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传播》:文章写作的历史纵深与理论独创
演讲嘉宾:胡智锋(《现代传播》主编)
我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跟各位主编、同学进行交流:第一个方面,简单介绍一下《现代传播》刊物的历史脉络和刊物追求;第二个方面,谈一谈《现代传播》刊物的选稿标准和我们的一些基本判断;第三个方面,就我对当前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术研究的一些思考和大家进行交流。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现代传播》刊物。《现代传播》杂志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核心期刊,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就刊物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创刊至今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9—1990年,即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这是《现代传播》杂志的主创和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杂志的总体定位是为北京广播学院(后改名为中国传媒大学)的教学服务,以反映北京广播学院和广播电视界的教学和研究成果为主,主要职责是面向校内,这是那个年代高校学报普遍存在的特点。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特点,导致当时刊物所选的论文较为驳杂。我曾经翻看过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现代传播》杂志所选登的文章,大量文章跟传媒研究无关,或者相去较远,比如体育、外语、思想政治等学科领域的论文。有些文章尽管属于传媒研究的范围,但是很多属于课堂教学探索,比如播音主持发声教学等。总之,当时的刊物明显反映了那个时期作为北京广播学院学报的一个特点,即为学校的教学工作服务。1979年创刊时,我们的刊物是一年四期的季刊。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1985年、1986年之后,刊物逐渐由季刊改成双月刊。在这个刊期变化的过程中,刊物逐渐加厚,但总体上仍是为北京广播学院的教学工作服务,反映教育教学成果。
第二个阶段比较重要,是刊物大规模向外拓展的阶段,时间大概从1991—1997年。这个阶段,出现了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现代传播》杂志的前任主编朱光烈。朱光烈老师有强烈的事业心和热情,是一个有思想家气质的主编。自他担任主编以来,《现代传播》杂志开始积极地向外拓展。在第二个阶段我们的刊物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转型,第一个是刊物改名,在此之前,我们的刊名就叫《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4年,朱老师提出把学报改成《现代传播》刊物,把内向型的学报改成外向型的学术期刊。从长远发展来看,这次刊物改革力度非常大,并且非常值得肯定,这一时期也成为刊物从内向型转为外向型的重要阶段。第二个转型就是大规模采用外稿,特别是发起了若干场重要的学术论争,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如朱老师发起的一场推翻17世纪培根时代“知识就是力量”说法的活动,提出“文化就是力量”,即反对机械的专业主义,而强调更综合的“文化至上”这样一个理念,在当时引起了很激烈的论争。另外,在当时互联网刚刚进入中国,只在比较高端的专业领域出现时,朱老师就提出“信息高速公路将我们化为泡沫”,认为传统的新闻业将被取缔。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回过头来看,朱光烈老师当年发起的这些论争的确是振聋发聩,具有前瞻性。在这一阶段,为了加快刊物的外向拓展,朱老师拜访钱学森、钱伟长、费孝通、汤一介等一些中国学术界的前辈和大家,请他们写文章,一时间,《现代传播》成为中国学术大家思想汇聚的平台,知名度、影响力快速提升。这是第二个大规模向外扩展阶段。
1997年底,我接任《现代传播》的主编,对《现代传播》提出了新的定位,即以传媒学术定位。我是在对刊物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完整的梳理后提出这样一个定位的。我认为在之前的发展过程中,第一个发展阶段刊物定位过于内向,当时的刊物太注重对学校教育教学成果的反映,而刊物的学术性质不够;第二个发展阶段刊物定位又过于外向,太注重外界的社会反响,试图变成一个社会文化期刊,而刊物自身的内涵以及品质还不明确。我当时分析,首先《现代传播》是一个学术期刊,而不是一个社会文化期刊,所以我们在向外拓展的过程中,在短期提高刊物的知名度、影响力上是可以的,但是必须回归到学术期刊这个定位。与此同时,《现代传播》不仅仅是一本学术期刊,它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的学术期刊,一定要体现出广播学院的特色,所以当时我们确定刊物的定位是以广播电视传媒研究为核心的传媒学术期刊。
在做这个定位时,我们参照了两个参照系,第一个参照系是中国高校的人文社科学报,毕竟《现代传播》是北京广播学院所办的一个学报,它在主题上仍然要体现学校的品质和特点,学校主流的科学研究成果都要有所呈现,同时又要办出自己的特色,在1400多家中国高校人文社科学报中占有立足之地。仔细比对研究之后,我们认为刊物不能走综合化路线,只能走特色化路线,这个特色是什么?就是传媒特色。因为在众多中国高校里,中国传媒大学的传媒特色是为大家所认可的,我们的学报也应如此,打传媒牌,凸显刊物的传媒特色,独树一帜,走特色化路线。第二个参照系就是众多传媒类的期刊。传媒类的期刊有两类:一类是高校创办的期刊;另一类是传媒机构创办的期刊,包括政府主管部门和业界创办的传媒类期刊。在这些传媒类期刊当中,有包括复旦大学黄芝晓教授主办的《新闻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创办的《国际新闻界》,还有郝晓鸣教授担任主编的《亚洲传播学报》等这些偏学术的传媒期刊。更多的是类似于像刘鹏老师主编的《新闻记者》这类偏向业界实践的传媒期刊。在20世纪90年代我接手《现代传播》的时候,主要面对的是来自于报业集团、广电集团、出版集团等主办的偏重于传媒实践研究的期刊,大概有百八十家。那么,跟众多业界创办的主要定位于传媒业界实践的期刊相比,我们中国传媒大学的学报《现代传播》毕竟是院校创办的期刊,更多要体现期刊的学院派特色,期刊的学术含量相对要高,学院派特色相对要浓。
将这两个参照系找准之后,我们就将《现代传播》杂志定位为以广播电视等传媒学术研究为主导的一份传媒学术期刊,与众多高校创办的学报相比,我们的刊物更多地体现传媒特色,与众多的传媒业界主办的传媒类期刊相比,我们又体现出学院派特色。在刊物的定位明确以后,《现代传播》杂志从1998年到现在,刊物的风格、特色基本上没有改变过,并且成为教育部“名刊工程”的入选期刊,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资助期刊,先后被评为“全国高校重点学报三十佳”“全国高校重点学报百强”等。当然,这离不开高校和新闻传播界的前辈们、老师们和同学们的支持,在此也对他们表示感谢。这是我想介绍的第一个方面,《现代传播》杂志发展的历史脉络。
第二个方面,我想谈谈《现代传播》杂志的选稿标准。《现代传播》杂志的选稿标准就是“几要”“几不要”。首先说“几要”。总结起来,我们杂志的选稿标准有四个要点,是两对概念:“现实”“历史”“理论”与“实践”。怎么理解?第一个要求,《现代传播》的稿子一定要有现实针对性和问题导向性,不论是理论热点还是传媒实践热点,它必须是一个现实问题。
第二个要求,我们强调“历史纵深感”。这不是说文章一定要研究历史本身,而是要有历史感的一种研究。比如,两篇针对“媒介低俗化”研究的论文,一篇是对当今电视荧屏的低俗化现象进行精彩的描述,提出很多建议措施,表达很精确;而另一篇论文不仅呈现当前媒体上各种低俗化现象,而且上溯历史,研究欧洲历史上低俗化的缘起及中国百年传媒史上低俗化的缘起,在中外历史的纵深发展中挖掘造成媒介低俗化的深层次原因。如果只能二选一,我们会选择第二篇,它探讨的是现实问题,但是呈现的是历史。优秀的文章不仅要对当前的现象做全景观描述,还要善于找到现实问题的历史脉络。
第三个要求,追求理论的独创性。理论的独创性主要包括三点: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这其中的任何一点都构成理论上的创新。
第四个要求,追求实践指导性。我们鼓励和支持对传媒业界实践有启发、借鉴意义的实践性研究。选稿讲求实践指导性,稿件应该对传媒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令传媒业界的人看到我们的文章会觉得受到启发、值得参考,引起他们的关注,这就达到了研究的目的和效果。
那么,我们不要什么?我们大概有以下几个“不要”:第一,不要“追求时髦”。对于社会热点,如果缺乏思考和沉淀,仅仅为了赶时髦,文章是不会被我们杂志录用的。第二,不要“炒冷饭”。如果文章议题陈旧,且完全没有观照当前,没有新观点、新的研究方法和新发现的文章,我们不会录用。第三,不要“掉书袋”。我们强调文章要有文献综述,要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但是,我们反对没有观点、没有思想、没有想法的研究文章。我们强调,在文献梳理过程中,消化吸收现有的文献资料,将其变为自己论证的材料,用以印证自己的某个观点和想法。
第三个方面,我想跟各位主编、各位同学分享我的一些思考。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学”和“术”这两个字。在我看来,今天做学问的人,用“学”和“术”这两个字的组合可以组合成四种人。第一种人是“有学无术”,就是做学问的态度很好,并且自己也很有学问,在某个方面有深厚的积累和沉淀。但是“学”是什么,是学识、学养,是学术的沉淀和积累;而“术”是方法,是手段。很多做学问者缺乏将学术思想转变为最恰当的学术成果的方法。大的“术”有很多,比如将教学成果转为科研成果,将一个小的论文转化成大的研究,把一个大的研究转化成一部专著。“小”的术只是把想法转变为论文,很多人学问很好,但是一看文章标题、文章内容就觉得很可惜,很好的材料被淹没了。“术”(方法)从哪里来?我认为要根据你的特定环境和状态进行研究材料的有效传达。
第二种人是“有术无学”。这类人了解不同期刊的风格定位,知道编辑需要哪方面研究,投其所好。但是文章内容缺乏深入研究,缺乏基本的学术沉淀和积累,没有厚重的学术含量。
第三种人是“不学无术”,这个我们不再多谈。
第四种人,也是我们最希望见到的就是“有学有术”的人,既有学术修养,投稿又具针对性。
在座的各位同学都朝气蓬勃,是走在时代前沿的年轻一代,只要你们有很好的学术修养、深厚的积累,并且注意有针对性地投稿,我们这些期刊的大门都会向你们敞开。希望在座的有志者能够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甚至在世界新闻传播舞台上展露你们的风采。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