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其他相关研究综述

本研究的田野调查点属于汉族聚居地区，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史、民俗学等学科在汉族民间宗教研究方面的资料十分丰富，学者们研究的深刻结论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思索的起点。以下分两部分概述相关成果：一是国外汉族民间宗教研究的相关成果；二是国内汉族民间宗教研究的相关成果以及贵州宗教的研究成果。

一 国外汉族民间宗教的研究成果

汉族民间宗教的研究在国外得到了较早的重视，成果也比较丰富，大致可以分为欧美和日本两部分。

（一）欧美关于汉族民间宗教的研究

关于欧美人类学界对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主要涉及的是民间宗教是否是一种宗教、民间宗教与“大传统”的关系、民间宗教的社会和文化分析、民间宗教与区域历史中的社会问题、民间宗教与现代化等问题。其中，沃尔夫（Athur P. Wolf）、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等提出的民间宗教的“神、祖先和鬼”的内容及其象征意义，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的大、小传统之说，施坚雅的民间宗教和仪式与区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的关系等，都成了汉族民间宗教研究中的重要范式和理论起点。沃尔夫主编的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和仪式》）、王斯福的The Imperial Metaphor: Popular Religion in China（《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马丁的Chinese Ritual and Politics（《中国仪式与政治》）、桑格瑞（P. Steven Sangren）的History and Magical Power in a Chinese Community（《一个汉人社区的历史与巫术力量》）等都是汉族民间宗教研究的重要著作。由于上述著作在有关研究文章中多有介绍，兹不赘述。

杜赞奇对中国华北农村的研究主题是国家政权的扩张对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他使用“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来说明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他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中包括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类等组织以及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亲戚朋友之间的非正式相互关系网。宗教是国家向地方渗透的另一个重要渠道，国家代表全民举行最高层次的祭礼仪式，将自己的文化霸权加于通俗象征之上；而乡绅则通过祭祀活动表现其领导地位，乡村的祭礼将地方精英及国家政权联系到一个政治体系之中。杜赞奇的研究告诉我们，中国的村落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国家通过行政和文化的渠道向乡村渗透，极大地改变了村落的宗族和宗教，对村落的社会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研究村落必须关注国家政权的影响，研究国家与地方相互关系的变化。

迄今为止，“权力的文化网络”恐怕是研究中国乡村社会最具影响的学说之一。用这一学说来透视中国宗教研究，让我们看到，作为“权力的文化网络”中重要的一环，宗教背后的国家与社会、乡村各权力组织以及乡绅之间的复杂互动的关系。应该说，这一学说将中国宗教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不再就宗教论宗教，而是看到了宗教背后复杂社会关系的运作。这一理论一经出现，再与中国传统的宗族范式与现代性的探讨相结合，即成为研究中国传统宗教最受欢迎的工具，也就是在具体的乡村宗族社会场域中，理解宗教背后的国家与社会各个阶层、群体的复杂互动及其潜藏的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探讨民间文化如何顽强或策略性地表达自己，进而反思现代性。杜赞奇的理论也成了研究民间宗教的重要理论范式，特别是近年来对中国民间宗教的理论研究影响大，形成了“国家—社会”这样一个常用的解释框架。

此外，孔飞力（Philip Kuhn）的《叫魂》一书，则通过1768年“叫魂”这一民间宗教行为在全国引起的大恐慌，分析了18世纪中国社会的专制权力、经济、文化、法律及官僚体制。杨庆堃（C. K. Yang）关于中国的制度型（institutional）和弥散型（diffused）宗教的论述和划分也十分具有理论意义。

（二）日本学者对汉族民间宗教的研究

一些日本学者偏好对中国民间一些具体神灵进行深入研究，如金井德章、中村裕一、永尾龙造、酒井忠夫、小岛毅、松本浩一、须江隆等分别对东岳、城隍、文昌神等神灵的信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滨岛敦俊则从整个地域变迁的历史，考察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金总管、刘猛将、城隍信仰等，认为这些信仰的变化反映了江南地区的商品化和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变。另外有些日本学者结合田野调查研究中国民间宗教，如冈田谦在台湾的田野调查提出了“祭祀圈”的概念，后来成为台湾学者分析汉族民间宗教的重要理论依据。濑川昌久通过在香港新界的田野考察所获族谱，研究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和移居信仰。田仲一成也通过在香港新界等地的田野工作，对中国的宗族、祭祀及其与地方戏剧发展的关系做了深入的剖析。渡边欣雄的《汉族的民俗宗教——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一书，也是基于在我国的台湾、香港以及马来西亚等地的田野调查，对汉族的宗教和礼仪、神灵观、礼仪过程、风水等做了较为详细的考察。与欧美学者相比，日本学者更加注重史料的挖掘。

二 国内汉族民间宗教的研究成果

（一）中国大陆的民间宗教研究

1949年以前，老一辈的人类学家、民俗学家和历史学家对汉族的民间宗教有一些研究，如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对“江村”的“灶王爷”“刘皇”等神灵与老百姓生活的关系做过简单的描述。许地山对扶箕迷信进行过研究。此外，在一些风土民俗的研究中也涉及民间宗教，如胡朴安主编的《中华全国风俗志》、张亮采主编的《中国风俗史》等书籍就是如此。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人类学、社会学研究被禁止以及“破除封建迷信”运动的开展，民间宗教的研究基本绝迹。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后。

1．人类学的研究

人类学一贯重视“小传统”研究，而信仰、仪式、象征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中心项目之一，加上其实证研究的风格，因此，人类学者对汉族民间宗教的解读一向很有特色。前已述及，人类学研究最常用的是弗里德曼的“宗族论”、施坚雅的“区域经济理论”、林美容等人的“祭祀圈和信仰圈”理论、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等一系列的解释框架。近年来，“宗族”“国家与社会”“传统与现代”是我们最常见的解释民间宗教问题的三只“眼”。虽然这些解释框架包容性过大，结论有同一的倾向，但近年来正是人类学的研究把民间宗教的研究引向深入，对其他学科的研究影响也十分巨大。这些研究可以简单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在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以民间宗教为视野考察国家与社会如何复杂互动。郭于华主编的《仪式与社会变迁》一书所收录的论文大多在国家—社会的论述框架下对复兴中的民间宗教进行了探讨。如刘晓春通过对江西宁都客家村落两个信仰—仪式中心兴衰变迁的演变，考察了家族、社区、国家在现代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的复杂互动、再造传统的过程。周大鸣对潮州凤凰村的跟踪研究探讨现代化背景下华侨资本、宗族组织、村落领袖、教育、民众需求以及商业活动和大众传媒对民间信仰和仪式的影响。刘铁梁对河北范庄“龙牌会”的研究表明庙会成为国家对地方渗透深入的情况下地方集体争取各种资源、利益配置的重要手段。高丙中也通过对范庄的龙牌会、北京花会等仪式活动的分析，提出了“国家在社会中”这样一个命题。王铭铭在闽台三村（福建的美法村、塘东村和台湾的石碇村）的田野调查后写出的系列著作很多都从国家与社会、传统与现代的角度对民间传统信仰的复兴问题进行了解读。如通过对美法村“法主公”信仰及祠堂的复建的研究，强调在国家宏大的转型冲击下村落是如何对其传统“遗产”延续和重构的。

第二，民间宗教与社区、族群关系。有学者以“祭祀圈”的理论，探讨农民如何在传统与现实之间选择真正属于他们生活的一种秩序，或者探讨宗教活动如何变为地方精英的一种工具，普通村民则是自由选择如何参加宗教活动，宗教活动的地域诠释与地方政治相配合，共同构成一幅美丽的宗教政治图案。

此外，其他一些问题也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如民间信仰与民间精英的关系。王铭铭则通过对台湾石碇村民间权威生活史的考察，探讨了民间宗教兴衰的原因。

2．社会史研究中对民间宗教的研究

近年来，社会史学界的研究颇受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影响，注重从小地方透视大社会，以民间宗教作为最为主要的路径之一，“进村找庙”,通过研究地方宗教事务的运作，来理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非常值得借鉴。如赵世瑜对明清时期的庙会与寺庙进行了研究，成果很多，后结集成《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一书，该书探讨了庙会的功能、民间信仰如何与官方信仰发生互动互惠、传统庙会中的狂欢精神等问题。陈春声、黄挺等通过对潮州地区的三山国王和双忠公信仰的历史考察，指出了神明信仰与王朝的教化和地域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王健对明清时期国家对苏州的民间信仰禁毁和利用的考察表明，“在利益的驱动下，国家与社会既有良性的互动，也有暴力和非暴力的对抗，同时在这种互动和对抗的矛盾进程中向前发展”。此外，吴滔也通过清朝时期苏州的城隍庙和“解钱粮”的关系，透视了城乡关系，认为民间信仰中的上下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与城乡关系中呈现的等级关系相同。陈春声在《乡村社会与地区历史的建构》中探讨了庙宇活动方式与宗族整合的历史进程。

（二）台湾的汉族民间宗教研究

多年来，由于台湾汉族民间宗教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过，因此其成果比较丰富，出现了李亦园、林美容等一大批著名的学者。郑志明教授做了50年来台湾民间宗教研究成果的综述，有很详细的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其中由日本学者冈田谦提出，林美容、施振民、许家明等学者发展的“祭祀圈”“信仰圈”的理论，对大陆学者影响甚大，很多学者都运用过此理论来研究大陆的民间宗教。当然，最近也有学者对此理论提出了新的检讨。

（三）对贵州宗教的研究

贵州由于是主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因此贵州少数民族的宗教受到比较多的关注，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等少数民族的民间宗教研究成果比较多。云、贵、川交界的毕节一带是基督教较早传入的地区，有张坦的《窄门前的石门坎》等研究著作。近年来贵州民间宗教引起学术界关注的还有傩文化，这是土家族、苗族、仡佬族、汉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和宗教信仰。另外，随着安顺天龙屯堡人逐渐为世人了解，对其宗教信仰的研究也逐渐多了起来，如从“汪公”的民间信仰看屯堡人的来源。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贵州是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相互影响甚大，难说某些民间宗教现象单独属于哪一个民族的信仰。对汉族民间宗教的研究需考虑这一现象。对贵州汉族地区的民间宗教的人类学实证研究则比较少见，有学者在对青岩镇的多元宗教并存的现象进行研究时，以“宗教生态”来概括这种多元宗教并生、失衡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