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北京大学图书馆

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于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更名为北京大学图书馆。民国初期的北京大学总体上还处于落后的状态，封建官僚积习极为浓厚。图书馆也相应发展迟缓，管理混乱，服务滞后。这种状况直到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李大钊出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后才得到彻底改观。

在李大钊出任馆长期间，把北大图书馆办成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图书馆一扫以往因循守旧、死气沉沉的局面，购买了一大批国内外进步书刊，其中有《新青年》、《劳动者》、《先驱》、Soviet Russia、The New Russia、Communist等十余种进步杂志，以及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日文版的《资本论》、《资本论大纲》、《马克思传》等40余种马列主义的著作。为了更好地宣传和流通这些书刊，李大钊经常以图书馆的名义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进行指导和推荐，同时还开辟了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专题阅览室。如1920年12月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曾刊登了《图书馆典书课通告》:“兹将本校所藏有关俄国革命题之参考书二十三种，陈列本课第四阅览室内，以备同学诸君披阅。”这二十三种书中，有英文版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列宁和他的工作》、《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等。

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大图书馆实际上成了我国最早的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思想阵地，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起点之一；同时，李大钊也是在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期间完成了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如1927年在武昌追悼李大钊的大会上高一涵所说：“入北大任图书馆主任，兼授唯物史观及社会进化史，此为先生思想激变之时。”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当时称北京共产党小组）就是由李大钊主持，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成立的。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每周评论》编辑部等，也以北大图书馆为主要活动地点。

在李大钊的指导和支持下，一些进步学生于1920年底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建立了专门收藏马列主义文献的藏书室，取名为“亢慕义斋”。“亢慕义”即英文Communism（共产主义）的音译。曾经参与其事的当时北大学生罗章龙在《亢斋回忆录》中对此有过具体生动的描述：

守常先生领导我们建立的“亢慕义斋”，既是图书馆又是翻译室，还做学会办公室，党支部与青年团和其他一些革命团体常在这里集会活动。……“亢斋”室内墙壁正中挂有马克思像，像的两边贴有一副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还有两个口号：“不破不立，不立不破”，四壁贴有革命诗歌、箴语、格言等，气氛庄严热烈。

现在北大图书馆还保存有一批盖有“亢慕义图书馆”印章的图书，都是极为宝贵的文献。从1922年2月的统计中可知，当时亢慕义斋已有马克思主义的英文书籍40余种、中文书籍20余种，基本上包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主要代表著作。此外，现存于北大图书馆的有八本盖有“亢慕义斋图书”的德文共产主义文献，据说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人秘密送与李大钊的。在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学说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亢慕义图书馆”即已有了如此完整系统的马列主义文献收藏，实属难得。

受到北大图书馆直接影响的有一大批追求进步的青年，他们当中有邓中夏、罗章龙、毛泽东、张国焘、刘仁静、张申府、高君宇、何孟雄等，都是后来中国政坛的风云人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两次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生关系，一次在1918年9月～1919年3月，一次在1919年12月～1920年4月。

1918年8月，为了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先是住在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时的老师、当时的北大教授杨昌济家中，后又与蔡和森等人搬到景山东街的一间民房里。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李大钊。

由于生计，毛泽东需要找个工作，为此毛泽东和蔡和森等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写了信。蔡元培建议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并给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写了一张条子说：“毛泽东君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做事，请安插他在图书馆。”在李大钊的安排下，大约在9月底，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

关于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的工作职务，许多论著都称之为“图书馆助理员”。但是，当时北大图书馆的各种工作人员中并没有叫“助理员”的，而且北大的其他机构中也没有“助理员”这一名称。依据1920年编撰的《国立北京大学职员录》，当时的北大图书馆除主任外，工作人员分为四种：（1）助教，1920年9月始设，聘用的都是本校的大学毕业生；（2）事务员，一般是资历较深的工作人员，图书馆下属各课的“领课”（课长）就明文规定“由一等事务员充任之”;（3）书记，一般是新增聘的生手，北大图书馆就曾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招聘书记；（4）杂务人员，有装订匠、打字员、缮写员等。从当时的情况看，毛泽东只可能是任“书记”一职。

查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任“图书馆助理员”之说的来源，主要出自斯诺的《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毛泽东在延安时对斯诺说：“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毛泽东的回忆被斯诺用英文记入了《西行漫记》，原文是“assistant librarian”，也可以理解为图书馆的“助教”。但从毛泽东当时的资历、待遇和他所从事的工作看，都与助教的情况不同，而且他任职时（1918）北大图书馆还没有“助教”这一称谓。《西行漫记》是用英文记述的，因此“图书馆助理员”之说很可能是译者由assistant librarian一词望文生义而成的。这一流传甚广的说法，实际上并不可靠。

当时北大图书馆刚刚从旧馆舍迁入新建成的红楼，主要由五个阅览室组成．第一阅览室置中文杂志，第二阅览室置中外报纸，第三阅览室置外文杂志，第四、第五阅览室置中外书籍。毛泽东在图书馆负责第二阅览室，即报纸阅览室，地点在红楼一层西头。他的具体工作是每天登记新到的报纸和阅览人姓名，管理15种中外文报纸。这15种报纸是：天津的《大公报》，长沙的《大公报》，上海的《民国日报》、《神州日报》，北京的《国民会报》、《惟一日报》、《顺天时报》、《甲寅日刊》、《华文日报》，杭州的《之江日报》，沈阳的《盛京时报》；英文的《导报》，日文的《支那新报》（两种）和《朝日新闻》。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每月的工资是8元。当时北大助教的月薪为50～80元，教授月薪至少在200元以上。收入虽然菲薄，却保障了毛泽东在北京的生活，使他得以完成了组织留法勤工俭学的工作。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在北京大学结识了李大钊等一批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以及当时还不多见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对其日后的影响颇为关键。

1919年3月，毛泽东偕同一批留法青年赴上海，离开了北大图书馆。1919年12月，为了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第二次来到北京，1920年4月离去。

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毛泽东虽然没有再到北大图书馆工作，但仍与北大图书馆有着关系。他所领导的“驱张运动”很多活动就是在北京大学中开展的。在此期间，毛泽东还参加了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创办的“少年中国学会”。同时，毛泽东利用北大图书馆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据毛泽东后来对斯诺的叙述，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就是在此前后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而确立的。

在过去“造神”的年代里，这段历史被说成是“红太阳照红楼”，其作用显然被夸大和歪曲了。实标上，当时的毛泽东只是个追求真理的青年，尚不是举足轻重的领袖人物。毛泽东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案：实际是书记，下同）说南方话。”这应是当时真实的情况。

但是，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的经历，也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不能将其历史作用一笔抹煞。

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期间，正值“五四”运动的前夕，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北大图书馆则是当时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毛泽东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时，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对于第二次来北京，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这三本书北大图书馆当年均有收藏，它们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译做马格斯和安格尔斯）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1920年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考茨基（当时译作柯祖基）的《阶级争斗》（上文中误记为“阶级斗争”），恽代英译，1921年新青年出版社出版，“新青年丛书”第八种；克卡朴（上文中记为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李季译，蔡元培序，1920年新青年出版社出版，“新青年丛书”第一种。这三本书现在仍存北大图书馆。这三本对毛泽东影响极大的书，除了第二种出版时间偏迟外，其余两种毛泽东很可能是在第二次来京期间在北大图书馆中读到的。

从图书馆历史的角度看，毛泽东两次到北大图书馆也是一件大事。这虽然与毛泽东后来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此事反映出当时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以及在社会上的重要影响。我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中，有许多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形成均与北大图书馆有关。上文所提到的三本书，毛泽东便有可能在北大图书馆中读到了两本。即使毛泽东不是在北大图书馆读到这些书，北大图书馆对这三本书的完整收藏也说明了图书馆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因为这三本书既然对毛泽东建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也就能够同样影响其他的青年。从图书馆史的角度来看待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的经历，其重要意义就在于此。

（本文摘自《毛泽东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图书馆杂志》1991年第2期；《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纪略》，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