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图书馆的问世

所谓近现代新型图书馆，其主体主要有两种类型——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至今如此，中外皆然。

在中国，最早和最具代表性的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滥觞，是同文馆书阁和强学会书藏。

同文馆也称京师同文馆，首建于清同治元年（1862）。它是清末培养涉外翻译人员的学校，隶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中国官方自行创办的第一所新式教育机构。

同文馆在建立之初就伴随着图书的建设。当时的总理大臣、洋务派首领恭亲王奕訢在1860年的《奏请创设京师同文馆疏》中，就有“饬广东、上海各督抚等，分派通解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之语。这些由各地教师所带来的“各国书籍”就是同文馆最初的藏书。在其后的几十年中，史料中不断有关于同文馆藏书，尤其是外文文献的记录。如，同治七年（1868）美国大使劳文罗曾送来书籍若干，同文馆也购书回赠；同治十一年（1872）法国大使热福里代表法国文学苑赠送同文馆图书11箱，共计188册，“以备同文馆肄业泰西文字之用”，同文馆也回赠了《康熙字典》、《昭明文选》等中国书籍110部，以“彼此互读，亦彼此相认”。

至迟在光绪十三年（1887），同文馆就已有了专用的藏书机构“书阁”。在该年刊印的《同文馆题名录》中，对书阁有具体生动的记载：

同文馆书阁存储洋汉书籍，用资查考。并有学生应用各种功课之书，以备分给各馆用资查考之用。汉文经籍等书三百本，洋文一千七百本，各种功课之书、汉文算学等书一千本。除课读之书随时分给各馆外，其余任听教习、学生等借阅，注册存记，以免遗失。

由是不难看出，同文馆书阁的藏书数量虽不算多，但绝大多数是洋文书和“功课”、“算学”等新书，已摆脱了旧式“官学藏书”以儒家经典、正史为主的窠臼；采取了西方式图书馆的某些管理方式，如借阅、注册、存记等；藏书也不再以收藏为主要目的，而是“用资查考”，供全校读者借阅使用。因此，同文馆书阁业已不同于古代的官学藏书或书院藏书，实际上已具备了近代大学图书馆的性质。

由于同文馆创设于京师，又是中央政府的官办学校，因此它的办学方式在全国有较大的影响。此后，各地相继创办的新式学堂、学校，大多建立了类似同文馆书阁的新型藏书楼，其中很多藏书楼日后都发展成为著名的大学图书馆，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建立藏书室，后来发展成北洋大学图书馆，后改称天津大学图书馆；光绪二十二年（1896）上海南洋公学创办图书院，1921年改称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至于同文馆书阁，由于同文馆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并入京师大学堂，同文馆书阁也于同年归并于京师大学堂藏书楼，1912年改称北京大学图书馆。

强学会创立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当时是变法维新运动的总机关，其发起人是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杨锐等。时值甲午战败后不久，康、梁等人为变法图强上下奔走，广造舆论，强学会的目的就是“群中外之图书器艺，群南北之通人志士，讲习其间，因而推行于直省焉”。因此强学会广募义捐，建立了新型的图书机构——强学会书藏。

强学会书藏甫一建立，便仿照西方公共图书馆的做法，采取了对广大民众开放的姿态。由于当时的国民还不懂得利用图书馆，强学会的成员便四处邀人，甚至求人来看书。据梁启超回忆，强学会书藏成立后，“备置图书仪器，邀人来观，冀输入世界之智识于我国民。该书藏中有一世界地图，会中同人视如拱璧，日出求人来观。偶得一人来观，即欣喜无量”。这种传播知识、开发民智的一片热忱，令人感动不已，已然是现代公共图书馆的姿态。

同年11月，有人以“私立会党”、“显干例禁”为由，奏请清廷查封，强学会遂被禁，前后仅有四个月的时间。强学会书藏虽是个短命的组织，但影响却很大。据统计，在1896～1898年的几年中，全国各地共成立了学会87个，学堂137所，报馆91所。在这些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学会等组织中，很多都建立了具有公共图书馆性质的书藏或书楼。武昌质学会在《章程》中称：“今拟广搜图书，以飨会友。中书局外兼购西书，凡五洲史籍，格致专家，律制章程，制度政典，皆储藏赅备，以资他山。”上海强学会以“开大书藏”为其主要宗旨之一，具体做法是模仿西方的公共图书馆：“泰西通都大邑，必有大藏书楼，即中国书籍亦藏弆至多。今合中国四库图书，备钞一份，而先搜集经世有用者。西人政教及各种学术图书，皆旁搜购采，以广考镜而备研求。其各省书局之书，皆存局代售。”衡州任学会“拟设格致书室一所，以开民智，任人观看”。这些遍及全国的学会书藏和书楼的大批涌现，成为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先声。

强学会书藏还产生了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促成了官书局藏书院的创办。强学会被查封后，引起了朝野的广泛不满，许多有识之士纷纷上书要求解禁。结果清廷决定将强学会改为官书局，并派吏部尚书孙家鼐任官书局督办。孙家鼐虽然不是维新派，但却接受了一些新思想，主张兴办新式教育和创办图书馆。他反对封禁强学会，认为强学会书藏“意在流通秘要图书，考验格致精蕴”，并指出“此日多一读书之士，即他日多一报国之人”。孙家鼐主持撰写的《官书局奏办章程》中第一条便是“设藏书院”。官书局藏书院虽然不像强学会书藏那样热衷于图书的传播，但也秉承了开放的精神，“用备留心时事、请求学问者入院借观，恢广学识”。因此，官书局藏书院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强学会书藏所开创的事业。由于官书局藏书院具有官办的背景，以致藏书之规模比强学会书藏更为宏大，社会地位也更牢固。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后，官书局及其藏书院都归并于其中。

同文馆书阁和强学会书藏以及后来的官书局藏书院，最后都归并于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使得这座著名的大学图书馆甫一问世便先声夺人，不同凡响。

京师大学堂及其藏书楼创建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是戊戌变法的直接产物，其命运多舛，历经波折，同时也影响深远，是近代高等教育和大学图书馆的缩影。

京师大学堂创办时由吏部尚书兼官书局督办孙家鼐任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而京师大学堂的实际倡导者和设计者是梁启超等维新派领袖。近代高等教育史上深具影响的文献《京师大学堂章程》就是梁启超代总理衙门起草的，其中关于藏书楼的各项详尽描述和规定也成为近代大学图书馆历史上最早、最经典的建馆章程。

同年九月，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发动戊戌政变，各种新政、新法尽遭废黜，这时京师大学堂仅建立两个月时间。大学堂及其藏书楼虽然得以幸存，成为戊戌变法仅存的唯一成果，但兴办新式教育、广育人才、讲求时务等宗旨均已无法实现。庚子（1900）之变，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先后进京，京师大学堂被迫停办，书籍仪器损毁无数，“大学堂先被土匪，后住洋兵，房屋既残毁不堪，而堂中所储书籍仪器亦同归无有”（张百熙《奏办京师大学堂》）。

光绪二十八年（1902）京师大学堂复校，张百熙就任管学大臣，学校的各项教育活动逐步正规，并开始转入了近代教育的轨道，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亦得以复建。1903年，清政府颁布全国高等教育纲领《奏定大学堂章程》，其中规定全国大学堂（高等院校）的藏书机构统称图书馆，主管人为图书馆经理官。这是我国的官方文件中首次使用“图书馆”的名称。但是在京师大学堂，人们仍习惯沿用藏书楼的旧称。当时的做法是：“于楼额仍沿用藏书楼之名，而于章程则标为图书馆”（《大学堂续订图书馆章程》）。藏书楼主管官员则从1904年起由“提调”改称图书馆经理官。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也正式改名为北京大学图书馆。

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建立与发展是我国近现代图书馆史上的一件大事，对我国新型图书馆的成熟与完善有着极大的影响。当时它虽然名为藏书楼，但其性质已完全是新型的大学图书馆。由于京师大学堂有着全国最高学府和全国教育管理机关的双重地位，使得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在我国图书馆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影响远远超过了当时的一些传教士、地方学堂或开明缙绅所创办的新式图书馆，其办校、办馆方式实际上成了全国院校的一个范例。在1903年清政府颁发的高等教育纲领《奏定大学堂章程》中明文规定：“大学堂当置附属图书馆一所，广罗中外古今各种图书，以资考证。”这实际上就是把京师大学堂及其藏书楼的办学、办馆模式在全国进行推广。诚如当年梁启超等人所期望的，京师大学堂藏书楼起到了“以广天下风气”（《京师大学堂章程》）的作用。此后，办学堂必建图书馆，建图书馆必取法于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在当时兴办新式教育的潮流中已然蔚成风气。

在20世纪初年兴办图书馆的潮流中，得风气之先的当属东南各省，其中最为人们称道的就是被誉为开近代公共图书馆先河的古越藏书楼。古越藏书楼的创办者是绍兴缙绅徐树兰。徐氏曾任兵部郎中、候选知府、盐运使等职，归乡后热心兴办各种社会公益事业。他创办的西方式教育机构“绍郡中西学堂”，推行新式教育，在东南产生了较大影响。而后徐氏又把目光投向了西方式的图书馆，认定了开办公共图书馆这条道路：“泰西各国讲求教育，辄以藏书楼与学堂相辅而行。都会之地，学校既多，大多必建楼藏书，资人观览。……一时文学蒸蒸日上，良有以也”，因此他“参酌各国规制”，创建了古越藏书楼。古越藏书楼“集议于庚子，告成于癸卯”，亦即创办于1900年，建成于1903年，是中国最早的西方式的公共图书馆。徐树兰殁后，徐氏后人继续开办古越藏书楼，民国时曾受到教育部的嘉许。后来古越藏书楼改名为绍兴县立图书馆。解放后，其藏书移交绍兴鲁迅图书馆。现在绍兴市胜利路的古越藏书楼旧址尚存有石库墙门和临街楼。

公共图书馆的主体为官办即公办，否则难成气候，也难长久。在我国图书馆发展史上，真正奠定近代图书馆基础、起到了划时代作用的，当属各地区（尤其是省一级）官办的大型公共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的建立。从20世纪初年到辛亥革命前，各省的官办公共图书馆如同雨后春笋，相继在各地出现。这是在西方涌来的新思潮的推动下所产生的瓜熟蒂落的效应，也是几代有识之士多年不懈努力的结果。它们标志着中国图书馆事业从酝酿时期、萌芽时期，进入了全面的实施时期。

这一时期各地建立的官办大型图书馆不下二十所，情况如表1所列。

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创建于宣统元年（1909）。该年清廷宣布筹备立宪，学部于当年三月写出了《奏分年筹备事宜折》，提出于宣统元年“京师开办图书馆”和“颁布图书馆章程”的计划。筹建京师图书馆事由学部大臣张之洞主持。时值张之洞病危，于临终前呈上了著名的《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此项奏议于同年八月初五获清廷批准，是为京师图书馆正式诞生的标志。学部委派了著名藏书家和文献学家、时任翰林院编修的缪荃孙出任京师图书馆正监督，开始了筹建工作。京师图书馆于民国建立后的1912年8月正式开馆。

京师图书馆创建的第二年（1910），学部拟定的《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正式颁布。这是我国官方第一个图书馆法规，也是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史上的一件大事。以京师图书馆的建立和《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的颁布为标志，中国的图书馆走完了从藏书楼到图书馆的曲折历程，一个新型的、西方式的、迥异于几千年藏书楼传统的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宣告诞生了。

（本文摘自《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纪略》，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从藏书楼到图书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