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胜利前后重庆的城市功能转型
内容提要：重庆城市发展的历史经历了由城到城市的城市化过程和城市的近代化过程，重庆的城市功能随之发生转型。尤其是在开埠时期、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以后这三个阶段，重庆的城市功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对重庆的城市近代化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抗战胜利前后 重庆 城市功能
一 抗战胜利以前重庆的城市功能转型
（一）抗战爆发前重庆的城市区域性功能
重庆在明清以前只是西南一个区域性的军事城堡和政治行政中心，以地方行政职能为主，工商业并不发达。明清时期开始，随着长江上游航运的开发，长江上游的商运以水路为主体，长途贩运往往以河流为依托，与沿河城市串通，形成了以重庆为枢纽的商业贸易网络。重庆作为长江上游诸干支流总汇的优势得到发挥，与全国的流通网络连接起来，逐渐成为长江上游的航运中心和商业贸易中心，经济功能开始显现。这一时期，重庆城市的政治功能占主导地位，经济功能依附于政治功能。
鸦片战争爆发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批开埠通商城市迅速兴起，城市性质、规模、功能、结构等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成为近代型城市。其中，重庆就是典型的外部力量推动下引起城市内部功能和结构演变的城市类型。1891年，重庆开埠通商以后，外国资本涌入，进出口贸易额猛增，在重庆城市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各国开始在重庆建立领事馆、洋行、公司、工厂、医院、学校、教堂等，重庆形成了以外国租界为基地的地域结构布局，并一跃成为西部地区屈指可数的近代工商业和金融业中心城市。1921年，刘湘设重庆商埠督办，1922年设市政公所，1927年改为市政厅，1929年正式建市，定位省辖市，行政地位与成都相同。这一时期重庆的经济功能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并促使其政治功能也发生变化。
抗战全面爆发前的重庆由于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初步发展，促使城市功能转型，但仍属于区域性功能的中心城市。直到抗战爆发以后，重庆开始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进步，由区域性中心城市向全国综合性功能城市转型。
（二）抗战时期重庆的全国综合性功能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重庆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因而，如果说开埠是重庆城市兴起的契机的话，那么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渝则是重庆城市兴盛的关键。
随着政治地位的空前提高，重庆的城市功能发生前所未有的特殊转型，成为具有综合性功能的全国中心城市。
1．战时首都功能的确立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者攻陷平津，随后直逼首都南京。1937年10月，国防最高会议在南京召开，确定四川为抗战的大后方，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 “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实质上就是把首都的功能从南京移到重庆，“战时首都是重庆城市在抗战时期历史的主体”。1939年5月，重庆市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市政不再隶属省府辖制而取得直隶中央的地位。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颁布《国民政府定重庆为陪都令》: “今行都形势，益臻巩固，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以后自更为西南建设之中心……兹特明定重庆为陪都。”这就从法律上确定了重庆战时首都的地位，是近代以来重庆权力政治地位发展到顶峰的标志，重庆在历史上首次成为一个全国性政权的首都。
2．全国性的多功能中心城市确立
重庆“战时首都”的历史长达八年之久（1937年11月20日～1946年5月5日），由于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短期内迅速完成了城市化的进程，一跃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首先，重庆是抗战时期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发挥了战时全国政治中心的功能。国内各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利用重庆的全国政治中心地位和功能，围绕“抗日”和“民主”两个历史课题，为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和推动政治民主化而积极努力。1938年7月6日，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团结国内各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具有咨询建议双重性质的特殊咨议机关——国民参政会在汉口成立，它是全国民主力量参政议政、献言献策的重要政治舞台，之后的四届参政会有十一次会议（1938年10月28日～1946年4月2日）在重庆召开。1939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秘密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高层秘密机关——南方局，目的是“一、巩固党；二、深入群众；三、向中层阶级发展统一战线”，直接就问题与国民党谈判与交涉，肩负着维护国共合作、团结争取中间势力和推动政治民主的独特政治使命。1941年3月，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救国会（1942年加入）、职教派和乡建派的代表在重庆上清寺秘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在1944年取消“政团”两字，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民盟在重庆积极贯彻抗日、实践民主精神和加强国内团结的主张，推动了全国民主运动的高涨。这一时期，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领导机构、政治领袖、代表人物均汇聚在重庆，重庆遂逐渐成为全国民主力量和民主运动的汇聚地。
其次，重庆在抗战时期承接了中国生产力布局的重大调整，构筑了战时中国的经济基础，发挥了战时全国经济中心的功能。抗日战争使国民政府将原有以上海为中心的工业重心，向重庆为中心的西部地区转移。据记载：“自国府迁来，现有的著名工厂共有三四百家，其中机器五金业约150家，电气无线电业20余家，化学工业约40余家，陶器玻璃业约10家，纺织业60家，印刷业40余家。”加上为适应战时建设的一批工厂，重庆市工厂占到当时国统区工厂总数的1/3。这时，重庆的工业结构由轻工业为主转变成以重工业为主，同时兵工、机械、冶金、采矿等行业占较大比重，初步建立门类比较齐全、力量比较雄厚的工业基础。工业的内迁也促使银行、保险信托等金融机构纷纷迁渝，使重庆的金融业在全国占据主导地位，并发挥着领导作用，重庆由此成为战时的金融中心。重庆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依靠内迁的他力和由内迁产生的带动力，工商业盛极一时，城市的经济综合功能迅速扩大，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产生了强大的推力。
再次，重庆文化教育在抗战时期空前繁荣，发挥了战时中国文化中心的功能。抗战时期，平、津、沪、宁等地的大批国立、省立和私立大中学校和研究所开始向重庆内迁。“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等35所高校先后迁渝，加上重庆原有的重庆大学和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全国34%的高校汇集于重庆。与此同时，具有当时国家一流水准的科研学术单位如国民政府国史馆、中央广播电台、国立中央研究院、商务印书馆等100多个单位，也相率迁至重庆。”重庆因此成为战时中国高等教育的中心，中国文化教育重心完成了由东向西的战略大转移。重庆文化发展在抗战时期呈现多元化的格局，陪都第三厅、文工会和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等机关团体的进步文化人士广泛开展抗日文化活动，增添了战时重庆的民主气氛，使得重庆的全国文化中心功能呈现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特征。
在抗战胜利以前，重庆的城市功能主要是在外力为主导的推动下转型的。抗战爆发这一时期，重庆在“东力”的作用下，开埠时期的区域性中心功能迅速突变，成为具有全国综合性功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二 抗战胜利以后重庆的城市功能转型
抗战胜利后，重庆完成了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东方统帅部、中国战时首都的特殊历史使命。随着国民政府的还都，内迁厂矿、学校的回迁，重庆丧失了大后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功能而恢复为一个区域性功能的中心城市。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还都南京也立即提上议程。“在日本投降后的第三天，中央社首先说出中国政府发言人对记者团透露国民政府预定于最短期内还都南京的消息。9月中旬，当局命令各机关做还都之准备。”1945年12月，“关于还都事宜，最高当局指示：行政院及所属各部会，可先遣一部分人员赴京办公”。行政院先行移京，正式掀起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的序幕。1946年4月30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还都令，内称：“国民政府前为持久抗战，于二十六年十一月移驻重庆……政府为定于本年五月五日凯旋南京，以慰众望……回念在此八年中，敌寇深入，损失重大，若非依恃我西部广大之民众与凭借其丰沃之地力，何以能奠今日胜利之宏基？”1946年5月5日，南京党政军民代表5000余人在中山陵隆重举行国府还都典礼，还都南京事宜结束。这标志着重庆的全国性政治中心功能的完全丧失。虽说国民政府保留了重庆作为永久陪都的名号，但这只是象征性的，重庆不再具有全国政治中心的功能。
伴随着全国政治中心向南京转移，重庆的全国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功能也随即发生转型。
在经济方面，在由战时体制向平时体制转变的过程中，重庆经济陷入“胜利危机”。1945年，重庆市工业企业增至1690家，职工10.65万人，工厂数占当时国统区的28.3%，占西南地区的51.5%，资本额占国统区的32.1%，职工人数占国统区的26.9%。但随着战时经济向平时经济的转变，大批内迁厂矿开始复员东迁。1946年6月，据全国工业协会重庆分会统计，重庆380家工厂中，有122家已领取经济部贷款遣散工人而停业，其余258家中也有不少家已停工。中小工厂的命运更悲惨，重庆全市1110家中小工厂中停工者竟达80%。重庆依靠战争经济发展起来并为战争服务的结构，转向以轻工业为主。在这一时期，受上海市场高利率的吸引，重庆金融市场上的大笔资金流向了长江中下游地区。1946年，重庆各银行存款大幅度下降。“以重庆市各行庄存入中央银行重庆分行的存款准备金为例，1946年4月为43.55亿元，到12月，降到34.35亿元，下降了21.13%。”重庆的全国性经济中心地位不复存在，并随着内战的爆发，经济陷入全面崩溃。
在文化方面，抗战时期的重庆所发挥的全国文化中心功能前所未有，主要体现为不同政治倾向和不同来源的文化在共同抗战前提下多元共生。这一时期，重庆“共有学校134所，计专科以上学校19所，中学46所，小学69所；报社共18家；通讯社共14家；书局共50余家；杂志约有70种；文化团体约有30家”。随着抗战的胜利，在渝高校和文化团体开始回迁，如复旦大学、国立中央大学等在渝师生由重庆分水陆两路返回东部，郭沫若、老舍等文化人士离开重庆，标志着重庆的全国性文化中心功能丧失。
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之后，将重庆视为地位仅次于南京的城市。1946年4月23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决定恢复重庆行营，并在内战爆发之后几次改名，1946年7月改称国民政府主席行营，1948年6月改称重庆绥靖公署，1949年5月改称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赋予重庆领导川、康、滇、黔四省军政、经济、文化及社会之建设的职能。同时，成立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规划重庆的城市建设。这些举措仅仅在于维持重庆在西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功能。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以后，其区域性功能才得以真正根据自身的情况正常地展现。
三 结语
重庆的城市功能转型是研究近现代重庆城市史的重要环节。重庆的城市功能转型经过了开埠而兴、内迁而盛和回迁而衰三个时期，每个时期重庆的城市功能涵盖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并且各个功能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重庆的城市功能转型呈现出突变型、跃进型的特殊发展特征，尤其是在抗战爆发时，内迁的强刺激，外部力量和非经济因素的渗入，使得重庆一跃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与莫斯科、伦敦等城市齐名，成为进入世界视野的著名首都，这是近代其他城市所未有的历史契机。但是，随着抗战胜利后的回迁，重庆又在短时间内迅速丧失了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因而，重庆的城市近代化进程不是内部自觉的，而是在外力的驱使下进行的。随着特殊外力的消失，重庆的城市近代化进程出现缓慢、停滞甚至倒退的态势。从这一角度来讲，重庆的城市近代化是一种畸形发展。
当前重庆城市的功能转型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尤其是建立重庆直辖市的外部契机，彻底解决了重庆城市发展的行政体制性障碍，这就要求重庆在合理利用这一优势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特色，努力将重庆打造成长江上游甚至中国西部地区的城市体系中心。
作者：孙明理，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