本。“白下刊本”即南京刊本。不过，周亮工是明末清初人，他所说的白下刊本，系指万历年间所销售者。而作为《京本忠义传》底本的南京刊本的刊刻年代要早得多。其时必然在正德、嘉靖之前，或正德、嘉靖年间。可惜的是，这种南京刊本没有保留下来。

虽已佚失不传，但从《京本忠义传》约可推知以下几点有关它的情况：

（1）它是繁本。

（2）它的书名中当有“忠义”二字。

嘉靖时代的高儒《百川书志》和晁瑮《宝文堂书目》都著录了《忠义水浒传》。可知嘉靖年间或嘉靖之前的《水浒传》刊本已以“忠义”为名。袁无涯刊本所载《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书发凡》第三条说，“忠义”二字为李卓吾所加。事实证明，这完全是信口开河的说法。《水浒传》书名中有“忠义”二字，很可能在正德、嘉靖之前就已经是这样了。

（3）它不是郭勋刊本，与新安刊本或天都外臣序本非出一源。

晁瑮《宝文堂书目》列有《忠义水浒传》和《水浒传》两个书名，并在《水浒传》书名下注明：“武定板”。武定即指武定侯郭勋。可知郭勋曾刊刻《水浒传》，但郭勋刊本的书名是《水浒传》，不是《忠义水浒传》。所以，这种南京刊本不是郭勋刊本。

另外，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

武定侯郭勋，在世宗朝号好文，多艺，能计数。今新安所刻《水浒传》善本，即其家所传，前有汪太函序，托名天都外臣者。

可知新安刊本或天都外臣序本和郭勋刊本是同出一源。南京刊本既然不是郭勋刊本，也就不会和新安刊本或天都外臣序本有血缘关系了。

总之，这个南京刊本是《水浒传》较早的刊本，其刊刻时代在正德、嘉靖之前，或在正德、嘉靖年间，其刊刻地点在南京。它一定是在当时流传比较普遍，名气也比较响亮，这样才会产生了一部福建建阳书商以“京本”为标榜的《京本忠义传》。

南京刊本和《京本忠义传》在《水浒传》版本演变史上的地位，可以列图示如下：

五 简短的结论

本文所提出的见解，可以概括为以下十点：

一、《京本忠义传》刊刻于正德、嘉靖年间。

二、它极可能是福建建阳刊本。

三、它不是繁本，而是简本。

四、它是早期的简本，正文的字数比其他简本多。

五、它不是“原本”、“原始本”、“祖本”，而是来源于繁本的删节本。

六、它再一次证明了简本出于繁本的结论。

七、作为早期的简本，它是从繁本向其他简本发展之间的过渡本。

八、作为标目本，它又是从白文本向上图下文本发展之间的过渡本。

九、它的底本是一种刊刻于南京的、以“忠义”为名的繁本。

十、这种南京刊本与郭勋刊本、新安刊本或天都外臣序本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