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回眸“开放、平等、免费”
一 鸿儒白丁
2006年,深圳图书馆(简称深图)新馆落成开馆,文化盛事,举城皆欢。一位知名书法家专门为此书写了条幅相赠:“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很是自得。然而我却委婉地告诉他:条幅内容典雅,书法精美,但却不能悬挂在深图新馆,因为我们的图书馆不仅要面向“鸿儒”,更要为广大“白丁”服务。
就在深图新馆开馆之际,我们明确提出了新的办馆方针,并制成大型横幅张挂在图书馆大厅:开放、平等、免费。其含义清晰明了:无论是官者丐者、鸿儒白丁,是否衣着光鲜、囊中羞涩,深图新馆都一视同仁,倾心服务,全部资源对市民开放,所有读者一律平等,一切服务统统免费。这个口号的提出可以说是我国公共图书馆在21世纪走向转折的标记点之一。
不久之后发生的“杭图事件”对此做出了极好的诠释。杭州图书馆与深圳图书馆几乎同时开放新馆,并同样大力推行体现人文关怀的新办馆方针。大约在2008年,有乞丐和拾荒者到杭州图书馆读书,个别读者对此无法接受,于是找到馆长褚树青,说允许乞丐和拾荒者进图书馆是对其他读者的不尊重。褚馆长的回答是: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利换个区域。事隔两年多,有人就此事发了微博,引起巨大反响,在半天时间内就被疯狂转发了一万余次,评论近2500条。更有网友改编了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名言:“如果中国有天堂,那应该是杭州图书馆的模样,乞丐坐在天堂里,于是忘了地狱的模样。”
由此令人联想起同样曾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的“国图事件”(2004年)和“苏图事件”(2005年),有恍如隔世之感。在“杭图事件”中,图书馆不再是众矢之的,而是成了争相赞许的对象,成为“天堂”的代名词。这反映了中国公共图书馆发生的巨大变化,也说明了公共图书馆新型的办馆方针赢得了社会公众的高度认可。
二 百年跌宕
这条“开放、平等、免费”之路,中国公共图书馆整整走了一百余年。
现代公共图书馆的源头在西方。一般认为,最早的新型公共图书馆出自19世纪中叶的英国,1852年英国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成立是世界公共图书馆诞生的标志。此后西方世界兴起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公共图书馆运动”。这个运动在美国的发展尤为迅猛。在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钢铁大王”卡耐基在全世界捐资建立起2500多所图书馆,其中大部分是美国的公共图书馆。194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公共图书馆宣言》,正式表达了世界文化知识界和图书馆界的基本立场,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对图书馆的普世共识。
西风东渐,泽被东土,于是就有了中国第一次“新图书馆运动”,其时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与大变革时代的洪流同起同落。这个运动肇始于“戊戌新政”,其标志是1898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创建;完成于20世纪初年的“清末新政”,其标志为1909年京师图书馆的筹建。就在这一期间,奠定了现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基础,并形成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遗憾的是,中国图书馆的发展,尤其是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并未由此进入坦途,而是有着太多的弯路和跌宕。
民国时期是中国图书馆发展和成熟的阶段,但战乱频仍和政治动荡给图书馆事业带来了无法克服的障碍,尤其是日本侵略者悍然发起侵华战争,生生扼断了图书馆正常发展之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图书馆有了长足的进展,但由于时代所限,亦难逃历次政治运动的强烈干扰。至“文化大革命”祸起,图书馆亦堕入万劫不复之境地。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图书馆事业进入复苏和繁荣的新时期,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与此同时,却又受到市场经济大潮的无情冲击。于是“有偿服务”盛行,各种收费和变相收费成了图书馆的重要经济来源,还为读者设立了形形色色不平等的门槛。
到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中国图书馆界面临的形势是:图书馆事业飞速发展,馆舍和设备条件极大改善;与此同时,办馆方针上乱象丛生,服务上弊端重重,图书馆权利、图书馆精神、图书馆核心价值等理念严重缺位。这就是当时的中国图书馆界,尤其是公共图书馆界所面对的真实局面。
“开放、平等、免费”的方针就是在这种形势下面世的。
三 理论呼唤
深图“开放、平等、免费”的做法曾得到图书馆界和社会各界的赞许,称之为深图的“创新”。如此美誉,我们也就“笑纳”了,偷着乐。实际上,这一方针的问世是中国图书馆历史上第二次“新图书馆运动”的直接结果,而不是我们的什么独创,正可谓应时应运而生,“圣之时者也”。
这一“运动”酝酿和发起,源于21世纪初年,实际上是一次中国公共图书馆国际化、现代化的进军之旅。没有官方的授意,也没有人蓄意发起,一切都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是我们这一代图书馆人亲身经历和亲手创造的历史。
这场运动首先来自理论的呼唤。自21世纪初年起,业界一些杰出的学者开始撰文介绍和鼓吹国际上普世通行的图书馆理念,倡导图书馆的基本精神和核心价值。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专业刊物开设栏目,重点探讨有关公共图书馆问题,其中有黑龙江的《图书馆建设》、湖南的《图书馆》,也包括深图的《公共图书馆》(原名为《深图通讯》)。我本人也不揣浅陋,在其中扮演了呐喊助威的角色。一时间,这些先进的论点和理念俨然成为业界主流。
这场理论探讨的言之深、面之广,为之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为数之多,都是学科史、事业史上罕见的。这里挂一漏万,只论及三点,皆限于我本人及深图团队的感悟,以及研究制订“开放、平等、免费”方针时的启迪:
第一,公共图书馆的历史经验。从历史上看,公共图书馆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社会民主、公民权利、社会平等和信息公正等现代人文意识成熟,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现代中国社会已经走入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或者说正在向这个目标迈进。公共图书馆理应促进中国向公民社会、权利社会发展,也具备条件在公共图书馆率先实现这些权利。“开放、平等、免费”的提法实际上就是从英国曼彻斯特图书馆的办馆方针脱化演绎而来(“依据政府立法建立、公费支持、免费服务,以及社会成员无区别服务”),不是什么“创新”,反而是“复古”,至多和“托古改制”沾点边儿。
第二,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责任。我们办公共图书馆,不仅仅是办一个机构,而是在尽一种社会责任,完成一个历史使命,公共图书馆存在的意义超过了图书馆机构的本身。因为公共图书馆的存在,使每一社会成员具备了自由、平等、免费地获取和利用知识信息的权利,代表了知识信息的公平分配,从而维护了社会的民主和公正,向全社会宣示了现代民主、公民权利和人人平等等重要的价值观念。“天降大任”于公共图书馆工作者,所以要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第三,《公共图书馆宣言》的感召。现在通行的版本是《国际图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1994)》(IFLA/UNESCO: Public Library Manifesto [1994])。“宣言”表达了世界文化知识界和图书馆界对公共图书馆的基本共识。我历来不赞成对“宣言”做过度繁复的解读,认定其要旨无非三点:(1)公共图书馆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也是民主制度的保障和民主信念的典范;(2)要立法保障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完全或主要由公费支持;(3)对社区所有成员实行平等的服务,全部免费开放。如果一言以蔽之,就是“人文关怀”的精神,足矣。
“开放、平等、免费”就是在这些先进理论的呼唤和引领下出笼的。
四 知难行亦难
上述的这些理念均非什么高深莫测的理论,也不一定非要经过专业学习训练才能入其门墙,是非黑白也是简单分明的。然而中国图书馆界接受这些理论却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
我们说“开放、平等、免费”,其关键是免费。当时我们曾设想用“公益”一词来表述,至少修辞上完美些,不至于这样直白,这样赤裸裸地不加掩饰。但考虑到各地图书馆收费之风正盛,且名目繁多,已经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因此还是旗帜鲜明地打出了“免费”的牌子,这样可以让领导、市民和社会各界都一目了然,没有歧义。
深图打出“开放、平等、免费”的旗帜后,受到社会各界热烈的欢迎,首先是深圳市文化系统的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都相继免费开放,其他城市一些勇于践行的公共图书馆也实行了免费的政策。但同时也受到了不少非难,或者说当面反对者少,背后“腹谤”者多,说我们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饱汉不知饿汉子饥。
曾有一位前辈规劝我:“你们有钱,日子好过,别人有揭不开锅的,不能砸了人家的饭碗!”此言不虚,因为多数图书馆要经营创收,服务收费,都是领导观念不到位、财政政策不合理的结果,板子不能都打在图书馆的屁股上。就是堂堂国家图书馆,当年的财政拨款也只够60%,其余都要靠挣钱养活自己。所以我们私下戏言: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领导(此话源自耳熟能详的“最高指示”: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
然而正确的潮流总是无法阻挡的,“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形势终于有了改观,其标志体现为两个重要文件的出台。
一是《图书馆服务宣言》的问世,标志着行业共识的形成。2008年10月,中国图书馆学会正式发布了《图书馆服务宣言》。这是中国图书馆人历史上第一次向世人表达了现代图书馆的理念,在业界内外引起很大反响。这一文件虽然名为“服务宣言”,但其思想内涵远远超越了图书馆服务工作的范畴,宣示了公共与公益、平等与自由、共享与合作、人文关怀等图书馆核心价值观和职业精神,也体现了图书馆界对根本性指导思想和办馆方针的认同和共识。
二是部委红头文件《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的颁布,标志着政府政策方针的形成。2011年2月,文化部、财政部联合下发了这一文件。文件明确提出了公共图书馆保障公益、免费开放的要求,从此全国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进入了全面免费的时代。公共图书馆被定性为公益文化单位,图书馆的基本服务实行公益化、普遍化、均等化,由此成为中央和各地方政府的基本方针。
如是,我们可以自豪地说,通过学界的大力倡导和部分先进图书馆的戮力践行,使公共图书馆的精神、理念及核心价值观为全国图书馆界所逐步接受,最终演变为国家的政策方针,使全国图书馆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并与国际潮流接轨,这是21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最大成就。我们这一代图书馆人,亲手创造、亲身参与了这段历史,完成了21世纪中国公共图书馆的重大转折。这一殊荣永远值得骄傲与回味。
(本文原载《图书馆建设》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