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预言的自我实现：借助模型的初步分析

刘慧国

摘要：本文研究了在集体行动意上社会预言的自我实现。笔者首先界定了研究范围——借助集体行动的社会预言的自我实现过程。然后初步阐述了自我实现预言通过集体行动发生的机制。在引入行动临界点模型之后，笔者分析了不同情况下预言对行动临界点的影响，并考察了行动者行动信号的传播问题。最后将本研究与其他集体行动研究进行了比较。

关键词：社会预言的自我实现 集体行动 行动临界点P值异质性

美国社会学家W. I．托马斯在他和多罗瑟·S．托马斯合著的《美国儿童》（Thomas and Thomas, 1928）一书中，对人们的主观因素在定义情境方面的作用以及由此对行动后果的影响问题上，写了一段对以后的社会学研究影响深远的话：如果人们把情境当作真实的，那么其结果就将是真实的。罗伯特·K．默顿将托马斯那段话称为“托马斯定理”。在默顿看来，托马斯定理给出了一个暗示，即“人们不只对情境的客观方面有反应，而且有时重要的是，人们也对情境所具有的意义有反应。故一旦我们赋予情境某种意义，我们随后的行为及这一行为的某些结果将受所赋予的意义的决定”（默顿，2001: 286）。也就是说，某些情境定义变成了情境的相关部分，从而影响后续过程。在“托马斯定理”的基础上，默顿（2001: 288）提出了“自我实现的预言”概念。根据默顿的界定，“自我实现的预言”是指开始时的一个虚假的情境定义，由于它引发了新的行动，因而使原有虚假的东西变成了真实的。

社会预言的自我实现在之后的现实生活中被人们广泛发现并加以注意。然而，对此的系统研究并不太多，更多的是承认这个现实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之后的讨论。但是，如果不在理论上加以澄清，后续的讨论都不可避免地会有武断的风险。所以，理论上的界定、澄清和探讨都是必要的。理论探讨的一种重要方法是通过做出适当的假定来构建模型，借助模型进一步澄清概念和逻辑。本文就是在这方面进行的一次尝试。

一 研究范围的界定和研究方法论的选择

（一）研究范围的界定

社会预言的自我实现在笔者看来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而是很多外延和内涵都不一样但都具有自我实现特征的现象的集合概念。比如，个体内部心理范畴的预言的自我实现、集体行动范畴的预言的自我实现等都属此列。本文试图通过构建模型来加以探讨的是集体行动中表现出来的自我实现的预言，这是本研究的范围。通过对集体中的个体做出假定，将个体的状况简化为参数，从而进行模型上的讨论。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社会结构进行假定，并转化为参数上可以操作的转变，以探索不同社会条件对最终结果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论的选择

本研究既然把研究对象限定为集体行动中表现出来的自我实现的预言，则对方法的选择就转变为什么样的方法适用于集体行动方面的研究。

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风格各异，所以必须选择合适的特定研究方法才能取得好的结果。科尔曼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中曾试图为集体行动的研究建立坚实的基础，但科尔曼自己在书中也承认，“社会学理论在其微观基础上陷入了混乱状态”（科尔曼，1999: 230）。科尔曼认为，之前关于集体行动的社会理论往往过于简单，“许多研究集体行为的理论家却认为：参与集体行为的个人不过是某种感情的载体”（科尔曼，1999:231）。科尔曼反对这种研究路径，坚持认为包括集体行动在内的研究都应该采取这样的研究路径：从宏观现象到微观个体社会行动者，微观个体社会行动者在微观层面采取社会行动，也就是个人有目的的行动，之后微观层面上个体的行动再转化为可从宏观层面观察到的社会现象。但科尔曼强调：从微观层面到宏观层面的转化不一定总是简单的个体行动的加总。除了某些特定的指标，比如集体行动的参与人数、参与率等，其他的宏观现象、指标往往同时依赖个体“集合”为总体的方式，这就使从微观层面到宏观层面的转变往往带来很多动力学上的复杂性。另外，形成宏观社会现象的过程往往是通过个体之间的理性行动渐渐积累、堆砌形成的动态过程，更多的时候需要借助计算机模拟来初步探讨这种动态过程中的各种不可预测性。

基于上述考虑，针对研究中涉及的社会预言的自我实现（作为特殊的集体行动），笔者采用科尔曼所提倡的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再到宏观层面这种研究方法论，并在微观层面采用个行动是有目的的而且是理性的这种假设。

需要说明的是，以建构模型来探索社会现象的研究往往存在于经济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和数理社会学等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在这些分支学科领域中，以科尔曼为主要代表的理性选择学派的一些假设和结论对我们有重要影响。本研究也将采用理性选择学派的基本假设，这意味着这一学派的理论本身为社会学同行所诟病的缺陷在本研究中也会不可避免。社会学作为一门方法论多样、切入视角不拘一格的学科，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难免顾此失彼，但只要能体现研究所选用视角与方法的独到解释力，仍不失为有贡献的研究。

二 文献综述：对集体行动先前研究的介绍

集体行动，尤其是存在多米诺效应或扩散过程的集体行动，与社会预言的自我实现过程有很多相似甚至一致的地方，所以之前这方面的研究对笔者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对集体行动的研究往往需要数学、博弈论等具有严格科学语言的工具的帮助，并且由于动力学上的复杂性往往需要计算机模拟来检测不同社会条件对集体行动结果的影响。尽管采用模型来研究集体行动可以得到很有解释力的结果，但是模型不可避免地会对社会现象、社会行动者的特征进行抽象。

采用科尔曼所提倡的方法论（即通过在个体层面建模或进行假设从而对宏观层面上的集体行动进行解释）的研究在近几十年有不少——尤其随着博弈论、概率论、随机过程的引入以及在计算机模拟的辅助下——这类研究往往有比较深刻的洞察力和很好的模型解释力。

在科尔曼看来，集体行动的形成是个人在个体理性的基础上对行动控制权的转让。科尔曼认为，被视为集体行动的社会现象通常包含几个共同的要素：①在同一时间采取相同行动的许多人；②被观察的集体行动无常而且多变，很少处于均衡状态；③行动具有相互依赖性，任何人都不是独立行动（科尔曼，1999: 231）。

科尔曼认为集体行动往往变化无常、很少处于均衡状态的原因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转让的是对自身行动的控制权，而这种控制权与稀缺资源不同，并不是其他行动者所需要的，所以就不会如同交换稀缺资源那样，出现均衡状态——价格的产生。

此外，科尔曼认为行动者是相互依赖的，不是独立行动的。其实这也是控制权之所以能够转让的原因。科尔曼所谓的控制权的转让实际上是这样一种状态：个体行动者基于自身效用的理性选择对他人行动的应对办法，也就是自己的行动方案；选定之后，在他人行动时按照相应的方案行动。这种依据他人行动选择自己行动的行为就是科尔曼所谓的对自己行动控制权的转让。在二元行动假设下，这往往体现为在他人选择某一行动时，自己也选择相应的行动，即行动的跟随，或者选择相反的行动。行动的相互依赖性在这里至关重要。正是由于这种行动的相互依赖性，并且每个人都考虑这种依赖性及其反作用于自己的最优理性选择的结果，从而增加了行动的复杂性，于是从微观层面到宏观层面的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显得变幻无常。

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1978）采用行动临界点模型研究集体行动，认为行动临界点是个人理性计算的收益超过成本时关于集体行动参与率的临界点。经过模拟，格兰诺维特认为，当群体行动临界点的方差在某些值附近的时候，行动的最终参与率对方差的变化敏感。他还给出了加入社会关系网络和人际关系密度之后采用行动临界点模型进行模拟的方法。格兰诺维特的方法化解了社会行动者各个方面的异质性，而用一个综合指标——行动临界点——来综合考虑，使得模型简单明了又不失解释力。Macy（1991）在格兰诺维特的启发下改进了社会学习模型，在学习函数中用行动临界点替代了个人效用。之后，他对强弱关系、序贯决策与平行决策分别进行模拟，考察集体行动参与率的差别。

经济学关于集体行动更多地考虑个人的效用函数，并较多地借助概率论。Bikhchandani等（1992）引入信息层叠的概念：假设一个二元信号以高于0.5的概率表现真相，当行动者理性地忽略自己看到的信号而只参考自己之前的行动者已做出的选择时，信息层叠就形成了。从此，公共信息不再累积新的来自个人的关于信号的信息，同时之后的行动者将继续忽略个人信息而只参考之前行动者的判断。这样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一种集体行为——所有之后的行动者依赖前几个行动者的信号与选择，理性地做出相同的选择，即使这种选择有一定的概率是错误的。这样的结局就是最终结果对初始信号敏感。这类似于社会学中著名的路径依赖现象。研究还证明了模型中信息层叠在并不难满足的一般条件下以概率1形成，也就是几乎必然形成。

三 对社会预言自我实现的初步澄清

这里所做的初步澄清将展示社会预言的自我实现是如何借助集体行动产生的。

出于研究上方便的考虑，笔者将事件只限定在非此即彼的二元事件上。用符号和集合的语言表示就是：

假设：事件集（Ac表示事件A的余集）, A是否发生取决于函数f。

以Dn表示第n个行动者，分别表示第n个行动者基于自己认定的A事件发生或者Ac事件发生时采取的行动，尽管事实上无论A事件发生还是Ac事件发生都并不一定与行动者的认知一致。

比如，某些人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认定A事件会发生，而A事件本身是依赖集体的行为选择的（也就是f 的自变量是B），那么当超过某个阈值时，A事件就会真的发生。

自我实现预言的集体行动过程类似于这样：假设开始时D1认定实际发生的事件是在事件集S 中取 A，从而采取了某种行动（或者是改变了某种行动），而这种行动又使更多的行动者也将自己在事件集中的取值从Ac改变为 A，从而也采取了相同的行动（也可能是不同的行动），并进一步增加了其他人在事件集S中改变取值的可能。假定在这个社会系统中一共有N个社会行动者，则可用符号做如下简化表示：

以上的行动变化在宏观上导致如下决定A事件发生的函数f的变化→→…→。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到这个社会的行动规模在不断扩大，呈扩散态势，到达某一规模之后，f的数值超过了某个阈值，社会预言就真的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压力下实现了。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自我实现的预言。必须注意的是，f本身应当是与个体的行动相关的，否则之前的讨论都是不成立的。比如，某市盛传将要发生地震，而且人们在听到这个谣传之后都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但地震本身不是人们的行动所能决定的，这种情况就不是本研究所讨论的情况。本研究所关心的是人们的行动能够影响最终的社会结果的集体行动下的社会预言的自我实现。可以想象，如果开始的行动者是在绝对封闭的环境下，他们的预期（信念）不会传给别人（因为此时AC→A这种行动者自己认定的信念是不会被他人观察到的），他们本身的行动也不会被其他的潜在行动者观察到（即BAC →BA 也不会被他人观察到），那么他们之前的预言就很可能不会实现。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集体行动为社会预言的自我实现提供了途径。

不得不指出的是，由于社会预言是五花八门的，f的函数形式和阈值都是难以确定的。但由于本研究所关心的是集体行动影响下的社会预言的自我实现，f一定是与个体参与率（也就是改变了自己行动的个体在群体中所占的比例）密切相关的，所以将参与率当作结果来探讨不失为一种合理的简化。

四 对自我实现预言的内在机制的探讨：对从个体出发的集体行动的初步研究

上述的讨论过于简化，并不能充分地从个体层面说明社会预言的自我实现，这违背了研究方法论中所要求的在微观个体层面采用个体理性选择的准则，并且实际的发生与扩散机制肯定要更加复杂。可能的机制是预言或者是开始的某些人的行动对另外的某些人的预期或者损益产生了影响，从而使这些人在重新决定之后也加入已开始行动的人们的行列。新加入的人又会对之前受到影响但仍没有行动的人的预期和收益、成本等产生影响。依此类推，形成与上面类似的多米诺效应，从而预言得以自我实现。从此处开始，本文所说的效用即收益减去成本。

对个体的假定可以参考科尔曼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中对信任关系的讨论。在《社会理论的基础》第五章（科尔曼，1999: 108～136）中，科尔曼在个体的选择是理性的这个假定下，认为委托人是否给予受托人信任是由三个变量——P、L、G——决定的。其中，P是委托人认定的受托人是否可靠的概率，L是如果受托人靠不住导致的损失，G是如果受托人确实可靠带来的收益。在这里，实际暗含的假定为：个体是风险中性的，此时仅需要考察期望效用P ×G-（1-P）×L，也即P ×G-（1-P）× L＞0则给予信任，否则不给予信任。换言之，只需比较P/（1-P）与L/G的大小。在对特殊情况的讨论中，科尔曼指出，有时在某种集体行动中，委托人是单方行动的，或者说受托人是不知道自己受托的。这其实就是之前提到的集体行动中控制权的转让——在受托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的转让。科尔曼引用的例子是：“某人走在大街上，发现一座大楼内发生了吸引人的事件，他想进去看看，但不知入口在何处。他当时可做的是‘随大流’，把他的信任给予那些认识大楼入口的人。他单方转让了对自己行动方向的控制，然而，他的受托人对他所做的一切毫无察觉。”（科尔曼，1999: 116）受到这一阐述的启发，把信任关系引入社会预言自我实现的研究中不失为一种办法。于是，同样有P值以及L与G，但与科尔曼书中不同的是，这里的P不是对某个受托人的信任程度，而是对某个事件（A），或者说某个事件是否发生的相信程度。然后假定个体并不认为在事件集S中的取值一定是A或者Ac，而是赋予一定的概率，认为A事件发生的概率是P，相应地，认为Ac事件发生的概率是（1-P），通过对P值和收益与成本的比较来确定是否应该相信某种预言〔与前面相同，认为P/（1-P）＞L/G就给予信任，否则不给予信任〕。人们对预言的信任程度在初始阶段有一定的预设，但P值本身是在行动过程中不断变化的。可以认为P值是参与比例（r）的增函数（即有）：看到更多的人相信特定的社会预言会提高人们对此社会预言的信任程度。人们的损益情况也有可能随着其他人的选择而发生变化（比如股票市场，股价会随着人们的行动随时发生变化，所以即使某人没有行动，他当前损益情况也已开始发生变化）。但一种简化的情况是：收益、成本本身是不变的，只有P值发生了变化。P值的变化在通常情况下是人们逐步参与社会行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因为P值是已参与人数的增函数。

于是在上面的简化假定下，一个预言自我实现的过程可以被看作：人们在观察中不断调整自己的信念并据此调整自己的行动——在二元行动中从一个行动转变为另一个行动。

受到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1978）的启发，基于之前阐述的研究框架，下文在自我实现的预言中引入行动临界点模型。这将是一种具有解释力的抽象与模型建构。所以，问题的关键就转变为在自我实现的预言中找到行动的适当临界点以及可供临界点进行参照对比的指标。

五 自我实现预言的行动临界点模型

模型首先假设行动者是不能撤回行动的，即一旦采取行动就不能撤回。于是必然有，集体行动的规模只能扩大或不变而不能缩小。此外，假定行动是一次性的。

模型中值得关注的指标就是之前所述的P值。在模型中，P值是人们对预言实现的可能性的估计。这样就把模型中之前所述的r（集体行动的参与率）与P（人们认为预言实现的概率）联系起来。于是，行动临界点也就是人们依据自身及他人的行动选定的关于P值的一个行动临界点。

行动临界点的确定依赖个人的理性选择——行动者根据自己的效用计算得到。下面要进行的讨论与之前科尔曼关于是否给予信任的讨论类似，但要比之前介绍的仅仅利用P、L、G来比较P/（1-P）与L/G大小的简单判断方法略微复杂。

当面临的博弈矩阵涉及概率分布的不确定性时，可以利用博弈论中混合策略的概念来解决：首先计算一个概率使得支付矩阵中的两个策略有相同的期望效用；然后以这个概率作为临界点，当行动者认为的发生概率（也就是之前所说的P值）小于该临界点时，此时其中一个行动（也就是支付矩阵中的一个策略）有更高的期望效用，则选择这一行动是此时的理性选择；而当行动者认为的P值高于这个临界点的时候，那么选择另一个行动是理性的选择；当P值等于临界点时，两个备选行动的期望效用是无差别的。总而言之，行动者只需用自身认定的P值与基于自身偏好的收益和成本而确定的临界点进行比较，从而选择对自身来说是理性的行动。

下面以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临界点的确定方法。

假设有这样的预言：某种服装要流行。对追赶时髦（跟随潮流）的人A来说，应该对这个预言有反应。假设情境是这样的：拥有这种服装要支付C的成本，而如果真的流行起来（成了潮流），则有收益，以G来表示。那么对行动者A来说，以GA表示A的收益，CA表示A要付出的成本。假定服装对每个消费者来说价格一样且在不同时间段保持不变，则有CA=C。

行动者A如果有潜在的追赶时髦的愿望，则首先必须有收益大于成本，从而收益减去成本后得到的效用为正效用，于是GA＞C，否则不论这种服装能否流行，理性的行动者A都不会选择购买。

此处，可将支付矩阵的参与者简化为：

（1）个体行动者A；

（2）所有其他行动者的平均值。

将所有其他行动者的收益取平均值，也就是说，个体行动者在这个支付矩阵中所对应的行动者是一个平均人——一个拥有平均收益的行动者。

于是，支付矩阵就有如下形式。

在一般的意义上，这个支付矩阵并不是具有混合策略的矩阵，因为对其他行动者（在平均人意义上）来说存在最优策略——购买（注意，此处假定G也大于C），于是行动者A的最优策略就是当其他行动者选择购买时的最优策略——购买。但是这里的支付矩阵与一般矩阵的不同在于，所有其他行动者并不是个体，而是一个群体。理性选择只假定个体理性，而不假定群体理性。群体的非理性在很多情况下也被证明存在（比如著名的囚徒困境，此外，许多集体行动也被认为具有由于个体理性而导致群体非理性的特征）。所以行动者A在面临选择的时候应该估计作为群体的其他行动者在购买和不购买之间的概率分布，也可以认为是群体在这两种行动之间的比例分配。

类似于求得混合策略，利用当行动者A的两种备选行动的期望效用相等时来求得行动者A的行动临界点PA：其他行动者购买的概率，或者其他行动者购买的比例。

假设其他行动者购买的比例为P，则由A的期望效用相等，利用下面的等式（1），即矩阵第二列的期望效用（即下面等式的左侧）和第一列的期望效用（即下面等式的右侧）相等：

求解该等式可以得到行动临界点PA=C/GA。

可见，在这个模型中，行动临界点与个人从跟随潮流中得到的收益成反比。所以，对更渴望紧跟潮流的行动者来说，由于其收益GA更高，所以其行动临界点更低，也更容易加入潮流。这与现实中的情况一致。

对不喜欢跟随潮流的人来说，可能认为跟随潮流带来的收益为0，于是收益减去成本的效用是负值（即付出的购买成本），此时对行动者来说，“不购买”的决策是纯策略，也就是说，无论其他行动者在购买与不购买之间的比例分配如何，此时行动者都将不购买。

用图形同样可以求得行动临界点（见图1）。

图1中横坐标为整个社会的参与比例，而纵坐标为行动者A的效用。向上倾斜的直线表示的是在参与比例这个变量为P时，行动者A购买服装获得的相应效用。而坐标的横轴就是不购买服装的效用——这一效用，无论P值是多少，都是0。

于是，之前等式所求的行动临界点PA=C/GA就是代表购买服装的效用的向上倾斜的直线与代表不购买服装的横坐标的交点。

实际上，等式（1）的求解过程本身就是计算行动者A在两种不同策略下的效用曲线的交点。行动临界点表明，理性行动者A在P值位于区间 [0, PA] 时会选择不购买的策略，而当P值超过PA时就会改变策略。行动临界点指示了改变策略的时机——当两条效用曲线相交的时候，在交点改变策略。综合以上两者，行动者A在任何P值可能的取值范围 [0, 1]内的最优选择下的效用曲线为一条折线——PA之前为水平的横坐标，而PA之后为向上倾斜的直线。这种利用图形进行的讨论与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1978）利用图形对临界点模型的解释是一致的。

基于以上模型，我们可以认为社会预言的自我实现的效果就是通过提高行动者A的参数GA来实现的。预言通过吹嘘服装的效用提高了人们对服装所带来的收益的预期，即GA变得更高。由于PA=C/GA，于是行动临界点变得更低。社会预言通过降低社会行动者的行动临界点从而达到自我实现的效果。

当然，用向上倾斜的直线代表购买服装的效用曲线暗含这样的假定：其他行动者也参与进来时带来的边际效用对行动者A而言是一个不变的正值，即向上倾斜的直线的斜率恒定且为正值。但如果舍弃这个假定，那么有可能对行动者A来说，其效用关于P的曲线有可能在PA处自下而上地穿过横轴之后又回落到横轴之下，就像图2所示的那样。

图2中的曲线表示服装的其他拥有者数量的增加给行动者A带来的边际效用递减直到为负的边际效用，并最终在P值接近1时使行动者A的收益GA小于成本C，于是此时效用为负效用。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比如行动者A虽然追赶时髦但也担心这种服装的泛滥使自己之前的选择显得庸俗，那么此时如果行动者A以PA处作为临界点采取的行动就不一定是理智的行动：行动者A必须估计最终的参与规模会不会达到使其最终效用转变为负效用的临界点PA-。如果最终的群体购买规模超过PA-，则行动者A不如当初选择不购买，这样的话效用为0，优于当P值最终高于PA-时可能出现的负效用。此时行动者A在最初选择是否购买时就需要对最终群体购买达到的规模做出预判。

在此情况下，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服装销售商家的角度来说，如果试图利用自己提出的预言来吹嘘自己的服装从而引发疯狂抢购效应，那么当预计大多数理性的行动者会有如图2中的效用曲线时，就不应当让消费者认为这种服装会被过于广泛地购买。也就是说，此时能有最好效果的预言，反而不是看上去最有号召力的预言。因为如果初期购买者急速剧增，容易使理性的消费者认为最终的拥有者比例会超过PA-从而放弃购买。这对追求销售额最大化的商家来说反而是失败的。

挤兑也是社会预言自我实现的常见例子。与此前的例子相同，我们再次用支付矩阵考虑可能的行动临界点。假定每个行动者都在银行存100元，而由此可获得的利息为i元。而如果出现挤兑，银行破产，则存款人失去所存的100元；如果提前取款，且银行并未破产，那么可以收回本金100元但不能获得i元的利息。于是，此时对理性行动者A来说，有如下的支付矩阵。

假如银行当前只能提供比例为P′的存款人的存款。此时P′＜100%，因为即使银行要破产的谣言子虚乌有，银行运行健康，银行也不会保留所有存款作为存款准备金。假如行动者听信了谣言，都去取款，那么行动者A只有取款足够快——在自己取款时，已取款人的比例还不到P′——才能收回存款。但提前取款也就等于放弃了如果选择持续存款并且银行没有破产的情况下可得到的利息i。综上所述，取款的效用为0——不赔本金也赚不到利息。而如果行动者A取款速度慢了，在A取款之前已经有比例为P′的存款人取走了自己的存款，或者行动者A选择继续存款而其他存款人都去取款造成银行破产，那么行动者A的效用为-100，没有得到利息i也失去了本金100元。

同理，对行动者A以外的任意一个其他行动者，由于其效用也依赖其他行动者选择继续存款或者取款的比例，所以矩阵2中除了在所有行动者都继续存款的策略下可以明确效用为i外，对任意一个其他行动者，其效用也是不确定的。

这种支付矩阵中元素的不确定性使得之前通过求混合策略计算行动临界点的方法变得不可行。下面依然借助图来分析。图3是行动者A坚持存款策略的效用曲线。曲线是不连续的，而且在P值超过P′时效用从i瞬间下降到-100。

图4则是行动者A也采取取款策略的效用曲线。

挤兑模型中行动者A所面临的效用曲线与在服装购买模型中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挤兑模型中曲线的不连续性造成没有行动临界点那样的曲线交点，所以此时不能明确地求出唯一的临界点。可以这样分析。首先，继续存款是严格优于在P′之后取款的。但继续存款的收益情况依赖P值的走向。与前面分析服装购买时所画的图2的情况类似（图2中，购买之后却遇到了P值最终接近1，使得之前的购买者最终效用为负值），行动者A完全失去对自身行动的控制权。这种行动控制权的失去带来的负效用很大，为-100即失去全部本金，而相比之下继续存款的潜在收益利息i相对较小。

行动控制权丧失的可能性使得行动临界点变得复杂。在购买服装的例子中，图2那样的情况有控制权丧失的可能性——超过PA-使效用为负。而在挤兑的例子中，这样的威胁更大。如果P′很小，则人们就倾向于预期P′将会被超越，同时预期别人也会有这样的预期。所以在P′之前选择一个时机取款是最安全的选择。于是，人们的行动临界点应该在P′之前。而且P′越小，对同一个人来说，行动的临界点也越小，更靠近0。

总之，区间 [0, P′] 的大小决定行动临界点的大小。对同样的行动者来说，更小的区间使行动临界点更小。

但众所周知，银行在运行的时候是不会把存款都放在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只有很小的比例。也就是说，P′存在且不大。那么，挤兑的社会预言自我实现的机制是什么呢？

关于银行破产的谣言可以被理解为人们谣传P′变得很小。假设银行实际的现金量为Preal，谣传破产可以被理解为人们谣传的P′＜Preal。这种谣言使得听到谣言的人认为他人已取款的比例区间为 [0, P′] 而不是实际相对更大的区间 [0, Preal]。于是听信了谣言，误把P′当作真实的Preal的人的行动临界点也相应变小。于是，其中某些人（一般来说是更为保守的人）开始取款。随着取款人的比例开始上升，存款准备金的比例Preal也在实际变小，于是催生了另一些人达到行动临界点。这就形成了多米诺效应。

不得不指出的是，社会预言自我实现的一个先决条件是潜在的集体行动的发生并不困难。可以想象，如果人们的行动临界点普遍很高，集体行动本身很难被触发，那么即使受到社会预言的影响，个体行动者的行动临界点虽然有所降低，但由于之前的行动临界点太高，即使降低依然不足以触发集体行动。所以，社会预言的效果不仅取决于预言本身被传播的广泛程度和可信程度，预言的对象所需的集体行动本身的性质也对预言的自我实现至关重要。

六 关于P值的再思考

在引入行动临界点模型之前，P值被看作是行动者认为的社会预言最终发生的概率，但是在行动临界点模型中，P值被当作集体行动的参与率。这其中并无矛盾，但逻辑却值得思考。

首先，这与社会预言自身的性质有关。社会预言本身有时就是在用离散的概念来描述连续的现象。比如“流行”，本来是对某种商品或行为的持有率的描述。持有率本身是连续变量，但“流行与否”却是二分的。这就涉及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除非用数字，否则语言本身的离散性使其在描述连续变量时在严格意义上会显得并不恰当。社会预言作为语言表述，也会有这样的弊病。预言本身是在描述连续变量，所以将人们对预言的信任还原为连续变量是可行的。

其次，行动临界点的选取可以是灵活的，不一定以集体行动的参与规模作为最终的考量。与P值有较强正相关的指标都可以胜任。在引入行动临界点模型之前笔者已经指出，可以认为预言发生的概率P值是集体行动参与比例（r）的增函数，所以在P值不易用函数表示的时候，以r作为行动临界点是等价的。

七 两个例子的比较：关于异质性的讨论

下面我们基于前述模型对购买服装和挤兑两个例子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服装的购买中有更多的个人因素：即使所有的消费者都拥有的是如图1那种形状的购买效用曲线，但也会因为每个个体行动者的收益G不同而使行动临界点因人而异——注意如前所述，个体行动临界点值和个体收益G成反比。所以当人们对拥有时髦服装的热衷程度差异很大的时候，人们的行动临界点也会有很大的差异。而更可能的情况是，人们购买时髦服装的效用函数的形状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导致这种强烈的异质性的原因是人们对时髦产品的效用往往源于自身的主观偏好、倾向等，这也容易造成行动临界点的差异很大。根据格兰诺维特的结论（Granovetter, 1978），行动临界点差异很大的时候不利于集体行动最终参与率的提高。

再通过模型考虑挤兑案例。由于金钱方面的收益和损失是易于被客观衡量的，所以人们所面临的支付情况更其同质性。人们所要做的就是在区间 [0, P′] 中决定自己的行动临界点。区间压缩了人们的决策范围，使得人们行动临界点的差异并不会很大。

综上所述，两个例子中行动临界点表现出的异质性和同质性是有差别的。挤兑模型中行动临界点的异质性更小。这也就是为什么挤兑往往表现得更为极端：要么不发生，要么就表现为激烈的态势——在短时间内参与比例变得很大，蔓延所需的时间很短。

八 行动者对社会现象的观察

之前的讨论在关于社会成员观察社会现象的时候默认了他能够完全观察到其他人的社会参与情况，但实际情况往往不是这样。借用随机过程中的泊松过程（连续时间参数、离散状态空间）来表示个体对社会参与者个数的观察情况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受到科尔曼的模型（1999: 1085）启发，在简单的社会结构（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疏密关系是无差异的，所有人面对的是同样的信息以及信息的传播速率）下，则关于个体观察到的已改变自己行动的个体数量的概率分布可用下面的微分方程描述：

假设已改变行动的个体是n0，设个体信息的传播速率（也可以被看成人们的接触速率）为k（常数）, Pi 表示看到n0个参与者中i 个的概率。

于是有：

边界条件：P0= 1, Pi = 0（∀i= 2,3, …, n0）。

于是便可得到在任何t 时刻个体观察到的行动者数量的概率分布。不难看出，随着t→+∞, Pn0→1, Pi→0（∀i=0, 1, 2, …, n0-1）。此外，社会结构也可以通过微分方程中矩阵的改变来体现。通过调整信息传播速率的参数设置可以体现社会结构中信息传播路径的时效性的高低。

对已改变行动的个体数量的观察是行动者估计P值的依据。如果希望发动较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比如时髦产品的生产商或广告商），就应当把信息传播速率提高。但这种传播往往也同产品本身的性质有关。对某些行动者的购买、使用并不容易被人觉察的产品来说，通过社会预言激发自我实现过程从而导致产品销量激增的做法可能难以实现。而对希望避免引发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比如银行挤兑，降低信息传播的速率则是一种有效手段。

九 与其他相关研究的比较

本研究从格兰诺维特的行动临界点模型（Granovetter, 1978）得到很多启示，并将行动临界点模型引入社会预言的自我实现研究中。在引入行动临界点模型来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时候，主要讨论了社会预言对行动临界点的影响。这种讨论是在格兰诺维特的研究中不曾涉及的。以行动临界点作为研究社会预言的自我实现中的集体行动的基本方法，进而讨论预言对行动临界点的影响，可以清晰地看到社会预言最终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格兰诺维特讨论的有关动力学复杂性的问题以及所有其他模拟得到的结论依然是成立的。本研究借助行动临界点模型只是初步揭示了社会预言是如何影响集体行动自我实现的过程的。其他研究关于行动临界点动态的结论依然适用。

与经济学中Bikhchandani等（1992）的研究相比，本研究避免了使用较为复杂的期望、条件期望等数学工具，而以简单明了的行动临界点模型作为切入点，从而兼具定性研究的启发性和数理模型的严谨性。尽管Bikhchandani等的研究设计相对复杂，但也有不符合现实的方面：文中认为行动者是按给定的外生顺序进行决策，而最终预测是否准确也取决于外生给定的顺序——顺序的变化会导致结果大相径庭。但现实情况往往是人们不会按顺序一个接着一个地进行决策。尽管大范围意义上也会有决策先后之分，但局部来说，决策是同时的。引入行动临界点模型恰恰能体现行动既可同时又可分先后进行的原则——行动临界点相同或相近的行动者几乎同时决策，而对行动临界点差距大的行动者来说，行动临界点小的行动者先行动。这种按行动临界点大小来决定行动顺序的方法也避免了强加一个外生给定行动顺序的弊端。此外，Bikhchandani等的研究使用了一个“信号”概念，而这个概念在集体行动尤其是社会预言自我实现的集体行动中并不是必需的，所以也无须引入本研究。

与本研究类似的是，Bikhchandani等的研究与格兰诺维特的研究（Granovetter, 1978）都利用了这样的假设——行动是一次性的，不可撤回的。这也是本研究模型的基本假定。Macy（1991）的研究并没有这样的假定，而是放松了条件。但这需要用模拟手段来完成。

Blume和Durlauf（2001）则将效用函数分成个人部分和集体部分。个人部分带有随机项，而集体部分则是负值：个体与其他人差异越大则其值越小，即负数的绝对值越大。将个人效用（其中包括随机项）、集体效用放在一起，把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作为趋同的激励，成为集体行动的驱动力。这种研究路径是经济学中常用的，假设和结论都是严格的。尽管这种严格的数学研究路径是社会学应当学习的，但是其过程理解起来较为复杂，不易操作，而且即使复杂的模型假设也未必能完全抓住行动者差异迥然的情况（也就是强烈的异质性）。

十 总结和讨论

本文研究的是集体行动范畴内社会预言的自我实现问题，是两个现象——集体行动和社会预言的自我实现——的交集。集体行动是广泛存在的。社会预言的自我实现有自己的多种表现形式——心理学意义上的，教育学意义上的，社会学意义上的。二者的交集就是本研究的研究对象。

以行动临界点模型作为集体行动的研究方法，考察社会预言对理性行动者的行动临界点的影响来考察社会预言借助集体行动从而自我实现的过程，是本研究的核心。研究发现，关于时髦产品的预言通过提高人们对时髦产品的效用来降低行动临界点，从而引发购买时髦产品的集体行动。但同时也讨论了当时髦产品拥有者过多而给拥有者带来负效应的时候，人们可能忽略行动临界点而始终不购买。这取决于人们对效用的定义和对集体行动最终规模的预期。

挤兑现象是预言的自我实现中最常被提及的。挤兑现象没有显著的可以求解的行动临界点，但行动临界点却随着其存在区间范围的变化而变化。当行动临界点的存在区间被压缩的时候，对同一个行动者来说，其行动临界点也随之变小。谣言就是让人们认为行动临界点的存在区间缩小而使听信谣言之人的行动临界点变小，从而引发挤兑。

比较两种情形的异质性和同质性，可以看出，同质性往往使集体行动的结果趋同——或者不发生集体行动，或者在短时间之内发生参与率很高的集体行动。

文章最后讨论了已采取行动的个体数量或比例的信息传播问题，并说明利用随机过程的泊松过程矩阵可以通过修改参数从而将社会结构引入，继而更好地体现真实的社会场景。

总体来说，研究社会预言对集体行动的效果时从行动临界点切入分析是方便且具有解释力的。但研究的不足之处是行动临界点模型本身是简略的，而现实的社会情况往往更为复杂，这种复杂性被掩盖在模型背后。也就是说，尽管行动临界点模型简洁明了，但是背后却有很多情况被简化甚至省略。尽管任何研究都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是今后如果可以利用行动临界点模型这个研究工具将更多的影响因素纳入考量从而进一步完善对真实情境的模拟研究，在提升解释力的同时又不失简洁，那么我们对社会预言自我实现的理解将会更加深入。

参考文献

罗伯特·K．默顿，2001,《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林聚任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詹姆斯·科尔曼，1999,《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Bikhchandani, S. , David Hirshleifer, and Ivo Welch.1992. A Theory of Fads, Fashion, Custom, and Cultural Change as Informational Cascad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0（5）.

Blume, L. and Steve N. Durlauf.2001. The Interactions-Based Approach to Socioeconomic Behavior. In Social Dynamics, edited by Durlauf, S. N. and H. Peyton Young. Cambridge:The MIT Press.

Granovetter, M.1978. Threshold Models of Collective Behavio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6）.

Macy, M.1991. Chains of Cooperation: Threshold Effects in Collective Ac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6）.

Thomas, W. I. and Dorothy S. Thomas.1928. The Child in America: Behavior Problems and Program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