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论域中的“大问题”研究
【摘要】 基于学科发展的滞后和认同压力，以美国为代表的公共管理学目前仍处于基本理论的重建时期，“大问题”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为此所做的努力。自20世纪末提出并引起首轮争议后，“大问题”研究不仅继续在基本理论层次保持着对普遍性问题的兴趣，而且在分支学科和部门管理领域得以延伸或拓展，演变成公共管理论域中具有显示性的专门议题。新世纪公共管理论域中的“大问题”研究具有三个主要倾向或特点：第一，基于对基本理论问题在学科建设中重要地位的认同，寻求并回答普适于整个公共管理系统的一般性大问题；第二，认识到起点或观察维度对研究结论的影响，试图以方法论改进为手段提升公共管理大问题的研究效率；第三，意识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依存关系，将研究论域延伸或拓展到公共管理的分支学科和应用领域，以期通过对微观和具体现象的分析为普遍性大问题研究创造条件。“大问题”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是显然的，对深受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影响的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尤其具有启迪意义。
【关键词】 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
多年前，当笔者在历史分析基础上对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之争进行讨论时，未料到该问题会成为美国公共管理研究和实践具有生命力的重要话题。自20世纪末以贝恩（Behn）、诺依曼（Neumann）和柯林（Kirlin）为代表的首轮争议后，“大问题”研究在美国突破基础理论聚焦普遍性问题的界限，在分支学科和部门领域得以延伸或拓展，演变成公共管理论域中具有显示性的专门议题。对于深受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影响的中国公共管理学研究来说，了解这一论题的发展动态无疑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从中不但能体察美国学者建构公共管理学基础理论的意图和决心，而且能看到他们努力的方向、成就和路径。
一 “大问题”的提出与早期争论
在已往的考察分析中我们曾发现，以美国为代表的公共管理学研究虽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其理论建构却长期缺乏统一的哲学基础。和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公共管理研究的历史留给人们更多的印象不是知识的积累、融合与扬弃，而是不断变化、中断或革命，多元的、经验的观念变革或差异冲突压倒了理论自身的演进逻辑。公共管理学研究没有锁定稳定的轨道，它的兴趣范围似乎是随意和无限的；它没有发展出一套方法论或主流意义上的研究纲领和范式，据此将不同的学者联系起来，便于他们之间的沟通和对话；它的研究对象或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仍模糊不清。这不仅使其无力有效应对实践及相邻学科特别是政治学对自己学科地位的挑战，难以摆脱所谓的“认同危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公共管理学研究者的学科信仰及从业热情受到挫伤。“大问题”的提出从一个角度表达了人们为摆脱此类危机或困扰所做的努力。1995年，贝恩发表了《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一文，率先拉开“大问题”讨论的序幕。
受物理学启示，贝恩认为在公共管理学领域存在三个物理学家经常讨论的基本问题，称其为公共管理研究的“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所谓的微观管理，即公共管理者如何打破组织运转中“程序规则—不良业绩—更多的规则”这种微观管理的循环。公共管理的不良绩效与围绕管理关系存在的主体间相互不信任有关，这种不信任会抑制公共组织的表现，在不信任、低工作绩效和规则制定间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如何削减不同主体之间的不信任，打破微观管理中的这种循环，是公共管理学研究的一大难题。第二个问题是所谓的激励，即公共管理者如何鼓励人们努力、智慧地为达到公共目的而工作。经济学虽然将委托代理关系看作组织行为的中心问题，但由于它将控制而不是激励看作有效委托代理关系的关键，使委托代理范式暗含着可能偏离实际的假定。在经济学家那里以委托人怎样控制代理人行为为核心的委托代理问题，在应用中转化成怎样避免委托人试图控制代理人时引起的功能失常行为问题。如果公共管理者不知道怎样达到社会目标或什么目标应当被追求，如何激励公职人员以智慧而努力的方式去为公共利益而工作，便成为公共管理效率改进不能回避的又一难题。第三个问题是所谓的度量，即公共管理者如何以利于提高工作成效的方式度量他们机构的表现业绩。要知道一个公共机构或其成员是否做了好的工作，必须界定完成什么对好的工作业绩有贡献，由此确定度量的对象。而确定与工作业绩相关的度量对象常常是困难的。当投入和产出度量不能揭示组织真正所完成的业绩时，较好的方法也许是去检查组织运作的结果或影响。在工作努力和结果的关联不总是明显的情况下，断定组织成员工作的努力程度变得相当困难。如何度量工作业绩以推动公共事业的发展因此成为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
在贝恩看来，上述三个问题都基于这样的假定：公共管理者和研究者的工作不仅仅是理解公共机构的行为，而且是要改进公共机构的表现。如果研究者能有效回答这些问题，将会为提高公共机构的绩效作出贡献。贝恩的文章发表后很快引起社会反应，诺依曼和柯林的论文代表着最早的学术反应。针对贝恩的研究漏洞和操作偏好，在《什么使公共管理学成为科学？或“大问题”真的大吗？》一文中，诺依曼倡导在哲学层面上考虑学科的大问题。认为对公共管理学大问题的揭示必须在这门学科研究最基本的层面进行，且应当揭示该学科的本质和存在动力。真正的大问题不应当是贝恩意义上的应用问题，而应当属于这类问题：一个组织或公共组织的本质是什么？公共组织如何与它的环境相关？管理一个组织意味着什么？在《民主制中的公共管理学大问题》一文中，柯林表达了与诺依曼和贝恩皆有所不同的观点。基于公共管理与政治、法律等社会因素的密切关系，柯林认为公共管理学大问题的确立必须满足四个标准：根植于民主政治的达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认识到集体行动手段的复杂性，强调更加有效的社会学习。在此标准下，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包括七个方面既是研究性也是行动性的问题。①什么是集体行动的手段，如何据此保持既向民主政治过程也向核心的社会价值负责？②什么是社会中集体行动的非政府角色，怎样保护和培育这种角色？③基于功能和地理上的政府结构之间有什么适当的权衡？④怎样解决国家和地方在政治舞台上的紧张局势？⑤什么样的决策可以“孤立”于正常的政治程序以使其他的理论原则可以被利用？⑥在中立的能力、代表性和领导之间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平衡？⑦如何推进社会的学习过程，改进有效选择、可替代后果、达成目标，特别是培育和发展民主政体的知识？
二 新研究及其特点和方法
基于人们对公共管理学学科建构的不满及理论重建的需要，围绕“大问题”的首轮之争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社会反响。认识到“大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和激励效应，美国《公共管理评论》不仅于2000年发表本刊编辑的专文（Camilla Stivers），对“大问题”研究的意义予以肯定：跨越不断增加的公共管理分支学科和特殊的读者群体，给日益碎片化和微观化的研究以根基，更好地服务于公共管理的学术和实践；而且在2001年开设专栏，鼓励“大问题”的深入研究。柯林作为“大问题”早期参与争论的特殊专家，在专栏开篇中发表了《大问题对公共管理研究之重要》一文，强调并阐述了“大问题”对民主社会公共管理学术研究与实践的价值。柯林认为，有效认同并处理“大问题”的最大挑战来源于我们过度关注组织运行中的工具问题。“大问题”不应集中于工具而应聚焦于公共管理对社会的后果和价值方面，公共管理怎样影响社会应当成为聚焦的中心，“大问题”应当由此论域引申出来。除了自己倡导的倾向，柯林总结了“大问题”研究在其他方向所做的工作。一些研究继续在代理机构组织工具层面及代理人管理方面开展工作，以期在微观管理方面有所发现；一些研究聚焦于公共管理的功能机制如何克服现代国家中存在的分散独立和碎片现象，以期形成更为广泛的治理、网络和行政连接的理论；一些研究将视野从代理人操作层次拓展至非政府组织行为对公共事务的影响；一些研究则在“治理改革”框架下将焦点置于社会行为者对公共管理代理人的影响。柯林在坚持自己1996年观点的同时认为，对于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来说，“大问题”的回答和提出同样重要和急迫。回答的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虽会得到改进，但有效的回答无论何时都应当是理论坚定、经验准确和可执行的。柯林重申，公共管理是人类活动的一个中心，人类需要公共管理及其代理机构。然而，公共管理的成功不在于工具层面，而在于它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持久价值。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必须涉及怎样使我们的社会对公民更好而不是更糟这种持久的价值方面。
不管柯林如何呼吁，21世纪以来的“大问题”研究似乎并未朝着他期盼的方向迈进，整体上呈现的是一种多元分散的趋向。与20世纪集中于普遍性问题的争论有所不同，认识到研究起点、观察维度对结论的影响，一些学者以方法论变化为手段，寻求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突破。在他们看来，公共管理问题研究必须虑及管理过程依存的关系和背景。譬如，孤立地考察一种管理行为，与将其置于网络关系中所得的结论是不同的，对于“大问题”的确立也因此可能相异。关注公共管理行为的依存条件，既是对象世界的客观逻辑，也是科学认识的方法论要求。艾格雷诺夫、麦圭尔（Agranoff, McGuire）和卡拉汉（Callahan）的研究表达了这一倾向。与此同时，意识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依存关系，另一些学者将研究对象延伸或拓展到公共管理的分支学科和应用部门领域，通过对区域和具体问题的分析为普遍性大问题研究创造条件。这包含两种学术趋向：一种趋向在寻求、总结“大问题”的过程中将研究视野延伸至公共管理学科内的分支领域，以此展示“大问题”的丰富内涵和微观基础，布鲁克斯（Brooks）、库珀（Cooper）的研究大体属于这一倾向；一种趋向将“大问题”探究拓展到感性具体的应用管理部门，与此匹配的分析和观点虽不具有普适性，对普遍性问题的概括和检验却提供了一种经验支持，是公共管理研究不可或缺的论域之一。登哈特（Denhardt）、克里格勒（Cigler）以及其他对具体公共部门管理事务的考察体现了这一研究倾向。
就理论重建而言，延伸研究和方法论变化对大问题的讨论更具意义。和传统公共管理研究给人的印象一样，在对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梳理中学者们已经发现，研究方式或方法论选择的过度分散有可能使公共管理学研究重蹈“认同危机”的旧辙。致力于理论重建的努力虽然使“大问题”研究者认识到了集中统一的重要性，但远未达到贝恩设想的集中状态。相反的是，公共管理论域的“大问题”越来越多并日趋多元和分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是多样的，但研究方法的差异是主要原因之一。观察维度和逻辑起点的不同反映的就是方法论的一种差异。贝恩和柯林在早期争论中之所以会各执己见，首先源于他们研究中选择的逻辑起点不同。贝恩的研究从机构开始，因而微观组织和管理技术被赋予重要地位。柯林的研究从制度开始，民主政治、社会参与自然会被赋予更大的权重。为解决大问题研究中的分散化问题，卡拉汉（Richard F. Callahan）于2001年发表了论文《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方法中连结与隔断的挑战》，主张建立一种包容广泛、能够将不同层次的研究连接起来的新的基础或起点，用以克服单一维度或层面分析的局限。譬如，以社会作为研究起点或观察维度就可能具有这种包容性。社会是一个广泛系统，个人、团队、组织、制度等各种现象及其相互作用皆可有序地纳入其中。当以社会为基点考察“大问题”时，人们必须顾及社会系统中的相互作用及各种现象间的秩序与嵌套关系，对“大问题”的概括便容易趋向一致或融洽。站在社会角度看待组织与制度，以组织为起点的贝恩的研究和以制度为起点的柯林的研究便不再表现为形式上的严格冲突，而显现为本质上的交融或趋同。因为现实社会中的组织和制度是不可分割的两种行为方式。组织存在于制度之中，制度依靠组织得以建立和实施，它们皆属于社会系统互惠存在的构成部分。
与卡拉汉（Callahan）直接从方法论角度寻求改进研究的做法不同，艾格雷诺夫（Agranoff）和麦圭尔（McGuire）从公共管理对象及其存在方式与背景转换维度，体现了方法论变化对“大问题”认知的影响。在他们看来，不同的管理对象应当有不同的运行规律和管理理论，基于其上的“大问题”因此也应当是不同的。如果说传统公共管理理论多以单一组织的研究为核心，则现代公共管理研究必须致力于交互作用背景下的管理问题和规律。公共网络管理提供了发现这种问题和规律的一个平台。2001年发表的《公共网络管理中的大问题》是艾格雷诺夫与麦圭尔基于这一观点所做的尝试。受数学学科的启示，这篇文章首先也对“大问题”研究予以充分肯定。如果说希尔伯特一百多年前对未来数学研究提出待解问题被传为佳话，那么它同时也向学术研究传递了一个信息，那些悬而未决的科学问题不仅不是学科发展的障碍，往往反而是学科活力的象征。公共管理学应该属于这样一个学科，它需要发现并解决属于自己的核心问题。日益凸显的公共网络管理研究是这一学科的重要构成。网络意味着对单个组织的超越，在组织群体的交织中看待并实施管理，这与传统聚焦于边界清晰的单一组织管理有所不同。当公共管理面临的不是一个机构，而是多重组织如多重政府交织的存在对象时，既难以划定清晰的边界，也难以依靠线性的组织权威和官僚层级发布指令，便需要建构超越传统的管理理论，建立基于网络关系基础上新的公共管理学说。为建立这样的学说，前述二人提出并讨论了与公共网络管理相关的七个“大问题”: ①是否有一个等同于传统管理程序的功能网络，在网络管理中存在相同的POSDCORB? ②网络管理中的群体决策与工作中那些基于行为科学或其他学习与决策过程的方法是否相似？③网络提供的灵活性是否超越快速的适应或程序调整？④网络以什么方式实现相互的自我责任？⑤网络中与组织法律理性权威相对应的凝聚因素是什么？⑥网络中的权力如何展示，它对群体问题解决的影响是什么？⑦公共管理网络产生不曾出现的结果吗？
三 非营利管理研究对“大问题”的回答
除方法论上新的尝试，将研究对象下延到公共管理学科的分支领域，通过对分领域问题的微观考察，寻求或检验普遍性问题的答案，是21世纪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又一倾向。在此方向，布鲁克斯和库珀的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在2002年发表的《非营利管理帮助回答公共管理的大问题》中，布鲁克斯试图通过对非营利管理问题的分析寻找公共管理“大问题”的答案。这种分析从非营利管理研究议题的分布开始，目的在于发现“大问题”集中的领域。根据《非营利管理和领导》杂志编辑丹尼斯·杨（Dennis R. Young）1993年和1997年对“当代非营利组织关键问题”的界定和归类，布鲁克斯考察了1993-1997年该杂志发表论文的主题及所占比例，将其概括为如下几类：委员会治理占8%，行政领导占8%，人力资源管理占12%，财政资源占7%，对变化的战略适应占9%，组织结构占14%，表现度量占8%，其他占34%。考察1990-1998年其他一些非营利问题学术杂志发文的主题，发现基本议题也多集中于以上方面。由于这些议题与贝恩的“大问题”多有重叠，通过它们可以对贝恩的“大问题”作更深入的分析。
依据贝恩的观点，公共管理部门中的委托人即被选官员不能通过规则的强化很好地管理代理人的行为，由此导致微观管理中出现不信任、更差的工作绩效和更多规则的恶性循环。在缺乏较好绩效控制技术的情况下，打破这种恶性循环需要消减不信任，这要求合理界定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角色。布鲁克斯认为，和一般公共部门相比，非营利部门的行政等级更具模糊性。譬如，非营利董事会负责其组织高层的监管时，经常会被要求诸如负责筹款、协调管理等具体的功能行为，由此延伸了董事会的责任链。当董事会这样去做的时候，这意味着委托人可能就是代理人自己。这种委托人和代理人角色的模糊状态会影响董事会的有效治理。为提高非营利管理的工作效率，董事会的任务应当合理地限于政策层面。有效的非营利管理董事会倾向于与组织的日常行政无涉，它们对于操作层面事务的干预仅仅限于危机时期。这些特点与公共管理明显相似。在公共部门管理中，那些高高在上拥有决策权的委员会也常常对组织运行的官僚程序感兴趣，这不但会降低董事会的效率，还可能导致一类基于委员会介入细节而引发的危机。从中得到的教训是，董事会和委员会的操作干预都应限于危机时期，且危机干预必须是经济的。虽然非营利董事和公共部门的委托人有所区别，但二者关于微观管理的问题和答案是相似的。从非营利管理存在的问题和消解方向可以看出，为了消减公共管理领域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不信任，澄清委托人的使命并将其在代理人层次的干预限于危机情境十分重要。
公共部门的雇员管理可以从非营利自愿者激励问题的分析中发现启示。雇员激励是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中的又一个“大问题”。公务员的特殊地位使公共管理者难以像企业家那样解雇或奖励任何人；而公共管理绩效认知的困难既意味着道德约束的失控，也意味着不当激励出现的可能，并由此引发坏雇员驱逐好雇员的现象。在此背景下，考虑到公共部门较低的工资，非金钱补偿成为一种平衡机制。布鲁克斯对此的解释是：一个雇员在任何领域挣得补偿C，那里C=W+V。W代表着货币类收益（如工资）, V代表非金钱收益（如工作满意）。想象一个雇员在两份工作之间进行选择：一份是私营公司的工作，货币收入为Wp；一份是地方政府工作，货币收入为Wg。如果Wp＞Wg，但是雇员选择了地方政府工作，则存在Vg＞Vp，即非金钱收益在政府部门比私营部门更高。这表明公共部门对雇员的激励主要来自非金钱收益。和政府一类公共部门相比，非营利部门管理涉及一些特殊情形，如志愿者劳动力介入的货币收益为零（即W=0），他们的收益补偿全部来自非金钱方面（即C=V）。如果货币收益为零，激励一个人成为志愿者参与非营利性活动的动力便只能从非货币收益方面去寻找。这种非货币收益虽然大部分不能为管理者所操纵，其主要方面却可以被分离出来予以考察，它们构成激励志愿者行为的主要因素。诸如：认识到活动的意义而为社会或社区改进而工作，做有责任的公民；表达个人态度，显示对他人的关爱；学习新知识和技巧，增加职业生涯的选择机会和能力；发展领导和团队技巧，建构自我尊严，提升或赋予生命以意义；经历新挑战，丰富自身阅历，体验积极的组织文化，享受特殊时光。这一切对志愿者来说都是与货币收益不同的奖励。在志愿行为关系中，给予者和接受者会存在一种双赢情境，志愿者在给他人带来福利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公共部门管理中的雇员激励虽不完全等同于志愿者的招募和保留，但二者之间的部分重叠使前者可以从后者得到启示。譬如，非金钱雇佣关系在公共领域和自愿者领域应当是被认同的，认识到形式多样的非金钱收益的激励价值，在不增加费用的情况下，管理者有可能实现对非营利或公共部门工作的改进；营销大部分无形收益对招聘、保留和激励非营利或公共部门的雇员都会有所帮助。
绩效度量是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第三个“大问题”。对此问题的解答虽存在良好意向和努力，结果却始终不甚理想。人们致力于量化标准的发现和应用，不断强化投入产出意识，公共管理的绩效评价依旧充满模糊性。普遍认同的原因是，目标的多元化使公共部门的绩效度量难以有明确的界定和标准，也缺乏让公共管理者自己去澄清的激励。布鲁克斯认为，公共机构中也许不存在像企业生存必须维系的那种可测度的成本或利润底线。非营利管理存在类似的情形。一方面，非营利组织必须拥有并认识到它的生存底线，以避免倒闭或消亡的风险；另一方面，非营利组织也存在目标的多维或模糊性，且经常被寄托或赋予公共使命。在此状况下，发展一种绩效评估的多维方法，是度量非营利领域业绩表现的合理选择。布鲁克斯介绍了库什纳和普尔（1996）围绕这一问题构建的模型，该模型从四个维度界定非营利组织的业绩表现：①是否获得机构运作需要的充足的资源或基金；②是否以最小成本或高效率的方式产出所需要的东西；③是否依据组织使命的要求达成了既定目标；④机构服务的顾客是否满意。在目标多元的非营利系统，这些维度都存在于一个反馈环中。例如，资源的不足既可能引起操作缺乏效率，也可能使拟制承诺的目标达成或伤害选举人的满意度，而这些负面效果又会引起更大的资源危机。因此，任何对这些维度的忽略都会造成对组织绩效理解的残缺。绩效考察的这种多维方法对公共部门管理富有启示。全面质量管理在政府机构的应用就具有这种多维特点，涉及对顾客满意、目标达成、持续改进、工人参与等多方表现的度量。比较非营利管理与公共部门的业绩表现可形成如下共识：寻求单一公共机构业绩表现的度量方法可能是不合适的；业绩表现的构成不仅包括组织的运作效率、选民满意度，也包括机构资金的重组和目标的达成。这些维度存在一种相互影响的反馈机制，忽略其中一个因素同时意味着其他方面存在麻烦。公共部门的绩效度量应同时在多个维度展开。
四 延伸研究：对行政伦理“大问题”的考察
公共管理在理性意义上应当有其规范的伦理基础，但这种基础具体是什么却时常困扰着公共论域中的许多学者和实践者。2004年，库珀发表了《行政伦理的大问题：对集中研究和合作努力的需要》一文，将“大问题”研究延伸到行政伦理领域，试图对公共管理伦理的规范基础进行说明。对这一问题常见的非正规表述是：哪种伦理在政府行政决策中应当被采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基于宗教、政治、文化或生活经验及其他社会化经历的个性化伦理观点。除此之外，社会上还存在所谓“职业伦理”的行为规范，公共行政伦理既是这种规范的一部分，也是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纵深发展的重要领域。库珀概括了这一领域备受关注、可视为公共伦理选择价值基础的五个议题。①政权价值与宪法理论。自由、平等和财产权是与此相关的规范价值。②公民权理论。公共行政管理代表公民，是以信托形式行使公民赋予的权力，并承担责任代替公民处理公共事务。③社会公平。社会公平是政府行为核心的组织原则，它虽从未单独成为被接受的中心原则，却是行政伦理主要的价值规范之一。④美德。美德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深奥假定，而是生活中常见的性格特点或道德现象，将其理解为行政伦理的特点之一是对理性主义的矫正。⑤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作为政策和行政决策的终极原则发挥作用，提醒并约束公共管理行为必须代表广泛分享的人民利益而不是特殊群体的独占利益。这些具有美国特点的价值规范是否和怎样适用于其他国家令人深思。行政伦理规范的创造因国家而异吗？有没有可称之为全球行政伦理的东西？如果行政伦理是社会性建构的，当社会交往使世界正变成相互依靠的整体时，是否会出现或建构出公共行政管理的全球伦理？与此关联的公共行政伦理的一个“大问题”是：基于个别国家或地区社会的行政伦理范式在全球适用吗？库珀的回答是肯定的。早在《跨国世界的公共管理伦理》（2000）中，库珀与其合作者尤德（Diane Yoder）就对这一问题给出了正面解答。他们考察了自1970年以来大量的国际条约、协定、合同、公约和项目，发现其中蕴含一些彼此认可或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基础：自主决定、自由、真诚、信任、善始善终。这些价值观既与美国文化相吻合，也适用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只是人们常常不知道它们怎样被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所采纳。譬如，缺乏透明度产生的负面影响或破坏作用会使任何一个政府都面临压力，如果某个政府期望它的国家能够长期繁荣和稳定，就不得不增加其政治决策和公共管理的透明度。作为对政府信任的基础，透明度就可能成为全球公共管理追求的伦理价值。如果全球性价值伦理确实存在或能够为人们所重建，是否会导致多样性世界文化的破坏或同质化、西方化？库珀的回答是否定的。尽管不同文化的融合是可能的，但人们依旧可能在一个包容广泛的文化中保持其生活与行为个性，在富有地区特点的同时，又介入全球文化。
如何进行组织设计以支持伦理行为是库珀认为的公共行政伦理的第二个“大问题”。以迈欧格拉姆（Milgraam, 1960）在耶鲁所做的实验和津巴多（Zimbardo）1970年在斯坦福所做的实验为例，库珀分析了层级官僚组织的两个局限：不仅在激励职员的行为方面是失败的，而且常常阻碍他们产生正确的伦理行为。譬如，在迈欧格拉姆的实验室中，不同年龄、性别、职业、宗教倾向或教育水平的受试者，在有关提示和组织文化的诱使下，多会产生抛弃个人伦理责任的异端行为，如以痛苦和危险的方式对他人实施电击。迈欧格拉姆将这种现象解释为“代理角色转变”，即通过心理角色的逐渐过渡，受试者从相对自治的主体存在变成了实验意志的某种工具。当人成为工具时，便不再为个人的行为承担伦理责任。津巴多（Zimbardo）的实验则发现，大学生在模拟监狱分配的角色中，很快会变成对犯人有虐待倾向的恶劣的护卫，或对其他人和护卫实施侵略性报复的囚犯。在此，护卫和犯人一样被组织中关联的角色所俘获。这些与有关文献用“组织人”“微观政府”或“组织支配”概念刻画官僚组织对其成员行为的塑造作用十分类似。“组织人”概念描述了组织成员如何忠诚地被组织所捆绑，以至于毫无疑问地依据组织的期望决定自己的行为；“微观政府”概念描述了不管伦理和法律如何规定，雇员都被要求是他们组织监督者的命令服从者；“组织支配”范式则反映了组织通过强化能够使其利益最大化的心理威胁支配它们雇员的生活，由此导致成员行为的单调或片面化。大量文献和行政伦理案例显示，组织倾向于剥夺或阻碍其工作人员坚守他们的职业良心或伦理自由。是否能够建立一个倾听并支持伦理诉求的公共组织，有赖于公共管理伦理专家和组织问题专家的共同努力。
库珀提出的最后一个伦理“大问题”是：为公正起见，什么时间应该平等或不平等地对待人们？传统观点认为，为了公正地对待每个人，必须同样对待每个人。20世纪中叶后社会的多样化发展对这一观念提出挑战。公民权运动、反贫困运动、妇女运动、环境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其他伦理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多元诉求迫使人们意识到，同等待人未必对每个人就是公正的。在回应多元化的公民社会及其偏好与诉求方面，基于理性化、标准化的传统观念有着名不副实的困难。客观的情形可能是，在接受以官僚机构为中心提供的服务时，许多公民经常觉得他们得到了不公正待遇。由此引出的一个伦理问题可能是，公正并不要求任何时候都同样对待人们。在一些情况下，要求给以相同待遇；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能需要差别待遇。但清楚理解这两种公正方式的标准时常也是困难的。在一些案例中人们能看到公正与差别待遇如何取得一致性。譬如，公共政策涉及残疾人待遇时给予的特殊照顾，在社会心理上通常是被接受和支持的。在一些案例中，人们却茫然于明显的观念冲突。譬如，同性恋们基于平等的观念坚持维护他们结婚的权利，要求同性恋之间对忠诚的承诺应该被像其他人那样得到公平对待，持反对意见者则认为婚姻应该仅仅存在于异性之间。由此引起的激烈争论是：什么样的资格应被同等对待，什么样的同等对待应该禁止？以相同方式对待每个人也许不是理想的普世价值观，但何时需要平等对待，何时需要不平等对待，则常常使人陷入困惑。如果公正和平等待人不总是等价的，我们必须解决这样一些关联问题：什么时候不平等对待是公正的，什么时候平等对待是公正的？是应该标准化每一个问题，还是对一些情况要特殊考虑？假若各个方面的情况都要考虑，又如何对标准化和多样性进行综合？
五 价值与启示
毫无疑问，对于公共管理学的发展来说，无论是对普遍性问题的总结和回答，还是分支学科问题的延伸研究，“大问题”讨论的意义都是显然的，它不仅体现了公共管理学为摆脱“认同危机”、建构统一哲学基础所做的努力，也为公共管理基本理论的发展增添了新的视野、内容和活力。尽管这种努力和成就仅仅代表了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侧面，且存在着持续深化以及如何回答和提出“大问题”的压力，其学术价值特别是方法论意义却已经开始彰显出来，即使在应用性较强的实践领域也不例外。譬如，登哈特2001年曾将“大问题”范式引入公共管理教育领域，颇有成效地提出并阐述了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教育经常出现的四个基本问题：我们追求的目标是让学生尊重理论还是尊重实践？我们培养学生以他们适应第一份工作为准，还是以学生未来可能追求的长远目标为准？什么是MPA（公共管理硕士）课程合适的供给机制？作为公共管理教育者，我们应当作出什么样的个人承诺？譬如，2005年美国新奥尔良遭受卡特里娜（Katrina）飓风和洪水袭击造成重大人员和财产伤亡后，席格勒2007年借用“大问题”范式思考引起这类公共灾难的原因以及预防和灾区恢复问题，将其与自然和人类对环境的改变联系起来，认为是人类和自然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这场灾难，灾难的预防和灾区重建也应当在这种关系中寻求方案。“大问题”在此不是指具体的哪个个人应当为生命财产损失受到责备，而是个人角色、政府和私人市场应为类似的“自然”灾难的发生与治理承担责任。这些研究提出和解决的问题虽然不同，却包含着一个相似的观念：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可逆转和重复，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面临的问题通常是多样易变的。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有效的问题研究和解决重点应致力于那些具有基始地位和影响深远的根本问题。
对于深受功利主义和经验主义影响，习惯于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的中国公共管理研究和实践来说，认识到这一点尤为重要。中国公共管理在社会转轨时期面临的问题是十分复杂的，但各种理论和现实问题之间并非互不关联或彼此孤立，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之间存在程度不同的依存关系，即一些问题的出现是由另一些问题决定或派生的。城市中司空见惯的同一条马路的反复开挖和修补，并非一定是公共利益改进必须的，而可能是市政当局官僚主义或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公共财产的流失和浪费行为；屡禁不止的公款吃喝及行贿受贿，也并非一定就是公务员的原始偏好或故意所为，而可能是民主监督、惩罚机制或其他制度安排存在问题。因此，优先研究并解决那些处于源头或上游的“大问题”，对整个社会来说是经济而有益的，不仅可以减少公共问题派生的数量、范围，降低其解决问题的复杂性和难度，而且可以减少解决公共问题的费用，降低其机会成本和风险。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期待更多的学者致力于对“大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本文发表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