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之禁书
北宋（公元960～1127）和南宋（1127～1279）史称“两宋”，向以“郁郁乎文哉”著称。两宋时期文化昌明，是历史上刻书事业空前发达的时代，也是统治者最热衷于图籍文教的王朝。但随着版印书籍的大量出现，图书的作用与影响日益深广，赵宋统治者也颁布了许多禁书法令，采取了多次禁毁措施。宋代的文网虽不似秦皇焚书之暴烈、明清文字狱之严酷，但它对两宋刻书史的重要影响也不应忽视。
一 民族斗争背景下的禁书
民族矛盾始终是宋代社会矛盾的焦点。赵宋政权从建立到灭亡，与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长期处于对峙状态。在尖锐的政治、军事对抗中，各王朝间互相封锁和窃取图书资料，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情报战。辽人曾以十倍的价格收购宋朝的图书，金人甚至不惜用千金的代价购买南宋大臣的奏稿，还使用“蜡丸”等工具偷递情报。辽、金等王朝在本国境内书禁森严，“凡国人著述，惟听刊行境内，有传于邻境者死”（沈括《梦溪笔谈》）。在这种形势下，赵宋政权对于内容涉及“边防、兵机、夷狄”之事的图书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
北宋初年，政府就多次颁发了禁止将有关“边机文字”传入“虏中”的诏令。随着北宋政权在军事对抗中的一系列失利，辽和西夏不断南扰，北方的边事日益紧张起来。这时的禁书令便愈加频繁严厉，其内容也更为完备具体了。如北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的一份诏令中明确规定：“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本朝会要、实录，不得雕印。”（《宋会要辑稿》165册）这道诏令中还详细规定了主管禁书的机构、书籍的审查程序和管理方法，以及对违禁者的处罚办法，等等。这已经是十分成熟完备的禁书律，此后两宋历年的禁书令大都是参照这些原则制定的。
徽宗年间，北宋政权内部日趋腐朽，边防也迭现危机。这时对书籍的控制更为严格，政府三令五申，严禁违禁的书籍出境：“不经看验校定文书，擅行印卖，告捕条例颁降，其沿边军州仍严行禁止”，“无使国之机事，传播闾阎，或流入四夷，于体实大”（《宋会要辑稿》165册）。宣和年间，禁书令不仅限于国史、会要、奏章，就连文集、日录、小报等，也统统在禁印之列。可惜这一切并未能阻止金兵的南下和北宋政权的覆亡。
南宋时高宗、孝宗、光宗几朝，偏安江左，南北对峙，战事稍息，禁书令也比较缓和，只是做做官样文章罢了。宁宗即位后，韩侂胄执政，力主伐金，主战空气又起。在当时颁布的《庆元条法事类》中，又有了严格的禁书规定：“缘边事机密，凡时政、边机文书，禁止雕印”，违者要受到“杖一百”或“流三千里”的严厉处罚。只是南宋伐金一战，十几万大军溃于符离集，宋宁宗也只好杀了韩侂胄向金人求和。自此南宋政权进入了日趋衰亡的阶段，南宋后期的禁书令，也只是限制那些主战文章的刊行，甘于苟延残喘而已。
这些禁书令的颁发和实行，某种程度上固然是出于民族斗争和国防保密的需要，但其中也包括了许多对民众实行专制统治的成分。赵宋统治者认为，军国大事只能是上层统治阶层内部的事，民众根本无权过问；一旦有人敢于撰文著书议论国事，便是“肆毁时政、摇动众情、传惑天下”的“奸佞小人”，就要“严行根捉”（《宋会要辑稿》165册）。南宋的一位臣僚在一份得到皇帝批准颁行的奏章中说得很明白：“朝廷大臣之奏议，台谏之章疏，内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机谋密画，不可泄漏”；如果有人敢把这些内容“传播街市，书坊刊行，流布四远”，就要“严切禁止”，所刻书籍也要“当官焚毁”（《宋会要辑稿》165册）。可见在国防机密幌子下颁行的禁书令，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范人民。
尤其在赵宋统治者苟且偷安、投降卖国的时候，就更需要大兴禁书之举，以掩盖自己的行径，压制社会民众的抗议呼声。典型的例子就是南宋的大奸臣秦桧。史载，秦桧“赞成和议，自以为功。惟恐他人议己，遂起文字之狱，以倾陷善类”；图书文字“凡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讳者”，都在禁毁之列（《廿二史札记》卷十六）。这样的禁例只能说是在民族斗争背景下对舆论和民众的一种镇压。
二 尊儒宗旨下的禁书
禁书非自宋始，尊儒亦非自宋始；但为了尊崇儒教而禁毁其他学说之举，却始于宋代。
从思想史上看，宋朝正处于儒家学说重兴的重要时期。五代以后，思想界一扫汉魏以来群儒衰微、释老风行的局面，诞生了汇聚佛道两家学说的新儒学——理学，先后出现了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理学大师。两宋的儒学一直处于支配地位和上升阶段。正是儒学的复兴，才促使雕版印书从市井步入了“大雅之堂”，开始了其黄金时期。在宋代官、私、坊所刻印的大量图书中，绝大部分是统治阶级的正统意识形态——儒经和正史，为使儒家经典得以精刊细校，两宋统治阶层“虽重有所费不惜也”（宋高宗语，见李心传《朝野杂记》），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金钱。
在这种形势下，赵宋统治者一方面不惜工本地大量刻印儒经和正史，另一方面对一切异端思想严加禁毁。北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朝廷下诏：“诸子百家非无所长，但以不纯先王之道，故禁止之”；那些专供晚进小生“文场剽窃之用”的“程文短晷”，只有经国子监严格审查过的才可印行，“余悉断绝禁弃，不得擅自买卖收藏”（《宋会要辑稿》165册）。这是一道非常严刻的禁书令，竟然把诸子百家之书统统列成了禁书。
更有甚者，为了纯正经术，“专以语孟为师，以六经子史为习”，就连陶潜、李白、杜甫都被列入了异端，士大夫“传习诗赋”也要定罪。据叶梦得《石林燕语》记：“政和末，李彦章为御史，言士大夫多作诗有害经术。自陶渊明至李、杜，皆遭诋斥。诏送敕局立法。何丞相执中为提举官，遂定命官传习诗赋杖一百。”李、杜、陶潜遭了禁，作诗也要打板子，这样维护儒学正统，可以说发展到荒谬的地步了。
至于那些鼓动人民群众进行反抗斗争的书籍，则更是禁毁对象了。北宋徽宗年间，政治腐败，民间出现了利用宗教舆论进行宣传的印刷品。崇宁三年（1104）湖南出现了《佛说末劫经》,“言涉讹妄，意要惑众”。政和四年（1114），开封发现了伪撰的《太平纯正典丽集》，河北也在暗地流行“传习妖教”的经文。统治者如临大敌，连下严旨：“速行禁止”，“缴纳焚讫”，“当官弃毁”，“根究印撰之人”（《宋会要辑稿》165册）。
三 “党禁”和权臣禁书
“党禁”本是赵宋统治集团上层党同伐异的争斗。党禁的结果，往往是得势的一方对另一方的著作大加禁毁。宋代大规模的党禁主要有两次，即北宋的元祐党禁和南宋的庆元党禁。
北宋元丰八年（1085），神宗崩，哲宗即位，次年改年号元祐。其时高太后听政，起用司马光等旧党，尽废新法，复辟旧制，史称“元祐更化”。元祐九年（1094）哲宗亲政，改元绍圣，再行神宗新法，史称“绍圣绍述”。在这种形势下，旧元祐党人的文籍便遭到了禁毁。首当其冲的是苏东坡、黄庭坚等人的诗文，“是时书坊畏罪，坡、谷二书皆毁其版”（杨万里《棪召溪居士集》序）。至徽宗时，对元祐学术的禁毁更加严厉，朝廷明文规定：“诏令今后举人传习元祐学术以违制论，印造及出卖者与同罪”（《宋会要辑稿》165册）。蔡京等权臣以“新党”标榜，更是利用禁书来排斥异己，“自崇宁以来，京贼用事。……至于苏轼、黄庭坚之文集，范镇、沈括之杂说，畏其或记祖宗之事，或记名臣之说，于己不便，故一切禁之。购以重赏，不得收藏”（《靖康要录》卷七）。蔡京伙同其弟蔡卞之流，甚至还要焚毁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只因有神宗皇帝的御制序文在，才没敢下手（丁特起《泣血录》、周煇《清波杂志》卷九）。当时禁书之规模可想而知。
南宋宁宗庆元年间（1195～1200），韩侂胄执政，准备兴师北伐。为此朱熹连同宗室赵汝愚等人上表弹劾。斗争的结果，赵汝愚、朱熹等五十九人遭到贬逐，理学也被斥为“伪学”而严加禁止。这就是所谓“庆元党禁”。随之而来的，便是对“伪书”的禁毁。庆元二年（1196），朝廷搜寻到了一批违禁的书籍，其中包括七先生《奥论发枢百炼真隐》、江民表《心性说》、李无纲《文字》、刘子翚《十论》、潘浩然《子性理书》，这些书当即被“合行毁劈”（《宋会要辑稿》166册）。庆元四年（1198），国子监又查获到一批“主张伪学，欺惑天下”的书籍，于是下令“追取印版赴国子监缴纳，已印未卖当官焚之”，并且要“将雕行印卖之人送狱根勘，依供申取旨施行”（《宋会要辑稿》166册）。只因庆元党禁为时不长，理学的典籍才未受到大的损失。
宋代除大规模的党禁之外，一些权臣还依仗权势，肆意禁毁文籍。其中最典型的是秦桧“禁野史”之举。据《宋史·秦桧传》载，秦桧曾以“私史害正道”为名，多次“乞禁野史”。为强行此道，秦桧动辄便将民间藏书家“所藏书万卷焚之”。宋人王明清曾叙述了家藏野史的遭遇：在“野史之禁兴，告讦之风炽”的形势下，其父王銍所著的《国朝史述》以及史稿杂记，均被迫交纳给秦桧，“悉化为烟雾”（王明清《挥麈前录》卷四、《挥麈后录》卷七）。秦桧所禁者还不仅限于野史，就连日历、起居注、时政之类的官方档案文件，“稍及于己者，悉皆更易焚弃”（《挥麈后录》卷一）。此举无疑是宋代当朝史料的一次浩劫。
四 禁翻版
所谓禁翻版，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翻版之禁，始于宋人。宋版书中开始出现了“已申上司，不许复版”之类的牌记。禁翻版的产生是社会上版印文籍大量出现、雕刻技术已在全社会普及的结果。
宋椠本《方舆胜览》中刻有两浙转运司的一道榜文。榜云，该书的刻印者“积岁辛勤，今来雕版，所费浩瀚”；为了防止“书市嗜利之徒”以改换名目等手段编印本书，“庶绝翻版之患”，刻书人已申得官府批准，“如有似此之人，仰经所属陈告追究，毁版施行。故榜”（叶德辉《书林清话》）。
宋钞本《丛桂毛诗集解》书前有一份行在国子监的公据，是刻书人与官府之间为禁止他人翻版而订下的契约。公据云，为了维护本书的精善质量，不许其他书肆“嗜利翻版”；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该书主人有权陈告，并要求官府“追版劈毁，断罪施行”（同上）。
从上述材料中不难看出，禁翻版已成为宋人刻书的一种禁例，并得到了官方一定的支持。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禁例，从未载入任何正规的法律和诏令，大量的官刻书中也从未有禁人翻版之例。看来，宋代禁翻版之举不过是少数有权势的书商勾通官府、垄断利润的一种做法，并非社会上通行的正规法令。尽管如此，两宋的禁翻版却为后世的版权之法开了先例。
（本文原题为《两宋为什么大肆禁书》，载《文史知识》198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