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杜甫受中原佛教的影响及对佛教的态度

中原地区是儒、道、释发展的重镇和发祥地。中国三大文化支柱之一的佛教文化，从西域到中土，最初是在洛阳白马寺落地生根的。白马寺在中国佛教史上，一直居于中国佛教祖庭的地位。杜甫在中原虽然主要受的是儒家思想文化影响，但在中原佛教文化的氛围中，他也受到佛教文化的相当深刻的影响。

印度的佛教首先传到了西域，东汉永平七年（65），汉明帝刘庄因夜梦金人，遣使到西域拜求佛法。永平十年（67），汉使带着印度二位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抵达洛阳，汉明帝躬亲迎奉。永平十一年（68），汉明帝敕令在洛阳西门——雍门外建僧院，为铭记白马驮经之功，定名为白马寺，相传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在这里译出了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这是汉译佛经的第一部著作。从此洛阳白马寺成为中国第一古刹，世界著名伽蓝，乃佛教传入中国后官办的第一座寺院，被中外佛教界誉为“释源”和“祖庭”。从建立白马寺起到西晋怀帝永嘉（307～312）年间，洛阳已建有佛寺四十二所。到了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洛阳的寺院数量开始猛增。据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统计，当时洛阳城内外到处都是佛寺，共有1300馀所。留存至今的著名的洛阳龙门石窟，嵩山少林寺等都是这时开始雕凿、建造而成的。

到了隋唐时代，佛教已进入中国佛教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隋文帝笃信佛教，其在位的20年间，共“度僧尼二十三万人，立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唐太宗晚年，对佛教信仰渐深，贞观二十二年，“时海内有寺3716所，计度僧尼18500馀人”。唐太宗以后，高宗、中宗、睿宗，都提倡、利用佛教，佛寺建筑有增无减。特别是武则天，她利用佛教改朝换代，令白马寺僧人怀义上所造《大云经》，经云：“即以女身当王国土。”武则天自称“阎浮提主”，并于载初元年（689）“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她即于当年在洛阳称帝，改国号为周。武则天以佛抑道、儒，将佛教置于道、儒之上，僧尼列于道士女冠之前。武周之世，“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新唐书·苏瓌传》）

唐玄宗是一位信奉道教的君主，他即位之初，曾对佛教多方贬抑。但他坐稳了皇帝之位后，认识到佛教对他的统治有益无害，便对佛教加以利用。开元二十四年，他亲注《金刚经》，并颁布天下。印度的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相继来华，唐玄宗甚为礼遇，这对密宗在我国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据智升所撰的《开元释教录》中《总括群经录》所载，从汉永平十年（67）到开元十八年（730）间，共译汉文佛经2278部，7046卷，其中仅玄奘一人所译就有76部1347卷。

唐肃宗和唐代宗也是崇佛的君主。至德二年（757），在郭子仪与安史叛军打得最激烈时，唐肃宗却令僧人不空等一百人入行宫朝晚诵经做法事，以求佛祖保佑。郭子仪等将领力战并以重酬招回纥兵为助，才收回京师，唐肃宗却以为这是僧人诵经求佛保佑的功劳。唐代宗也是如此，他经常将僧徒召入宫内吃斋，有战事则令僧徒讲诵《护国仁王经》，战事结束，就认为这是僧徒的功劳。

唐代的佛教，纷纷判教立宗，有三论宗、净土宗、律宗、法相宗、密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而禅宗又分为北宗的渐悟派和南宗的顿悟派。在唐代出现了许多名僧大德，其中最著名的有到天竺取经的玄奘、禅宗北宗的神秀、南宗慧能、将律宗传入日本的鉴真等。唐代佛教诸宗派中尤其是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对唐代和唐以后影响最大。

禅宗据说是天竺来华僧人菩提达摩所创。菩提达摩在梁普通年间（520～526）自印度航海来到广州，从这里北行至北魏，曾在洛阳讲佛，后居住于嵩山少林寺面壁十年，对禅学做了认真的思考。近代佛学家汤用彤说：“达摩谓入道多途，要唯二种，一是理入，一是行入。借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视，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名理入也。”达摩简化了天竺传入的坐禅方法，由偏重身体的训练，引导向偏重于思维的悟入。禅宗始祖达摩传法于二祖慧可（487～593，虎牢人，今河南荥阳），慧可传法于三祖僧粲（汴州陈留人，今河南开封东南），僧粲传四祖道信（580～651），道信后在湖北黄梅双峰寺传法三十年，开道场，造寺院，立佛像，弘扬禅法。后道信又传法于五祖弘忍（602～674）。弘忍移居于双峰山之东的冯茂山，史称东山法门。弘忍在遴选法嗣时，欲传弟子神秀（605～706，汴州尉氏，今河南尉氏人），但弟子慧能（638～713）所作偈语比神秀更透彻，故传法衣于慧能，是谓禅宗六祖。后慧能携法衣至韶州曹溪宝林寺传法，是谓禅宗南宗，主张顿悟。而神秀在弘忍圆寂后，到荆州传教，武则天久视元年（700）召他入京，第二年到达洛阳，开始了唐代禅宗在嵩洛之地发展的辉煌阶段。据史载：“则天闻其名，追赴都，肩舆上殿，亲加跪礼，敕当阳山置度门寺以旌其德。时王公已下及京都士庶，闻风争来谒见，望尘拜伏，日以万数。中宗即位，尤加敬异。中书舍人张说尝问道，执弟子之礼，退谓人曰：‘禅师身长八尺，庞眉秀耳，威德巍巍，王霸之器也。'”（《旧唐书·方伎·神秀传》）神秀在洛阳可谓受到了极高的礼遇，被尊为禅宗北祖，主张渐悟。神秀的弟子有普寂（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义福（潞州铜鞮，今山西沁县人）等。普寂长期在嵩山传教，后被神秀推荐代己统其法众，神秀卒后，天下好释氏者都师事之。开元十三年（725），玄宗敕普寂于都城居止，当时王公士庶，竞来礼谒。普寂严重少言，来者难见其和悦之容，远近尤以此重之。开元二十七年（739），卒于东都兴唐寺，年八十九，当时都城士庶曾谒者，皆制弟子之服，朝廷下制赐号为“大照禅师”。开元十三年（725），玄宗东巡河洛，特令义福赴东都，居福先寺，十五年（727）放还京师。廿一年（733），玄宗恩旨复令入东都，至南龙兴寺，直至去世（见严挺之《大智禅师碑铭》）。《宋高僧传》卷九还记载：“初（义）福往东洛，召其徒戒其终期，兵部侍郎张均、太尉房琯、礼部侍郎韦陟常所信重，是日皆预造焉。”义福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卒，卒时有制赐号“大智禅师”，葬于伊阙之北，送葬者数万人。

南宗慧能的弟子神会（襄阳人），先后在南阳龙兴寺、滑台（今河南滑县）大云寺传法。天宝四载（745）神会以七十八岁的高龄应请入住东都洛阳荷泽寺，这时普寂和义福都已先后去世，由于他的弘传，使曹溪的顿悟法门大播于洛阳而流行天下（见《宋高僧传》卷八），史称神会一系为荷泽宗。

由此看来，禅宗北宗在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影响最大。杜甫自述自己的禅学渊源曾云：“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双峰寺”即指在湖北双峰寺传法的禅宗五弘忍，“七祖”则指神会。此谓杜甫所崇信的是禅宗南宗一派。仇注曰：“诗云‘门求七祖禅’，意盖主于南宗也。师氏曰：自达摩至慧能，谓之中华六祖。六祖之道，至肃宗方盛，肃宗尝自曹溪请其衣钵供养，是六祖与子美同时先后人也，故求禅言七祖，而不言六祖。”（《杜诗详注》卷一九）其实，神秀虽不得法衣，但其亦承传弘忍之禅法，亦可称六祖，其弟子普寂、义福等，亦可称七祖。且神秀北宗派，主要在洛阳等北方传道，杜甫自不能不受其影响。杜甫还在《夜听许十诵诗爱而有作》诗中说：“许生五台宾，业白出石壁。余亦师粲可，身犹缚禅寂。”这里“粲可”即是禅宗二祖慧可和三祖僧粲，他以慧可和僧粲为师，意思就是说他也是禅宗信徒。但从杜甫现存的诗歌来看，看不出他所信奉的是北宗还是南宗，也可能南北宗兼而信之，总之，是信的禅宗罢了。

杜甫诗中最早出现的描写佛教的作品是《游龙门奉先寺》。龙门即伊阙，一名阙口，在今洛阳市南二十五里。而北宗高僧义福就是在开元二十年于洛阳圆寂，葬于龙门奉先寺的，当时洛阳士庶送葬者数万人，杜甫的好友严挺之为他制碑文。其间的盛况杜甫当应亲历，他游览奉先寺并写这首诗可能就不乏瞻仰追怀的意味。诗中末二句“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就颇有禅意。王嗣奭评该诗云：“此诗景趣泠然，不用禅语而得禅理，故妙。”（《杜臆》卷一）

杜甫的继祖母卢氏，是信佛的，他洛阳的二姑母也是信佛的。由此可见杜甫家族中，亦有信佛传统。杜甫年轻时多有参加与佛教有关的活动，如在开元年间时作《巳上人茅斋》：

巳公茅屋下，可以赋新诗。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迟。江莲摇白羽，天棘梦青丝。空忝许询辈，难酬支遁词。

诗中“江莲摇白羽，天棘梦青丝”即有禅意。杜甫还在诗中自比与佛教常有交往的名士许询，将巳上人比做东晋时著名的僧人支遁，这说明他对佛教已开始感兴趣。杜甫接受佛教，是从中原开始的，随着时间的迁移，他的向佛之心，越来越虔诚。佛教不仅给予他以心灵的慰藉，同时，也给他一些诗增添了灵动和哲思。他那些“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江亭》）禅意盎然的诗句，给人以无限的启发和思考。禅宗“意在言外”的思维方式，也给杜甫诗增添了含吮不尽的美学意蕴。而且，佛家“普度众生”的慈悲思想、“众生平等”和爱惜一切生命等观念，是对儒家的“爱有等差”的仁爱思想的超越，给杜甫的思想添加了新的因素，从而更加难能可贵。