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鸦片战后到洋务运动时期思想文化的演变

明清之际，西学在中国上层社会已有所传播，少数士大夫思想观念上发生了一些不甚明显的变化。晚明社会出现了批判专制君权和宗法伦理的思想倾向。有清一代，在传统文化内部也缓慢地隐隐产生一些变化的迹象。但终因社会条件的限制，这些变化远未形成对传统的根本挑战。鸦片战争的爆发及战争所引起的后果，对传统社会、传统文化产生了震撼。中国人遇到了前所未见的一个与自己差异太大的外来民族，中国文化遇到了一时无法应付的异种文化的挑战。由于数千年养成的“天朝上国”和“惟我独尊”的心态，妨碍中国人去正确认识西方人及其风物、政教等。以此，长期未能调整好中外国家与人民间的关系，尤其是未能很好解决中西文化的关系，解决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问题。下面，我们大体按历史时段，略论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时期（1840～1894）[57]中国人思想文化观念和文化心态的演变。

一 陌生的“蛮夷”

以英国为首的西方人，挟炮舰之威东来，以罪恶的鸦片贸易为由，发动侵华战争，迫使中国签订屈辱的“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中国人确有理由敌视这些侵略者。但对于自己的敌人，只是痛恨和詈骂是没有用的；必须了解它，并能取彼之长，补己之短。然后方可雪耻，争回领土和主权。古兵家之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此乃常识。何况西人东来，除鸦片和侵掠之外，同时也带来一些有用的东西。但人们一则宥于天朝观念，二则愤于政府之无能，长时间不能理性地对待这个问题。于是出现了奇特的现象：人民习西事、交西人，会被视为汉奸；而政府官员怕西人，媚西人，玩西物，却自鸣得意。

在鸦片战争后最初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大多数官绅人民，视西方人，直不以为人类。在阿英编的《鸦片战争文学集》中，就有不少这类材料。如《全粤义士义民公檄》就说：“乃独英吉利者，其主忽女忽男，其人若禽若兽，凶残之性，甚于虎狼，贪黩之心，不殊蛇虺。”[58]耆英在其奏折中称：“民之于夷，无论妇孺，皆呼为番鬼，不以齿于人类。”[59]当时人看西方人，以其形貌绝异，言语不通，行为举止亦绝不类中国，遂以野蛮生番视之。此类言论甚多。即士大夫阶层也往往以讹传讹，不知西人究为何类。如著名学者方东澍在其《病榻罪言》中引叶钟进语，称西人“目不能远视，故不能挽强命中；脚又无力，上岸至陆地则不能行”[60]。谓西人腿足不类常人，腿不能弯折，足无力，不能疾行，这似乎是当时人很普遍的一种误传。如汪文台《红毛番英吉利考略》亦说，英人“走舟上若飞，登岸则不能疾行，腿足纠缠难屈伸，一扑不得起。……”[61]云云。我常以为，此种误传之流行，很可能是因为早年英国使臣求见中国皇帝，拒不行跪拜。盲目自大的中国人遂演义出英国等西方人，腿皆不能折弯，无法下跪。既不能折弯，则行路亦必不便。如此，遂有西人只善水战，不能陆战的谬说。

对西人盲目鄙视，对西方事物则类多隔膜。各种主观臆说，种种误传遂大流行。

自鸦片战争起，中国官绅与英人打交道数年以至十数年之久，仍不能确知英国究在何处，究有多大。魏源号称开眼看世界之先驱人物。在其《海国图志》中，述及英吉利时说：“按英吉利，夐然三岛，不过西海一卷石。揆其幅员，与闽、广之台湾、琼州相若。”[62]说英国幅员不过如台湾、海南岛，这与事实相距实在太远。何秋涛之《朔方备乘》则谓“英吉利本国与二属岛，尚不及中国湖广一省地也”[63]。冯桂芬之《校邠庐抗议》则说：“我中华幅员八倍于俄，十倍于米（美），百倍于法，二百倍于英。”[64]此类谬误，一则以长期闭塞，世界知识太贫乏；一则也是惯于盲目自大，不求甚解有以致之。

对西方列强，不肯正视，唯恐自尊自大的心理经受不住挑战。鸦片战争之年，时在伊里布帐下任事的张喜，曾屡次赴定海与洋人交涉，著有《探夷说帖》。其中记英人带领他参观舰船，张喜盛赞其制造之巧。英人问他：“‘贵国之人亦能此否？’喜云：‘此技虽巧，天朝之人用心不在于此。'‘彼之用心何事？’喜云：‘我国（人）用心在文章’。”[65]这是中国士大夫的典型心态：文章千古事，余皆不足谓也。

对于西方宗教，更甚少了解。魏源之《海国图志》有《天主教考》一篇，大致以为，西教无非袭取释氏并傅会儒说。其文末注引传闻之言，谓西教士诱华人入教，初给予银若干。此人死，乃取其睛；说是华人之睛，可点铅成银云云。又有所谓男女同堂共宿等等不经之谈。许多人即以此类传闻为根据，对西教类多诋污之辞。夏燮所著《中西纪事》，其中亦有《天主教考》一篇，则把魏源书中注引之带有参考意味的文字，完全信为事实，作为正文加以叙述。盖西教初入中国，难免有下劣教士为不法不德之事。但不能以偏概全，以传闻当事实。

林则徐、魏源自然要算这一时期比较最有理性，眼界比较最开阔的人物。林氏组织人力编《四洲志》，魏氏在他的基础上编撰《海国图志》，足以表明他们力图了解西方，了解世界的愿望。魏氏并提出向西方学习，实行改革的创议，则尤属难得。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成了当时和以后许多年，中国一切有进取心的人们的共同趋向。在当时，绝大多数人仍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未醒，视西方科技器物为奇技淫巧而不屑道。魏源指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66]他一反常人鄙视“奇技淫巧”的态度，而倡自行设厂造舰造炮。他并不完全从御夷的考虑出发，他提出：“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67]。而且他主张“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68]。可以认为，魏源已有发展近代工业的意识，也就是说，已有了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初步意识，这是很可贵的。到1852年，他为百卷本《海国图志》写《后叙》时，更对美国的民主宪政表示钦慕之意。他说：“至墨利加北洲之以部落代君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

魏源已认识到，中国必须做一些最必要的内部改革，否则，师夷制夷皆谈不上。他的改革想法，大致已抓到中国积弊之要害：一曰去“人心之寐患”（即愚昧）；二曰去“人材之虚患”（即务虚不务实）。[69]可惜，魏源这些极可宝贵的思想主张，在当时，朝野上下一片昏昏然的情势下，皆不能见诸实行。其书传到日本，倒是对明治维新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综观鸦片战争后最初二十年，虽有林则徐、魏源等极少数人开始了解西方事物，并有师夷以自振的觉悟。但大多数人对西人、西事、西教皆鄙睨不肯正视，遂生种种谬误，妨碍了中国人及时调整观念。这固然与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有关。但也不能否认，是闭塞太久，长期形成的“天朝上国”的自我夸饰，封闭而虚骄的心态有以致之。

二 师夷长技

鸦片战争后二十年，中国与西方列强战战和和，战则屡败，和则屈辱丧权。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给予中国朝野的震动更大。这一次，英、法联军进占京师，咸丰皇帝逃亡热河，祖宗灵庙被践踏，人民被摧残，文物、珍宝被劫掠，著名于世的皇家园林圆明园被英、法联军大肆洗劫之后，又放火烧为灰烬。一个天朝大国，遭受此等空前败辱，君臣颜面何存？负责此次和约谈判的奕后来追述说：“溯自道光二十年以后，办理夷务一次不如一次。逮至咸丰十年，战守两穷，于无可如何之中，为万不得已之举。”[70]所述切中事实。所谓万不得已之举，一是皇帝出逃热河；二是与英、法订屈辱条约，以及因曾请俄国调停，又不得不忍辱忍痛与俄国订立新的不平等条约。这次战争和所订条约产生的震撼，开始冲淡清朝君臣以“天朝上国”自居的观念，始允外国使臣驻京，并被迫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办与各国交涉事宜，稍稍产生了一点点近代的外交观念。从前那种把外国使臣当作朝贡使者的观念，在大多数稍识洋务的人士中，已不复存在了。

当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际，也正是清政府与太平军激烈斗争的时期。1860年在洋人聚集较多的上海，中国绅商出资请洋军官指挥一支雇佣军与太平军作战。以其武器装备优良，训练严格，故常能制胜。1862年，清廷明令承认这支军队，并给予所谓“常胜军”的称号。借洋人之力杀中国人，这是清朝统治者创下的又一个耻辱的纪录。然而大耻大辱，亦往往能振聋发聩。就在清政府允借洋兵杀中国人的时候，有一个读书人，为避兵祸而从苏州逃至上海。在那里，一则稍稍安静，有暇思考、写作；二则，在那里有机会更多目睹西洋的事务，遂触发其要求改革的种种想法。这个人就是冯桂芬。他的《校邠庐抗议》于1861年11月在上海写成。书成之后，其抄本曾呈给曾国藩求序，书稿也曾有不少办洋务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传抄传阅过。所以，该书虽至1876年才正式刊行，但其主要思想已在部分官员、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影响。

冯氏承接了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而进一步加以发挥。

冯氏正是从国家民族所蒙受的耻辱中惊醒过来。他说，中国向称大国，“天时、地利、物产无不甲于地球”，而今“䩄然屈于四国之下者，则非天时、地利、物产之不如也，人实不如耳”。而人何以不如？“非天赋人以不如也，人自不如耳。天赋人以不如，可耻也，可耻而无可为也；人自不如，尤可耻也，然可耻而有可为也。如耻之，莫如自强。”[71]

知耻而图自强，这是一个极重要的观念。前二十年，朝廷、绝大多数官吏、绝大多数士子，皆不知耻，不承认自己不如人，即使林则徐、魏源，亦不过肯睁眼看世界，有了解西国的愿望，尚不曾有耻辱感。只有知耻，才能奋起图强。可以说，冯桂芬的思想境界大大前进了一步。他指出，已知“实不如”人，则“忌嫉之无益，文饰之不能，勉强之无庸”。因此，“道在实知其不如之所在，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求所以如之”。他把中国不如西国之处归结为四：“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72]这四者，在当时可算是相当准确地概括了中国之短，外夷之长。中国的制度、体制不利于造就人才，不利于发挥人才之用。中国以农为本，国家赖以为税源，人民赖以免冻馁，向无开发地上地下资源的明确观念。中国最高统治者和决策者，高高在上，利用庞大的官僚体系统治人民，人民与朝廷与皇帝如隔九重天，官吏层层欺瞒，百弊丛生。名实不符，乃中国千年学风堕落的结果，士子读书仅为应付科举，大体皆无用之学。冯氏的认识实抓住了一些最主要的问题，能从这四个方面做根本的改革，是自强必由之路。冯氏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解，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73]这正是后来成为主流思想的“中体西用论”的最早表达。冯氏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改革主张，如提倡讲求制造，设厂，开矿，采用机器，改科举，讲实学，培养翻译与外交人才，大力翻译西书，整顿吏治等。冯氏的思想主张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曾国藩、李鸿章等一批官吏，也影响了同时代其他一些寻求改革的思想家，如郑观应、王韬等。虽然冯氏自己也知道，其所主张“明知有不能行者”，“不能行，则非言者之过”。[74]曾国藩看了他的书稿之后，也以为“多难见之实行”。但后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多半认为，冯桂芬的思想实是引导洋务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他的许多具体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由洋务派官僚加以实行。而且尚不止此。冯氏的《抗议》一书，对戊戌维新运动也有启发作用。翁同龢曾将其部分内容呈给光绪帝阅看，维新派人士亦多受此书影响。用《湘学报》的话说，《抗议》一书“为三十年变法之萌芽”[75]。我们可以这样说，《抗议》一书，其思想代表了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士人对西方文化的总体认识水平。

冯桂芬不甚赞成魏源以夷攻夷、以夷款夷之说，认为魏氏之说“独‘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为得之”。而魏氏此语直至19世纪60年代以后才开始渐渐付诸实行。这时人们才开始认识到学习西方技艺器物的迫切需要。曾国藩1860年12月19日（咸丰十年十一月初八日）在《遵旨复奏借俄兵助剿发逆并代运南漕折》中提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76]学界多以此为洋务思潮之起点。次年，曾氏即安排辖下之安庆军械所试制小轮船。初无西洋设备，全靠匠人借鉴西方图纸以手工制作。1863年，终于制成“长约两丈八九尺”的一个机械动力的小轮船。按曾国藩指示次年又实行“放大”制造，制成长约五丈余，重25吨的大轮船。取名“黄鹄”号，大约是寓其有“黄鹄之志”的意思。但其技术究竟还太落后，不济实用。随后曾氏委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此时为其僚属的容闳，赴美采办机器。1865年，容闳所购机器运抵上海。曾国藩乃与李鸿章商定，将原上海炮局、苏州炮局及新购美国人一铁厂合在一起，于沪上改设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局）。此局之设，于曾、李的自强事业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制造枪炮弹药，亦且制造轮船，于中国军事近代化颇有助力。更具长远意义的是，该局于1868年设翻译馆，主持翻译出版西学书籍。由傅兰雅、伟烈亚力、玛高温等口译，而由华人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等据以笔述成书。除译科技书籍外，亦翻译了一些社会科学，主要是史地、法律等书籍，四十年时间里，先后译印西书一百六十种。[77]对于西学传播，对于引进西方文化，与有贡献。此外，该局还编印《西国近事汇编》，起了新闻媒介的作用。

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崭露头角的淮军将领李鸿章，于1862年到上海，亲自观察到西方各国装备的功效。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而能战之。……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78]自此，极力购洋枪、洋炮装备自己的队伍，且加强训练，使淮军在日后镇压太平军、捻军之役中，发挥重大作用。李鸿章继曾国藩之后，成为洋务运动的领袖，并成为清廷最为倚重的人物。

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谈论“洋务”甚频。[79]这是前二十年所未曾有的。盖洋务即夷务。“夷”乃鄙称，“洋”则较近中立名词；夷务只限对夷交涉，洋务则包括仿办洋人之事，如设厂、造械、办学之类。

关于洋务运动，数十年来争议颇多，誉之者有之，毁之者有之。誉之者认为它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毁之者直指为卖国。誉之者侧重在此运动之客观历史作用。毁之者侧重在领导此运动者之主观动机。我以为，评论一个历史人物的一项具体的历史活动，应兼顾其动机与效果，评论一个有多数人参与的，发生重大影响的一项历史运动，则应侧重考察其活动的内容及其客观作用。其中人物之主观动机则并不重要。黑格尔曾指出，恶在历史上可以发生重大的进步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对此予以充分肯定。对于洋务运动来说，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当时究竟出于哪些考虑，这对于他们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但对于已经形成的历史运动来说，是并不重要的。我们着重考察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这些活动，在当时和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历史作用。

洋务运动中所举办的事业，是大家清楚的，这里没有必要详加叙述。我们可以着重讨论这些事业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特别要着重讨论它所造成的和由它所引发的文化上的影响。

谁都知道，洋务运动是从兴办军需工业开始的。诸如江南制造总局（1865）、马尾船政局（1866）、金陵机器局（1865）、天津机器局（1867）、山东机器局（1875）、兰州机器局（1872），等等。这些局厂的创办，虽首先和直接服务于军需，但作为一种企业，它是生产产品的，而产品是发生价值，并要兑现其价值的。据记载，这些制造局厂所生产的产品，有些是由国家调拨派用场的，有些则是通过售卖，给予地方军事单位的。有些作为普通机器产品，也经商业渠道进入民营企业中。所以，这些军需工业发生了带动民用工业的作用，应是有据之论。其实，李鸿章、左宗棠等在他们创办军需工业时，就已意识到，将会发生这种带动民用工业的作用。如李鸿章说：“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抑臣尤有所陈者，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俾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80]左宗棠也看到，设厂自造轮船，“得其造轮机之法，为中国永远之利，并可兴别项之利”[81]。为洋务效力的中国第一位留学生容闳在倡议办厂制造之开始，即向曾国藩指出“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82]。容氏显然想到了中国民族工业之发展，后来的事实也表明了，容闳及李鸿章、左宗棠他们所估计、所预想的是合乎逻辑的必然发展趋势。洋务运动启动了中国近代化的闸门，这应是不争的事实。

近代工业的兴起，必然推动近代教育的发生与发展。

中国以往的教育，从实际功效上说：较高的追求是升官发财，光前裕后；较低的追求是写信、文书、记账而已。有了近代工业，就产生了对工程技术人才的需求，要培养这种人才，以往的教育完全不适用，必须有新式教育。科学、技术等必须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而科学、技术须求之西方，这就要培养翻译人才，而且也产生了留学外国的需要。于是设同文馆、派留学之议乃起。

1862年，主持洋务的总理大臣奕奏请在京师设同文馆。设英、法、俄文教习，兼配备汉文教习，主要从八旗子弟中录取学生。次年，李鸿章在上海设广方言馆，录取学生破除八旗限制，年龄亦放宽。1864年，广州之同文馆开馆，初设英文，继增法、德语言文字。

按，设同文馆之初，奕仅从办理交涉上着想；李鸿章办上海同文馆，则已虑及翻译西学书籍，以便国人逐渐通晓西方推算、格物及各种制造技术。他认为这攸关自强之道。上海同文馆后来合并到江南制造局之翻译馆内，成为翻译中心。奕于1866年奏请在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用意与李鸿章略同。此事虽未因保守派阻格而作罢，但却未能取得实际效果。

京师和地方同文馆之设，受清朝腐败的影响，其成就不大。但毕竟还是培养了一些能运用外语的人才。其中有些后来服务于外交界，对中国近代外交的开展与有贡献。另有些则成为翻译和外语教育人才，又有一部分到实业界服务。不论在哪个行业、哪个部门服务，从实质上说，都起到了沟通中西文化的作用。上海制造局之翻译馆于早期传播西方科学技术与近代文化，尤其起了重要作用。后来维新运动时期涌现的大批人才，绝大部分都是从江南制造局译书中略窥西学梗概。

洋务运动中，于教育事业另一项创例是1872年开始实行的幼童赴美留学。此事创其议者为容闳，积极奔走者为丁日昌，成其事者为李鸿章、曾国藩。按当时仿照西洋设厂制造，又设同文馆，教习子弟。何以又倡游学之说？曾、李在奏折中说，设厂、办同文馆，事属“图振奋之基”，而远适外国就学，是“图久大之效”。因为西书西器，中国不可能尽购，不游学其间，于西学其“本源无由洞彻，而曲折无以自明”。正如古人谓“学齐语者，须引而置之庄岳之间”。幼童留学得到朝廷允准，自1872年起，每年从各省选取30名聪颖幼童赴美留学，前后4年共派120名，后因遭遇反对而终止。这120名幼童在美分入各学校，分住美国人的家庭中，亲炙其习俗，融入其文化氛围之中。学成归国而有成就者，颇不乏人。其中最负盛名者如詹天佑，为中国乃至世界知名的铁路工程专家，唐绍仪为著名政治家，梁敦彦为著名外交家，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幼年留学，直接生活于外国人家庭中，这些家庭都是笃信宗教的，这对于幼童深刻了解西方文化是很有益处的。但其中国学问根底太浅，在更深层意义上融会中西文化实属不易。

办工厂，开同文馆，派留学，表明中国朝野士大夫至少有一部分人已经确信中国自立自强非学习西方不可。这较之四五十年代的观念已有很大不同了。从鄙视夷人，力严夷夏之防，到学习夷人之长，以不如夷为耻，这是观念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士大夫如此，普通民众，特别是城市中等阶层的观念也在变化。由于一部分西书的翻译，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传播，还有些洋人办的教会学校也起了传播西方文化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器物的大量涌入，改变了人们特别是沿海城市居民的实际生活。这对于改变他们的观念，其作用可能更大。到19世纪60年代，已有不少西方的东西传入中国沿海城市，如洋布、洋火（火柴）、洋呢、洋毯、洋针线、洋纸、洋笔墨、洋伞、洋钉、玻璃、钟表等，还有纺纱机、织布机、缝纫机、蒸汽机、天平、酒精灯、煤气灯、显微镜，等等，甚至在西方也才刚刚出现的自行车在上海也出现了。[83]这些东西，在一般中国人眼里，首先是新奇，接着发现其方便适用，优于中国固有者。这种新鲜的生活经验足以动摇以往人们对夷人的鄙视态度。

当然，此时期，仍有不少人持鄙夷西人的态度，坚决抵制西方文化。在上层，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大学士倭仁，他为反对同文馆招收正途人员入馆习天文算学而不惜与皇帝相抗争。但倭仁并没有明确反对中国人学习天文算学。只是在他看来，天文算学究非大经大法，不过机巧之事，不当以受圣人之教的正途人员去学习。在他看来，正途人员仍当谨守中国圣人之教，以礼义为治国之根本。他在反对奕等人的奏折中称：“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因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他认为，既然天文算学无关乎致强之本，而令正途人员从夷人学习，是令“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84]倭仁连上三折，龈龈致辩，从道理上实无可述。但我们却可以从中看出保守主义者的心态：（一）仍以圣人之礼义空谈为根本，而视科学技术为末事；（二）对圣人之教实已无信心，所以才担心，正途人员一旦从夷人学习，就会尽失固垒，为夷所用。这正反映出那个时代，传统大经大法已无补时艰，然而人们又不知道，有什么可靠的东西可以取代传统的大经大法。倭仁的无力反驳，暴露出朝士大夫的窘迫。而站在倭仁对立面的奕等人实际也未能认识到致强之根本要图何在。他们比倭仁等人高明处，只是知不如人而肯学习。奕批评倭仁：“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85]这是他务实肯虚心学人之长，是他的明智处。但他说：“举凡推算学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钩河摘洛之方，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86]这显然是不根之论。倭仁所说“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是有道理的。但他以为靠古圣人之礼义可自强，却是谬妄之想。

三 太平天国的文化

当清朝政府受到陌生的“蛮夷”的严重打击，还无从找到自卫的方法的时候，一股从内部打击它的力量已经兴起。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桂平县的金田村爆发，经十余年的艰苦作战，打下半个中国，并建都南京，成了清朝廷莫大心腹之患。但最终，这个农民起义的政权，还是在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下失败了。

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也是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最后的一次农民起义。它与以往历次农民起义有很大不同的色彩，其表现于思想文化方面，尤为突出。

和历次农民起义仅以平等或替天行道的口号吸引群众不同，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模仿西方基督教，创造一种拜上帝会。宣扬在皇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大家同敬拜皇上帝，如一家之子女同事父。父不专私（“何得君王私自专”[87]），大家皆是兄弟姐妹，要做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太平天国以皇上帝为天下人人所共信的唯一真神，反对任何对其他神的信仰。这与中国农民多神崇拜的习惯迥然不同。这对于太平天国起义统一号令，统一指挥，严格纪律和增加凝聚力是有益的。二，太平天国宣称只有唯一的真神皇上帝，是包括中国和普天下所有“番国”的人都要共同崇奉的。这是太平天国超出以往历次农民起义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可以说是起义领袖们已隐隐萌发世界性意识。这是只有在鸦片战争之后才可能出现的现象。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于起义前及定都天京（南京）以后，都与西方人士，包括传教士、记者和其他游历者有过很多接触。因此，他们的“世界意识”要比当时一般中国士大夫来得明晰一些。在洪秀全手制的几种文献中，很用力表达他这种世界意识。如在《原道救世歌》中说：“开辟真神惟上帝，无分贵贱拜宜虔；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88]在《原道醒世训》中又说：“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近而中国是皇上帝主宰化理，远而番国亦然；远而番国是皇上帝生养保佑，近而中国亦然。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太平天国的理想是“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在洪秀全看来，人的眼界与胸量宜宽不宜狭，“量宽异国皆同国”。[89]应当注意，这里所说的“天下”，已与古人所谓禹域九州的“天下”大不同了。这里的“天下”已是世界万国的“天下”了。而其所谓“量宽”实即是世界意识。

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是洪秀全等人为了组织和动员群众举行起义而创立起来的。[90]他所面对的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民大众，他不可能原封不动地照搬西方的基督教，而且他们本人就不大可能接受原原本本的基督教。无论是当时接触太平天国的西方人，还是后来研究太平天国的中国学者都明确承认这一点。这个事实本身说明，鸦片战争后，中国比较敏感的知识分子大约都意识到，要为垂亡的中国寻求复兴的出路，单靠传统的资源是绝对不够了，必须向西方学习和借鉴一些东西。至于学习什么，怎样学，这需要一个长期摸索的过程。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是如此，晚于他们的洋务派也是如此。

洪秀全等人在学习西方的基督教的同时，显现出一些反传统的倾向。这种倾向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对孔子的态度上。

洪氏早年应科举试，屡试不中。这种挫折的经历，在其接触基督教文献，逐渐产生革命思想之后，便形成其反孔的倾向。在起义前的1843年，洪秀全便有“将孔子牌位弃去”的举动。创立拜上帝会以后，为强调信仰唯一真神皇上帝，洪秀全等掀起排除偶像的运动。这其中既有毁弃木雕泥塑的实物的偶像，也包括清除人们思想意识中的偶像。而在人们思想意识中一个最重要的偶像便是孔子。洪秀全于起义前，1848年写的《太平天日》，其中以神话故事的形式，将孔子大大羞辱一番。那故事说，一次，天兄基督将众天使都集中到天父上主皇上帝之前。天父指案前所陈三种书，告诫洪秀全。一种是天父所遗传之书，“此书是真，无有差错”。又一种是天兄基督所遗传之书，“此书亦是真，无有差错”。另一种是孔丘所遗传之书，“此书甚多差谬”。接着是故事的高潮：“天父上主皇上帝因责孔丘曰：‘尔因何这样教人糊涂了事，致凡人不识朕，尔声名反大过于朕乎？’孔丘始则强辩，终则默想无辞。天兄基督亦责备孔丘曰：‘尔造出这样书教人，连朕胞弟读尔书亦被尔教坏了！’众天使亦尽归咎他，主亦斥孔丘曰：‘尔作出这样书教人，尔这样会作书乎？’孔丘见高天人人归咎他，他便私逃下天，欲与妖魔头偕走。天父上主皇上帝即差主（指洪秀全——引者）同天使追孔丘，将孔丘捆绑解见天父上主皇上帝。天父上主皇上帝怒甚，命天使鞭挞他。孔丘跪在天兄基督前再三讨饶。鞭挞甚多，孔丘哀求不已。天父上主皇上帝乃念他功可补过，准他在天享福，永不准他下凡。”[91]这个故事对屡试不中的落第读书人洪秀全来说，确是很解气。但完全不具学理性，没有指出孔子学说究竟错在何处。这一方面表明，在这个问题上，洪秀全义愤多于理性。再一方面说明在思想意识深处，他还不能摆脱孔儒学说的影响。还有第三方面，洪秀全所编撰的所有宣传品，都是面对农民大众，不需要，也不可能讲许多学理性的东西。这些情况决定了洪秀全等人的思想，在高度军事化的内部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但对于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不易发生影响。

在洪秀全于起义前所编撰的几种文献中，原来还掺杂一些孔、孟儒家思想，到建都天京以后，重印成《太平诏书》时，便把这些东西尽量删除了。与此同时，太平天国实施一种很严厉的法令，销毁孔孟之类的典籍，禁读禁藏这类书籍。我认为，这未必表明洪秀全等人这时对传统的孔、孟等儒家学说有了更深入的批判性认识，极可能的是这时期洪秀全为拉近与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关系而采取的措施。

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在表达其追求平等的社会理想方面，比他们的前辈们要更加充分。“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基于这种平等的社会理想，在太平天国内部，女子的地位比较受尊重。《天朝田亩制度》明确规定，男女同等分授田亩。又规定，凡礼拜日，男女同至礼拜堂，听讲道理和祭拜皇上帝。这与中国传统，女子不得进祠堂，适成对照。太平天国对男女婚姻事也有颇为开明的规定，“不论财”，不讲“门当户对”，相当接近于自由婚制。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女子不再缠足，这对于女子无疑是一种解放。但客观地加以分析，这一点是同太平天国的战争与军事需要紧密相关的。在定都天京以后，洪秀全等领袖人物，封王拜相，各个姬妾成群，其尊重女子的思想就大打折扣了。

太平天国思想上的最大闪光点是洪仁玕的《资政新编》。此书是洪仁玕在香港居留时期写成的。他广泛接触西人西书，大体了解西方先进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知其发达的原因皆在“法善”。当他于1859年，辗转进入天京，并受到洪秀全的重用以后，便将其主张学习西法的《资政新编》呈给洪秀全，希望他有所采摘。这时，太平天国已经在走下坡路。洪秀全看了之后，除了在少数几条批上“此策现不可行”，或“杀绝妖魔然后行未迟”等之外，大部分都批了“是”或“钦定此策”之类的字样。然而这并不等于洪秀全接受了《资政新编》作为太平天国的新纲领。罗尔纲先生认为，洪秀全在批阅《资政新编》后，于1861年重新颁布《天朝田亩制度》一事，足以表明他并不赞成以《资政新编》代替《天朝田亩制度》。谁都知道，反映小农意识的《天朝田亩制度》，与发展资本主义的《资政新编》是不可能并行不悖的。所以，我认为罗先生的看法是正确的。[92]《资政新编》不是太平天国主要领袖们的思想，更不是太平天国革命实践的产物。它只是一个与洪秀全有个人关系的，但长期不在太平天国内，不曾参与太平天国革命实践的洪仁玕，从外部带给太平天国主要领袖的一份意见书。这份文献反映出，当时对时势敏感的人，差不多都意识到，必须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善法”，中国才有转弱为强的可能。

太平天国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伟大贡献，主要的还不在于它本身提供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在于，它沉重地打击、极大地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在太平天国革命之后，清王朝就再也没有恢复它的统治力量，长期限于“内轻外重”的形势中，开始了“王纲解纽”过程。这一过程一旦开始，便成为不可逆的了。而恰恰就在这种“王纲解纽”的过程中，各种改革的和革命的因素逐渐积聚起来，为清王朝准备好了掘墓人。

四 近代文化的初基

19世纪70年代中期，正是“同光之际”。史学家有所谓“同治中兴”的说法。所谓“同治中兴”其实质内容就是洋务运动。从6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三十余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是前所未有的近代工业出现了。前面曾提到李鸿章等人在举办当时主要服务于军事需要的近代工业时，已预见到，这种新的生产技术必将会推广于民间社会。其实，即使他们看不到这一点，事物本身发展的逻辑，也必然如此。1873年，轮船招商局，这个最早民用性质的近代企业产生了。此后一系列民用工业随之发生。1874～1876年台湾及福建的电报电线修建起来。起初还是着眼于军用，但不久就转为“以利商为主”。按盛宣怀的说法，兴办电报事业“其本尤在厚利商民”。[93]1875年，始开办煤矿，最早有河北磁州煤铁矿，湖北广济兴国煤矿，1876年台湾基隆煤矿，以后安徽、广西、山东、奉天陆续都有采煤工业兴办起来。其他金属矿藏的开采则从1881年开始兴办，如热河平泉铜矿，湖北鹤峰铜矿，山东招远金矿，贵州青溪铁矿，黑龙江漠河金矿，湖北大冶铁矿，等等。近代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军工、采矿等重型工业的发展，必然促进交通事业的发展。修造铁路的动议，洋人早就不断纷纷提出，清政府绝大多数官员都持反对态度。一是恐惧为外人侵略扩张提供方便，二是惧怕人民以田园庐墓受损害，人工运力被排挤因而起来闹事，引起中外衅端。一部分洋务官员则逐渐主张由中国人自办。1876年，英国人擅自修筑淞沪铁路，结果由中国政府买下拆毁。是年台湾基隆首先修起一条轻便铁路。1880年，唐廷枢始修唐胥铁路，以应运输煤炭之急需。1887年又延长唐胥铁路，续修到大沽乃至天津至通州。至1894年甲午战争前，通往东三省的铁路已修至山海关外。

80年代起，与民生关系更切近的近代纺织业开始建立，如兰州织呢局（1880）、上海机器织布局（初立于1878年，重办于1880年，至1887年再度重办，1889年始规模生产）及后来华盛织布总厂、裕源纱厂、华新、大纯、裕晋等厂，湖北纺织官局等陆续开办。[94]

近代工业的发展必然造成城市人口集中，从而产生巨大的市民群体。由此又必然产生一系列的公共事业，包括交通、卫生、教育、文化以至娱乐业等。这些实际构成了近代文化兴起和发展的温床。

中国发展近代工业，一方面是与洋人争夺利权，但另一方面又无法完全摆脱洋人。技术、设备等都需仰赖从洋人手里进口。中国人同外国人的关系广泛涉及政治、军事、商贸等各个方面。中国更加迫切需要了解外国。西方列强早就要求中国在接纳外国使臣的同时也派使臣到外国。但此事几经周折，长时间不能决定。直到1875年才首次决定派使臣到欧洲。尽管此事仍有人反对、讥嘲，但从此开始，派驻外国使臣不断增加，中外交涉开始进入较为合乎近代国际关系的轨道。曾几何时，中国的官员还曾以为，向外国派驻使臣是类同于提供人质。[95]由此可见，人们对外界的了解确是增加了，观念已有所改变了。

在对外交涉方面，虽然中国人远未能得到任何主动权，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仍只能是受损害的一方。但是在中央政府成立专司对外关系的部门，派大臣出访并进而指派驻外使臣，这无论如何是一种进步。出访大臣、驻外使臣亲见西方各国情形，扩大了眼界，增进了对外国的了解。在晚清数十年中，许多适时地推动中国进步的思想主张，往往是从出访大臣和驻外使臣那里发生出来的。这一点，意义十分重大。

在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环志略》以及梁廷楠的《合省国说》等书中，人们只能看到对西方社会政治极简括的介绍。还无法明白其组织、制度及其运行的真实情形。自从有郭嵩焘、薛福成等驻外使臣的直接观察，人们才从他们的记述中，稍为真切地看到西方社会组织和制度上的种种优越处及其所由来，才逐渐产生要求效法的意念，而不仅只是叹赏其存有“三代之遗意”而已。

出使人员对西方世界的认识，超越前人之处主要在于：

（一）认识到西方政教制度有其长期形成发展的历史，不是偶然得之。郭嵩焘在其日记中曾长篇记述英国近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脉络，以证英国当下的制度之成熟，以致长治久安，民富国强之所由来。使人相信西方之有今日，并非得中国古代之遗绪，而是“自有本末”。[96]

（二）具体观察到西方议会制度之组织，上下议院之分工，议院与政府之相互维制，以及政党与议会政治的关系等，表明其对西方政治的分权原则，政党政治都有所了解。[97]

（三）强调法制的作用。中国向以德治为高，然而君主不能保证皆为有德之君，所以造成政治骎盛骎衰，治乱不定。西方政治，君主不得私其天下，而一公之臣民，君主臣民皆受法制约束。从而君不敢悖民意，民亦不敢越法而行，遂成一有法制有秩序的社会。[98]

这些驻外使臣的记载，尽管传播有限，有的甚至还曾遭受毁版的厄运。但它们仿佛是一些新的种子，一旦在中国传播，终究会在某种时候，某些地方，找到适合生长之条件而一朝萌发、生长起来，像在险峰峻石之间，也终有奇松异柏傲然生长起来一样。后来在维新运动期间，不少英迈有识之士，都从使臣记述中，得到知识上的启迪。

为了对外交涉的需要，为了发展近代工业的需要，培养新式人才成为迫切任务。中国旧式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只会熟读所谓“圣经贤传”，他们所熟悉的四书五经、训诂、词章、考据之类，完全不适于用。因此，必须发展新式教育，培养新的人才。

中国自办的最早的新式学堂是同文馆。当时举办此事的直接考虑是为办理交涉的需要而培养外语人才。这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奕在奏办此事时说：“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99]李鸿章在奏办上海、广东语言文字学馆时说得更透彻。他说：“互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不少。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朝章、宪典、吏治、民情言之历历。而我官员绅士中绝少通习外国语言文字之人。”办理交涉时，“皆凭外国翻译官传述，亦难保无偏袒捏架情弊”。中国之能通洋语者仅有“通事”。而通事品类甚杂，或出于商伙子弟，或出于教会学堂。“此两种人者，类皆资性蠢愚，心术卑鄙，货利声色之外，不知其他。且其仅通洋语者十之八九，兼识洋字者十之一二。……遇有交涉事宜，词气轻重缓急，往往失其本旨，惟知藉洋人势力，播弄挑唆，以遂其利欲。”以交涉之事之重大，任“通事假手其间，勾结洋兵，为分肥之计，诛求之无厌，挑斥之无理，支销之无艺，欺我聋喑，逞其簧鼓，或遂以小嫌酿大衅。洋务为国家怀远招携之要政，乃以枢纽付若辈之手，遂至彼己不知，情伪莫辨，操纵进退，汔不得其要领。此非细故也”。[100]因此，必须兴办培养外语人才之学馆。北京同文馆于1862年成立。随后，上海广方言馆、广东方言馆亦分别于1863年、1864年成立。李鸿章在奏办上海广方言馆时还指出，培养外语人才，不仅限于对外交涉的需要，还可广译西书，此“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101]后来，上海广方言馆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合并一处，成为中国早期一个重要的翻译中心，对西学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还应注意到，此时于对外交涉最重要的地点上海出现了许多民办外语学堂（估计可能是一些短期培训班之类）。据统计，1872～1875年《申报》上登广告招生的此类外语学堂有14处之多。[102]

同文馆作为中国第一个近代教育机构，它的作用与影响，评价不一。有的把他说得几乎一无是处，[103]恐怕有失偏颇。客观地说，作为初办的一项新事业，在种种反对、讥嘲与歧视的目光下，惨淡经营，实属不易。它所培养的学生中，毕竟出了一些中国早期的外交官和翻译人才，如陆征祥、杨枢、唐在复、杨兆鋆、刘镜人、刘式训等，他们都曾多次担任驻外公使，陆征祥还在民国时期担任过外交总长。

官办新式教育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派遣留洋学生。1872年，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赴美，相继派到第四批，共120人。后因遭到反对而终止。这批学生中也同样出了一些有用人才。许多人都在各自的事业中有不俗的表现。据记载，他们之中除在美病死的3人之外，归国服务于政界的，出了一位国务总理，出了2位外交部长，出了2位公使，其他职级的外交官12人。又出了2位海军元帅，出了3位铁路局长，出了6位铁路专家，9位矿冶专家，如此等等。这些青少年归国的时候，美国《纽约时报》曾专发评论，对中国幼童的学习能力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这项留学政策的实施是相当“卓越有成”的。并且说道：“中国不可能只学习我们的科技及工业物质文明，而不思带回政治改革的因素。”[104]1877年由福建船政学堂选派的留欧学生，都是学习与军事有关的技术的，其中颇出了一些为建设中国近代海军做出贡献的优秀分子。尤其令人难忘的是他们之中出了个杰出的思想家严复。他最早把欧洲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著作翻译介绍给中国，使中国人对西方思想文化有了深一层的认识。

洋务运动时期，各地还兴办了一些各类专业学堂，如福州电报学堂（1877）、天津电报学堂（1880）、广州西学馆（1880年代初，后改为水师学堂）、吉林表正书院（1883）、台湾西学堂（1887）、湖北自强学堂（1893）、招商局驾驶学堂（1894）等。此外，还有军事学堂，如天津北洋水师学堂（1880）、广东水陆师学堂（1887）、南京水师学堂（1890）、威海水师学堂（1889）等。这些学堂是直接为各项专门事业的需要而设，其所培养的人才自然也都是服务于各种专门事业的。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于社会的人。他们同旧教育下，只读圣贤书以应付科举的书生已经完全不同了。

这期间，改造旧书院，建立一些新式书院，亦开始学习一些新的知识，如史地、算学、格物等科。其中比较有名的有上海龙门书院（1864）、上海格致书院（1876）、正蒙书院（1878）、江苏南菁书院（1883）、广州广雅书院（1889）、武昌两湖书院（1891）等。

关于格致书院，值得特别加以介绍，它可被视为这一时期新式教育的典范。它的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与传统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格致书院是英人麦华陀（1823～1885）所倡办，而有许多中国绅士参与其事。该书院于1876年正式开办，这是一个集博物馆与科技学校于一体的特殊教育机构。其博物馆所集物品，罗致甚富，有欧洲各国捐赠的小型机器、仪器、工艺品等。书院平时对外开放，可自由参观。后来又办讲座，请专精于西学的人士宣讲和演示各种科学技术知识，听者颇众，反映甚佳。院中学生考课，常礼聘中国各界名流，包括一些政府大员参与出题、审卷和评奖。这有点类似今天所谓“开门办学”，使教育机关与社会很好地沟通，既使学生不泥于书本并接受社会的检验，又使社会蒙受新教育之影响。

我们从格致书院的课艺及其考试内容，可以看出当时各种新知识传播的情形。也可由此约略推知一部分接触这些新知识的人物，其思想观念上所起的变化。

如李鸿章出的考题就有：

“问：大学格致之说，郑康成以下无虑数十家，于近今西学有偶合否？西学格致始于希腊阿卢力士托德尔（今译亚里士多德——引者），至英人贝根（今译培根——引者）尽变前说，其学始精。逮达文（今译达尔文——引者）、施本斯（今译斯宾塞——引者）二家之书行，其学益备。能详溯其源流欤？”[105]

此题涉及西方科学史，所提到的人物确都够得上西方科学史上起过关键作用的人物。从这里既可见出洋务运动的领袖官僚们对西学的关注程度，也可见出他们此时对西学了解的程度。

李氏所出其他题目，涉及范围甚广，如国际关系、各国动态、国际贸易、物理、化学、数学、地理等，也有关于中国古代学术的，如管子、杨雄。

其他出题人，如薛福成有关于创设海军、丝茶贸易等题目；盛宣怀有关于兴办轮船、电报事宜，收回利权等题目；龚照瑗有创行铁路利弊问题，水旱灾荒问题，评议翻译科技书籍等题目；吴福茨有关于货币问题，筹饷与厘金问题，华侨国籍问题等题目。尤可注意者，刘坤一的命题有水稻品种问题；郑观应的命题有中国能否开议院问题等。[106]

由上举数例可看出，格致书院的教育之显著特点：（1）特别重视科学技术；（2）关注中外时政；（3）关心民生日用；（4）不避敏感问题。可以说，格致书院的教育是当时中国最前沿的教育典范。这个书院中的师生及参与该院之管理与教育、评议的人士，其中的大多数，是当时中国思想观念最进取的人。因此可以说，这个书院及其他与之相类似，相接近的书院，或新式学堂，是为中国播种现代化种子的实验园地。

讲新式教育，不能忽视教会学校。它不但规模超过其他新式教育（据记载，到1890年，全国教会学校学生达16，800余人），而且因其发展时间较久，对其他新式教育，甚至其他社会事业，都产生了示范性影响。这些教会学校也培养出了许多优秀人才，如容闳、马相伯、伍廷芳、唐廷枢等。传教士们之办学堂，虽然首先着眼于传播宗教的需要，但因其教学内容并不局限于宗教，所以其作用也就超出宗教范围之外。19世纪40年代初，一位在英国传教士办的教会学校读书的学生，在老师命题作文谈及中英教育比较时，他写道：“此前，我曾在中国学校读书，白白浪费了四年的光阴和金钱，除了知道几个人名外，一无所获。我在英国学校读书已有两年半的时间，我感到此间的收益，较之漫长的四年，不啻万倍。……这是因为她教人许多有用的知识，诸如天文、几何、代数、宗教真理，……而中国的学校从来不教这些。”这个学生还进一步比较中英学校的不同，指出：“重大区别在于：中国的书面向古代，而英国的书却是面向现代和将来，去发现真理。惟其如此，中国的书是千篇一律，而英国的书却是精益求精。”[107]

我们先不去详论这个学生的比较是否全面和正确，这确是一个青年学生的亲身感受：一个是教有用的知识，一个是不教这些有用的知识；一个是面向古代，一个是面向现代和未来；一个是千篇一律，一个是去发现真理，精益求精。哪种教育更好，哪种教育能够培养有用人才，人们一看便知。

西式学堂的优点，很快就被中国有识之士所认识，所以才有我们前面提到的，从19世纪60年代起，改造中国旧书院或者建立新书院，引进新式教材这种情况的出现。

前面提到，近代经济的出现和发展促进了信息需求，新闻传播事业应运而生。最早在中国境内创办新闻事业的仍是外国教会。最早的中文报刊，不是出现在中国境内，而是在居住着大量华裔人口的南洋地带。至今所知，最早的中文报刊是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刊行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它完全是为传教服务的，创刊于1815年，至1821年停刊。以后又有1823～1826年的《特选撮要每月纪传》以及《天下新闻》（1828～1829）。真正在中国境内办的中文报刊，应以德国传教士郭实腊于1833年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为最早。该刊主要特点是大力介绍西方文化，力图让中国人了解西洋各国并非蛮夷，有许多东西值得中国人学习。另一个特点是有相当多的新闻和经济信息，已具有真正新闻报刊的特点。该刊于1838年停刊。当年即有传教士麦都思在广州另创《各国消息》月刊，但不久就停刊了。

鸦片战争后，西方人办的中文报刊，重要者有《遐迩贯珍》（1853～1856，香港出版）、《六合丛谈》（1857～1858，上海）、《香港中外新报》（约1857）[108]、《中国教会新报》（1868年林乐知创编，1872年改称《教会新报》，1874年又改称《万国公报》）及最著名的上海《申报》（1872）。中国人自办的中文报刊以陈蔼廷所办《香港华字日报》（1872）为最早，次则为1874年在香港创刊的《循环日报》（王韬所办）。另有专门介绍科学知识的《格致汇编》（1876年创刊）。这中间以《万国公报》和《申报》在内地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申报》虽为美国人所创办，但主要经理人及执笔者皆为华人，后来终于转归华人经理人手中。这些报刊为社会提供商业信息，报告国内外重要新闻，传播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知识以及其他文化内容。例如，《申报》上除报告大量商业信息及国内外新闻、本埠新闻之外，还介绍过达尔文进化论，连载翻译小说，倡办女学，倡不缠足会，甚至刊登建立议院的言论[109]等。这无疑都是非常有现代意义的内容，它的传播不能不发生一定的社会影响。

近代出版业也产生和发展起来。最早的新式出版事业也是由外国人首先办起的。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1843年12月在上海办起墨海书馆，随后又有美国传教士姜别利办的美华书馆（1860），丁韪良等办的益智书会（1877）以及韦廉臣办的广学会（前身为同文书会1887）等。这些编译出版机构初期主要从事翻译出版宗教书籍，后来逐渐增加自然科学及史地类书籍的翻译出版。中国官方举办的编译出版机构主要有江南制造局翻译馆（1868），这是出书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其他有些地方的机器局厂、学堂也同时搞一些翻译出版工作。一方面则是其自身发展需要一些专业知识，乃自己动手编译印行；另一方面也是社会上有此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家主要从事医书翻译出版的机构，那就是广州的博济医局（1859）。它本是一家医院，但除为人治病施药之外，它还组织翻译编写医书。中国人一向只信中医，西医的出现、西医出版物的发行，为中国人打开了一个新的知识世界。

西书的翻译出版是晚清社会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近代文化转型过程中发生重要影响的一件事。盖文化传播有许多途径，一是通过民生日用之器物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渐改变人们的观念，进而改变其创造文化和享有文化的方式。一是通过人们的直接往来，了解不同生活环境下人们的语言、行为、思想和观念。在此过程中，相互潜移默化，互相吸收，互相改变。另一个看起来似乎比较间接，但确是在更深的层次上促进文化的精神与内容的变革，这就是翻译外来的经典和著述。西方文化东来之前，曾经给中国文化造成重大影响的是佛教文化。佛教文化传播中，佛经的翻译曾发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在中国如此地深入人心，绝非偶然。晚清西学书籍的翻译出版，同样在中国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发生了较大的作用。

最初的翻译，大多是由传教士口译而由中国学者笔述出来。大量的科技书籍和社会科学书籍都是这样翻译出来的。甚至文学作品也曾经历这样的翻译阶段，如林琴南之译西方小说，也是由懂西文之人口译而由林氏笔述出来。虽然这种方法难以保证准确达意，但在与西方文化接触初期，严重缺乏译才的情况下，这是唯一可取的形式。他们的作品在那个起步时期曾经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当时的一些重要翻译出版机构，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他们翻译出版的书籍有人做过统计，例如上海的墨海书馆，从1844～1860年共出书171种，其中宗教类占大多数（138种），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书占少数（33种）[110]，但其中颇有些发生重大影响的书，如《续几何原本》（欧几里德几何学后9卷）、《重学》、《谈天》、《地理全志》以及重印书《全体新论》（生理学）等都是中国知识分子了解西学的重要门径书。当时最大的翻译出版机构要算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据有人统计，该馆到1899年共翻译出版西书126种。其中颇多传播较广、影响较大的书。而自然科学，如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医学等科技之书仍为其大宗。在社会科学方面，有几种书颇为当时读书人所欢迎，如《佐治刍言》、《列国岁计政要》、《西国近事汇编》等。他们给予晚清先进人物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梁启超就多次提到过这几种书。通过这些书籍的传播，使晚清凡较为进取的知识分子得以从中了解西方政治、思想学说和政治运作概况，对于他们改革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康有为自编年谱》记他于1879年“得《西国近事汇编》……及西书数种览之……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于1882年记道：“道经上海……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于1883年又记道：“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康氏自觉甚得西书之益，乃通过友人向张之洞建议：“中国西书太少，傅兰雅所译西书皆兵、医不切之学，其政书甚要。西学甚多新理，皆中国所无，宜开局译之，为最要事。”[111]康氏的反应，一可证明西书对中国知识分子之影响甚大；二可证明先进分子不满于西书翻译出版之现状，有望于政学之书甚切。而康氏认为“西学甚多新理，皆中国所无”，此一见识，较之四五十年代认为西人除技巧之外，于政教伦理诸端皆远逊于中国的看法，相差已不可以道里计。可以说，西书之翻译出版和传播，已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

梁启超在论及晚清西书之翻译传播时说道：“海禁既开，外侮日亟，曾文正开府江南，创制造局，首以译西书为第一义。数年之间，成书百种。而同时同文馆及西士之设教会于中国者，相继译录。至今二十余年，可读之书，略三百种。”这是说的成绩。又说：“以西人声、光、化、电、农、矿、工、商诸学与吾中国考据、词章、帖括家言相较，其所知之简与繁，相去几何矣！？”这是说的西学与中国旧学之区别。其说自然很肤浅。然而他却已得出结论说：“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112]又说：“今日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113]又说：“译书真今日之急图”，“及今不速译书，则所谓变法者，尽成空言”。[114]梁氏于维新运动初起之际，对西书之翻译出版情况已甚觉不满意。他说：“西文译华之书数百种，而言政者可屈指算也。”他责备士人“咸以为吾中国之所以见弱于西人者，唯是武备之未讲，船械之未精，制造之未娴；而于西人所以立国之本末……则瞠乎未始有见”[115]。这是七八十年代以后，先觉者们一致的看法，反映出政治改革即将来临之际，中国知识分子的一般心态。

五“中体西用”的观念框架

从19世纪6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过去史家皆以甲午战败而论定其结局是失败的。从政治上看，此说固不错。但我们从近一百多年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与转型的角度去看，就不能简单地以“失败”二字来概括这三十余年的历史。

这三十多年里，除了发生太平天国运动这件大事以外，中国人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事情。

一、创办近代工业。尽管其规模有限，但毕竟是从无到有地开办起来了。俗语说，万事开头难。中国一向只有农业、手工业，向不知近代工业为何物。而现在，造船、制械、纺织、开矿、铁路等都有了。它们代表一种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方式，它既经产生，就不可逆转地将要把中国社会带到新的轨道上去。

二、创办新式教育。尽管出于应急而办外语教育和派遣留学，但它既是新式的教育，就会发生示范的作用。随之而兴的职业教育、新式学堂、新式书院都陆续出现。

新教育的发生促进人们对科举制度的怀疑。事实上，在洋务运动期间已经有人提出改科举的种种动议。按科举制度是兼有教育与选官两方面的功能。此制的动摇与改变，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影响实甚巨，而这种改革动议实肇始于洋务运动。

三、近代外交的发端。洋务运动的开端就是同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的交涉途径与交涉形式的改变直接相关联。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858年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的《天津条约》，规定外国使者可入住北京（这一条实际上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完全结束后才成为事实）。1861年，清政府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司对外交涉。此后，列强又要求中国向外国派驻使臣。到70年代中期，清政府终于决定派出驻外公使。有了专司外交的衙门，又有了互派使臣的制度，从此中国的对外交涉渐渐走上轨道。对一个向世界开放的国家来说，这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中国首批驻外使臣对西方列强的直接观察与了解，对增进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对改变中国人的观念，曾发生了相当的影响。

近代工业兴起的直接结果是产生新的社会阶层：资产者和工人。他们是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新生力量。此后，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皆与此有关。城市工业发展在吸引农村财富和资金的同时，也吸引了大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城市人口的增加相应产生城市人口的种种需要。于是各种服务业、娱乐业应运而生。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又促使近代城市公共事业产生和发展。沿海、沿江、沿铁路的城镇逐渐成了四方杂处，人群汇居之地，促进了统一语言的需要。后来官话的发生，官话字母的创立都是对中国文化有重大意义的新现象。

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催生了近代文化事业与教育事业的发展。报刊业的发展造成前所未有的各种社会信息传播的方式，也帮助催生了新知识人群的出现，有了新闻记者、报刊撰稿人这样前所未有的自由职业者。他们反过来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促进新知识、新思想的传播。这种传播发生一种不知不觉的改造社会的作用。在千年以来，知识精英与普通大众之间的鸿沟架起了桥梁。文化的平民化倾向逐渐加强，它对社会变动所发生的影响是广大而深远的。

另一个不能忽视的变化，就是西洋器物逐渐走入中国人的生活，各种带“洋”字的新式生活用品，质好、价廉、适用又美观。尽管人们原来有多么强烈地鄙视和仇视洋人的心理，都抵挡不住这些东西的诱惑。东南沿海、沿江及铁路沿线交通方便的地方，大小城镇，甚至一部分居民比较集中的乡村，稍为富裕、稍为开通的人士都逐渐加入使用洋货的行列。这一方面可以改变这些人对洋人、洋事务的鄙夷、排斥的观念，同时也慢慢地在改变其生活方式，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这不能不影响到他们的文化观念的改变。

教会学校和新式学堂所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的知识结构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有关自然、社会及生活日用的知识占了越来越多的比重，而这些知识都直接间接地与西方文化相关联。所以，不用说，在他们的观念里排斥西方文化的心理必然大大减弱，甚至于不同程度地钦羡西方文化。

鉴于上述种种趋势，中国人开始渐渐地人数越来越多，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主动地接近和容纳西方文化，包括其各种具体的知识、思想和处理事务的方式等。

从所接触的大量知识中，一部分中国人再也难以否认西方文化的长处。冯桂芬在19世纪60年代之初，即已总结出：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经过洋务运动的实践，出现了更多的先觉之士，他们都已能认识并赏识西方文化的长处。

先觉之士已能进一步认识到，西方器物技艺之精背后有其思想制度等，值得中国人认真探求。如薛福成看到西方列强教育之盛，不论男女自幼至成年，小学、中学、大学皆有一定程限，“文则有仕学院，武则有武学院，农则有农政院，工则有工艺院，商则有通商院，非仅为士者有学，即为兵、为工、为农、为商亦莫不有学。……夫观大局之兴废盛衰，必究其所以致此之本原。学校之盛有如今日，此西洋诸国所以勃兴之本原欤”[116]！教育是否为兴国强国之本源自可有不同看法，但薛氏显然已经透过器精技巧，看到更深层的东西。又如，郑观应认为，西方“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117]。马建忠躬履西土，对西方有了真切的观察之后，始知原“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乃是皮相之见。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他如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这才是西方富强之本。“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118]

总之，洋务运动推行数十年之后，中国的先觉分子不但超越了视西方为蛮夷的陋见，而且也超越了西方只强在器物的识见，对西方文化的整体有了初步的了解，开始从“各种创制”上认识问题。而最根本的创制，他们以为是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君主与臣民的关系；最能体现这种关系的是议院制度。从19世纪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不少先觉分子已对此产生共识。

但是，先觉分子的认识达到何种程度是一回事，固有的文化传统和它在固有体制支撑下怎样支配着广大的人群又是一回事。在当时，一般士绅民众，其大多数人仍认为西人是蛮夷，甚至连西方的器物也不能容忍。曾国藩之子，著名早期外交家曾纪泽回里奔丧，因乘小轮船而横遭物议。郭嵩焘奉命出使欧洲，记沿路所见闻，并略抒感想，写呈总署。有人以《使西纪程》为名刊行之，意在广闻见而已。乃竟遭人弹劾，朝廷遂命毁版。著名学者李慈铭一向以郭氏喜谈洋务而鄙视之。在其日记中称：“崧焘前年在福建被召回时，即上疏痛劾滇抚岑毓英，以此大为清议所贱。入都以后，众诟益丛，下流所归，几不忍闻。去年，夷人入长沙，将建天主堂；其乡人以嵩焘主之也，群欲焚其家；值湖南乡试，几至罢考。迨此书（指《使西纪程》——引者）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119]足见，在当时谈论西洋事物，并表示赏识的态度，是颇遭嫉视的。所以，洋务兴办之时，谈洋务仍为士林之忌讳。郭嵩焘被劾一年后被召回国，当即有友人劝他不要再谈洋务，以保全自己。郭氏可贵之处是他不求保全自己，而但求于国有益。[120]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乃陆续撰成而迟迟不敢发表。后来，他在其《增订新编凡例》中说：“是书遇事直言，动触忌讳。虽为忠愤所激，终属僭越狂憨，难免获罪当道，是以犹豫未即付刊。”[121]曾出使日本的汪凤藻说：“今日之谈洋务者，仅可著书而已。坐言起行，戛戛其难。”[122]薛福成在其《筹洋刍议自序》里很谨慎地说：“此特一时之私论，大端所宜发挥者十未得一二，遑敢张之以速戾邪？”[123]“张之以速戾”一语，意味着公开刊布这类言论是要惹麻烦的。至于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一案所发生的争论，早已为众所知。即使当时处高位，拥重权，主导洋务运动的李鸿章等辈，也难逃守旧者的攻击。有人直斥“李鸿章、丁日昌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骂他们“师事洋人可耻孰甚？导之以甚可耻之事，而曰尔之礼义廉耻其守而勿失，此必不能之事也”。[124]这简直就是在骂李鸿章等洋务官僚皆是丧失礼义廉耻之徒了。正是在如此背景下，郑观应悲愤地说：“今之自命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125]但应当指出，当时清朝廷总的说，是倾向于洋务派一边的。这是因为统治者确实感受到了严重的危机。特别是太平天国对它的严重打击，以及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洋枪、洋炮所起的作用，给统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了挽救垂垂欲坠的王朝统治，他们不得不倾听洋务派的意见，搞一些改革。但这并不等于说，清朝廷与洋务派大臣们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

既然朝廷倾向于洋务派一边，何以守旧势力还那样有恃无恐地大肆攻击洋务派呢？这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问题。在整个洋务运动过程中，历次关于如何对待西人与西学的争论，在道理上，守旧派都不占优势。最激烈的一次争论，是关于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招收正途人员入馆学习一事。当时守旧派的大头领倭仁提不出任何有力的理由反对此举，竟然说，天文算学没有什么了不起，国内士人亦有精通者。受洋务派鼓动的同治皇帝下诏要倭仁举荐此等人才，另行设馆。倭仁无法应对，弄得非常尴尬。这是个典型的例子，说明守旧派在理论上已完全处于不利地位。但，尽管如此，为什么倭仁的奏折仍能发生重大影响，以致天文算学馆竟难以招收到足额的学生？又，为什么一些先觉分子对谈洋务仍存畏忌心理，而守旧派却敢大肆攻击洋务？我觉得主要是固有的王朝体制有以致之。

这可从两方面来谈。

第一是皇权体制。君为臣纲，千古所认同。在洋务运动时期，尽管有极少数人对西方的君民共主，乃至民主体制有所介绍，甚或表示欣赏，但终敌不过两千多年君权神圣的观念深入人心。故绝大多数人仍不敢轻易冒犯天颜。有时即使无意冒犯，而碰巧逢皇帝之喜怒好恶有变，也会遭到惩罚。郭嵩焘出使前，原与总署有定议：每月就其所见闻，写呈总署备参考。他和总署官员都不曾想到，第一次写给总署的《使西纪程》就遭到参劾而被毁版。这件事固然并不表明朝廷的洋务政策有变，但却表明朝廷为维护自己的权威，需要平衡开新与守旧两派的斗争。这件事的客观影响是使一般官吏和知识分子不得不事事小心，稍涉逾越者，必不敢言，必不敢为。

第二是科举制度。此制乃千年来读书人赖以安身立命者。尽管历朝历代都有少数人不完全为此制度所束缚，但毕竟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仍是难以突破的牢笼。科举正途出身，受人尊重。否则，终难为主流士大夫所容纳。曾随郭嵩焘出使欧洲的张德彝有一段话最可证明这一点。他说：“国家以读书能文为正途。……余不学无术，未入正途，愧与正途为伍。”[126]张氏的话透露出，因传统观念极重科举出身，所以，正途与非正途界限极严，鸿沟甚深。正因此，倭仁极力反对同文馆设天文算学馆招收正途人员入习。在他看来，“同文馆延聘夷人教习正途一事，上亏国体，下失人心”。正途人员是“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况“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而正途人员正是国家赖以“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者。[127]以此等人去拜洋人为师，岂不是有令中国读书之人为夷人所用的危险。

通过科举，取得功名，然后再循例为官，力求迁升至高位；理想高者，借以“致君尧舜”；理想低俗者，以求光耀门庭，一家富贵。这是千年以来读书人所追求的目标。只要科举不废，绝大多数读书人就不可能背离这条轨道。一旦偏离这条轨道，就会失去好的前途。因此，倭仁尽管讲不出什么足以服人的道理，却因涉及读书人安身立命的大问题，遂使大多数正途出身的士子裹足不前，不肯报名入天文算学馆学习。

此外，还有一点可以说明科举这一体制性制度对读书人的牢笼作用，即许多出身洋式学堂的读书人，仍努力通过科举求取功名。据记载，到1896年，同文馆出身的有十多人通过科举取得举人、进士的功名。到清朝政府垮台前夕，许多出洋留学归来者，仍愿意参加中央政府举行的特别考试，求取一个格致科进士的头衔。可见，科举这一旧制度，仍然相当程度地妨碍知识分子从旧观念、旧体制中解放出来，幡然改途，全力从事专门有用之学。这就限制和阻碍了社会和文化转型的速率。

正因为有体制上的严重障碍存在，所以，先觉之士为使自己的思想主张可立于比较稳固的基础之上，乃不得不对吸收西学，寻求不致与传统观念明显相冲突的某种合理的解释。

先觉者只是极少数，他们不能无视大多数士绅、官员们的思想状况。否则，他们就连表达自己的思想的机会都没有。郭嵩焘《使西纪程》的遭遇不能不令他们唯唯悚惕。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无论是出于自我保护意识，还是由于厚重的传统文化负载难以解脱，先觉者们都不能不为处理中西文化问题提出一种较易为人们所接受的思想框架。

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叫做“西学中源”说。这是先觉分子们颇为认同的一种说法。例如，薛福成认为，“《尧典》之定四时，《周髀》之传算术，西人星算之学，未始不权舆于此。其他有益国事民事者，安知其非取法于中华也？”故他说：“今者西人因中国圣人之制作，而踵事增华，中国又何尝不可因之？”[128]郑观应则说：“自《大学》亡《格致》一篇，《周礼》阙《冬官》一册，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于泰西。”他更进一步论述西学之各门学问实皆出于中学。只因后来中国政教窳败，“学者骛虚而避实，遂以浮华无实之八股与小楷试帖之专工，汨没性灵，虚费时日，率天下而入于无用之地，而中学日见其荒，西学遂莫窥其蕴矣。不知我所固有者，西人特踵而行之，运以精心，持以定力，造诣精深，渊乎莫测”。实则西学皆“中国本有之学”。现在之学西学，只是“礼失而求诸野”，是“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中国”。[129]黄遵宪在其《日本国志》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说：“泰西之学盖出于墨子。其谓人人有自主权利，则墨子之尚同也；其谓爱汝邻如己，则墨子之兼爱也；其谓独尊上帝，保汝灵魂，则墨子之尊天明鬼也。至于机器之精，攻守之能，则墨子备攻备突，削鸢能飞之绪余也；而格致之学无不引其端于墨子经上下篇。”他又说，西国“用法类乎申韩；其设官类乎周礼；其行政类乎管子者十盖七八。若夫格致之学，散见于周秦诸子者尤多”。他下结论说：“西人之学未有能出吾书之范围者也。”[130]又如王韬，其《原学》一篇专门论述西学皆祖述中学，其结论是：“中国为西土文教之先声。”[131]另一位也曾著作《危言》的先觉者，浙江名士绅汤寿潜也大倡“西学中源”之说。他认为：“所有西法，罔不衍我绪余。”他列述“天学、物学、化学、气学、光学、电学、重学、矿学、兵学、法学、水学、声学、医学、文字、制造等学，皆见我中国载籍”。[132]还有一位叫陈虬的，在他所著《经世博议序》中称西人“群挟其智巧技能与吾争声名文物之盛。寻其所治，皆仅得六经诸子之绪余”。[133]

以上所述这种所谓“西学中源”说，无论于事实上，还是理论上，都有重大缺欠。今之人读此类言论，决难以信服。近年来有关于人类文明史的研究以及考古的新发现，越来越证明，人类文化有其多元的历史。说西方文化概出于中土之绪衍，没有理论上的支持。但我们也不能由此认为，上引那些学者都是故意编造此说，以自欺欺人。他们都是学问道德堪称上选的人士。而且各人皆就各人之学问、阅历，在不同处境，不同时间，由各人思考所得，所谓“英雄所见略同”。故其中必有道理在。他们熟知中国典籍，因其中有同西学可以发生关联的内容，所以认为西学源出于中国。其结论是错误的。但这种联想的产生实根于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而来。盖人类所居处之环境虽不尽相同，但终属大同小异。所以其应付环境的各种挑战的方法也大同小异。所谓食毛践土，食地之毛，无非动植各类；践地之土，无非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陆行以车，水行以舟。其余，因物开物：推算蠡测，乃至声、光、化、电，皆环境所遇，迟早必进入人的感官，引起思考，引起推究，发生学问；区别只在深浅精粗不同而已。薛福成所谓“假造化之灵，利生民之用，中外所同也”，正是此义。人类文化的这种同一性，是明显的事实。所以，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尽管其文化各有特点，终究是可以互相沟通和互相关联的。人们可以通过这些可沟通和相关联之点，去尝试认识其他民族的文化。这正如一个人尝试认识一个新事物时，总是从自己已有的知识中可以与这个新事物发生关联的地方开始切入，一步一步地推究去。如果新事物与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完全不能发生任何关联，就无法认识这一新事物。由此可见，中国的先觉之士以中国固有之载籍去比附西学，从而以西学为可学、可用，实乃知识史上必然之势。所以，“西学中源”说，既是人类文化同一性的一种反映，也是中国人接触和认识西学必经的一个阶段。

我们都知道，洋务运动时期还有一个更为流行，更为研究文化史的学者所必大谈特谈的一个命题，即“中体西用”说。

在二三十年前，论及“中体西用”，常常立足于批判，把它作为进步的改革运动的对立面来对待。其实，“中体西用”说实在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说，洋务运动肇始之初，即已有“中体西用论”之思想提出。如冯桂芬在其《校邠庐抗议》中已明言：“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34]此后直至1890年代初期，此说一直有人倡之不衰。如王韬谓“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135]。他又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136]中道西器，显然是中体西用的另一种说法。又如，薛福成在其《筹洋刍议》中说，“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137]。邵作舟的《邵氏危言》也主张“以中国之道，用泰西之器”[138]。汤寿潜则谓“求形下之器，以卫形上之道”[139]。这些都是中体西用的不同说法。郑观应是洋务时期思想境界高出一筹的改革思想家，尽管他对体用问题有不同想法，但他还是主张“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140]。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八个字明确地提出来，是在90年代中期。1895年，《万国公报》上发表沈寿康的《救时策》一文，其中写道：“中西学问本自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41]此后，这一口号遂广为流行。

我们试分析一下，中体西用的观念何以被提出，其内在含义是什么，它客观上发挥了什么作用。

首先我们可以肯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作为提倡西学的口号提出来的，是为西化开路而提出来的。正如前面说过的，西方器物之精美适用是绝大多数人可以眼见的事实。但碍于体制上的原因，除少数人以外，多数人于公开提倡学习和引用西方器物仍心存顾忌。提出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为想望西学之士解除顾忌。意思是说，我所固有之纲常名教，守之勿失，采用西学有益无害。守旧者最中心的口号就是反对用夷变夏，反对动摇中国传统为政为学之本。强调了中学为本为体，可以减杀守旧者攻击的力度及其效应。所以，在相当一个时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都是开新者所乐道，而守旧者一般皆不作此议论。

中体西用诚然是个折中的口号。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它是有利于提倡西学的。中国传统文化根深体大，枝叶繁茂。长期以来，自圆自足，从未碰上严重的挑战。西学之来，挟其野蛮侵略，鸦片害人等罪恶一道，令中国人本能地要反抗。在这种触及民族感情的背景下，在当时，能把西方先进文化从其侵略罪恶中分离出来已属不易。若再学习它，引进它，必定阻力更大。所以，必须有可以令人接受的观念框架，方能使西学成为中国文化可以接纳的东西。西学中源说是一个很适用的观念框架。但西学毕竟是西方人搞起来的，接纳它有无侵蚀、动摇中国固有体制的危险，仍是个不无疑问的问题。中体西用说正是为此而提出来的。这个说法，除了少数顽固派，一般人在那个时代，都是能够接受的。诚如薛福成所说，以西学卫吾中国之道，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复生，未始不有事乎此”[142]。

中体西用的内涵不是非常清晰，非常确定的。一则体用这一对范畴是中国思想史上所特有的，本来就有相当的模糊性。什么是体，什么是用，体用关系如何，历来就争论不休。再则，表达中体西用的观念，在当时曾有不同的表述方法，如体与用，道与器，本与末，主与辅等。以道与器而论，似有虚与实，精神与物质之相应关系的意味。而主与辅，则两者都兼备虚与实、体与用的内容。本与末亦类是。本是根与干，末是枝与叶，皆兼备虚实体用之质。所以，给中体西用做出精准的界说是很难的，甚至可以说是办不到的。正因如此，这个口号，这个观念框架，在不同时期，在不同环境下，在不同人那里，往往具有不同的意义，以至一百四五十年以前的人有此观念，一百四五十年以后的人仍可能有此观念。

综览当时人表述中体西用的说法，大体可以看出，其所谓中体，可能有这样一些含义：按王韬的说法：“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其所谓道，是中国的道，即“孔子之道也，儒道也，亦人道也”。[143]这个道是不能变的。那么，孔子之道又是指什么？我们知道，孔子学说最核心的内容是名分，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之纲就是君权制度，父子之纲就是家族本位的伦理系统。实则，孔子之道即是中国读书人所说的纲常名教，即指君权制度与宗法制度。由此可见，王韬所说的中体，就是中国的纲常名教，就是指的君权制度与宗法制度。这就是他认为不能变的本体。作为洋务运动思想的最早的阐释者冯桂芬，其所谓“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则已明白道出中体即是中国之伦常名教。再如，薛福成讲的中体，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讲的稍嫌模糊。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其间颇有些不同。但我们可以推想，薛氏的意思显然还是落脚到孔子所阐释的中国的纲常名教。邵作舟所说“以中国之道，用泰西之器”，其中之道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指“纲纪法度”。他说：“吾纲纪法度所以出治立教之意终无少变而后可以为治也。”又说：“今日之纲纪法度固积四五千岁之智而后有此；所不逮夫泰西者，独器数工艺耳。”[144]他认为中体即是中国的纲纪法度。纲纪则孔道也，法度则不外君臣父子之基本规范，仍是孔道也。

可以说，洋务思想家的中体就是指中国的纲常名教，就是指君权制度和宗法制度。

有趣的是，在强烈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洋务派人士中，有人从不讲中体西用，而是从实地考察入手，力求深入了解西方富强的真正根源以为借鉴。郭嵩焘在光绪二年即已认识到“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145]。这与当时其他先觉分子之专在提倡西洋器用、技艺，已高出一筹。郭氏抵英后，通过周咨遍访，细心观察，研读书报，乃逐渐获得更深入的认识。彼谓：“推源其（指英国——引者）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乘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146]他并且指出，“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暗示，恰恰是中国之体本身存在问题。郭氏认为，议院制度使“国政一公之臣民”；政党政治，是非经辩驳而益明，久之成为风俗，“践履一归诚实”；由是而政教淳以致风俗美。这种认识，实突破了中国士大夫一向标榜中国人伦政教高于西方的自夸和迷信，因而已非中体西用的观念框架所能容。

自然，郭嵩焘是那个时代最为超卓的人物，非其他人可比。但我们仍可看到，当时也确有一些先觉分子，在中体西用的框架内已感到不自在。对于他们，中体已不那么神圣不可动摇了，西用也已不能局限于器物、技巧、货利之属。他们开始意识到西方各国之兴，自有本末，自有体用。如只限于学其末，袭其用，结果只会徒劳无功。如郑观应已明确说，西国“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147]。王韬也说：“泰西各国，凡其骎骎日盛，财用充足，兵力雄强者，类皆君民一心。无论政治大小，悉经议院妥酌，然后举行。”而“中国则不然”。[148]马建忠也看出，“议院立而下情可达”，乃是西方政治最为关键之点。陈炽赞赏西方“议院之法，……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认为这是“英美各邦所以强兵富国，纵横四海之根原”。[149]尤可注意者，身为清朝大吏，时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也能清楚看出，洋务所办之事，是“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150]？

这些材料都说明，经历洋务运动的实践，中国的先进分子，其中体西用的观念框架已逐渐发生动摇和变异。他们的思想已开始向“中体”冲击，表达了希望借鉴西方政治制度的意向，预示着以政治改革为中心的文化转型期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