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管理与规划建设·
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1949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关于城市建设方针的提出过程及原因
内容提要：194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开始大规模地攻占城市，着手城市管理工作，并决定把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的眼光，着眼于对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判断，以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以实现工业化为使命，逐渐形成了新的城市建设方针。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城市以往均为“消费城市”，自己的目标就是把其变为“生产城市”。
关键词：城市规划 城市建设方针 中国共产党 消费城市 生产城市
“消费城市”与“生产城市”，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人对城市既有经济状况的大体评估，及对城市未来建设方针的总体判断。换言之，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城市本应是现代生产方式主要是工业生产的集聚区域，也是中国实现独立、富强梦想的重要支柱。当时，中国的大多数城市虽然显示出繁华与喧嚣气象，但更多地依赖商业、服务业等行业，而恰恰缺少发达的工业；未来的中国要实现独立、富强，唯一之途便是在城市中发展工业，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变中国为工业国。
那么，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这一城市建设方针是怎样形成的呢？中国共产党人缘何提出该方针呢？本文拟围绕党史研究中的这个薄弱问题
做一大致梳理。
一 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新方针的形成
抗日战争结束以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工人、农民进行革命，未及长期占领城市，并以城市主人的身份看待、管理城市，如何建设城市的问题自然提不上议事日程。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派出大批干部与部队进军东北，首先在东北有了牡丹江、齐齐哈尔、哈尔滨等数座城市，从而开始思考如何管理城市、改造城市与建设城市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工农劳动者的利益，宣扬“劳工神圣”，并曾在抗日根据地时期大力提倡改造农村中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因此，当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些城市中看到大量的闲散劳动力构成一个纯粹“消费”而不“生产”的特殊群体，终日无所事事之后，便决心改变这种现象。在牡丹江市，该市领导人提出，为了搞好财经工作，最迫切的任务便是紧缩城市，把闲散劳动力、逃亡地主及“旧的城市的统治阶级”及其“走卒”，“包括警察、特务、腿子，以及与此有联系的统治分子”等15000人迁移到乡村。面对这个举措是否会影响城市工商业发展的疑虑，中共牡丹江市委书记张烈解释道：“有的同志怕城市人口减少会影响工商业，影响城市之繁荣，实际恰好相反，城市里单纯消耗的人越多，城市的负担就越重，只有人人参加生产，整个社会财富增加，农民富裕，工业发达，才会有真正的繁荣。”在颇受俄罗斯风习影响的哈尔滨，市民烫发与妇女涂口红并不鲜见。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这不但与“生产”无关，而且属于“旧社会奢侈颓靡之劣习”，因此首先通令市政府及“附属机关之学校男女员工不得烫发，女教员、女职员不得涂抹口红”。
对于牡丹江市的上述做法，东北地区中国共产党高层完全赞成。1947年3月，东北局把“组织与强迫城市流氓与失业者到农村中，从事农业生产”，列为如何发展生产的措施之一。东北地区的其他城市，如哈尔滨、齐齐哈尔等积极响应。据统计，自该年11月至次年3月，哈尔滨市共移民7000余户将近3万人“下乡生产”，1948年则有1.3万户3万余人被移出哈尔滨市“开荒、造林、打鱼”。
在华北地区，因为中国共产党军力相对较弱，攻占城市也相对较迟。到1947年11月，晋察冀野战军才占领了一座大城市——石家庄。为了肃清城市中的“不稳定因素”，稳定城市秩序，中国共产党准备把几万名逃亡地主驱逐出城。问题是，石家庄是一座主要依靠铁路交通而繁荣发展起来的商业城市，人口聚集与周边交通至关重要。故在石家庄与周边城市交通难以很快恢复正常的情况下，骤然间驱逐几万名消费能力较强的逃亡地主出城，很可能会影响到石家庄的商业贸易。对此，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并不担心。他估计，这样做，“石家庄的商业可能要缩小些”，但这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因为“繁荣市面”绝不是共产党所希望的，“今后支持石家庄建设的是精干的生产事业”。刘少奇为石家庄所指明的发展方向及随后石家庄的实践，同样得到了中央工委常委朱德的肯定。朱德称：“过去这些城市里面是一些什么呢？是封建官僚的堡垒，他们并不一定要生产。而是他们把这些地方统治起来，归他们去压迫剥削乡村和城市里面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为他们服务。现在我们进城了，要组织人民大众发展工业生产。过去在衙门做事的人，现在也要把他们变成生产者，使他们不是靠衙门吃饭。我们是要人民自己办自己的事，把整个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
为了把东北、华北城市的上述做法推广开来，更为了给中国共产党即将大规模占领的其他城市明确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与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先后刊发数篇新华社通讯，首次公开提出了带有明显导向性的“生产城市”概念。其中，1948年6月下旬的一篇通讯报道说：“哈尔滨市工业继续飞速发展，工业成品的出产逐月猛增。现哈市在民主政府正确工商业政策指导与扶植下，日益向生产城市方向发展。”另一篇通讯则开门见山地强调：“牡丹江市经过‘吸收外资发展工业’及逐渐纠正了敌伪统治期间残存的与国民生计无益的畸形商业繁荣后，现全市正当工商业已获得迅速发展，基本上消灭了失业现象，成为一个生产的城市。”同年9月的另一则报道同样以牡丹江市为例，说明经过共产党三年来的改造，该市已从“一座消费的城市慢慢的转为生产城市”。
很快，把“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的例证接连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如《牡丹江成为相当电气化的城市，工业发展速度超过商业，非必需的行业日趋减少》《洛阳经过半年建设，逐渐变成生产城市》《在毛泽东旗帜下走上光明大道，石家庄解放一周年业已变成生产城市》等。
与此同时，对共产党占领下华北地区其他一些城市的不同做法，华北局坚决予以否定和批评。当时，一些城市工作干部“对外来非必需品不是坚决禁止，存在有依靠这些外来非必需品来繁荣城市的思想”，“忙于开澡塘，开戏院，举办庙会”，试图依靠商业、扩大消费来“繁荣城市”。对此，华北局认定其均为“模糊观点”“错误思想”，是与发展城市、繁荣城市的方针背道而驰的。
1949年前后，随着攻克的城市越来越多，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把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聚集了中国经济之现代部分的城市中。此时，使全党了解如何恢复与发展城市经济，如何改造城市经济，稳固在城市的统治，就成为一项十分迫切的工作。鉴此，在总结以往城市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强调，“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接着，《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变消费的城市为生产的城市”提升为“当前的重要任务”。显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城市建设方针，最终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并上升为全党的意志与共识。
至于何谓“生产城市”，时任大连市领导人的韩光曾针对大连市数年来的做法，做过这样的描述：“生产城市的基本特点是广泛的参加生产与劳动；并且其生产的成果，其创造的价值，大大超过本市或本区全体人民的消费量。”具体来说，就是工厂种类多、工人在各阶层中所占比例最高（或较高）、创造的价值大大超过消费总额、具备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文化娱乐场所及生活方式围绕生产进行。这种特点反映到城市面貌上，即“工作时（上班时），街上冷清。有人说像‘防空’，形容得很好。这时市场上‘萧条’，买东西的人不多，摊贩行商叫卖者杂乱于街头的现象是找不到了。工厂则忙，人大部都集中于工厂”，没有所谓“繁荣”的夜市。按韩光的理解，“消费城市”与此相反，其面貌是“早上（直到九点钟罢）街头人稀少，除了学生和叫卖者以外，很少找到行人。有电车的城市，上午十时前，没有什么乘客，午间与下午（四点以前罢）车上才拥挤起来。市场整天客满。夜间，人们精神倍足，妓院、戏院、舞厅、赌博场、街头都充满着人群，挤来挤去”。
二 缘何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最终确定下来的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城市建设新方针，在建国后虽然并没有一直大张旗鼓地予以宣传和倡导，但实际上与中国实现工业化的现实任务结合在一起，持续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和进程。那么，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会对旧有城市产生“消费城市”的认识，强调必须把这些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呢？
首先，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工业生产而非“消费”等商业行为才是中国实现独立、富强的不二法门，才是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提条件。
作为东方的泱泱大国，中国在近代以来屡遭西方列强的军事、经济侵略。面对痛局，国人不断探求改变积贫积弱状况的道路。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在“西化”概念基础上，率先提出了“现代化”的理念，并将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核心界定为工业化等经济问题。追求中国独立、富强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世界各国的对比考察，同样接受了这种思想。刘少奇曾指出：“现在世界上凡是强大的国家，都是工业国……我们中国之所以弱，也就是因为我们还只有很少的工业，我们还不是一个工业国。要中国强盛起来，也必须使中国变成工业国。”同时，毛泽东从中国之所以受到日本侵略这个角度分析道：“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而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之际，毛泽东展望未来，再次肯定了工业化对于中国未来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强调：“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轻重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地位升到工业国地位上去。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独立、自由、民主与统一，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们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倍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们的基础，所谓新民主主义的独立、自由、民主与统一，是不能巩固的。”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苏联为榜样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走向社会主义这个目标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即将完成之际，估计到当时中国的工业生产少得可怜，最多只占国民经济的10%～20%，中共中央不得不考虑暂时搁置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对苏联情况更为熟悉的任弼时则以苏联为例，突出强调了工业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性。他说：“单有军事上、政治上的条件，没有经济上的条件，没有工业的发展，要想转向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过去‘左’倾错误也在此。俄国在一九一三年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是百分之四十二点一，而我们现在还只有百分之十左右，有什么办法转入社会主义呢？当然，我们有苏联的帮助，转入社会主义时，工业的比重可以不必达到百分之四十几，但大致说来，总不能少于百分之三十。”
总之，无论从中国实现独立、富强的理想出发，还是从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出发，中国共产党人都非常清楚：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化。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便确定了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目标。而城市作为承载现代化使命的主体，理所当然地必须以工业主要是重工业的发展为重点方向。原来多以商业、服务业为主的“消费城市”也必须向“生产城市”转变。
其次，按照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重性。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不只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同时也是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是工人劳动力在商品中物化的过程。相反，商品交换仅仅改变商品价值在不同资本家之间的分配，而不能增加流通中的价值总量，不能增加整个资产阶级的财富。换言之，纯粹的商品流通并不创造任何价值和剩余价值，商业利润只是产业资本家让渡给商业资本家的一部分剩余价值。
对于上述马克思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倡导革命的理论基石，中国共产党人显然也是掌握和理解的，并以之来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为解决根据地物资极端缺乏的特殊状况，毛泽东指出，“商业只可救急，要建立永久基础于商业之上，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农、工、商业的轻重顺序应该是这样的：“农业为第一位，工业、手工业、运输业与畜牧业为第二位，商业则放在第三位。”再如，1948年召开的华北金融贸易会议认定，“商业本身不能生产财富，创造价值”。相对熟悉马克思相关理论的任弼时、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对这一点讲得则更明白。任弼时曾指出：“商人当然有剥削，商人的商业行为本身不生产任何价值，他们或者是分享资本家一部分利润，或者是直接对生产者消费者实行剥削。”周恩来也讲过：“工业是生产的，商业则附属于工业，投机性大，必须区别二者。”
此外，中国共产党在形成建国方略之际，全国范围的商业投机日形肆虐，通货如同脱缰野马般疯狂膨胀。在理论、现实及中国重农抑商的历史传统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刚刚进城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动用各种经济措施、行政手段甚至专政职能打压商业投机，抑制通货膨胀，结果仍不能立时奏效。基于此，深受其苦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商业自然不会抱持什么好感，痛斥其“有时囤积居奇，作投机事业，为害更大”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既然商业，尤其是私营商业的存在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新政权就没有理由为其留下什么生存空间。具体说来，即“商业的发展方向是国营资本、合作资本。现在在法律上不禁止私商，我们要用国家商业资本、合作资本来调节私人商业资本，私人商业要在我们的控制下营业”。“我们应发展工业资本，反对商业资本。用经济的办法挤掉他。”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商业的认识、痛恨甚至敌视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转变“消费”型城市的重要因素之一。
再次，苏联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的影响。1949年夏，随着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指日可待以及中苏两党之间的互相了解，大批苏联专家来到中国，帮助中国恢复经济。此时，中国因为对经济建设缺乏经验，故须在许多方面学习苏联。对于城市建设，当时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就是“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反对欧美式资本主义市政建设观点”，并认为“这是城市建设人员和技术人员思想上必须解决的问题”。而苏联专家依据苏联城市规划的理论与实践，强调城市规划要“贯彻为生产、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方针”。例如，对北京到底应该如何建设，苏联专家建议，“北京没有大的工业，但是一个首都；应不仅为文化的、科学的、艺术的城市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大工业的城市。现在北京市工人阶级占全市人口的百分之四，而莫斯科的工人阶级则占全市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以北京是消费城市，大多数人口不是生产劳动者，而是商人，由此可以理〔联〕想到北京需要进行工业的建设”。对于苏联专家的意见，北京市相关部门领导人完全同意，并强调：“首都建设应该以发展工业为最中心的任务，要积累一切可以积累的资本投资于工业，因此以最经济的方法进行行政中心的建设并使北京更加美丽与现代化是必须采取的。”
最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标榜自己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以工人阶级为阶级基础。但是，因为中国特殊的国情，从1920年代末起，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首先从农村积蓄力量。结果，当1940年代末开始大规模攻占城市之时，中国共产党发现自己的成员绝大多数来源于农民。为改变这种状况，毛泽东称：“蒋介石的国都定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把国都建在北京，我们也要在北京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换言之，中共中央开始着力使自己回归到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对工人阶级寄以无限同情……进行‘归队工作’”，坚决依靠工人阶级。而要扩大与依靠工人阶级队伍，发展城市工业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了。1950年代初，当看到“五一”“十一”游行队伍中工人人数较少时，毛泽东很不满意，就警告北京市领导人：北京市如不大力发展工业生产，壮大工人队伍，就要把首都迁到工业与工人比较集中的上海去。
鉴于上述状况，北京市领导人极为焦虑，声称：“如果在北京不建设大工业，而只建设中央机关和高等学校，则我们的首都只能是一个消费水平极高的消费城市，缺乏雄厚的现代产业工人的群众基础，显然，这和首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随后，北京市再次向国家计划委员会反映，北京市现代工业职工只占全市总人口的4%左右，“因此，首都虽然因为是中央所在地，群众的政治空气比较浓厚，但由于缺乏强大的近代产业工人作为群众基础。在许多方面的活动中，都突出地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小职员’的，小市民的，消费者的思想情绪和要求”，并强调“这是首都最大的弱点，和首都的政治地位极不相称”。因此，北京市在拟订城市规划时“首先就是从把北京建设成为一个大工业城市的前提出发的”，并请求中央相关部门早日批准该规划草案。按照这种思路，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北京市宣称自己已经发展成为一座工业基地，工人在全市总人口中的比重也增长到1/4，从而摘掉了“消费城市”的帽子，成为“生产城市”。
总之，因为受到实现工业化的历史使命、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苏联城市规划实践及依靠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最终形成了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城市建设新方针，并在该方针的指引下揭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化进程的序幕。直到1980年，《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才开始着手修正该方针，并强调各城市必须从实际出发，科学地确定城市性质和发展方向。
作者：李国芳，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