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海洋强国发展之路及其启示

宋宁而

摘要：日本的海洋强国发展之路经历了“海洋渐强而国不强”的第一阶段、“海洋强以促国强”的第二阶段、“海洋强以复国强”的第三阶段和“海洋强以标榜国强”的第四阶段。日本海洋强国之路既符合世界大国从海洋发迹而成为强国的一般发展规律，也有着其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固有特点。探析日本强国之路可知，以“海洋强”为手段致力于“强国建设”才是海洋强国的正确路径；海军是海洋开发活动的守卫者，海洋开发活动才是建设海洋强国的核心任务；日本历史已证明，不符合社会发展真实需求的海洋国家战略不会取得成功，但仍应警惕其可能对我国海洋强国建设事业及中日关系所造成的损害。

关键词：海洋强国 富国强兵 贸易立国 海洋国家论 海洋立国

自从党的十八大提出“海洋强国”这一国家战略目标以来，学界就展开了“如何实现海洋强国”的探讨。实现海洋强国要以史为鉴，也要以他国经验为鉴。追溯以往可知，世界大国的崛起几乎都始于海洋。这些大国既大致遵循“发迹于海洋，打开国际市场，赢得生存空间，并最终获得大国地位”的一般规律，又走出了各不相同的轨迹。把握各海洋强国的发展之路并加以借鉴，是我国建设海洋强国的必要前提。

一 日本海洋强国发展之路的研究价值

邻国日本堪称海洋强国，这一点从日本的国家崛起过程中清晰可见。这个孤悬于东海之外的岛国长期默默无闻，直到明治维新后崛起，国力日渐发达；在历经甲午海战与日俄海战后，海军实力开始令世界刮目相看，以至野心日益膨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发不可收，终因战败而几近覆灭；却又在二战后不久凭借“贸易立国”的国策重新振作，迅速跻身经济大国之林；直至近期，不仅对外愈发频繁、广泛、深入地插手各领域国际海洋事务，在钓鱼岛、竹岛（韩国称独岛）、北方四岛（俄占）等主权及其他海洋权益归属问题上与周边各国关系日趋紧张，同时对内加强海洋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海洋强国形象日益凸显。研究日本海洋强国发展之路，不仅可以为我国海洋强国建设提供借鉴，也会使我国在如何处理中日关系上得到启示，助推我国海洋强国建设顺利前行。

二 日本海洋强国的发展历程

日本的海洋强国发展之路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自古至江户时代的第一阶段、明治维新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二阶段、二战后的第三阶段以及进入21世纪后的第四阶段。

（一）“海洋渐强而国不强”的第一阶段

日本海洋强国的发展源头要追溯到古代，并历经中世，直至近世，这是日本海洋强国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可概括为“海洋渐强而国不强”。

早在大和时代，日本就已有遣唐使的派遣，与新罗、渤海国等海外诸国也有了交流，只是当时贸易并不兴盛。进入平安时代中期，发生在日本周边海域及内海上的战乱严重威胁到日本的稳定，特别是，濑户内海这一时期已成为沿海庄园贡品及其他商品的运输要道，同时更是首都近畿地区经九州西北海岸通往东亚海域各国的中枢航道，其安定与否事关国家兴衰，在武士势力逐步抬头的平安时代后期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平安末期，濑户内海被朝廷权臣平清盛的平氏一族纳入势力范围，平清盛在大轮田泊、牛窗、敷名泊等地兴建港口，整顿内海航道，促使当时的日宋贸易兴盛一时。

到了室町幕府时代，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向明朝派去使者，日明勘合贸易由此开启。到了室町幕府后期，武将织田信长统治日本后，开始积极开展与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及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南蛮贸易，并凭借这一时期从欧洲传入的火绳枪等武器在乱战中取胜。

到了近世的江户时代，江户幕府积极推动朱印船贸易，日本与中国、朝鲜、琉球、东南亚的贸易也因此兴盛一时。江户初期的御用商人河村瑞贤受德川幕府之命开辟日本列岛东、西海岸的两大航线，进一步贯通了濑户内海通向东海、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太平洋的航运路线。濑户内海的航运业正式进入黄金期。同时，内海沿岸很多港湾与潮间带得到了开发，开拓出大量新田种植农作物，并通过千石船、辩才船把农产品运往全国各地以做商品交换，环内海区域成了全国流通经济的枢纽。虽然此后幕府历代统治者开始逐步实行的海禁减缓了对外贸易的步伐，但日本航运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壮大已成大势所趋。

必须注意到，尽管到江户时代为止，以濑户内海为中心的海上贸易及其他海洋事业发展已趋繁荣，对国家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但直至德川幕府统治末期的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舰队驶入江户湾浦贺海面之时，日本也只是一个处于封建割据状态下的东海岛国，不仅无法与英、法、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海洋大国比肩，即使在东亚各国中，国力也不算突出。因此，至此为止的日本可谓海洋事业渐强，而国力仍不甚强，但也正是这一阶段的积累和发展，为下一阶段奠定了基础。

（二）“海洋强以促国强”的第二阶段

江户时代末期，日本惊悉一直被自己视作学习榜样的中国竟在鸦片战争中不堪一击；转眼间，美国军舰已兵临城下，德川幕府被迫签订《日美亲和条约》，这一系列事实的发生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海防危机意识。无论是当时的德川幕府，还是此后取而代之的明治政府，都坚信军备，特别是海防的近代化是那个时代日本生存的根本。自此，日本的海洋强国发展正式进入了“海洋强以促国强”的第二阶段。

海防脆弱和国力羸弱的危机感促使日本一些青年武士推翻幕府，将大政奉还天皇，并在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大兴改革，加速了日本海洋强国发展的进程。明治维新的目标是旨在促进日本现代化和西方化的所谓“脱亚入欧”，所实施政策的核心则是“富国强兵”。“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的一番诠释准确概括了这一政策的本质：“政府保护人民，人民勤于商业，政府战斗，人民获利，此所谓富国强兵是也。”福泽又进一步阐释道：“观今日文明发展之大趋势，战争是独立国家伸张权义之术，贸易则是一国国力生辉之征兆。”在福泽看来，“富国”与“强兵”是日本提升国力的两种相辅相成的手段：政府通过加强海防军力来提升国力，人民则通过通商贸易来增强国力。

“富国”国策具体落实下来就是“殖产兴业”政策，具体内容就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以各种政策为杠杆，用国库资金来加速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并且以国营军工企业为主导，按照西方的样板，大力扶植日本资本主义的成长。一方面需要继承并发展幕藩体制下的传统产业政策；另一方面又要国家强制力来进行自上而下的产业革命，对西洋产业技术和制度进行强行移植和培养。所实施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雇用欧美产业技术人员来日本负责产业技术开发，同时派遣岩仓使节团与留学生赴海外考察，学习产业技术；第二，为对抗外国商社，通过财政资金的援助，培养本国贸易商社，发展大型贸易金融机构；第三，对生丝与茶叶等特定产业进行针对性扶持，以实现出口；第四，利用江户时代末期形成的区域性商品市场，特别是以濑户内海沿岸区域为中心的物流系统与资金链，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性商品市场。引进海外技术，积累贸易所需资金，建立全国性商品市场，定向培养出口产业，这些围绕通商贸易展开的措施无疑是成功的，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起，工业革命席卷一切工业部门，而以纺织业为重点的轻工业发展得特别迅速，仅用了十年左右，日本已从棉纺织品进口国变成为一个棉纱出口国。日本俨然通过通商贸易实现了国力渐强。

殖产兴业的推行还产生了一些附带效果。政府的资金扶持政策使得一些商人得以迅速积累资本，他们中有些原本就是江户时代的御用商人，如三井、住友、鸿池等财阀；有些则是幕府末期动荡岁月里发家的新商人，如岩崎弥太郎、安田善次郎、古河市兵卫等。这些被称为“政商”的财团在迅速的资金积累与势力膨胀过程中，加速了日本政府开辟海外市场的步伐，并为这一行动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富国”的财富既然多多益善，“强兵”就是“富国”最好的利器，武力开辟海外市场是“富国强兵”国策实施的必然结果。

“强兵”的重中之重就是海军建设。这一举措可分为以下几方面。第一，大力发展造船业，建造战斗力精良的舰队。当时，三井、三菱、川崎等财团奉国家之命发展海运业与造船业，但所造轮船绝不限于货轮和客轮，更重要的是军舰，日本造船业从那时起就具备了明显的海军主导特点。第二是海军人才培养，这项事业早在明治维新前就已开始。德川幕府继1855年在长崎港设立海军传习所之后，1864年又设立了神户海军操练所，不仅培养海军军官，还开设海军工厂；1876年、1881年和1907年，此后的明治政府又分别建立海军兵学校、海军机关学校和海军经理学校，全面培养海军将校人才。第三，国家财政的全面支持。明治政府成立以来，专门聘请英国海军专家在海军学校教授技战术，明治天皇甚至带头节衣缩食，省下经费专供海军。日本海军军力由此迅速增强，他们一面励精图治，一面伺机而动，先后发起了侵略我国的甲午海战以及此后的日俄海战。

两场战争的胜利全面确立日本海上强国的地位，但也正是海军的这一系列胜利把日本逐步引上依靠军力开拓海外生存空间的侵略道路。海军不再是保护日本海上贸易和防御外敌入侵的守卫者，摇身变为侵略他国的先遣部队，从朝鲜到我国东北，再到整个中华大地以及东南亚各国，日本增强国力的方式不再是维护海上利益，而是通过海洋到达并控制彼岸大陆，妄图依靠不断扩张本国国土，成为所谓的“大陆帝国”。当扩张的野心膨胀到疯狂的地步时，迎接军国主义的只能是灭亡的结局。

（三）“海洋强以复国强”的第三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法西斯的彻底覆灭而告终，日本的海洋强国之路也由此走进“海洋强以复国强”的第三阶段。日本政府没有对战争中犯下的罪行进行必要的反省，却对军国主义给其国家利益造成的损害进行了一定的反思，最终在美国的占领与保护下，吉田茂的“轻军备、重经济”思想一举成为战后重建的指导方针。对这一方针最好的诠释来自吉田茂本人：“日本是一个海洋国，显然必须通过海外贸易来养活九千万国民。既然这样，那么日本在通商上的联系，当然不能不把重点放在经济最富裕、技术最先进，而且历史关系也很深的英美两国之上了 …… 这样做最简便而有成效。总之，这不外乎是增加日本国民利益的捷径。”换言之，吉田茂的强国战略就是在日美同盟大框架下为日本对外贸易往来与经济发展服务，以此达到恢复国力之目标。

有了明确方针的指引，相应的改革随即全面展开。除了修改宪法，改革天皇制、议会制、内阁制、中央集权制、司法制度等政治制度革新外，改革的重点还在于经济政策，特别是其中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的实施是有步骤的、计划性的，也往往是牺牲局部以保全整体的。从经济恢复期到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及此后的产业合理化调整期、结构转换期、经济全球化时期，日本每阶段的产业政策都带有明显的重点扶植倾向，是基于不同阶段目标有步骤进行的。显然，日本产业政策并非经济团体压力下的产物，而是主要依据国家发展的需要所采取的“行政指导”，因此当某一产业偏离发展需要时，如养蚕业等，牺牲该产业即成为必然选择。产业政策由负责国际贸易和国内产业发展的通产省制定，并由控制整个国家金融命脉的大藏省配合共同实施，最终收获了巨大成功，以生产出口商品来带动本国经济发展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基本形成，战后一片废墟的日本只用了10年多的时间便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期，并在20世纪60年代一跃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国力恢复速度之快甚至让西方媒体坚信，日本产业政策是个“阴谋论”。日本真正实现了“海洋强以复国强”。

（四）“海洋强以标榜国强”的第四阶段

经历了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以及1985年的“广场协议”，日本经济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反而因股价和地价的暴涨而在各项经济指标上达到了空前的高水平，但是由于资产价格上升无法得到实业的支撑，泡沫经济开始走下坡路。地价的急速下跌导致日本各大银行不良贷款纷纷暴露，日本金融遭受重大打击。政府实施的增支减税政策反而导致公共部门进入21世纪后债台高筑。此时日本业界又意识到，本国的信息技术早已大幅度落后于美国。自此，日本迎来了经济发展的长期不景气。虽然日本至今仍是经济实力全球第三、科技国力仅次于美国的毋庸置疑的经济大国，但本国经济的不景气和作为邻国的我国的和平崛起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加之冷战结束带来了世界形势的新发展和日本国内政治的新变化，追求“政治大国”“正常国家”的呼声渐涨，“中国威胁论”等言论也甚嚣尘上。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开始全面调整国家发展战略，海洋强国之路走到了以“海洋之强”来“标榜国力之强”的第四阶段。

这一阶段的海洋强国举动首先体现在“日本是海洋国家”的定位上。这一国家定位的论证由学界、政界、舆论界及经济界著名人士共同参与完成的，它是日本近期国家战略的指导思想。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当属以伊藤宪一为理事长的“财团法人日本国际论坛”所启动的为期四年的“海洋国家研讨小组”系列研究项目，他们在1999年、2000年和2001年连续推出三部集体著作，对日本政界及社会各界影响极大。在书中他们指出：“日本应该积极探索，强化海洋同盟——日美基轴的基础，遏制中国，通过强化东盟的坚定性，开拓建立东亚多元合作体制。如果能做到这一步，日本就实现了名副其实海洋国家的历史使命。”由此可见，日本要建设“海洋国家”就需要“依靠并拉拢”所谓“海洋国家”的美国和东南亚各国，来“遏制”进而“围堵”被称为“大陆国家”的中国，日本“海洋国家战略”的国际政治本质显露无余。

这一期间海洋强国建设行动也体现在“海洋立国”战略的顶层设计上。2005年，日本国家智库海洋政策研究财团在其提交给政府的《面向21世纪海洋政策提案》中明确提出了“海洋立国”的基本理念，以及制定法律与完善行政机构这两项“当务之急”。在这一建言下，2007年通过的《海洋基本法》成功描绘了“海洋立国”的设计蓝图。第一，横向的所涉领域涵盖了“海洋开发利用与海洋环境保全”“海洋安全确保”“海洋科学知识的充实”“海洋产业的健全发展”“海洋资源、环境、交通、安全的综合管理”“海洋事务的国际协调”等各方面，涉及国内及国际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系统，堪称齐全。第二，纵向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上，建立海洋综合政策本部，首相任本部长，内阁官房长官和海洋政策担当大臣任副本部长，除以上大臣外的所有国务大臣任本部成员。第三，时间上，规定了政府五年一度的《海洋基本计划》的制定责任，继2008年第一期之后，2013年的第二期已出炉，日本政府需要依据海洋领域相关情况的变化及时制定和调整相应国家规划。以上各项充分体现了日本政府为实现“海洋立国”所进行的系统化、层次化、统筹化设计。

该阶段海洋强国建设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频繁插手国际事务。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宣告冷战的终结，也使得原本隐藏在美苏两极对立世界格局之下的区域性宗教问题、民族问题等日益凸显，日本参与国际安全保障的机会逐渐增多。从1990年海湾战争到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再到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以及2009年至今的索马里亚丁湾护航，日本自卫队日趋活跃，发展其独立军事力量的意图十分明显。目前的安倍政府正在积极筹划修改宪法，力图赋予日本自卫队海外军事行动以国内法上的依据。此外，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也包括海洋科考、海洋捕捞等海洋开发活动。近年来，日本借“科研考察”的名义实施捕鲸，与世界禁止商业捕鲸的大趋势公然对抗；同时，强化北极考察，整修北极科考点，建造破冰船；日本“地球”号勘探船近年来连续刷新最深海底钻探的世界纪录；日本渔业船队航迹遍布北至格陵兰以南、南至南极半岛的世界各大公海海域，远洋渔业生产异常活跃。

近期日本海洋强国建设中最突出的问题当属与邻国间的海洋权益争端。日本与俄罗斯之间存在北方四岛（俄占）的领土争议，与韩国之间又有着竹岛（韩国称独岛）领土纷争，围绕我国领土钓鱼岛主权的争端无疑已是近期中日关系的焦点。近期，日本海上保安厅的经费一再增加，自卫队则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公然进行“夺岛”联合军演。显然，日本不惜以破坏东亚海域安定为代价，来实现他们所要的“海洋强国”。

这一阶段，日本战后“轻军备、重经济”的务实精神已远去，取而代之的是在国际海洋事务的方方面面表现强硬，制造争端，以海洋之“强”掩盖一些领域的国力之“弱”。正如“海洋立国”这一提案所表述的，海洋既为“立国之本”，则以“海洋强”来“标榜国强”就顺理成章了。

三 日本海洋强国之路的发展特点

回顾日本的海洋强国之路，以日本历史经验为鉴，既能有助于验证世界海洋强国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可借此洞悉日本特有的发展特点。

首先，从以上四个阶段的发展历程来看，日本海洋强国之路符合世界大国从海洋发迹而成为强国的一般发展规律。在第一个发展阶段完成之际，日本认识到海洋对经济、政治、文化的重要性，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又痛感海防之羸弱，于是在下一阶段通过强化军备的“强兵”和殖产兴业的“富国”一跃而成东亚强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贸易立国”的战略思想成功引导日本崛起为经济大国；进入21世纪后，虽然日本政府推行的“海洋立国”战略政治色彩浓重，但有效的顶层设计方案客观上对提升日本的军事力、科技力和经济力有着助推作用。可见，日本确实是发迹于海洋而国力变强的。

其次，日本各阶段的海洋强国战略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日本海洋开发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国家战略得以成形的决定性因素。海民群体在列岛社会有着悠久的历史，正是这些从事渔业、盐业、水运业、海商业，或以海上掠夺及获取海洋资源等方式为生的海民群体在近代之前开创的海洋事业为明治维新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富国强兵”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幕藩体制下的海民社会力量完成的；明治时代后期开始的对外扩张，一个重要的推动力正是来自那些在“殖产兴业”中成功崛起的“政商”，他们依靠政府力量迅速积攒财富，成为财阀，对更多财富的渴望促使这些利益集团动用其政治影响力，加速了日本从自强者向侵略者的转变；二战后的日本政府之所以提出“贸易立国”的发展战略，正是当时的执政者基于社会发展需求做出的明智判断：战后复兴的唯一路径就是制定有效的产业扶持政策，通过产品出口来振兴产业经济，实现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近期的“海洋立国”战略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日本特定利益集团助推的产物，但也不能否认，日本渴望走出泡沫经济阴影，重现战后经济奇迹，并希望在海洋技术力、经济力等各方面走在世界前沿。

再次，历史经验证实，已成形的海洋强国战略对列岛社会海洋事业的发展有着引导、助推的巨大影响力，明治维新和二战后的重建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社会的产业振兴和经济繁荣，但历史同样告诉我们，极端、片面的海洋强国战略只会对列岛社会的发展造成致命伤害。明治政府推行“富国强兵”国策的初衷是抵御西方列强，为列岛社会的自强不息指明方向，但这项国策推行之初就已确立的“国家要通过强兵来维护国力”的精神却因此后几次海战的日方胜利而被过分强化，进而“神话”，日本当时的执政者最终忘记了保护国民的初衷，在军事扩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同理，二战后，日本政府对其“应以海上通商贸易为立国之本”的判断是准确的，可正因为吉田茂及此后的执政者共同创造的“海上通商国家模式”为日本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一执政理念中的“海洋国家论”才会如此深入人心，以至此后屡屡被当作理论工具，用以“全盘反思国家战略的前提和政策基础”，以及与同样是所谓“海洋国家”的英、美、东南亚各国结盟，以达到围堵、遏制被称为“大陆国家”的中国的国际政治目的。对抗中国或许能给日本社会营造“日本依旧国力强大”的心理慰藉，或许会满足日本某些特定集团的政治利益，却绝不会对日本国力提升带来任何实质性帮助，反而可能对日本强国之路造成难以逆转的损害。这一点，只需看日本政府在一手制造所谓“钓鱼岛国有化”风波之后，日本对华贸易所遭受的巨大损失就已不言自明。

四 日本海洋强国之路的启示

探析日本海洋强国之路启示良多，既有值得我国借鉴的经验，又不乏需引以为戒的教训，更启迪了我国在海洋强国的建设过程中所需具备的、关于如何处理中日关系的认识。

启示首先来自对“海洋强”与“国力强”之间关系的认识。“海洋强国”一词大致可做三解：“海洋强大的国家”，即海洋强大是目标；“以海洋致国强”，即海洋强大是手段，目标是强国；“海洋强大的国家+以海洋致国强”，即海洋强大是阶段性目标，同时也是强国的手段。历史上，日本列岛海洋事业渐趋繁荣，但那时的“海洋强”主要是就海洋经济对国家的重要性而言的，幕府统治下封建割据的日本既缺乏足够的海防力量，也谈不上国强；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败北和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带给了日本强烈的危机意识——海防与通商双双强大才是那个弱肉强食时代中国家生存的根本保障，“海洋强”由此被确立为达到“国力强”的手段；这一手段的施行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它的作用和地位被无限放大，被战胜冲昏了头脑的日本统治者们竟把“海上军事力量的强大”等同于“帝国的国力强大”，最终给世界各国人民，也给其国民带去了深重的灾难；战后的日本执政者意识到过分夸大“海上军事力量强大”的危害性，提出了军事依赖美国、集中精力发展出口贸易的“海上通商国家模式”，此时，“海洋强”又一次成为提升国力的手段；但也正是战后迅速崛起的经济奇迹赋予日本国家上下以“日美同盟才是日本强国保障”的深刻印象，再加上明治时期日本的崛起一直被认为应归功于“日英结盟”，于是就此得出“日本是海洋国家，所以必须与同为海洋国家的英美结盟”的结论；当日本政府确立“海洋立国”战略之时，海洋已成为强国的根本，“海洋强”成了“国力强”的代名词。

从日本历史经验中可知，当日本把“海洋强”作为“国强”的手段，施行“以海洋致国强”的发展战略时，每每能够收获成功，明治维新后的崛起以及二战后的复兴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可是，当日本把“海洋强”等同于“国力强”，以“建设海洋强大的国家”来置换“建设强大国家”的概念时，却会屡屡受挫。明治时代后期的军国主义道路几乎给日本带来灭顶之灾，现如今日本在其周边海域所挑起的种种争端也只是在自寻麻烦。虽然，特定阶段中，日本政府的初衷是把“成为海洋强大的国家”当作“强国”的阶段性目标，但从后来的发展来看，这往往导致一国上下因沉浸在“海洋强”的自我陶醉中而忘记发展的最终目标，以至在强国之路上迷失方向。

以邻国之史为鉴可知，“海洋强大的国家”不应成为我国海洋强国建设的最终目标，甚至不应成为这一事业的阶段性目标，只有以“海洋强”为手段致力于“强国建设”，才是建设海洋强国的正确路径。21世纪之所以常被称作“海洋世纪”，是因为随着人类海洋开发能力的提升，海洋中可为人类社会所用的利益越来越多，以海洋为手段、载体、平台和对象进行生产与生活，人类社会可以获得更多的福利。当今世界各国纷纷制定海洋战略，为的也是在这个海洋大开发的时代里赢得更大的国际竞争力，获得更多的国家利益。“强国”既然是目标，“海洋强”，更准确地说是“强大的海洋开发能力”就只能是建设强国的手段和路径。日本的经验教训我们应当谨记。

此外，启示同样来自对两种不同的“海洋强”的关系的认识。纵观日本海洋强国之路可知，该国的“海洋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大的海洋军事力量；二是强大的海洋经济力量。从日本历史上这两者的关系来看，当前者占据主导地位，后者服从调整时，国力只会衰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就是最好的证明；相反，当前者服务于后者，后者占据主动优势时，国力会逐渐强盛，明治维新初期的成功是“强兵”服务于“富国”的结果，二战后的崛起也受惠于“轻”军备发展，“重”通商贸易。当前，我国各领域海洋事业发展迅速，强大的海军是推动这项事业顺利进展不可或缺的保障。但建设强大海军的目的应是为海洋事业的顺利发展保驾护航，海军是我国海洋开发、利用实践活动的坚实后盾，而海洋开发活动本身才是建设海洋强国的核心任务。

最后，启示也来自如何在两国同时推行海洋强国战略的时代中正确认识和处理对日关系。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两国政府都对海洋事业倾注了更多的力量，也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重视海洋。同时向海洋用力的海上相邻两国，在资源利益分配、活动规则制定等问题上发生摩擦不足为奇，重要的是能够建立一整套稳定的双边关系处理机制，而制定这一机制的前提就是正确认识日本海洋国家论的本质及其今后走向。

必须看到，日本每次国力提升的成绩都是顺应本国海洋开发事业的社会需要的结果，相反，明治时代后期所出现的迷失也正是违背本国社会的真正需求所致。日本本就具备海洋开发活动的良好社会基础，明治维新的成功更是令日本各领域产业蒸蒸日上，但“富国强兵”这一充满诱惑力的国策却不但没有立足社会，反而通过不断加强的殖民经济、战时体制等政策瓦解了本国的海民社会基础。

今天的海洋国家论也是如此。一些人利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的衰退和我国近年来经济的持续性增长所造成的日本社会心理落差，借着“海洋国家”这一理论工具，来制造“中国威胁论”，把我国的和平崛起歪曲成对日本的威胁。可是，我国的发展从不曾，将来也不可能是日本社会发展经济的威胁。事实是，日本有着大量在华企业，它们的发展情况普遍良好；日本的企业也承接着大量的对华业务；我国国民日益强大的购买力是日本旅游业、电器业及其他产业赢利的重要支持；日本对我国的贸易依赖程度要远高于我国对日的依赖。中国的崛起是日本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保障。相反，日本政府的态度和行为却每每伤及其自身社会经济的发展，野田政府不计后果的“购岛风波”不仅给日本在华企业带来了实质性的巨大损失，更动摇了日企在中国这个大好市场发展事业的决心，原本就在泡沫经济崩溃、金融危机、海啸地震、核能污染中艰难行进的日本产业又一次遭受了原本完全可以避免的重创。安倍政府不承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的态度更是让中日关系时刻处于紧张状态之中，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建设海洋强国的最终目的是提升国力，造福社会，如果违背社会利益的真实需求，那么不仅会将日本社会引入歧途，而且最终也必将为社会发展的洪流所摈弃。

面对中日关系发展受阻的局面，我们一方面应树立信心，坚信日本海洋国家论中那些违背社会发展真实需求的部分最终会为时代所抛弃；另一方面也要警惕，日本政府的态度与行为确实有着极大的危害，历史上两国长期共同努力构筑的中日友好平台会因日本政府不负责任的言行而倒塌，我国海洋开发、保护和利用的各项事业的进程也会因此受阻。我们应制定坚决的、理智的、多元化的应对策略，最大限度避免以上损失。此外也应将日本政界的言行与中日两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事业进行明确区分，日本依旧是我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日本的社会、文化事业依然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方面，如果因政府的不当言行而连带民间交流停滞不前，日本国民固然受害，我国社会发展无疑也会被累及。海洋强国，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