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政治学

制定我国海洋战略的“陆情”分析

徐祥民

摘要：海洋战略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子战略，中国海洋战略一定是立足于中国海情和陆情的设计。研究海洋战略不应忽略陆情。对我国陆情的基本估计是，我国国土既广大又不足。在陆地资源不足的陆情条件下，在资源依赖型的发展模式下，研究者和决策者自然选择了向海洋要资源，选择了以海洋资源开发为核心内容的海洋战略。这是顺理成章的选择，但同时又是值得质疑的选择。

关键词：海洋战略 陆情 海情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中国海洋战略，尽管不同的学者对它的理解有所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中国“国家战略”的子战略，是服务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亚战略。中国海洋战略一定是立足于中国海情和陆情的设计，就像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设计不能不以我们国家的海情和陆情为依据一样。一个国家的海情和陆情，或者把二者的顺序颠倒过来，陆情和海情，是制定或调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包括海洋战略的自然基础。脱离海情、陆情这个自然基础的海洋战略，不管标注为哪个国家的战略，都只能是纸上谈兵，或者是闭门造车。

从以往的海洋战略研究的状况来看，学者们没有忽略中国的海情，甚至世界的海情，但是，我们似乎需要提醒自己，自觉地把自己的研究同中国陆情和整个国家的包括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等国情结合起来，把自己对中国海洋战略的研究建立在对中国陆情的全面把握的基础上。中国海洋战略研究的任务绝不仅仅是回答如何发展海洋事业的问题，而是要给作为中国发展战略构成要素的海洋战略设计一个有所依有所托的系统答卷。

那么，从制定或调整国家海洋战略的高度看问题，我国的陆情是怎样的？我们又应如何对待我国的陆情呢？

一 研究海洋战略不应忽略陆情

中国人一向以中国“地大物博”自夸。陆地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曾经是一代又一代人引以为傲的庞大数字，而这个数字所包含的国土上的丰富物产也支撑着中华儿女的民族自豪感。我们是这块土地的儿女，是这方水土养育的精灵，为了这份荣耀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家园；为了谋划我国的海洋战略，我们需要数一数自己的“家当”。在细心地数过自己的这份“家当”之后，我们发现，其实我们的家底并不太厚，“余钱剩米”并不多。

以往绝大多数的海洋战略、海洋发展战略思考都是直接关于海洋事务的思考，是立足于海洋的思考。这样的思考，如果不是忽略了陆地，而是在充分考虑了陆地的基础上，在对陆地信息做了“置而不论”或“知而不述”的处理之后展开的，应当受到赞赏。如果认为海洋战略只是海洋事业发展战略，对这样的战略的思考或规划不应涉及陆地，或不应太多地受陆地事务、情况等的“拖累”，甚至应避免受困于可能远比海洋信息更丰富的陆地信息，那么，这样的海洋战略思考一定是不成功的。

马汉曾把“影响一个国家海上实力的主要因素”归结为六点，其中包括“地理位置”和“领土范围”。虽然这两者都是“原因”，但它们也是做战略规划的人所不能忽视的。马汉谈道：“如果一个国家处于这样一个位置上，即既用不着被迫在陆地上奋起自卫，也不会被引诱通过陆地进行领土扩张，那么，由于其面向大海的目的的单一性，与一个其四周边界皆为大陆的民族相比，它就具备了一种优势。”他做如此假设意在说明这样的国家具备“提升”“海上军事力量”的“优势”，但他也无意中揭示了这样的道理，即陆地情形对国家战略具有决定作用，至少具有明显的影响力。那些不具备他所假设的那样的地理条件的国家，由于存在“被迫在陆地上奋起自卫”的需要，便不会把更多的国家力量投放到海上。美国学者罗伯特·阿特为美国设计了一个“外交政策目标加军事战略”的“选择性干预”大战略，其前提性判断是“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行为体，而且在未来几十年里依然会维持其超级大国的地位”。也就是说，他的大战略设计是以其对美国基本国情，包括美国的国际地位的全面了解和清晰判断为前提的。

如果说罗伯特·阿特为美国设计的“大战略”主要是军事战略，而他是明确地把他的军事战略建立在对美国国情的全面了解的基础之上的，那么，我们注意到，马汉则是明确地把海权思想、海权主张当成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国家战略的核心。从他的海权论中我们能够得到的最大的教益是，海权是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相反——国家战略是海权的组成部分，是海权服务于国家战略，而不是国家战略服务于海权。让我们重温一下马汉的若干论述。他的名著《海权论》开篇便称：

“即使不能说全部至少也是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海权的历史乃是关于国家之间的竞争、相互间的敌意以及那种频繁地在战争中达到顶峰的暴力的一种叙述。”

这段话可以说是对海权的毫无保留的讴歌，但是，马汉对海权的好感，对海权的重要性的充分肯定和热情讴歌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海权服务于国家战略。在这短短的一句话中包含两个认识对象，一个是“国家之间的竞争、相互间的敌意以及那种频繁地在战争中达到顶峰的暴力”，另一个是“海权”，而这句话所表达的作者的思想是关于这两个认识对象之间关系的一个判断，即后者是对前者的“叙述”。尽管海权是那样值得称颂，尽管海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家之间的竞争”的胜败，但在这两者之间，毕竟是海权服务于“国家之间的竞争”，海权叙述“国家之间的竞争”的历史，而不是相反。按照眼下研究者们的表达，如果存在一种“海权战略”，那么这种战略一定是远比海权更丰富的“国家之间的竞争、相互间的敌意以及那种频繁地在战争中达到顶峰的暴力”等的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一定是服务于整体的国家战略的一种战略安排。马汉接着说：“海上商业对于国家的财富及其实力的深远影响，早在这些千真万确的原则昭然于天下之前，就已被洞察秋毫，而正是这些原则指导着其增长与繁荣。为了使本国民众所获得的好处超越寻常的份额，有必要竭尽全力排斥掉其他竞争者：要么通过垄断或强制性条令的和平立法手段，要么，在这些手段不能奏效时，诉诸直接的暴力方式。”这里更为关键，也是更具有目的价值的是“国家的财富及其实力”。国家的基本战略目标是“国家的财富” “实力”，是赢得“国家的财富” “实力”的“海上商业”，是“国家的财富”“实力”“海上商业”的“增长与繁荣”。更具体一点说就是“使本国民众所获得的好处超越寻常的份额”。至于“排斥掉其他竞争者”，不管是用“和平立法手段”，还是用“诉诸直接的暴力方式”，那都是工具性的，都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是实现国家总的战略目标的战略部署。

马汉笔下的海权、今天我们面对的海洋战略或者海洋发展战略这个选题，说到底都是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都只有在成为国家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时才能发挥指导国家战略选择的意义，才具有战略研究的价值。而要使我们所规划、设计的海洋战略具备融入国家战略之中的条件，必须把我们的设计建立在对国家整体，而不是局部的了解的基础之上。我们的设计越是贴近国情，其合理性便越强，与国家应当选择的国家战略便越接近。“贴近”国情的任务，对于研究海洋战略的人来说，主要在于了解陆情，因为海洋研究专家们往往都是对海洋的了解多于对陆地的了解，甚至由于专心深入研究海洋而忽略陆地。

战略研究者在对海洋、陆地等国情充分了解的前提下可以选择以海兴国的战略，也可以选择陆地自强战略。这是两种不同的国家战略，这两种战略包含对海洋的两种不同的态度。对海洋的不同态度可以产生不同的国家战略，同时，自然会造成不同的海洋战略。海洋兴国战略把海洋当成国家兴盛的必由出路，对海洋的这种态度可能创生海洋霸权战略、海运通道战略等。陆地自强战略不认为海洋对国家的兴衰有太大作用，在对海洋的这种态度的影响下，国家的海洋战略选择可能是闭关锁国战略、仅收取鱼盐之利战略等。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海洋战略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对待海洋的问题，是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对海洋如何定位的问题。

二 对我国陆情的基本估计

法国学者谢和耐在其所著《中国社会史》中有对“中国的地域和居民”的专门概括。他说：

“中国的社会史涉及到了一片非常辽阔的地域……它们从西伯利亚延伸到赤道，从太平洋沿岸一直到达欧亚大陆的腹地。这样辽阔的地域在地理背景中具有一种很大的差异性和一种综合性的结构……这就是大陆整体性的群山特征，在西南由于神奇的特大群山和辽阔高原的衬托而更加突出了，它们是由自兴都库什到印度支那半岛和喜马拉雅山麓的起伏地带以圆弧状形成的；辽阔的草原（更确切地说是牧场）被沙漠分隔开了，而沙漠戈壁又覆盖了包括西伯利亚森林和华北耕作区之间的辽阔地带；由大河大江的冲击层形成的肥沃平原（满洲的松花江和辽河盆地、覆盖了30万平方公里的华北中央大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广州地区的平原、越南的红河盆地和印度支那半岛上的其他冲击层平原……）；从阿穆尔河（Amour，黑龙江）入海口到马来半岛所延伸的漫长海岸线、从日本群岛直到地域更加辽阔的印度尼西亚岛屿（菲律宾、婆罗洲、苏拉威西、印度尼西亚和苏门答腊）存在着延绵不断的一大串大大小小的岛屿……中国既是西伯利亚式的严寒和隆冬地区，又是赤道带的潮湿和闷热地区。”

这虽然是从社会史的角度对中国地域的描述，而且被描述的地域“远不是完全相同的”，即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是不完全相同的，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地域的广大。

然而，如此广大的地域，在今天，却并不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自豪感——那种在小学阶段、中学阶段时常在心头泛起的豪迈、气壮山河、信心十足、站在泰山之巅“一览众山小”的感觉。这是因为另外一些数字足以抵消由地大物博带给我们的喜悦。以下这则统计资料反映了我国的资源赋存在以人口为被除数时是多么微不足道。

“人均占有陆地面积仅0.008平方公里，远低于世界平均0.3平方公里的水平……全国多年平均淡水资源总量为28, 000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均占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矿产资源总量丰富，潜在资源价值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的一半，居世界第18位。据对45种主要矿产（占矿产消耗量的90%以上）对国民经济保障程度分析……进入21世纪……有1/2不能满足需要，矿产资源将出现全面紧缺，有些资源还会面临枯竭的局面。”

尽管这已经是1996年的数字，但它们却足以说明问题，因为在经过了近20年之后，这些数字所反映的问题只会比那时更加严重。毫无疑问，“人均占有量”会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变小，而1996年以来的中国人口一直在增长。尽管有些估计可能不够精确，因为对“资源总量”的估计受勘探技术等的影响，而勘探技术会随着我国整体科技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会跟随西方发达国家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提高，但是，发现毕竟不能代替赋存，再先进的勘探技术也无法“无中生有”。

三 在陆地资源不足的“陆情”下应当做出怎样的战略选择？

近代以来的人类发展历史，尤其是后来被称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史，都可以概括为资源依赖型发展的历史。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从总体上看，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不能摆脱资源依赖型的发展模式。而我国陆地蕴藏资源短缺的情况决定了，依赖这些资源是难以寻求大的发展的。这就是我国的陆情，这就是让我们的自豪感大打折扣的关键因素。

面对这样的陆情，我们怎样选择国家的发展战略？

首先，选择的前提。当前中国的基本战略是发展。1978年12月22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宣布：“全会决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既是一个庄严的承诺，也是一个战略性的决策，是由此以来的全部中国战略安排的基础，也是后来的中国发展战略的核心。1979年的“四中全会”重申了“三中全会”的承诺，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任务”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1981年，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历史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进一步肯定了“三中全会”确定的基本方针：发展经济，建设现代化国家。《决议》指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决议已经变成了党和国家行动的指南，变成了国家发展战略安排的基本指导原则。党的十二大把这个指导原则变成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体指标：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一九八〇年的七千一百亿元增加到二〇〇〇年的二万八千亿元左右。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小康目标”。

如果说“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实施着某种国家战略，那么这个战略无疑可以概括为发展战略，或者叫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最近30年的工作的确是贯彻了中国共产党确立的新时期建设的方针，也在持续实施着那个被我们称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治国方略。以下是几个事例。

1988年，李鹏在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对过去五年的工作所做的总结第一项就是“国民经济实力继续得到显著增强”。其主要标志是“国民生产总值1987年达到1092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11.1%……国民收入1987年达到915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10.7%。国内财政收入1987年达到2243.6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2.9%; ……粮、棉、钢、煤、电、石油、化肥、水泥、化纤、纱、布等主要产品的产量，以及交通运输量，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这不能不说是积极贯彻经济发展战略所取得的成就。这次的《政府工作报告》对自1988年起的“今后五年建设和改革的目标、方针和任务”做了如下规定：

“在这五年里，我们要加快和深化改革，推动生产力发展，实现第七个五年计划，制定和实行第八个五年计划。到1992年，力争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使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5500亿元左右，平均每年增长7.5%左右。”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分析，“实现了这个目标，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将比1980年增长1.7倍，这样就可以为在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打下牢固的基础”。

再让我们看一看“十五”规划执行的情况和“十一五”规划。温家宝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了“十五”期间取得的成就——

“2005年与2000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7.3%，年均增长9.5%；财政收入增长1.36倍，年均增加3647亿元。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斐然，在水利、能源、交通、通讯等领域建成或新开工一大批重大工程。经济社会信息化程度迅速提高。”

“五年来，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实际增长58.3%和29.2%。城镇新增就业4200万人。住房、通讯、汽车和服务消费大幅度增加。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加快发展。”

没有大发展，哪有这般的大成就？没有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坚定不移的贯彻实施，哪有如此巨大的建设成就？那么，这次的人代会又确立了或者说批准了怎样的发展目标呢？可以概括为一个数字：“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5%”。这个数字意味着超过“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的目标。

其次，我们应当怎样发展。也就是说，在明确我国陆情的前提下，在一个资源依赖型的发展模式之下，我们应当怎样解决资源不足与远大的发展目标之间的矛盾？发展是确定无疑的，而且发展目标是规模宏大的，从而资源消耗，包括自然资源消耗，社会发展空间条件、容纳发展“副产品”的能力资源等的消耗是巨大的。在这个确定无疑的目标和难以改变的发展模式面前，我们能够做出的唯一选择是到陆地之外找资源。

我们说海洋战略就是海洋在国家战略中的定位，海洋战略的内容决定于在国家战略中如何对待海洋，那么，在我国的发展战略中，海洋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按照我们对国家发展战略与中国陆情关系的分析，海洋在我国发展战略中应当发挥补陆地资源不足的作用。在我国总体发展战略下，假如可以叫作如前所述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海洋战略应当就是海洋资源开发战略。

《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以下简称《海洋议程》）正是选择了这样的战略，至少是把这样的选择当成海洋战略的重要内容。《海洋议程》在指出我国陆地资源不足的情况之后这样写道：

“要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现有陆地资源开发形势将更加严峻。然而海洋中有丰富的多种资源，有可能提供巨量财富：（1）中国海岸线长度、大陆架面积、200海里水域面积，在世界上排在第10位以内，在全球范围处于优势资源；（2）港湾资源和出海通道是国家战略资源，利用优良港湾建设港口，保护和开辟更多的出海通道，利用全球航道发展对外经济联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3）中国海域已记录海洋生物20, 278种，30米等深线以浅海域面积约1.3亿公顷，利用浅海发展增养殖业，建设海洋牧场，可以形成具有战略意义的食品资源基地；（4）海盐占全国原盐产量的70%以上，海上油田可以成为油气田的战略接替区，海水直接利用有可能代替沿海地区70%以上的工业用水，这些都是行业性的战略资源。”

《海洋议程》得出这个结论的逻辑过程非常简单：发展需要更多的资源，陆地无法提供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而海洋里蕴藏着丰富的资源，所以，为了解决发展所需要的资源问题，国家应当开发利用海洋资源。这是《海洋议程》的结论，也是我们基于对发展与资源供给关系、陆地资源赋存状况的分析所期待的合乎逻辑的结论。

然而，它却又是一个值得质疑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