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凤翼的《水浒传序》

张凤翼的《处实堂集》续集卷6有一篇《水浒传序》，全文如下：

予读《春秋》而知圣人不得已之心矣。夫仲尼之门，羞称五伯，故孟氏以为三王之罪人也。而葵丘之会，首止之盟，仲尼汲汲与之者何？以为春秋之世，王迹息矣。有五霸，名分犹有存也。是固礼失而求诸野，非得已也。论宋道，至徽宗，无足观矣。当时，南衙北司，非京即贯，非球（俅）即勔，盖无刃而戮，不火而焚，盗莫大于斯矣。宋江辈逋逃于城旦，渊薮于山泽，指而鸣之曰：是鼎食而当鼎烹者也，是丹轂而当赤其族者也！建旗鼓而攻之，即其事未必悉如传所言，而令读者快心，要非徒虞初悠谬之论矣。乃知庄生寓言于盗跖，李涉寄咏于被盗，非偶然也。兹传也，将谓诲盗耶，将谓弭盗耶？斯人也，果为寇者也，御寇者耶？彼名非盗而实则盗者，独不当弭耶？传行而称雄稗家，宜矣。刻本惟郭武定为佳，坊间杂以王庆、田虎，便成添足，赏音者当辨之。

这篇序文，在过去，《水浒传》的研究者还没有在论文和专著中论述或引用过它。但它显然是研究《水浒传》的一项重要资料。

我们知道，自从《水浒传》刊本出现以来，替它写序文的人不在少数。根据我们今天掌握的资料，就有天都外臣、李卓吾、五湖老人、郑大郁、大涤餘人、钟伯敬、熊飞等等。其中，除了李卓吾、钟伯敬以外，都没有什么名气。有的人不愿显露自己的真实姓名而用化名，或者甚至假托别人的名字（署名钟伯敬的序文就是这样的情形）。读了张凤翼的《水浒传序》，稍微改变了一些我们的原来的这种印象。

张凤翼（1527～1613），字伯起，长洲（今苏州）人。他是嘉靖年间的举人，在当时，颇有才名。人们称他和他的弟弟献翼、燕翼为“三张”。他对小说、戏剧有着强烈的爱好。他本人是一位戏剧家，创作了《红拂记》、《窃符记》、《灌园记》、《祝发记》等传奇九种，和许多著名的戏剧家（例如汤显祖）、艺人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在明代的剧坛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像他这样的人，来给《水浒传》刊本写序文，自然会在当时扩大这部作品的社会影响。同时，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水浒传》在当时的文人之间流行的情况。

在他那个时代，小说被认为是“小道”、“末流”，一向被排斥在正统文坛之外。加以《水浒传》又是一部反抗意识强烈的作品，更受到了卫道者的敌视。排斥、诋毁、诬蔑、歪曲、禁止，所有的伎俩几乎全部施加到它的头上。处于这样的情况之下，要给《水浒传》刊本撰写序文，并在序文中对它有所肯定，如果没有进步的观点，没有足够的勇气，是不大可能的。

事实上，据我所知，明代文人在自己的文集中公然收录《水浒传》序文的，也只有李卓吾和张凤翼二人而已。其他的例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

更重要的是，张凤翼在这篇序文中提出了他对《水浒传》全书的思想内容，对书中所描写的农民起义的看法，而这在当时无疑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

张凤翼指出，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军的对立面是以蔡京、童贯、高俅、朱勔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集团；后者才是真正的“盗”、“寇”。他把自己的同情给予了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对以蔡京、童贯、高俅、朱勔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集团表示了憎恨和斥责。

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水浒传》，在当时是罕见的。封建文人，包括那些《水浒传》刊本的序文作者在内，一般都欣赏和强调它的文字和艺术技巧。对于它的主题思想，或者避而不谈，或者从封建的观点、立场出发，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谩骂。李卓吾的思想比他们进步，但他依然把梁山泊好汉看作“强人”，并且直接用“忠”和“义”等封建道德来解释和评价《水浒传》的思想内容。就这一点而论，李卓吾是比不上张凤翼的。

张凤翼的这篇序文作于万历十六年（1588）、十七年（1589）间。除了天都外臣的序文（写于万历十七年）之外，这是今天流传下来最早的《水浒传》序文了。

可惜，载有张凤翼序文的《水浒传》刊本没有流传下来，也未见其他任何有关的著录，以致我们无法进一步了解这个刊本在《水浒传》版本演变史上所处的地位。

不过，从张凤翼的序文中，我们还是可以知道两点有关《水浒传》版本方面的情况。

一点是：他说“刻本惟郭武定为佳”。这和后来沈德符在《野获编》所说的有关的话可以互相印证。以郭武定本为“善本”，恐怕是代表了当时一般人的看法。

另一点是：它说，“坊间杂以王庆、田虎，便成添足”。现存有年代可考的最早的插增王庆、田虎的刊本是《京本增补校正全像水浒志传评林》，刊行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张凤翼的序文则证明了，在万历十六年之前，便已存在插增王庆、田虎故事的“坊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