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马瑞志的英文译注本《世说新语》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浩浩洪流中，《世说新语》是一部出类拔萃的杰作。千余年来，影响深远，后世之儒雅学子，倜傥骚人，莫不仰其俊秀，揖其清芬。书中之佳事佳话，风流缅邈，至今传之不衰。对于《世说》，历代之硕儒通人，皆有极高之评价。而回顾我国之《世说》研究，自刘宋末年以至今日，一千四百余年，未尝稍断。名家联翩，纷纷尽瘁于此书，累累硕果，汗牛充栋。《世说》在现代西方汉学界，亦受到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同时，也令很多人以其难读望而却步。1948年，法国著名汉学家埃蒂安·白乐日（Etienne Balazs）在《亚细亚研究》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题名为《在虚无的反叛和神秘的逃避之间》的文章，他预言：由于《世说》里的某些描述具有相当强的私人性质和隐秘特征，它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被译成西方语言。1974年，比利时高级汉学研究所研究员布鲁诺·贝莱佩尔（Bruno Belpaire）发表了他的法语全译本《世说新语》，白氏的预言被打破了。贝莱佩尔筚路蓝缕，厥功甚伟，但是，由于译者对《世说》在总体把握上的偏颇和语言上的误读及治学态度上的草率，故而谬误充斥全书。实际上，这种翻译倘若成功的话，将大大便利西方学者对中国中古文化史的全面把握和深入研究，诸如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宗教的、美学的、伦理的、心理的和科学的等方面，从这部书中都可以发现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换言之，《世说》作为一部我国中古文化的具体而微的百科全书，其文化背景之复杂决定了贝莱佩尔这位拓荒者必然遭遇重重障碍而谬误百出。将《世说》译成法文固然不易，译成英语更为艰难。以翻译莎翁戏剧闻名于世的梁实秋先生素有完成《世说》英译之志，他说：“我个人才学谫陋，在《世说》中时常遇到文字的困难，似懂非懂，把握不住。其中人名异称，名与字犹可辨识，有些别号官衔则每滋混淆。谈玄论道之语固常不易解，文字游戏之作更难移译，我选了二三十段之后即知难而退，以为《世说》全部英译殆不可能。”
然而，这种不可能在1976年却成为活生生的现实：美国著名汉学家马瑞志教授在经过二十年刻苦磨砺后，终于完成了他的英文全译全注本《世说新语》（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以下简称“马译”），并由明尼苏达大学出版部（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 1976）出版面世。本文所要讨论的就是这部体大思精的学术著作，而我们关注的重点则是其学术特质和卓越贡献。
（1）传世的《世说》版本，以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为最古，其次是日本金泽文库所藏宋本《世说新语》。杨勇先生的《世说新语校笺》即以此本为底本。杨《笺》“旁鸠众本，探赜甄微，网罗古今”,“辨穷河豕，察及泉鱼”,马瑞志先生誉之为“纪念碑式的”“杰作”。在《世说》研究史上，杨《笺》首开先例，将《世说》原文和刘孝标《世说注》分列，并给正文的每一条加上序号，从而为现代读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马译在体例上汲取了杨《笺》的这一优点，同时，还在正文之末标示其别见于何书。如《贤媛》二九：
郗嘉宾丧，妇兄弟欲迎姊妹还，终不肯归，曰：“生纵不得与郗郎同室，死宁不同穴？”
此文后括号内，马译作：“TPYL 517; SWLC, hou 11. ”意为见《太平御览》卷五一七和《事文类聚》卷一一。当然，马氏能够准确标示出这些情况，主要还是依据杨《笺》，因为杨师在书中的《校笺》部分，每每征引别见于它书的《世说》异文，这无疑为马氏提供了有利的查考线索。马氏这样处理，确实是很有益于读者的。尽管如此，马氏对杨《笺》，并不盲从，而是认真复查原始材料，或者参考其他著作，如日本学者古田敬一的《〈世说新语〉校勘表》等。如《德行》四五：
吴郡陈遗，家至孝，母好食铛底焦饭。遗作主簿，恒装一囊，每煮食，辄贮录焦饭，归以遗母，后值孙恩贼出吴郡，袁府君即日便征，遗以聚敛得数斗焦饭，未展归家，遂带以从军。战于沪渎，败，军人溃散，逃走山泽，皆多饿死，遗独以焦饭得活。时人以为纯孝之报也。
“时人”句括号内，马译作：“Cf. Nan—shih73.7b, under biog. of P'an Tsung. ”意为见于《南史》卷73第7页b面《潘综传》附《陈遗传》。杨《笺》谓出《南史·吴逵传》，今检《南史》卷七三《孝义·上》，陈遗事在《潘综传》后，杨师显系一时疏误。
马译的结构框架和体例安排是十分严密的。全书由前言、正文（495页）和附录三大部分组成。其中前言又分为《自序》（Preface, 3页）、《导论》（Introduction, 18页）和《附志》（Translator's Note, 2页），而以《导论》最为重要。附录有《传略》（Biographical Notices, 113页）、《释名》（Glossary of Terms and Official Titles, 52页）、《缩写》（Abbreviations, 13页）、《书目》（Bibliography, 13页）和《引得》（Index, 32页）五种。全书共计741页。《自序》和《附志》主要介绍了译者翻译《世说》的缘起、过程以及所遵守的原则。
《导论》是一篇阐发《世说》思想意蕴和历史背景的鸿文，我们应予特别的注意。在此文中，译者对《世说》进行了深入、细致、全面的阐释，多发前人所未发；其严谨、认真的治学精神和雄浑、阔大的学术境界以及绚极归淡的撰述风格，更给人以科学的教益和智慧的启迪。《导论》包括两个部分：《〈世说新语〉的世界》和《版本源流》。前一部分是主体。马氏开篇即写道：
如果说由故事、对话和简短的人物刻画所构成的《世说》描绘了一个客观存在的世界，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探视这个世界的真面。它反映的是这个特殊时空（中国公元2—4世纪）中的世界的全豹，还是狭小的一斑？最终，它是对那个世界的真实传写，还是在特殊观点支配下的高度主观的抗辩轨迹？诸如此类的问题确实不易回答，因为在众多事实中不能有第二种选择。但在研究伊始，试图面对它们，仍然有益无害。
随后，作者便详尽回答了这些问题。首先，他认为《世说》的世界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世说》全书出现的人物约计有626人，显然，他们都可以在历史以及其它方面得到证实。此外，就书中部分事件和议论而言，适度的文学性修饰和戏剧性夸张，也不能成为怀疑其真实性的理由。”但“描述历史似乎还不是作者意图之所在”,“其中的娱乐因素，无论是优美的故事传闻，还是特殊的妙言俊语，或者对怪癖奇嗜的记录，在《世说》作者的意图中，绝非是次要的”，也就是说，“娱乐因素”较多的《世说》“在一定程度上比一般历史更为小说化”。其次，作者认为《世说》的世界“是一个异常狭窄的世界”。其中的人物，如“皇帝、太子、大臣、官僚，将军，文质彬彬的隐士和温文尔雅的僧侣，尽管他们生活在极其优雅而敏感的象牙塔之中，其中多数人还是经常涉足充斥着血流漂杵的战争和尔虞我诈的尘世。这是一个黑云漠漠的世界，与才智和睿识的光辉构成了鲜明的对照”。作者列举了一系列历史事件以证实自己的观点。继之，他又指出：
无论贯穿于这一历史阶段的宗派关系的哪一种复杂因素，如政治、社会、经济，乃至宗教等等，它们似乎都被三世纪压缩成了两个相悖的基本主题……：崇尚自然与尊奉名教。在前后相续的每个历史阶段，关于这两方面的争端都小有不同，但自然派倾向于道家哲学，其道德不拘一格，在政治方面没有约束；而崇尚儒家传统名教的尊奉和支持者设防于繁多纷乱的教条，在道德上墨守成规，对公众生活承担固定的义务。
由此出发，他将《世说》人物分成两组：“前一组人物乃自然的信徒和追随者，而后一组人物则崇奉礼教。”而前者是“居于后者之上的创造者”。马氏认为“三世纪中叶在文学创作方面自然主义的伟大代表是嵇康（223—262）和阮籍（210—263）”，在嵇康被害以后，向秀（221—300）“公然步入礼法之士的行列”,“设法与当权者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性的妥协”，其心灵深处的自然主义倾向并未改变。在东晋以后，“这种思想或精神上的自然主义与表面上的尊奉和妥协，演变为新自然主义的右翼，而伫立于礼法之士和某些激进派之间”,“尊奉礼法和任心自然这两种生活方式，一直持续到四世纪偏居一隅的建康王朝”，随后佛学又为之注入了新鲜血液，向更加深远的方向发展。显而易见，马氏是从魏晋思想史的角度来审视《世说》世界的。他采取单刀直入的方式，在总体上把握作品，竭力向深处开掘，简洁而明了，故创获极多。笔者初读此文，颇有《世说·赏誉》一五三所谓“清露晨流，新桐初引”的境界感。那种面面俱到、叠床架屋，或者虚无缥缈、望远书空式的阐释性文字，与此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同时，我们不难看出，马氏对《世说》世界的揭示，与已故国学大师陈寅恪之杰作《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有密切关系。案陈氏云：
《世说新语》记录魏晋清谈之书也。其书上及汉代者，不过追溯原起，以期完备之意。惟其下迄东晋之末刘宋之初迄于谢灵运，固由其书作者只能述至其所生时代之大名士而后止，然在吾国中古思想史，则殊有重大意义。盖自汉末之清谈适至此时代而消灭，是临川康王不自觉中却于此建立一划分时代之界石及编完一部清谈全集也。
因此，关于清谈思想的发展，便成为观察《世说》的一个极佳的视角。马氏对此把握得很准。事实上，陈氏也是从自然与名教的关系来研究陶渊明的，最后归结为“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之新自然说”,“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者也”,“就其旧义革新，‘孤明先发’而论，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从以上的引述我们可以看出，马氏对《世说》世界的阐释，的确受到了陈氏的影响。此外，马氏对《世说》中的佛门释子和道教信徒也有所论述，这里就不再赘引了。
书后五种附录的编写也很有特色。《传略》包括《世说》这部轶事文集所提到的626人的小传，不包括刘《注》中出现的人名。每篇小传的开始部分为传主的姓名、字，如有其他的人名形式，如异名、异字、异号，则同时列出，接着在括号中标出尊称或小名。复次为生卒年月，或传主大致的活动时间。人名或书名，以英文拼法和中文字母同时标出；在现存史书中有传记材料者，则标明其卷次和页面。对于刘《注》关于传主的传记资料，则用缩写字母标示原来的书名，最后逐一列出此人在《世说》中所处的门类、条次，同时，以斜体数字显示某条下之刘《注》有此人的传记资料。例如：
张华（230～300）字茂先。（本传见《晋书》卷36，第15页a面～第24页b面）少而孤，以牧羊为生，但是得到了县里某些贵族成员的帮助和教育。在公元265年晋朝掌权之后，他是非常平凡的，负责朝廷的礼仪，然而宗庙之光被折断之后，他又被免职了。他编纂了早期的百科全书《博物志》，故以博学闻名。其书仍有片段幸存于今日。他在公元300年“八王之乱”中被赵王司马伦杀害。（其事又见王隐《晋书》及《世说》）第1门第12条，第2门第23条，第4门第68条，第8门第19条，第24门第5条和第25门第7、9条。）
《释名》主要汇集了马氏对《世说》和刘《注》的语词、术语（Terms）和官衔（Official）的解释。例如，《世说·规箴》九“举却阿堵物”,《栖逸》一六“实有济胜之具”，我们在《释名》中可以迅速找到关于“阿堵”和“济胜”的解释：
阿堵，此也。六朝口语次词，相当于现代的“这”。
济胜，横越胜景，即登山。
再如，《世说·文学》六四：“提婆初至，为东亭第讲阿毗昙。”《贤媛》六：“交礼拜迄。”《释名》对“阿毗昙”、“交礼”的解释是：
阿毗昙，梵文abhidharma,“教义论”，评注本佛学著作的普通术语。
交礼，婚礼中交互鞠躬或者交换的礼节。
另如，《世说·言语》四二称挚瞻曾为户曹参军，对此官职，《释名》的解释如下：
户曹参军，负责记录地方人口的军事长官。
这些解释都有助于我们理解原文。《缩写》凡337条，其中有87条是刘《注》所引用的或涉及的书名的缩写（加※者除外）。每条包括书名的英文拼写，中文原名，作者姓名及其生活之年代（确知生卒年者则注明之）。这实际上是刘《注》引书目录。例如：
AFSC An Fa—shih chuan安法师传，anon.（concerns Shih Tao—an，释道安，312—385）
这种书目前人已经编过了，如清末叶德辉的《世说新语引用书目》，这对研究《世说》的人当然是很有用的。《书目》分为A、B、C、D四个方面。A.《〈世说〉文本》（Texts of the SSHY）是《世说》的各种版本，包括校笺本；B.《〈世说〉译本》（Translations）是《世说》的外文译本，包括四种日文本和一种法文本；C．特殊研究（Special Studies）是中外学者研究《世说》的专著和论文；D．基础研究（Background Studies）是中外学者探讨六朝社会、历史、文化和习俗等方面而与《世说》有关的论文。这个书目非常完备，足以为研究六朝乃至中古文化提供检索之便。《引得》各条包括刘《注》所提到的人名、地名、书名（见于《世说》正文者，经常提及的如“洛阳”“建康”“会稽”等地名和省、朝代之名之已见于《缩写》，部分除外）和文章名等，其中关于儒、道、释以及《易》《老》《庄》和音乐、书法、清谈等条目对我们特别有用。这个引得的编纂，马氏借鉴了威廉·亨的《世说新语引得》和高桥清的《世说新语索引》。
编写这样一些附录，需要下苦功，需要超人的耐力和一丝不苟的精神以及科学、缜密的思维。这些修养，马氏兼而有之，因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然，在张永言先生主编的《世说新语辞典》和张万起先生主编的《世说新语词典》问世以后，这些附录中的条目显得不够完备，也不够准确。但我们不应忘记，马先生的五种附录乃是最早的《世说》词典！
（2）在这部汉学巨著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马氏对《世说》原文和刘《注》的翻译。钱锺书先生说：“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一个英国人赞美这种造诣高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躯体换了一个，而精魂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的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翻译的东西。”而“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因此，文学翻译要达到化境，殊为不易。然而，马译以其对《世说》的臻于化境的文学翻译征服了读者。马氏在《译者附识》中说："《世说新语》中并没有什么神秘到叫外国人难以理解的东西。这部书记载的遗闻轶事、会话言谈乃至人物性格大部分都是只要稍加替换就可能在任何社会上发生的。因此，我在复述它们的时候，尽可能做到接近原来的形式，尽管这种做法将导致对英文惯用法的某种‘破格’，但我觉得这样逐字逐句地保留原文的意象和观念较之从英文中寻找虽然接近作者‘用意’，却改变了原貌的相应词句要好得多。”换言之，译者以忠实于原文为首要出发点。因此，传译准确便构成了马译最突出的特色。试举《世说》36门的名称为例：
1．“德行”—Virtuous；
2．“言语”—Speech and Conversation；
3．“政事”—Affairs of State；
4．“文学”—Letters and Scholarship；
5．“方正”—The Square and Proper；
6．“雅量”—Cultivated Tolerance；
7．“识鉴”—Insight and Judgment；
8．“赏誉”—Appreciation and Praise；
9．“品藻”—Classification and Praise；
10．“规箴”—Admonitions and Warnings；
11．“捷悟”—Quick Perception；
12．“夙惠”—Precocious Intelligence；
13．“豪爽”—Virile Vigor；
14．“容止”—Appearance and Behavior；
15．“自新”—Self—renewal；
16．“企羡”—Admiration and Emulation；
17．“伤逝”—Grieving for the Departed；
18．“栖逸”—Living in retirement；
19．“贤媛”—Worthy Beauties；
20．“术解”—Technical Understanding；
21．“巧艺”—Skill and Art；
22．“宠礼”—Favors and Gifts；
23．“任诞”—Free and Unrestrained；
24．“简傲”—Rudeness and Contempt；
25．“排调”—Taunting and Teasing；
26．“轻诋”—Contempt and Insult；
27．“假谲”—Guile and Chicanery；
28．“黜免”—Dismissal from Office；
29．“俭啬”—Stinginess and Meanness；
30．“汰侈”—Extravagance and Ostentation；
31．“忿狷”—Anger and Irascibility；
32．“谗险”—Slander and Treachery；
33．“尤悔”—Blameworthiness and Remorse；
34．“纰漏”—Blind Infatuations；
35．“惑溺”—Crudities and Slips of the Tongue；
36．“仇隙”—Hostility and Alienation。
这些对译都是十分准确的。根据马氏的译文，我们可以很容易就判断出《世说》各门名称的语言构成方式，并列式如1、2、5, 7—11, 14、16、17, 21—36，它们都是由具有并列关系的两个单音词构成的；偏正式如3、4、6、11、12、15、19和20，前一个字对后一个字有修饰和限定关系；动宾式如17，前一个字是动词，后一个字是它的宾语。其中如“文学”，一般很容易望文生义而译为“literature”，马氏没有这样处理，而是译为“Letters and Scholorship”，意为“文章与学术”。杨勇谓本门所记，“系文章博学，而兼及清谈之事”,是为马氏所本。其实在《世说》编纂的时代，纯正的文学观念已经独立了。《宋书》卷九三《雷次宗传》：
元嘉十五年，征次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
但是，传统的极为宽泛的文学观念依然存在于士人的头脑中，《世说》第四门《文学》便反映了这样一个文化事实，马氏对此了然于心，因而能够准确地加以传译。又如第二十九门“俭啬”之“俭”，一般很容易译为节俭（austerity）。此“俭”乃中古语词，实际也是吝啬之意，如《洛阳伽蓝记》卷三《高阳王寺》:“而性多俭吝，食常无肉。”及《世说·俭啬》一：“和乔性至俭，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与不过数十。”和同门二：“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皆其义例。马氏将它译为“stinginess”（吝啬之意），这是非常正确的。《德行》三五：“刘尹在郡，临终绵惙。”后一句马氏译为：“as he approched his end and was breathing his last. ”“to breathe one's last”是成语，以过去进行时用之，意为将死、将要断气。案《晋书》卷三五《刘惔传》:“疾笃，百姓欲为之祈祷……”“疾笃”正是“绵惙”的注脚。“绵”的本字是“緜”,“绵惙”指病危、病重。《魏书》卷二一《广陵王羽传》:“高祖幸羽第……曰：‘叔翻沉疴绵惙，遂有辰岁，我每为深忧，恐其不振。今得痊愈……故命驾耳。'”马译恰得其实。马译的准确性还表现在它特别善于传达原文的精神气韵。《言语》一一：“钟毓、钟会少有令誉，年十三，魏文帝闻之，语其父钟繇曰：‘可令二子来。’于是敕见。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对曰：‘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复问会：‘卿何以不汗？’对曰：‘战战栗栗，汗不敢出。'”马译：
Chung Yu and his younger brother Chung Hui both enjoyed excellent reputations in their youth. When they were around thirteen years old, Emperor Wen of Wei heard of them and said to their father, Chung Yu, “You may bring your twosons to see some—time”
Accordingly an imperial audience was arranged for them. Yu's face was covered with sweat, and the Emperor asked, “why is your face sweating? ”
Yu replied，
“Tremble, tremble, flutter, flutter；
My sweat pours out like to much water. ”
Turning to Hui, the Emperor asked, “And why are you not sweating? ”
Hui replied，
“Tremble, tremble, flutter, fall；
My sweat can't even come at all. ”
康达维称：“马氏在以英语捕捉原文的韵味上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功。它的译文既忠实于原文本身，又十分可读并引人入胜。我常常惊讶于他能这么好地选择最准确的英语词汇来表达包含不少六朝方言俗语的汉语原文；在移译用于人物品题的许多双字汉语上也显示出特殊的创造性。我用原文对读，发现译文是极为精确的。我还很少见到能把如此丰富的语言翻成英语象马氏翻得那么好的译者。”由上例看，此言并非溢美。
翻译的过程也就是解读的过程。马译对《世说》的解读，不仅是文字上的，同时，也是文化上的。它所独具的胜解，常常能够为我们阅读原文提供有力的帮助。这是一般的文学翻译望尘莫及的。《世说·文学》三〇:“有北来道人好才理，与林公相遇于瓦官寺，讲《小品》……此道人语，屡设疑难，林公辩答清析，辞气俱爽。此道人每辄摧屈。孙（绰）问深公：‘上人当是逆风家，向来何以都不言？' ……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风？'”“逆风家”，原指顶风前进的人，此句“言法深学义不在道林之下，当不至从风而靡，故谓之逆风家”。孙绰（314—371）见支遁（314—366）占上风，便吹捧法深（286—374），意欲挑起两位高僧之舌战。而林公所言，是以白旃檀喻深公：香气虽多，逆风便闻不到——才能有限。本条刘《注》引《成实论》曰：“波利质多天树，其香则逆风而闻。”此句马译：“It's not that white candana isn't fragrant, but how can it sent its fragrance upwind. ”这一表达也是十分准确的。《文学》七八：“孙兴公作《庾公诔》，袁羊曰：‘见此张缓。’于时以为名赏。”马译：
When Sun Ch'o composed his“Obituary for Yu Liang”, Yuan Ch'iao said of it, “To read this is to tighten one's slackness. ”At the time it was considered a famous appreciation.
“To read”一句系“见此张缓”之对译，意为“读这篇诔文使人的松弛紧张起来”。马先生认为“张缓”一词暗指《方正》四八刘《注》所引《孙绰集·庾公诔》中的两句：“虽曰不敏，敬佩苇弦。”（见马译本条注释）“敬佩苇弦”，马译：“Respectfully I gird bowstring and thong. ”意即“恭敬地佩带着弓弦和皮带”。案杨《笺》引《韩非子·观行》:“西门豹之性急，故佩苇以自缓；董安于之心缓，故佩弦以自急。”马译本此。在这里，马氏对“张缓”一词的考释也是颇有新意的，足资我们参考和借鉴。《方正》四七：
王述转尚书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应让杜许……”
文中之“杜许”，诸家多视为人名。案《晋书》卷七五《王述传》并未言及其所让之对象。其实，“杜许”并非人名。“故应”句，马译：“Surely you ought to have declined and dissembled a few times? ”亦佳。“decline”，谓拒绝、谢绝；“dissemble”，谓掩饰、作伪。可见马先生是将“杜许”当作两个词来处理的。“许”为表程度之副词，马译：“a few times. ”十分准确。《品藻》六二：
郗嘉宾道谢公：“造膝虽不深彻，而缠绵纶至。”又曰：“右军诣嘉宾”……
“又曰”云云，徐震堮先生释云：“此文颇费解。‘又曰’者，盖记事者另发一端，言时人有此论，不与上文相承。‘诣’下嘉宾二字疑衍。”“造膝”句，马译：“In a intimate knee—to—knee discussion, even though he's not profoundly penetrating. ”“又曰”句，马译：“Someone remarked,‘But Wang Shi—chih goes directly to the point! '”“嘉宾”二字未译出，译者显然是把它当作衍文来处理的，这与徐《笺》不谋而合，而总体之诠释则胜之。《排调》五七：
苻朗初过江，王咨议大好事，问中国人物及风土所生，终无极已，朗大患之。次复问奴婢贵贱，朗云：“谨厚有识中者，乃至十万；无意为奴婢问者，止数千尔。”
案“无意”句，徐震堮先生释云：“此句疑有讹夺，‘问’字疑涉上而衍。无意与有识相对，谓无所知解。”此说，非。苻朗（? —389）的意思是说恭谨厚道、富有见识的奴婢价值十万，而那些缺乏头脑为奴婢之事不断发问的家伙却仅值数千—其于上乘的奴婢亦相差远矣。这是对喋喋不休的王肃的绝妙讽刺，因有风趣而入《排调》。马先生将苻氏的答语译为：
The diligent and attentive ones with some intelligence cost up to a hundred thousand cash, but the brainless ones who keep asking slavish and servile questions only bring a few thousand and more.
其译文之美，真是令人叹服！
马氏英文《世说》的注释也很有价值。姑举三例以说明之。《政事》一二：
王丞相拜扬州，宾客数百人并加沾接，人人有悦色。唯有临海一客姓任，及数胡人为未洽……因过胡人前，弹指云：“兰阇！兰阇！”群胡同笑，四坐并欢。
案“兰阇”，马氏释云：“This is evidently a Chinese approximation for some Central Asian or Prakrit version of the Buddist Sanskrit greeting, Ranjani meaning something like‘Good cheer'。”他认为“兰阇”显然是“Ranjani”一词的汉语近译，它来自中亚的某些地区或古印度北部，系佛教徒之梵文问候语，意犹“高兴、高兴”。这与陈寅恪、刘盼遂和周一良诸先生的观点是一致的。《世说·任诞》一记载了著名的“竹林七贤”的故事，对此，马氏解释说：“显而易见，东晋怀旧的流亡者重新构建了一个想象中的联合体，使之成为自由与超越精神的象征，这就是竹林七贤。”换言之，“竹林七贤”并非客观存在的名士群体，而是后人意念虚构的产物。它体现了永嘉流人对魏末晋初名流雅士的追忆与怀念，并由此重构了一个溢彩飞香的历史旧梦和文化美境。当然，这一观点的提出，也是建立在陈寅恪先生《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的观点基础之上的。案陈氏云：
大概言之，所谓“竹林七贤”者，先有“七贤”，即取《论语》“作者七人”之事类，实与东汉末“三君”、“八厨”、“八及”等名目同为标榜之意。迨西晋之末僧徒比附内典、外书之“格义”风气盛行，东晋初年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至东晋中叶以后江左名士孙盛、袁宏、戴逵辈遂著之于书，而河北民间亦以其说附会。
但马氏之观点更加深入了一步，对我们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言语》五九：“初，荧惑入太微，寻废海西；简文登阼，复入太微，帝恶之。”马氏为此文所作的注释是全书最为撩人的一笔：
作为天空的围栏的太微垣与地球上的天子是相对应的，因此，某种行星的入侵被视为不祥之兆。见《晋书》卷11，页16, a面；Ho Peng—yoke:《天文志》，页76。太微垣包括室女座、狮子座和合发Be rency构成的一组星云，现在大约位于东经190°的中央。考虑到岁差的因素，它在公元四世纪应该位于165°和170°之间，但是根据现在的资料显示，它更接近160°。见居斯塔夫·施莱格尔：《中国天体图》。阿格征引，1875年．这一天文现象发生的具体日期见于本书刘《注》所引《晋阳秋》译文后的圆括号内，并参见《晋书》卷13，页20, a、b两面。（Ho Pen—yoke译：《天文志》，页214）布赖恩特·塔克曼在他的《在五天和十天的间隔内行星、月亮和太阳的位置》一书中精确地测算并指出了这些火星的准确位置和出现的准确日期，见该书卷2：公元2年至公元1649年，费城，1964年。我很感谢内森·赛维为此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在塔克曼文献的基础上产生的测绘图表，表明《世说·言语》五九所描述的火星运动过程发生于公元371年11月15日和公元372年5月29日之间，见《美国东方学会会刊》，卷91, 1971年第2期，页251。
在这里，马瑞志先生援引一系列现代天文学研究成果，充分证明了在公元371年11月15日至公元372年5月29日确实发生过这样的行星运动。这一条注释堪称前无古人。西方研究人文科学的学者大都受到过良好的科学训练，他们由此而产生了严密、细致的科学四维和犀利、洞达的科学眼光，马瑞志先生堪称其中的杰出代表。
上文所述，意在说明马译的确不失为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它是我们研究《世说新语》乃至整个中古文化的必读书。而在西方汉学发展史上，它无疑也具有一种典范的学术意义。回顾我国的《世说》研究，在这一领域，可谓群星会聚，名家如云。明人如王世贞、王世懋、凌濛初，清人如郝懿行、王先谦、李慈铭，近代如叶德辉、严复、李详，现代如刘盼遂、程炎震、鲁迅、陈寅恪，当代如杨勇、王叔珉、张永言、徐震堮和余嘉锡等，其著作风格不同，各擅千秋。尽管我们不能说马瑞志教授的英文译注本《世说新语》在学术水平上超越了以上诸位名家的著作，但它确实提供了许多汉族学者所没有提供的东西，确实是一部堪与诸家之书埒美的学术名著。
【附录】马瑞志教授评传
马瑞志，英文名字为Richard B. Mather, 1913年生于中国河北保定，父母系民国初年来华的传教士。他自幼擅长汉语，就学于北京附近的通县，对中国史籍嗜爱尤深。十三岁时返回美国。1935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以最优异的学习成绩获得艺术及考古学学士学位；1939年，在普林斯顿神学院获得神学学士学位；1949年，在伯克利加州大学获得东方语言学专业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之题目为《论〈维摩经〉的非二元性学说》。在加州大学学习期间，他受业于著名白俄学者Peter Alexis Boodberg（1903～1972）和杰出的语言学家赵元任（1892—1982）教授。1953年，在加州大学做博士后，完成对《晋书》卷122《吕光传》的英文译注，此书于1957年收入Boodberg主编的《中国译丛》第七卷，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马瑞志博士在荣退之前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历任《早期中世纪中国通讯信札》编委、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委员、中国中心中西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印第安那大学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学》杂志顾问委员会委员、美国宗教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文明研究委员会中国中世纪小组委员会主席、美国学术联合会基金委员会主席、美国国家人文科学资助委员会翻译项目与学术研究基金部中国方面顾问、汉语教师联合会执行委员、亚洲研究协会项目委员会委员和美国东方学会项目主席等职。他精通英、法、汉、日及梵文等多种语言文字。先生发表的专著除英文译注《吕光传》和《世说新语》外，尚有《诗人沈约：缄默的侯爵》（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凡240页）。在杂志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主要有《佛教与中国本土意识形态之冲突》《公元五世纪之诗人谢灵运的风景描写之佛理》《天台山的神秘攀缘：孙绰的〈天台山赋〉》《佛理散文之一例：王巾的〈头陀寺碑文〉》《中国三、四世纪的文章与学术》《〈世说新语〉“清谈”之事例》《谈话的美妙艺术：〈世说新语·言语篇〉》《论〈世说新语〉及其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寇谦之和公元425—451年北魏宫廷之道教理论》《沈约的隐逸诗：从绝对的栖遁到居于市郊》《六朝在野人士的个性表达》《王融之〈游仙诗〉》《佛的生活与佛教徒的生活：王融之〈法乐辞〉》《撰于公元458年的谢
的〈酬德赋〉》《公元一世纪到七世纪中、印两国彼此间的认识过程》等；在会议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主要有《六朝时期关于尊奉礼教和自然无为的论争》《沈约（441—513）诗歌的诗学技巧》《〈世说新语〉：历史向传奇的转化》《〈世说新语〉的人物塑造》《论诗人沈约的精神追求》《论沈约的〈八咏〉》《论沈约的〈郊居赋〉》《永明时期（483—493）的几位创新诗人》《〈头陀寺碑文〉和〈文选〉中的其他碑文》《论诗人沈约之道德困境》《孝子贤孙和不肖子孙：〈世说新语〉的若干著名儿童》《中国中古时代的佛教与本土传统的相互作用》《论谢
的〈奉和隋王殿下诗十六首〉的和谐性》等。马先生平生专门研究我国中世纪文化，故对《世说》情有独钟。在这方面，除以上列出的六篇专题论文外，其最重要的作品就是英文译注本《世说新语》。此书一出，即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并产生广泛影响。1978年，台湾敦煌书局和南天书局盗印了此书。同时，各种中西文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据笔者所知，目前已有十二家。此外，在各类著作和文章中，马译也经常被提及，而均给予高度评价。如夏志清在《中国古典文学之命运》一文中指出：“……我早在《文学的传统》这本书提起马瑞志教授精译详注的《世说新语》……实是一部空前的美国汉学巨著……任何人研读《世说新语》，随手参阅马氏译本，方便多了。”周一良先生说：“马氏功力甚勤，其译《世说》也，广集佳本，校勘异文，除推敲临川正文外，孝标注亦兼收并蓄不稍弃。犹不足，则采日人及西方学者之论述，参诸唐宋大类书。于史事之递传，训诂之得失，慎思明辨，必求心安而后已……西人治汉学，精微若君者，不多见，而君虚怀若谷，不耻下问，其雅量尤不易企及。当今美籍学者，咸推君为吾国中古史祭酒。实至名归，非溢美也。”“以二十年精力，英译《世说新语》正文及刘孝标注，嘉惠西国士林，功莫大焉。”华盛顿大学的康达维教授说：“这部语文学界的杰作是过去二十五年汉学研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它不仅是一件宝物，而且是一件真正的宝藏。”实际上，康氏主译《昭明文选》，即是受马译影响的结果。
马氏对《世说》的研究，与其佛学研究有密切关系。换言之，他是从佛学的角度来观察文学的。上文列举的一些成果也反映了他的这一治学特点。马氏在1996年7月11日致笔者信中追溯自己研究《世说》的缘起时说：
我对汉学研究兴趣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的父母是传教士，我在保定度过了我一生中的头三十年。我对魏晋南北朝那一历史阶段产生特别的兴趣，就更为偶然。三十年代，我作为一名艺术考古学专业的大学生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被唐代诗人和画家王维给迷住了，特别是他以“摩诘”为字这一事实而最终引导我选择去撰写关于汉语译本《维摩经》的博士论文，那是1949年，我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其实，当佛教思想最初被中国文化吸收的时候，有很多东西值得研究。当时在伯克利有两位教授，他们对中国上古、中古的历史颇感兴趣。此外，在京都的两个度假年（1956—1957, 1963—1964），我结识了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一批学者，他们正聚在一起按部就班地搞日文译本《世说新语》。他们也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工作，搞一个英语译本《世说新语》以与其日文译本相匹配。
马氏的这项工作从1957年开始，到1976年方告结束，整整持续了二十年的时间。我国学者以数十年的时间或以毕生的精力研治一书者，并不少见，但对西方人来说，则罕有其人。马先生竭二十年之心力，完成了这部空前的汉学巨著，其孜孜以求、锲而不舍的精神，确实很值得我们学习。近年来，笔者与马先生鸿雁往来，对这位汉学巨子的精神世界有了更加深入的体察。在1995年7月5日致笔者信中，马瑞志先生写道：
当你在来信中恭维我是“西方汉学界之泰斗时”，我大吃一惊，马上联想到一些巨大的蝌蚪。但在翻检词典之后，我发现这是“泰山和北斗”的缩写，我的心情由原来的惊讶转为惊恐。我认识到这一书信形式不过是一种通常的礼节，但是请放心：我确实是从一个位于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大学退休的教授。然而，从大洋彼岸的一位心有同嗜的青年学子那儿听到这样的话，我心里是这样温暖。
马先生的坦率与谦和令人钦佩不已。其体大思精的英文译注本《世说新语》更是这种为人风格与高度严谨的科学态度的结晶与见证。而他用二十年时间完成的另一部巨著《永明时期三大诗人（沈约、谢
、王融）诗文翻译和研究》（长达900页），也已经在2003年出版面世（由BRILL出版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